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如此贫困户：装修豪华吓一跳_风闻

　　作者 | 知名媒体人 肖郎平

　　黔西北的脱贫，无疑是中国脱贫攻坚战最好的缩影。

　　这不是夸张。

　　贵州贫困人口长期占全国十分之一而直接影响脱贫大局，正所谓“中国脱贫看贵州，贵州脱贫看毕节，毕节脱贫看威宁”；而且，贵州的发展成就被称为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大踏步前进的一个缩影，脱贫当然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黔西北脱贫，不仅是世俗意义上重塑幸福家园的历史时刻，也是思想上重塑人和乐园关系的世纪命题。看起来，这更是一个西式复乐园故事，区别在于，这不是传说而是现实。 

1

　　苦甲天下

　　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印象里，西海固成功塑造了“苦甲天下”的形象，事实上，这取决于传播的影响力。在贵州，一样有“苦甲天下”的地方。

　　贵州省毕节市海雀村。图/毕节市委宣传部

　　1985年，新华社的一份内参惊动中南海。

　　内参反映，赫章县有12000多户农民断粮，少数民族十分困难却无一人埋怨国家。在海雀村，“安美珍大娘瘦得只剩枯干的骨架支撑着脑袋。她家4口人，丈夫、两个儿子和她，全家终年不见食油，一年累计缺3个月的盐，4个人只有3个碗，已经断粮5天”。尽管如此，衣不蔽体的安美珍还是责怪自己无能。

　　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同志批示：“有这样好的各族人民，又过着这样贫困的生活，不仅不埋怨党和国家，反倒责备自己‘不争气’，这是对我们这些官僚主义者一个严重警告！！！请省委对这类地区，规定个时限，有个可行措施，有计划、有步骤地扎扎实实地多做工作，改变这种面貌。”

　　海雀村的凄凉，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高层关注毕节市乃至贵州全省贫困问题的契机。

　　1988年，毕节市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76元，超过一半人口处于绝对贫困状态，人畜混居现象普遍；森林覆盖率仅14.9%，一半以上土地遭受水土流失破坏，裸石山地230多万亩。

　　为了破解毕节市“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难题，1988年6月，在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的倡导下，经国务院批准建立了“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

　　当然，当时贫穷在贵州是普遍性的问题。水城县某村民组，9户45个人仅有土碗20个；最糟糕的一家6口人才1个碗，全部家当仅值二三十元；有的农户出现卖儿女的现象。

　　1993年，贵州省政协、省民委组织的“麻山在呼唤”调查发现，麻山区域的20多个极贫乡镇人均年收入不足200元、年人均口粮不到300斤，不少赤贫家庭全部家产不值100元，只有3个碗的家庭依然存在而且不是个案现象。同样，在麻山赤贫家庭也有卖掉儿女的个别情况。

　　毕节海雀村昔日破烂的民居。图/毕节市委宣传部

　　作为对比，1993 年全国职工年均工资3236元；上海市年均工资为5652元，月均471元；内陆乡村教师月工资200元左右；而珠三角农民工月薪少则七八百元，多则上千元。

　　贵州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麻山、雷公山、月亮山、乌蒙山等山区。然而，就行政建制区而言，黔西北的毕节市无疑是贵州最穷的地方；而威宁、纳雍、赫章、七星关作为黔西北的西北尤其穷，号称“纳威赫，去不得”。

　　毕节市人口全省最多，常住人口多达660多万，户籍人口则超过900万，而人均GDP长期以来居全省倒数第一；其下辖的威宁自治县，是全省人口最多的县，同时也是人均GDP全省倒数第一的县。

　　民间谚语称，“黔西大定一枝花，威宁毕节苦荞粑。”这里的毕节，是指原来的毕节县，后来改名为七星关区。其实，这则谚语别有涵义，“一枝花”原本是说国民党时期黔西大定（大方）两县盛产鸦片，而“苦荞粑”原本也是有名的地方小吃。有趣的是，人们慢慢地就忘了谚语的本意，苦荞粑的“苦”似乎成了苦涩贫穷的滋味。

　　在最近的几年中，记者数度出入毕节各个贫困县。去年的夏季，又特意选择了七星关区、赫章、威宁最外围即滇黔川交界的地带，4次往返行程万里，深入3省10个县交界的旮旯中一探究竟。

　　巧的是，记者这几年来集中走访报道乌蒙山片区、武陵山片区、滇黔桂石漠化片区3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客观地说，就记者目力所及，黔西北尤其威宁确实是贫困问题最突出的区域。

2

　　复乐园

　　今天的西海固人，在苦恼中透露一种别样的骄傲——不想再戴苦甲天下的帽子了。同样，黔西北也将脱掉苦甲天下的帽子。

　　选择黔西北最边缘地带的采访路线，是想通过一般人忽略的路线来检验最穷角落脱贫实际成效究竟如何，同时，也避免联合国反贫困经验中指出的柏油路效应——离大路近的地方得到更多乃至多余的关注。而所见所闻证明，或许仍有不足，但没有被扶贫遗忘的角落。

　　根据官方公开数据，从毕节试验区成立到2013年累计减贫476万人，仍有166.58万贫困人口。2014年年末，贵州全省贫困人口793万人，全国为8249万人，贵州贫困人口占全国比例为9.6%，数量居中国第1位。

