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秉君：周恩来的情与爱_风闻

周恩来的情与爱

2017-04-24 14:47:35 《党史博览》 2017年4期

徐秉君

周恩来在人们的眼里无疑是一位伟人。伟人一般是指历史上重大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普列汉诺夫曾说过，只有伟人才能成为发起人，因为他们的见识要比别人远些，他们的愿望要比别人强烈一些。但是伟人又是普通人，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有普通人的情与爱，周恩来就是这样的人……

“革命就要独身主义”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周恩来从日本回到天津，立即投入到反帝爱国运动之中。经过五四运动的锻炼，在天津形成了两支学生队伍：一支是以南开学校、官立中学、高等工业学校等男校为主的天津学生联合会；另一支是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为主的女界爱国同志会。这两支学生队伍成为天津学生运动的核心。但由于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这两个组织从未在一起共同联合行动过，更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于是，周恩来开始思考怎样把这两支队伍整合起来并形成统一的力量。

9月2日，周恩来在赴北京请愿后返回天津的火车上，听取了大家的意见，认为应该尽快把两会的骨干分子先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比学联会更坚强有力的团体，作为爱国运动的领导核心。这样不仅有利于当前的斗争，而且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对封建传统观念的一次挑战。

回到天津后，周恩来立即着手组织成立觉悟社。一周后，两个学生会分别提出了初步名单。女界爱国同志会最初提出了8人，天津学生联合会提出了10人，为了体现男女平等，又请女界爱国同志会补充了2名女骨干。经过紧张组织准备，天津爱国学生的进步团体——觉悟社，于9月16日在南马路草厂庵天津学联办公室成立。

在成立大会上，周恩来发表了在觉悟社的第一次讲话：“今天到会的，都是受了二十世纪新思潮的启发，觉悟到对中国社会要从根本上解放……我们要组成团体，出版刊物，以改造学生的思想，进而唤起劳动民众的觉悟，来共求社会的改造。”觉悟社一创立就成为领导反帝爱国运动的一个核心力量，并成为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之一。它作为中国人民觉悟的先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旧中国，与中外反动派进行了彻底的、不妥协的斗争。

觉悟社把天津学生联合会与女界爱国同志会两个团体合并在一起，积极吸收女社员，并使之与男社员享有平等的地位。在当时，男女在一起被认为是伤风败俗的事。为了避免流言蜚语，觉悟社规定，禁止其男女社员有任何恋情的发生。因此，周恩来立志振兴中华，献身救国事业，并抱定独身主义。同时，为了斗争的需要，觉悟社决定用抽签的办法，以号取名，作为通信和写文章的笔名。邓颖超抽的是1号，即叫“逸号”；周恩来抽的是5号，即叫“伍豪”。而另一位女社员张若名，抽的是36号，所以化名为“衫陆”。

1920年1月29日，周恩来率领千余人去直隶省公署请愿，要求废除中日间一切不平等条约、释放被捕代表。据《警厅拘留记》载：“演讲半点钟后，群往省公署，推举男女代表周恩来（南开大学学生）、于方舟（官立中学学生）、张若名（女师范学生）、郭隆真（女师范毕业生）四人求见省长。”四名学生当即被捕。在狱中，他们相互鼓励，坚持斗争。一墙之隔，周恩来与张若名无法见面，但互相关心着彼此的情况。周恩来在日记中记载：“张若名病了几天，今天才知道，去信问伊的病状，接伊的回信知道好了点。”为防不测，周恩来把自己写的两篇手稿《独身主义》《我的忏悔》交给张若名。后来，张若名也把她的狱中日记交与周恩来。他们彼此之间相互信任，甚至把自己的私密东西都交给对方。尽管他们在狱中患难与共，交情甚笃，但由于当时他们还坚持“革命就要独身主义”的思想，谁也没有把内心的情感挑明。

“我的终身伴侣，必须是志同道合、经得起艰难险阻的战友”

1920年7月，在邓颖超等觉悟社社员的积极奔走下，又经多方营救，反动当局被迫于7月17日释放了周恩来、张若名等人。觉悟社考虑到被捕社员的安全，一致主张他们赴法求学。11月，周恩来、张若名等人乘“波尔多斯”号邮轮从上海赴法留学，而邓颖超则留在了国内。

1921年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直接参加中共旅法小组（后发展为旅欧支部），成为中共的创建人之一。1922年，郭隆真和张若名一起加入了由赵世炎、周恩来、李富春组织的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少共组织内，张若名化名“一蜂”。

