李小云: 反常的河北疫情, 暴露了中国防控最薄弱的环节 | 文化纵横_风闻
文化纵横-《文化纵横》杂志官方账号-2021-01-07 16:34
【导读】近期，河北疫情猛然告急，截至1月7日零时，共新增感染者234例(含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再度揪紧公众神经。与之前国内城市多点散发病例不同，此次河北疫情以农村聚集性病例为主。过去一年里，很多人认为农村是隔离新冠病毒入侵的“净土”，然而这一次疫情，暴露出农村其实是一个被长期忽视的疫情防控薄弱环节。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认为，病毒从来没有城乡差别。尽管2020年初，农村疫情远弱于城市疫情，使公众产生了“城市是瘟疫的易发地，乡村是免疫的天堂”的假象，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封控措施及时有力，有效截断了疫情在农村传播的人口流动条件。但一旦感染者回到农村，在缺乏有效防控措施的情形下，基于村民的社交习惯，病毒很容易在乡村肆虐，而且比城市里更难及时救治和防护。因此，农村——这一被忽视的薄弱环节亟需有效的防控措施，且需要在疫情之后的乡村振兴布局中给予优先发展考虑。作者提醒，大疫并不止于乡野，任何对乡村固有价值的绝对化和浪漫化的判断，都可能将中国现代化道路导向歧途。
本文转自“南都观察家”，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乡村是阻隔新冠病毒入侵的“净土”吗？
**▍**病毒传播有“城乡差别”吗？
2003年非典疫情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大概的意思是农村卫生条件差、医疗设施落后等状况容易导致非典的流行，需警惕非典在农村传播蔓延。而事实上，当时非典并未在农村流行，乡村成为抵御非典入侵的“净土”。
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以后，我也看到了同样的观点，呼吁加强农村的防护，全国的农村普遍上也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封村封路的举措。在2020年的传播与防控过程中，新冠肺炎并未在乡村形成疫情，乡村又成了隔限新冠病毒的净土——这新冠病毒好像也搞**“城乡差别”**。
在新冠疫情传播之初，我看到了一些关于疫情的讨论。这些讨论大都聚焦在公共卫生的治理层面，这其实是关注疫情发生原因最为重要的方面。**但是也有一些讨论涉及到了乡村和城市的发展问题。**虽然并没有观点直接说疫情的发生和城乡之间有相关性，但有的观点还是暗示了，过度的城市化是新冠疫情爆发的重要原因。因为病毒的传播离不开感染源，离不开传播的途径，也离不开人群。城市人口多、居住密集，尤其是城市的工作、娱乐和商业空间经常人满为患。这些特点几乎完全符合任何病毒迅速传播的条件。
相比之下，乡村人口少、居住分散，而且是分户居住，生活生产自足性强，这些空间特点和经济社会特点似乎都不利于病毒的传播。疫情的流行分布可能让人产生**“城市是瘟疫的易发地，乡村是免疫的天堂”**的印象。这种城乡之间的流行差异的确从功能主义的角度，为现代版的乡村主义者提供了乡村价值的某种有力的证据。
**乡村果真是阻隔传染病的净土吗？答案显然不是那样的简单。**无论是非典还是此次疫情，其在城乡间流行的差异都需要系统的、基于数据的研究。
从传播的机制来说，人口量大且聚集度高显然是病毒大规模传播的最基本的因素。因此，乡村人口的过疏化显然是病毒在乡村传播有限的重要条件。但在2020年疫情中，湖北乡村疫情的严重程度远远不及省内城市的原因则可能更为复杂。
首先，就武汉而言，病毒会不会在乡村传播的第一个问题是有多少乡村人口在武汉工作生活；其次，有多少这样的群体感染了病毒并在武汉地封闭之前回到乡村；第三，武汉封闭之后，乡村地区人口的数量是怎样变化的。
也就是说，如果在武汉市里，来自乡村的人口数量很大，其中一部分人感染了病毒并且在封城之前回到了乡村（恰逢春节，返乡人数更多），乡村的人口数量有了很大的增加，那么没有理由认为新冠病毒不会在乡村传播。因为乡村人口虽然居住分散，但一旦外出人员回乡再加上春节礼节性串亲访友、请客吃饭等，其流动和聚集程度往往胜过城市，群体聚集导致的加速传播效应很容易抵消居住分散带来的隔离传播效应。
可惜我没有上述几个方面的数据，难以做出有说服力的结论。但是很明显，新冠病毒从武汉传播到乡村和传播到其他城市的机制是一样的，即取决于从武汉流动到其他地方的人有多少感染者及流动的目的地有多少人口。一旦有很多感染者流动到其他地区，而且这些地区并无任何防御，那么一定会发生疫情的传播，疫情早期在温州的传播就是这样的典型例子。
**▍**2020年，疫情为什么没有在农村形成大规模传播？
那么为什么2020年第一波疫情在乡村没有形成大规模的传播呢？
很显然，首先的因素应该是在疫情发生地计划返乡的农民感染的数量有限（我并不知道有多少）；其次，感染者在没有返乡之前就已经无法返乡，也就是说传播地的封城措施发挥了作用。
