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鸿达：伊斯兰革命视域下的伊朗发展观察_风闻

来源： 鸿观中东

作者：范鸿达（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内容提要：20世纪70年代末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巴列维王朝随之被延续至今的伊斯兰共和国取代。伊朗现政权视伊斯兰革命是一个延续至今的存在。伊斯兰革命带有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革命后伊斯兰什叶派教士成为伊朗的主宰，最高宗教领袖也随之成为伊朗的头号决策人物。伊斯兰革命不仅在伊朗实现了教士治国的初衷，亦使伊朗摆脱了对外部大国的依附，实现了国家的独立自主，在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也给民众提供了不同程度的保障。另一方面，伊斯兰革命四十年来伊朗与美国、以色列、沙特等多个国家的关系相当不理想，这严重影响到伊朗经济的顺利发展，并给民众生活的改善造成重大困难。特朗普总统上台后给予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更严厉的所谓“极限施压”，这加剧了伊朗本就已经存在的紧张态势，其国家状况进一步恶化。伊朗要跨越目前的发展瓶颈唯有进行大幅度的内政外交改革，这对伊斯兰革命而言是生命攸关的挑战。

伊朗德黑兰自由塔（图源：pixabay）

伊朗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突然遭遇伊斯兰革命，并于1979年结束巴列维王朝的统治迎来延续至今的伊斯兰共和国。伊斯兰革命并非只是一时之举，革命领袖霍梅尼认为它“犹如初生的婴儿，尚需哺育、培养方能长大成人”，当下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仍然被称为“伊斯兰革命领袖”，伊朗现政权认为自己的伊斯兰革命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伊斯兰革命胜利四十周年前夕，哈梅内伊的官方网站推出其在不同时期讲到的伊斯兰革命取得的重大成绩，包括“独立自主、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尊严”、“提升伊朗在世界的地位，激励世界上追求真理的人”、“提高民众自由度、鼓励年轻人自由思考、自由讨论”、“提高公共福利，改善基础设施”、“精神文明建设”、“建立社会公正”、“打击腐败现象，严惩腐败分子”、“坚决抵制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势力”、“科技与工业发展”、“医学发展”、“和平利用核能”等。2019年1月底笔者受邀参加伊朗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处在北京举办的“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四十周年学术座谈会”，会议资料上也清楚列举了九十项伊斯兰革命四十年来伊朗在文化、艺术、科学领域取得的成就。

尽管伊朗现政权认为伊斯兰革命取得诸多成就并因此而继续坚持，但过去四十年伊朗处境和发展之艰难是显而易见的。革命后国内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相当激烈的斗争和残酷的两伊战争让伊朗付出沉重代价，美国主导的严厉国际制裁是伊朗延续至今的发展桎梏，近年来伊朗在中东的势力扩张更是令其深陷多国意欲联手打击的境地。国内民众的不满情绪日益提升，国外反对者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当下的伊朗可谓是内外交困、情势紧张。欧美学者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多有负面评论或批评，一些久居国外的伊朗人、特别是因为伊斯兰革命而离开祖国的伊朗人对伊朗现政权更是缺乏好感。显然，伊朗（现政权）内外对伊斯兰革命、对过去四十年的伊朗发展存在相当大的认知偏差，或者过度美化或者极力贬低，两种视角的观察都存在客观性相对不足的特点。本文在对伊朗多次深度田野调查和在伊朗高校任教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观察、访谈和体验，拟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和伊朗过去四十年的发展做一简单梳理和评述，以求更为客观的认知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和国家发展。

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的背景

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精神导师是伊斯兰什叶派宗教领袖霍梅尼，革命的对象是亲美的巴列维国王或巴列维王朝，1941年9月巴列维国王接替父王出任1925年建立的伊朗巴列维王朝的第二任国王。巴列维王朝的这两个国王都严格限制伊斯兰宗教势力的影响力，大力推进国家的世俗化和西方化，利益和理念均受到伤害的宗教势力因此对该王朝敌视有加。1962年伊朗政府针对地区选举的某些规则进行了修改，取消候选人和选举人一定为穆斯林的规定，当选者面对《古兰经》就职宣誓也被取消，政府此举在宗教界引起强烈反响，宗教圣城库姆很有影响力的宗教学者霍梅尼等人迅速就以下事项达成共识：第一，直接向巴列维国王抗议；第二，写信给各城的宗教领袖，呼吁他们加入到自己发起的抗议和运动；第三，安排每周会议以就接下来采取何种行动达成一致。之后政府和宗教学者进行了几次电报沟通，库姆、德黑兰和其他城市也爆发了民众抗议大游行，致使两个月后政府不得不取消先前做出的修改地方选举的规则决定。