在法国巴黎留学期间，随着年龄和见识学识的不断增长，周恩来逐渐认识到革命和恋爱并非对立，他在给表哥陈式周的信中说：“吾虽主无家庭之说，但非薄爱情者，爱情与家庭不能并论之见，吾持之甚坚。”这说明他的思想已经转变，并开始放弃“独身主义”。多年后，邓颖超曾对侄女周秉德说：“那时觉悟社的人都说，如果周恩来放弃独身主义，和张若名就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当周恩来和张若名放弃“独身主义”思想后，这对患难与共的战友，惺惺相惜，很快产生了恋情。初恋是美好的，对此周恩来记忆犹新。多年后，周恩来对侄女周秉德回忆他与张若名的关系时说：“开始的确不错。在巴黎，我们先后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我们当年学习马克思主义，主要采取互教互学的办法。张若名的法文好，经常担任主讲人。”由于张若名法语口语比较好，又是女子，便于隐蔽身份，所以她还担负与法共秘密联络的任务。

周恩來和张若名的恋爱关系，是他们到法国以后确定的。正如觉悟社社员先前所预料的那样，一旦他们放弃“独身主义”，两人的恋爱也就成为必然。因为他们的恋爱基础就在于起初两人的志向相同，而且是并肩奋斗的革命战友。特别是张若名在斗争中表现出的激进、果敢及较强的组织能力，以及在生活中的淳朴、爽朗和待人以诚，使周恩来难以忘怀。同样，周恩来的足智多谋、沉着坚定、严谨务实和对革命事业锲而不舍的追求，也给张若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共同的革命理想纽带一样把他们的心灵联结了起来。

然而，周恩来调离后，张若名与当时的接任者、在法国的主要领导人任卓宣意见不合。此人作风粗暴，在他的激进指挥下，张若名在一次会议上完全暴露了身份，受到法国秘密警察的盯梢，险些被驱逐出境。多年从事革命工作，担惊受怕的日子让张若名产生了动摇，她做出了远离革命和政治、专心做学术的决定。对此，周恩来反复规劝也未能使她改变脱离组织的决定。

后来，周恩来与侄女周秉德谈及与张若名分手时说：“秉德，初恋总是特别美好的，要断，这个决心并不好下。起先，我也努力过，多次劝她，希望她能正确对待，能更坚强一些，不要因为受点委屈就退党，可她听不进去。她说自己累了，想从事文学研究工作，再不过问政治了。”

两人最终分手的原因在于双方人生价值观的不同。志向不同，两个人就不会走远。周恩来必须做出抉择。张若名宣布退党之前，是有个“经过反复痛苦的思想挣扎”的心路过程的。与此同时，周恩来对终止与张若名的恋情也有个复杂过程。最后，张若名还是宣布退党了。这促使周恩来最终下定决心，结束这段恋情。

多年后，周恩来是这样回忆的：“张若名因为出身问题，在党内受到审查。又因参加政治活动，遭到法国警察几次跟踪盘问。她感到委屈和不满，决定退出党组织，留在法国专心读书。”

这段恋情对周恩来触动很大，促使他思考自己该找一个什么样的伴侣。经过反复考虑，他选择了尚留在国内的邓颖超。后来，周恩来回忆这一转变时说：“我是认定马克思主义不变的，我的终身伴侣，必须是志同道合、经得起艰难险阻的战友。于是我主动与张若名说清楚，开始与邓颖超通信，还向她求婚。”

“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

在旅欧期间，周恩来与国内的觉悟社成员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其中也同邓颖超有鸿雁往来，但她一直没往恋爱那方面想。邓颖超知道周恩来主张独身主义，后来也知道他在法国有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朋友，所以尽管两人书信不断，即使周恩来向邓颖超发出含蓄的表示，她也不往那方面想。

1923年春的一天，邓颖超收到周恩来从法国巴黎寄来的一张装在信封里的明信片。她拆开信封，不禁有些好奇。以前，周恩来从法国、英国、德国给她寄过许多张明信片，从来都是直接寄出，这次却加了一个信封。邓颖超仔细一看，这是一张印着油画的明信片，画面上是在鲜花盛开的春天里，三个披散着金色秀发的美丽姑娘正迎风奔跑。明信片背后，是周恩来苍劲有力的笔迹：“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打破一向的束缚！勇敢地奔啊奔！”