在第一波疫情中，没有见到很多关于感染的农民回到乡村导致病毒大规模传播的报道。**而且，现在乡村中“老弱残”较多，一旦在乡村传播，这些群体很容易被传染。**乡村封村封路的作用是防止外部输入和本地输出，没有外部输入的主要原因是在输入地对输出的控制有效，而非乡村的封村封路。
这是基于疫情由城市向乡村传播，并且传播源的输出得到了有效控制条件下的假设讨论。这一假设在很大程度上也符合疫情传播的实际，也就是说新冠病毒的传播并无城乡的偏好，而取决于对病毒传播链的控制。
另一个疫情与城乡问题相关的假设是，**如果有感染者回到乡村，而乡村没有任何防护机制，即使乡村人口居住分散，但是基于乡民假日的社交习惯，病毒也会很快在全村传播。**即便乡村居住的人口有限，但是按照人口传播比例计算，感染率不会低于城市。因为居住的分散性只有在人员不流动的条件下，其隔离的优势才会显现。乡村节日里的走亲访友和请客聚餐，往往会将本来分散的人群聚合起来，即有利于病毒传染的潜在感染群体的聚合大大抵消了居住分散的潜在优势。由此可见，基于第一波疫情没有在乡村蔓延的现象而将乡村看作是疫情不入的净土未免过于天真。
我有一位同事问：“李老师，你说病毒的传播也要基于潜在寄主的数量，乡村人口少，潜在寄主数量少，不就可以避免大的传播吗？”是的，现在乡村的人口少，即使发生疫情，也的确不会导致大的流行，而且由于人少，也容易防控。但这是乡村人口过疏化给疾病传播带来的某种优势，并非乡村固有的抵抗力，一旦人口的景观发生变化，这一优势将会随即发生变化。
在2020年初，有朋友给我发微信说：“小云你在乡村搞了很多的村子，将来可以常驻，有病毒也不怕了。”目前乡村人口少，不利于疾病的传播。但是，一旦很多人都回到乡村，人口增加了，按照现在乡村的卫生条件和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难道未来新的病毒就不会侵入？网上也出现了很多疫情之后乡村价值提升的观点，也的确会有人在考虑将来移居乡村，针对这个趋势的乡村土地问题的讨论估计也会多起来。**乡村居住的人多了，就需要相应的社会服务，各种各样的服务空间也会多起来，乡村也会逐渐趋向城市功能，人多的乡村自然也就没有人少的乡村的优势了。**因此，从疾病流行的角度来捍卫乡村固有价值的论点是值得商榷的。
此次新冠病毒的流行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想象，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将是深远的。随着疫情的发展，人们开始反思过往的生活和发展的范式。远离繁忙嘈杂而不安全的城市、居住在风景优美的乡村估计是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梦想。
我曾在日本考察，发现那里的乡村环境非常优美，甚至乡村从业人员的收入会高于城市的就业人员，但年轻人还是普遍去往城市。日本是由乡村过渡转型为城市的国家，东京这个巨大的城市无疑会有很多城市病，但东京各种生活条件都十分发达，日本的疫情并未因为东京巨大的人口而迅速蔓延。
人类历史上爆发的大传染病并无证据证明与城市化有直接的关系。相反，城市提高了医疗服务的效率。人口的集中虽然有利于疾病的传播，但是人口的集中也为对于在应急条件下的大规模集中控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我经常讲，我是一个传统的发展主义者，这可能与我童年生活在落后地区及以后接触发达国家的经历有关。我主张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但这并不意味我认为城市万能。我主张乡村的现代化，并不意味着我主张乡村的衰落。
我认为乡村不可能回到过去的乡村，流动出来的人口也不可能都回到乡村，没有现代化的城市也就不可能有现代化的乡村。现代化的先行者们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城市化和乡村现代化的经验。现阶段城市和乡村的问题是治理的不足，不能用这些问题否定城市化和乡村现代化的道路。
在快速的城市化下，乡村人口的过疏化导致了乡村的衰落，这无疑是乡村振兴的重要问题。但是如果没有良性的城市化，乡村的衰落是无法扭转的。很多人都把英国和欧陆及日韩的乡村看作是现代化后乡村发展的典范，这些国家乡村的发展无一不与城市化相联系。当然，它们的乡村发展也有很多的问题，依然存在着衰落的现象，但是除非我们回到农耕社会（那也算一种选择），否则就只能面对城市和乡村如何协调发展这一挑战。
中国当前不是城市化过度，而仍然是城市化不足。乡村的振兴不会在逆城市化的过程中实现，新乡村主义思潮恰恰是发生在中国城市化突飞猛进的阶段，这一思潮及时提醒我们重视乡村的价值，推动乡村的振兴。但是，任何将乡村的价值绝对化、浪漫化的判断，都可能把中国现代化道路导向歧途。
**本文原载“南都观察家”，原题为“乡村是阻隔新冠病毒入侵的“净土”吗？”。**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