1963年初，巴列维国王开启名为“白色革命”的全面社会经济改革，霍梅尼视之为美国利益服务的计划，呼吁人民要认清巴列维国王所谓改革的真实意图，并以宗教领袖的身份签署法令，禁止人民参加针对“白色革命”方案的全民公决投票。随后库姆出现民众抗议活动，政府与伊斯兰阶层的对抗日益加剧，霍梅尼与巴列维国王政权之间的矛盾也不断恶化。伊朗时间1963年6月5日国家情报组织和警察袭击了霍梅尼住所，把他从库姆带到德黑兰，这一事件立即招致库姆和德黑兰两地支持霍梅尼的民众的抗议，随后设拉子、马什哈德、卡尚等其他伊朗城市也给予响应。面对此景，近两个月后政府于8月初从监狱中释放了霍梅尼，改为软禁，直到1964年4月初霍梅尼才被准许返回库姆，他的回归受到当地追随者的热烈欢迎。

重返库姆的霍梅尼利用一切机会向民众表达自己对伊朗时局的看法，呼吁民众要认清现实，比如6月29日在对到访的教士们发表谈话时霍梅尼说：“这些时间不是用来坐在家里和礼拜的，这些时间是用来战斗的。”1964年10月13日，伊朗官方正式通过法案，授予在伊朗的美国人治外法权，也就是美国人在伊朗犯了法伊朗不能对其进行审判。霍梅尼称此法案为“投降法案”，巴列维国王也因此被霍梅尼视为美国的走狗。霍梅尼认为，如果宗教领袖具有充分影响力，伊朗就不会成为从前英国、现在美国的奴隶，以色列就不会控制伊朗经济、以色列的商品就不会出现在伊朗。霍梅尼的如是见解与主张激发了其支持者对政府的严重不满，自然令政府大为不悦，霍梅尼遂在11月4日被捕，并被立即带到德黑兰，并在那里的梅赫拉巴德国际机场（Mehrabad International Airport）登上流亡他国的航班。霍梅尼首先被流放到土耳其，在波尔萨（Bursa）市待了11个月。1965年10月5日霍梅尼离开土耳其进入伊拉克，在什叶派圣城纳贾夫继续其流亡生活。1978年10月4日霍梅尼又被伊拉克要求离境，遭到科威特的拒绝进入后霍梅尼流亡到法国，在巴黎近郊度过了流亡生活的最后岁月。

在霍梅尼流亡海外的这十几年内伊朗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借助美国在冷战视野下的几乎全方位的帮助和石油收入的猛增，1960-1970年代伊朗经济统计数字获得快速提升，人均GDP从1965年的245.6美元激增到1977年的2146.6美元，以致有人惊呼“1960年以后的伊朗工业增长速度之快，在历史上几乎是独一无二的”。但这只是伊朗发展的靓丽一面，在其背后巴列维国王已经在遭遇日益严重的统治危机，除了与宗教界越来越尖锐的矛盾外，巴列维国王还不得不面对以下诸多难题：改革的宣传目标与实际进展相差巨大，从而让民众产生重大心理落差；大量农村居民涌入城市，但没有足够就业机会从而导致严重城市危机；国家石油财富的激增没能相应改善民生，国王把巨额石油收入投入到军事建设方面，而且国王家族和政府腐败问题相当突出，民怨四起；情报组织对官员亦实施监控，这令巴列维国王面临更多的抵触情绪；巴列维国王外交的日益独立与美国对伊朗的定位发生矛盾，华盛顿对他的支持逐级下降，甚至还和沙特一起推动了给巴列维国王带来沉重打击的1977年世界石油大降价。