邓颖超突然感到一股从来没有过的甜蜜情感在涌动，心灵也受到强烈震撼，她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一切。邓颖超的两位好友李峙山和谌小岑把明信片拿过去仔细一看，不由得会心一笑。李峙山笑着说：“哎呀小超，你还不明白，这是伍豪在向你表示呀！”邓颖超顿时心慌意乱，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邓颖超平静下来后，不免还是有些顾虑。她知道周恩来一向抱定“独身主义”，怎么会改变呢？她也知道张若名是和周恩来一起蹲监狱的患难战友，如果放弃“独身主义”，他俩才应该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她不明白周恩来为什么会对自己这样表示，权衡再三，还是决定把原因搞清楚。她在给周恩来的回信中含蓄地问：“你不是一向抱独身主义的吗？现在有什么新的想法？”

周恩来很快就回信了，信中回答了邓颖超提出的疑问。到欧洲后，他认识到革命和恋爱并非对立的，独身主义的主张已经改变。马克思和燕妮、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都是理想的革命伴侣。在法国，他的好朋友蔡和森和向警予、李富春和蔡暢都恋爱结婚了。朋友们也希望他能选择一个志同道合的终身伴侣。周恩来坦率地说，身边是有一位比较接近的朋友，可他觉得对方经受不了革命的艰难险阻。而他已决定把一生献给革命事业，唯有勇敢坚强的小超才能和他终身共患难、同奋斗。他希望尽早得到她的明确答复。

之后，邓颖超又收到周恩来从法国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在这张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画像的明信片上，周恩来写道：“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

邓颖超被周恩来的真情深深打动了。她立即给周恩来回信：我们思想相通，心心相印，愿相依相伴，共同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长期纯洁的友谊陡然升华为美妙热烈的爱情，促成了一桩绝世姻缘。

“深深地吻你！轻轻吻你！”

对周恩来和邓颖超来说，他们首先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其次才是一个屋檐下的伴侣。无论是在危机四伏的白色恐怖期间，还是在险象环生的战争年代；无论是在夺取全国胜利的岁月，还是在艰难曲折的建设时期，他们都是最亲密的战友和伴侣，信念坚定、互敬互爱、生死与共、福祸同当。

1924年9月，周恩来回到国内。他先后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工作异常繁忙。

1925年8月初，邓颖超也奉命从天津到广州，就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妇女部部长，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和周恩来结婚。在船上，她憧憬着与周恩来分别5年后重逢的那一刻，可是到了码头却不见他的身影。好在她有地址，便自行前往。周恩来那天确实很忙，便安排警卫副官陈赓去接邓颖超，由于码头人多没接到，返回住地才遇到她，便说明了缘由。邓颖超顾不上休息，便急着要去看看大革命后的广州，陈赓就带她先去了文明路上的中共广东区委，人家说周恩来刚走。陈赓又带着她赶到省港罢工委员会，当时委员会的领导人正在开会，苏兆征、邓中夏、陈延年、周恩来都在那里。周恩来见邓颖超来了，只是远远地点了一下头，连一句话也没顾得上说。开完会连个招呼也没打，就和陈延年一起走了。

邓颖超到广州的第一天居然和周恩来没说上一句话，她也因为宵禁提前回不了住处而在外面凑合了一夜。第二天，她就挑起了工作的担子，协助何香凝开展妇女工作。直到晚上，邓颖超下班后，走进住处才听到周恩来的笑声。他正同陈赓说：小超真积极，昨天刚到今天就急着上班，现在是我等她。这天晚上，周恩来特意领邓颖超去了一家有名的老店太平馆吃烤乳鸽，一来是欢迎邓颖超到广州工作，二来也是庆贺他俩重逢和结婚。他们没有举行结婚仪式，也没请客人，两人住到一起就算结婚了。他们既没有蜜月也没有婚假，第二天照样分头上班。周恩来正忙于组织指挥省港大罢工，邓颖超则到广东区委上班。就这样开始了他们爱意深长、聚少离多、忠贞不渝、旷日持久的爱情。

艰苦危险的环境，磨砺锤炼他们的爱情。然而，在革命的危急关头，他们始终把党的利益摆在第一位，其次才是个人的情感。为了革命事业，邓颖超两次怀孕都未能保住孩子。特别是第二次生产正值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白色恐怖时期，邓颖超的身体因此受到严重损害。此后，他们便失去了做父母的机会，造成了永远也无法弥补的遗憾。

20世纪30年代初，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在上海坚持斗争。这时中共已经转入地下工作，为了躲避特务的跟踪，中央机关不断变换驻地。邓颖超总是扮成普通的家庭主妇，提着菜篮子四处奔走，以寻找安全可靠的驻地。她机智灵活，不断总结秘密工作经验，保证了中央机关的安全。