这样，到1970年代后期，反巴列维国王的情绪在伊朗内外不断积聚蔓延，再加上石油价格的下降，内忧外患的伊朗国王在1977年初哀叹：“我们破产了，似乎一切都注定要慢慢陷于瘫痪，同时我们已经计划好的很多项目都要推迟……今后将会非常艰难。”1978年伊始伊朗就接连爆发反国王的群众性活动，进入9月份后抗议群众和政府的激烈对抗不断发生，即使先前摇摆不定的那些人也认可了霍梅尼关于推翻国王政权的主张，以霍梅尼为首的伊斯兰激进势力在反国王的群众运动中影响力不断上升，“伊斯兰革命”风生水起。随着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蓬勃进展，巴列维国王的统治已是日薄西山，1979年1月16日巴列维国王终于登上流亡海外的飞机，1979年2月1日霍梅尼结束超过十四年的流亡生涯回到德黑兰，并很快就见证了伊斯兰革命的胜利。

霍梅尼（左图）；巴列维国王（右图）

伊斯兰革命两大目标的实现

伊朗伊斯兰革命能够一举推翻巴列维王朝，这说明它的爆发存在相当大的合理性。伊斯兰革命的两个最为流传的口号是“打倒国王”和“打倒美国”，其蕴含的两大政治诉求是推翻巴列维国王并建立伊朗的伊斯兰统治秩序，以及实现国家的独立自主，伊朗伊斯兰革命在这两个方面均取得成功。

1. 伊斯兰发展道路的确立

霍梅尼认为伊斯兰革命首先是一场精神革命，其次才是政治和社会革命，因此意识形态色彩是这场革命的突出特征之一。以霍梅尼为代表的伊朗宗教势力对巴列维王朝充满敌意，其中的核心原因是该王朝的缔造者礼萨国王和继任者巴列维国王均选择了西方化和世俗化的国家发展之路——巴列维国王在这方面走的更远——他们有意识地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排挤和打压伊朗宗教势力，利益受损的宗教势力自然对巴列维王朝愤恨有加，更何况这还涉及到价值观的问题。霍梅尼本人十分厌恶西方化，他认为“西方教育使人类失去人性……如果我们不摆脱西化的影响、不更换脑子、不重新认识自己的价值，那我们是不能独立自主的，终将一无所有”。西方化是如此之可恶，霍梅尼显然不认为它是伊朗所应该追求的，更何况在他看来伊朗本身就有适合自己发展的模式——伊斯兰秩序。

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征服伊朗萨珊王朝后，伊斯兰教便开始了在伊朗的传播与发展，16世纪初期兴起的伊朗萨法维王朝把什叶派伊斯兰教确立为官方宗教，伊斯兰宗教势力在伊朗的地位因此有了明显提升，伊斯兰势力在近代以来的伊朗民族民主运动中还发挥了不可忽视的正面作用，所以在巴列维王朝建立之前的相当长时期内伊斯兰宗教势力在伊朗的形象还是比较正面的。到巴列维王朝时期什叶派伊斯兰势力仍然是一个强大的存在，很多伊朗人特别是中下层人民倾向于选择伊斯兰生活方式，这些人和宗教势力一样不喜欢20世纪60-70年代伊朗日益西化的生活方式，特别反感70年代伊朗盛行的情色影视作品。

这样，在70年代末期反抗巴列维国王的斗争中伊朗伊斯兰宗教势力并不孤单，他们有大量的穆斯林国民的配合与支持，这使得伊斯兰势力在与其他政治势力角逐中占得先机。1979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宣告成立，伊斯兰宗教势力取得了国家控制权，在新政权中宗教领袖成为迄今伊朗的头号决策者，伊朗伊斯兰统治秩序得以确立，就推翻旧制度构建新制度这个角度来看，伊朗伊斯兰革命显然取得了成功，这也是当时伊朗对国家发展道路的探索与尝试。既然是新的尝试，与前王朝相比国家此后的发展就有三种可能——更好、更坏、持平。从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四十年来的发展来看，伊朗的现实国家发展距离人民的期望甚至是政权当初的承诺还有差距，这也直接导致伊斯兰教法学家治国的政治体制遭受了日益严重的挑战。

2. 国家独立自主的实现

除了确立国家的伊斯兰发展道路外，以宗教领袖霍梅尼为精神导师的伊斯兰革命的另一个关键诉求是实现伊朗的独立自主。历史上伊朗命运多劫，公元前4世纪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从而进入自身历史的所谓“希腊化时期”；7世纪被阿拉伯人征服，波斯人随之被迫抛弃自己的宗教信仰并逐渐改信伊斯兰。虽然16世纪初萨法维王朝的崛起中兴了伊朗，但是其后的恺加王朝却沦为近代西方特别是英国俄罗斯对外扩张的牺牲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刺激下苏联、英国、德国、美国等世界豪强更是竞相角逐伊朗。通过美国支持的伊朗1953年政变重新掌控国家后，巴列维国王对华盛顿感恩戴德从而开启了亲美外交，美国遂成为巴列维国王最重要的外部支持力量，华盛顿对伊朗的内政外交亦多有涉入。

事实上随着国内地位的巩固和伊朗石油收入的增长，巴列维国王本人也已经在追求外交和国家发展的独立性了，但是并未成功，就像他在伊斯兰革命后流亡时期所记述的那样，“每当我独立自主地干些事情时，他们（西方国家）就要这样钳制我”，“每当我的政策与他们的政策相悖时，西方就结成一个有组织的阵线反对我”，“美国想把他（伊朗首相埃玛米）赶下台而让追随自己的人担任首相。此人就是阿里·阿米尼。当时，特别是在约翰·肯尼迪当选总统之后，我抵御不了如此巨大的压力……我终于给予阿米尼这个职位”。终其一生，巴列维国王也没能摆脱对美国的依附和华盛顿对伊朗内部事务的干涉。

外族、外国的侵略干涉给伊朗人留下深深创伤，所以伊斯兰革命力求摆脱外国特别是美国对伊朗的控制、实现国家的独立自主。伊斯兰革命提出“不要西方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的思想路线，霍梅尼也曾说“我们不用美国庇护，不用苏联庇护，不用其他任何列强庇护”，这都是伊斯兰革命对独立自主诉求的鲜明体现。1979年至今伊朗尽管遭遇重重困难，但是期间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控制甚至干涉伊斯兰共和国内部事务，当下伊朗对世界大国也没有了依附性质的言听计从。就国家内政外交的独立自主性而言，伊斯兰共和国的确取得了明显进步。但与此同时也必须要注意到，过去这四十年伊朗的国际处境相当险恶，与西方和以色列、沙特等周边国家的糟糕关系严重制约了伊朗的国家发展。

部分社会保障安排

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以来伊朗遭遇诸多发展困难，国家经济形势较为惨淡，在此状况下伊朗仍然还是有一些值得提及的民生保障，比如教育、医疗保险以及对为国捐躯者的家属保障等。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公立学校教育保障。革命后伊朗的学校分为宗教、非宗教两大类，非宗教学校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宗教学校，非宗教学校从小学到大学又分为免费的公立学校和收费的私立学校。伊斯兰共和国公立大学的绝大部分学生是免费的，而且大学餐厅对这些大学生还有大幅度的优惠，2016年下半年笔者在伊斯法罕大学任教，发现学生花大约2元人民币就可以在餐厅领取一份市价约为13元人民币的套餐。值得注意的是公立大学并没有因为不收学费而减少对学生提供的便利，比如校园广大或有不同校区的公立大学有免费学校大巴运送学生和老师。目前伊朗质量好的高校基本都是公立大学，高等教育部所属的公立大学有141所，此外还有48所隶属卫生部的医科高校，伊斯兰革命以来只要认真学习成绩优异，在伊朗学校教育方面花费甚少。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医疗保障。当下伊朗国民基本不用太担心就医费用问题，因为有全覆盖的医疗保险。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医院有两个体系——公立和私立，在医生、医疗器械、医院环境等各方面私立医院相对较好，当然其就医费用也比公立医院贵一些，医疗保险可以报销的比例公立医院也高于私立医院。伊朗当下的医疗保险是分等级的，没有工作的成年人只能购买最低等级的医疗保险。伊朗的医疗保险属于即买即用型，2018年夏天一位没有任何工作的伊朗朋友做一个胸部手术，她只提前一天购买了一份她只可以购买的最低等级的保险，结果保险费、在公立医院的住院、就医、手术费加在一起还不到人民币200元。（当时伊朗平均工资水平大约是每月2000元人民币。）

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政府对烈士及其家属的尊重和赡养。伊斯兰共和国诞生后不久伊朗就陷入了与伊拉克的战争，长达八年之久的两伊战争造成数十万伊朗人丧亡，大量烈士随之产生。伊朗政府对烈士家属提供足以让其有相对不错生活的保障，并成立专门的政府部门负责此事。笔者一位伊朗朋友的爸爸是在两伊战争期间牺牲的有一定级别的军官，爸爸牺牲后政府为她妈妈和她提供延续至今的月度现金补助，这可以让她们过上至少不低于当地中等水平的生活，她在上学、就业等方面也享受作为烈士子女的特殊照顾，而且她自己的孩子也可以就读专门的烈士学校。除了两伊战争烈士外伊朗还有其他为国捐躯者，比如近些年来在叙利亚战场上牺牲的伊朗人，他们的家属也享受政府的保障。烈士荣誉的崇高和家属生活的保障是增进伊斯兰共和国爱国情操的重要因素。