长征途中，周恩来和邓颖超彼此很少见面，只是在邓颖超重病和周恩来病危的时刻，他们夫妻才有几次短暂的相聚。在红军攻克贵州黎平后，邓颖超肺病发作，大吐血。周恩来非常着急，接邓颖超到他住的地方进行照顾。当时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红军进行整编，周恩来异常繁忙，实际上也没能对邓颖超好好照顾。后来，干部休养连在贵州盘县五里牌遭敌机轰炸，伤亡十几人。毛泽东、周恩来半夜赶来看望休养连的同志和伤病员。周恩来顺便看望了邓颖超，只说了几分钟话就走了。这就是周恩来能给邓颖超的安慰与关怀，他还有更多更紧急的军务要处理。

红军连续作战，以粉碎敌人的围追堵截。其间，周恩来超负荷工作，紧张时甚至整夜不睡。到毛尔盖后，由于粮食缺乏，周恩来便同大家一起吃野菜，身体终于支持不住了，一连几天发高烧，不能进食，肝部肿大。邓颖超急忙赶来后，看着病重的周恩来，不禁潸然泪下。起初认为周恩来患的是疟疾，后经医生检验，最后确诊为肝炎，已变成阿米巴肝脓疡，急需排脓。但受条件限制，医生只能让警卫员到30公里以外的高山上取冰块冷敷在周恩来的肝区上方，控制炎症不再发展，引导向下排脓。

连续三天三夜，周恩来昏迷不醒。邓颖超当时也在病中，但谁劝她休息都不管用，一直守护在周恩来身边。用冰块从上午10点敷到傍晚，周恩来逐渐清醒，不时地呻吟着，随即排出了大量的脓液，高烧才慢慢地消退了。

紧接着就要过草地。这时周恩来的身体十分虚弱，毛泽东非常着急，一再嘱咐彭德怀：“周副主席不能再骑马了，要组织力量抬着他顺利过草地，不能有半点闪失。”彭德怀当即组织担架队抬周恩来过草地。担架队是从运送迫击炮的战士中抽调的。彭德怀下了死命令：“把带不走的迫击炮埋掉，宁可损失一百门大炮，也要把周恩来抬出去。”干部团团长陈赓自告奋勇当担架队队长，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见人手不够，也主动加入担架队。

邓颖超在过草地时，因为急着跟上队伍从马上摔了下来，陷进泥潭动弹不得，过了好长时间才被后面赶上来的部队救了起来。第二天她就开始发高烧，这时周恩来也在发高烧。可是医生仅有一支退烧针，权衡再三，最后把退烧针注射给了周恩来。后来，周恩来的高烧奇迹般地退了，邓颖超也凭顽强的毅力挺过来了。

邓颖超在1944年11月12日给前往重庆参加谈判的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至今读起来仍使人的心灵为之震撼！

来：

你走了三天了。我可想你得太！

这回分别不比往回，并非惜别深深，而是思恋殷殷！这回我们是在愈益热爱中分别的，何况在我还有歉意缭绕心头呢！我真想你得太！

你走了，似乎把我的心情和精神亦带走了！……

你走了，渝办寄来各件，已处理，你可勿念。……

深深地吻你！轻轻吻你！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一生都在为革命奋斗，这种个人的悲欢离合只能服从于革命利益和大局。因此，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他们总是聚少离多，并把两人之间的爱，无私地融入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大爱之中了。

“我们的爱情是深长的，是永恒的”

周恩来曾经说过，邓颖超对他的爱是“热情和理智交织着”。在实际生活中，他们更多的是相互理解、默默关爱和相互支持。偶尔，也不失浪漫。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共和国第一任总理，日理万机，工作比一往任何时候都繁忙，邓颖超对他给予了充分理解和大力支持。为了不影响丈夫的工作，她经常用小纸条表示关心，提醒工作和生活中需要注意的事情。

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为开创新中国外交局面耗费了大量精力，并积极开展外交活动。然而，台湾特务机关千方百计加以阻挠破坏，甚至不惜用暗杀手段来达成罪恶目的。1955年4月，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台湾特务机关准备趁機策划一起爆炸案，妄图谋害周恩来和中国政府代表团其他成员。邓颖超得知这一情况后，毅然提笔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嘱咐他：“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类进步崇高的事业，为了你能做更多的工作，你必须善于保卫你自己。”