除了教育、医疗和烈士家属保障外，随着世界石油价格的提升，内贾德总统时期伊朗政府还开启直接向每个家庭发放年度现金的做法，伊朗的大饼、鸡蛋等基本民生用品也以非常低的官方价格出售，这说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让利于民的。

经济发展不理想

虽然伊斯兰共和国在上述几个方面做出了较好的制度安排，但是当下民众面临的总体生活压力仍然很大，就业机会的匮乏和工资水平的低下是目前伊朗人特别是年轻人的梦魇。特朗普总统上台以来美国加大了对伊朗的打压力度，这令伊朗的国际处境更加艰难，国内困难也明显加剧，2018年以来伊朗货币里亚尔暴跌，包括肉类等在内的一些生活必需品价格也有大幅度上涨，民众生活的困难度增加，2019年3月伊朗当局甚至重提凭票供应一些生活必需品的制度，这都鲜明表现出伊朗当下民生的艰难，也再次凸显了伊斯兰革命后伊朗经济发展不力带来的严重弊端。

过去四十年伊朗历经了政权更迭、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严厉的欧美等国际制裁和剑拔弩张的“伊核危机”，再加上国家体制本身日益凸显的问题，从而造成伊斯兰共和国的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尽管各国GDP统计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可以反映各国、各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表1是伊朗和韩国、中国、中东不同时期的GDP总量比较，以及各时间段这几方GDP总量增幅的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在1960-1979年间，就GDP增幅而言伊朗傲视韩国和中国。但是1979年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期间伊朗不仅与中国、韩国的GDP增速相差甚远，即使与1960-1979年间伊朗自身的发展速度相比也没有优势，而且1979年后它的GDP增速甚至还落后于中东的整体水平（见表1）。

从表1可见，不管是横向还是纵向比较，都说明伊斯兰革命后伊朗经济发展速度的放缓，这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而言已经成为一个日益严峻的问题，因为人民已经从这种种比较中看到了当下伊朗发展的差距，更切身感受到自己生活的艰辛。目前在伊朗民众之间弥漫着相当明显的额不满情绪，这对政府来讲是一大威胁，2017年底到2018年伊朗多个城市出现的民众抗议已经说明了这一点，而很不乐观的国际处境则进一步加大了伊朗面临的发展困难。

国际处境困难

纵观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迄今的对外关系，不得不说它的国际发展环境相当困难。伊朗伊斯兰革命的鲜明特征之一是反对美国，这主要是由巴列维国王对美国的依附以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伊朗的控制所致。在伊朗伊斯兰革命者眼中美国是一个恶魔般的存在，一定要竭力反对和打击美国，伊斯兰革命领袖霍梅尼就曾直言：“我们对美国不抱任何奢望，而是要把美国踩在脚下。”在仇视美国情绪的推动下，1979年11月伊朗青年学生占领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并把几十位美国外交人员扣押长达444天，酿造了给美伊关系造成灾难性影响的“美国人质危机”，这不仅导致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新生的伊朗政权实施强力制裁，而且也给伊朗的国家形象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在之后的两伊战争、伊朗核等诸多问题上，美国均站在打压伊朗的一边，西方其他国家也基本追随美国的伊朗政策。

迄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仍处于美国非常严重的制裁下，伊朗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发展依然相当困难。对伊朗尤其不利的是，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从参选到现在一直是伊朗现政权的坚定反对者，他上台以后美国对伊朗施加了更大压力。另一方面，伊朗与俄罗斯、中国等非西方大国的关系也是不温不火。伊朗与俄罗斯、中国等大国的关系的确要比伊朗-西方关系更好一些，即使是在伊朗遭受严重国际制裁的情况下，中国也与伊朗保持较高水平的经贸往来，俄罗斯在叙利亚战场上与伊朗也多有协作。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伊朗骨子里面更倾向于和欧美而不是东方交往，这一点尤其体现在2015年伊朗核协议签署后的一段时间内，那时本以为与西方关系的春天即将来临的伊朗鲁哈尼总统明显降低了与中国交往的热情，另外俄罗斯、中国等国家在发展与伊朗关系时也难免会受到美国因素的制约，所以迄今伊朗与俄罗斯、中国等世界大国的关系也并没有深入发展。