1969年9月3日，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逝世，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前往吊唁。当时越战正酣，最令人担忧的就是周恩来和代表团的安全。毛泽东对其安全也非常关心，直到周恩来率代表团平安返回北京后，他才松了一口气。

邓颖超的担心更是可想而知，但她表现得非常平静。当得知周恩来的专机安全降落在首都机场时，她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那天，所有在家的工作人员都聚集在客厅迎接周恩来归来。当周恩来一进门，邓颖超就快步迎上，边走边说：“哎呀，老头子，你可回来了，你得亲我一下。我在电视上看到你在越南亲吻了那么多漂亮的女孩子。你得同我拥抱，同我亲吻。”邓颖超的话让身边的工作人员顿时目瞪口呆。周恩来哈哈地笑着，把邓颖超揽到怀里，温柔而又有风度地紧紧拥抱，接着深深地在妻子的额头上吻了一下。这一温情浪漫的画面久久地印在了大家的心里。

至于家事大都是邓颖超一手料理，对此，周恩来感念在心。一次，在与著名剧作家曹禺谈起家事时，周恩来感慨地说：“小超忙，我更忙。我们周家是个大家族，亲戚来找我的太多了，都是小超替我料理。我家的事，不叫我操心，真感谢她了。”

“文化大革命”时期，周恩来更是超负荷工作，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在邓颖超的心里，她深知丈夫肩上的担子有多重，既不能阻挠，也不能去打搅他，只能用默默的关爱来支持他。1971年3月，在周恩来出访越南前夕，邓颖超又像往常一样给他递上纸条：“你从昨天下午六时起床，到今天晚上十二时睡的话，就达卅小时，如再延长，就逐时增加，不宜大意，超过饱和点，以至行前，自制干扰，那你应对人民对党负责了！！万望你不可大意才是！！这是出于全局，为了大局的忠言，虽知逆耳，迫于责任，不得不写数行给你。你应善自为之。”字里行间既是关爱，更是责任。

1975年，周恩来病倒了，在三○五医院他接受了第三次大手术，然而奇迹并没有出现，病情反而出现恶化的趋势。这时，周恩来预感到自己时日不多，便对邓颖超说：我对自己的病有所预料，还能活半年。在场的工作人员都忍不住流下了泪水。这次周恩来住院总共587天，却没有一天不心系工作。邓颖超每天到医院照顾病重的丈夫，而且从来都不让秘书陪同，都是自己一个人前往。

在周恩来病危期间，有一天他突然对邓颖超说：“我肚子里有很多很多话没给你讲。”邓颖超看看他说：“我也有很多的话没给你讲。”两人只是心有灵犀地深情对视着，最后还是邓颖超说：“只好都带走嘛！”周恩来沉默无言。

1976年1月8日9点57分，周恩来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静静地走了。邓颖超颤抖着双手抚摸着周恩来的面颊，轻轻地吻了一下他的额头，无限哀伤地哭着：“恩来，你走了……”

在邓颖超的心底，最珍贵的情感是她与周恩来之间的战友之情。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特意定制了一个花圈敬献在周恩来的骨灰盒下，并将她对周恩来的全部感情凝聚成四个字，在花圈洁白的缎带上写下“战友小超”。

1988年春，当西花厅的海棠花再度盛开的时候，年已84岁高龄的邓颖超抚花思人，秉笔直书，在《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一文中倾诉着她对周恩来无限的思念和真挚的情感：“我们之间谁也没有计较谁的相貌，计较性格有什么差异。为共产主义的理想奋斗，这是最可靠的长期的基石和保证。我与你萍水相逢，不是一见倾心，更不是恋爱至上。我们是经过无意的发展，两地相互通信的了解，到有意的、经过考验的结婚，又经过几十年的战斗，结成这样一种战友的、伴侣的、相爱始终的、共同生活的夫妇。把我们的相爱深化到人民中间，融化在同志之间，融化在朋友之间，融化在青年儿童一代。因此，我们的爱情生活不是简单的，不是为爱情而爱情，我们的爱情是深长的，是永恒的。”

邓颖超的这些心里话，充分表达了她与周恩来相爱相伴的战友之情、伴侣挚爱，这也是他们一生挚爱的总结。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因病去世。根据她生前的嘱托，身边的工作人员用1976年盛装周恩来骨灰的那个骨灰盒，再次盛装邓颖超的骨灰，运到海河，将其撒在16年前抛撒周恩来骨灰的同一个地方，让他们在相识相爱的地方再度重逢，伴随着默默流淌的海河走向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