伊朗面临的中东区域环境亦不理想，德黑兰在这里存在两大强敌——沙特和以色列，美国的这两个中东盟友都把伊朗视为自己的头号敌人，它们还都不遗余力的（推动美国）围剿伊朗。鉴于美沙以三国在中东的实力和影响力，伊朗在本地区面临的困难和压力可想而知。此外，就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外交而言还必须要注意的是，霍梅尼的外交遗产还包括“我们反对任何企图欺凌它国的国家，无论它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我们不能把自己与其他穆斯林们分裂开来”等。伊朗的此等外交的确有追求公平正义的一面，并且有时候会执着于此，这难得可贵，但是在自身已经是经济发展严重放缓、国际处境不理想的情况下，伊朗的这些诉求只会给它带来更多麻烦，比如有些国家会把伊朗的如是举动视为德黑兰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势力扩张，从而会进一步恶化伊朗本就不理想的国际环境，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哈马斯、也门胡塞武装、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等的支持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这一点。

结语

伊朗伊斯兰革命已经走过四十年，它在当时的爆发显然具有强大的合理性，也取得一些发展成就，比如赢回了自恺加王朝以来伊朗就逐渐失去了的国家独立自主，并且在国家相当困难的情况下仍然为国民推出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值得称赞的保障。但是显然，伊斯兰革命者的治国理政实效越来越无法令伊朗人民满意，伊斯兰革命继续存在的合理性甚至合法性已经招致伊朗民众日益加重的质疑，而且伊朗伊斯兰宗教势力在国家中的形象也有了一些变化。

尽管早在16世纪初期什叶派伊斯兰教就成为伊朗的国教，但是宗教势力成为国家当仁不让的主宰在伊朗历史上还是头一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伊朗对巴列维王朝疏远伊斯兰教的一个过度反应。伊朗毕竟是一个穆斯林国家，而且历史上宗教势力也积极参与了捍卫民族国家利益以及争取民主的斗争，巴列维王朝对伊斯兰教的过分打压给自己带来麻烦。伊斯兰革命后伊斯兰宗教势力掌控了伊朗，国家的伊斯兰特征也随之有了显著提升，比如教士阶层在社会场景中的广泛存在、妇女的着装、大学之前教育的男女分离、人之行为规范等等都有鲜明体现。既然伊斯兰宗教势力成为了国家发展的主导者，那么教士们就要承担起领导国家的责任，就要为民众福祉和区域甚至世界的和平负责，任务一旦无法较好完成，作为国家领导者的伊斯兰宗教势力就要饱受批评，甚至伊斯兰教的整体形象也会随之受损。

过去四十年伊朗历经革命、战争、制裁，而且还有内部的派别争斗，但即使是在如此状况下，相对中东很多国家而言伊朗整体的社会状况也相当平稳和安全，就是在所谓“阿拉伯之春”席卷中东的时候伊朗也基本一如既往，这一方面说明了伊斯兰共和国的控制力，同时也说明了伊朗人民具有洞察国家发展的能力。笔者近些年来对中东各主要民族国家均进行过深入田野调查，深刻感知到伊朗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人民的较高素质，这的确是伊朗国家的巨大财富，发挥恰当的话伊朗民众的潜力是值得期待的。而且伊朗也具有发展国家的优良自然资源和条件，比如石油、天然气、地理位置等。伊朗所具备的人力资源和自然条件本应该可以让国家获得更好的发展，但结果却事与愿违，这更凸显了伊朗执政者在促进发展国家方面的短板。

目前伊朗国家的发展困难是显而易见的，特朗普上台后日益加重的国际制裁以及随之而来的日益恶化的国际处境，导致伊朗国内经济发展更加不力和民众的生活的更加困难，伊斯兰革命政府在应对地震和洪灾等自然灾害方面的不力也令民众不满意。已经走过四十年的伊斯兰革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伊朗民众现在渴求的是能够带来国家积极发展的根本性改革，伊朗当政者务必要对国家这个日趋紧迫的客观需求做出积极、及时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