　　也就是说，如果以2014年全国推行精准扶贫的基数为准，至今，毕节市减少的贫困人口在全省九个市州中占了21%。

　　站在海雀村观景台上眺望，苍山如海松涛阵阵，白墙蓝瓦的房子排列有序，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超过1万元。只有村里陈列馆中的影像，还在用粗暴坚硬的凄惨提醒来客，这里曾经有过无法想象的贫穷。

　　海雀村陈列馆中八十年代的贫困状况。图/肖郎平

　　海雀是高寒地区，但有些人曾经连御寒遮羞的衣服都没有，甚至全家仅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村支书文正友说，“现在如果不说的话，分不出来谁是苗族，都是一个样子。年轻人一天换好几套衣服，观念变了。”2020年端午节那天，记者发现，村里不少孩子穿着新衣服，7岁的王英萍穿着绣得非常精美的纱裙， 6岁的王静和妹妹穿着同款的黑白条纹套装。家长说，有条件了，端午也要穿新衣服。

　　苗家人也过端午。只不过，他们基本家家炖鸡汤却没看到粽子，也许是过去山区连水稻都吃不上，炖鸡成了文化调适的替代品。在海雀村这样的高寒地带，原本也没有鱼，端午那天有的村民却买了几条鱼张罗着去山上烧烤。

　　其实，石门坎才是贵州贫穷代名词。它在近代的名气远远大于海雀，也正因如此，它的贫困一直引起海内外更强烈的关注。

　　石门坎是贵州的最西北角，号称黔之天末。尽管如此，据说百年前海外来信只要写上“中国石门坎”这五个字就能送达。它之所以如此闻名遐迩，和近代传教士柏格理的活动有关，这里一度创造近代西南地区教育的辉煌记录。到解放前的40多年中，石门坎光华学校培养了4000多个小学生、30多个大学生和4名医学博士，其中两个博士来自石门乡。

　　近代的辉煌，反而让一些人产生失落感，甚至有人以此攻击政府不如柏格理。然而，石门天翻地覆，既决战脱贫决胜小康，又实现教育崛起，这是一次新的历史突破。

　　久违的博士又回来了，石门已毕业和在读研究生有7个。全乡义务教育在校生有4000多人；每年100多人被二本以上高校录取，目前在读大学生约400人。

　　石门一度是个交通死角，到县城需要四五个小时。高速通了以后，到威宁80分钟，去昭通40分钟。内部公路也畅通无阻，农民买车的积极性很高，新营苗寨2015年只有两辆农用车，2019年增加到20多辆。

　　石门之夜，不再沉寂。2017年城镇化建设基本完成，原来只有乡政府旧址外一条500米的路有灯光，如今3000米路网全部亮起太阳能路灯，从昭通机场起起落落能看到石门夜景。

　　1916 年，石门坎《溯源碑》记录苗族苦难称“变成了荒野的人，住在高山森林中，国家和政府没有哪个管”。而现在的石门，无论是引以为傲的教育还是交通或者村容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这一切缘于政府巨大的投入。

　　如今，被贫困户豪华装修吓一跳，会成为网络上的热点话题。其实，在黔西北最边远的地方也会遇到这种吓一跳的情况，滇黔川交界处的鸡鸣三省村就是其中之一。初入村里，有些房子体量超大装修豪华令人惊讶，看到门口贴着贫困户信息卡更是大吃一惊。

　　仔细了解下来，前些年这些家庭确实是贫困户，还发生一个啼笑皆非的插曲。我们在村口遇到一位去打猪草的老太太，她说儿媳嫌穷丢下小孙子跑了，一直抹着眼泪，令人心生凄然。可是，到了他们家一看，金碧辉煌的大门，金狮子雕塑蹲在门口，振翅欲飞的鸽子雕塑装点着栏杆，哪有贫困迹象？原来，这几年发展旅游征地，村民拿到补偿款后大兴土木。

　　都说竹篮打水一场空。但是，在七星关区普宜镇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裕民小区，57岁的项国庆为我们展示了如何用竹篮打水的智慧。

　　他的老家非常缺水，山高坡陡，牲口也派不上用场，只能靠肩挑背驮。水装在三四尺长的塑料袋，扎紧袋口放入竹篓，比水桶、水罐更加防撞防摔。6公里山路往返两小时，女人体力不足只能背一趟，只有男人才能连续背两趟。

　　竹篓又高又大，项国庆两口子身高不到1.5米，在竹篮前显得更加瘦弱矮小。项国庆年轻时一次能背100斤，也试过想少跑路多背点水，“逞能也不行，摔过无数次，浑身都是伤”。老两口肩背都伤痕累累，一遇到天气变化就会疼，而现在搬迁房有自来水，“再也不为吃水难烦恼”。

　　无家的，有了安乐窝；无路的，成了康庄大道；无水的，有了自来水……黔西北人在这片号称苦甲天下的硗薄之地魔术般地重归乐园。

　　威宁小康馨区搬迁进城的孩子们在高兴地玩滑板，几乎在每个安置点，孩子们总是对进城最满意的群体。图/肖郎平

　　然而，要说黔西北土地硗薄，似乎有点怨天尤人的味道。事实上，苦不是与生俱来的，对人如此，对大地也如此。

　　人们曾经虐待这片土地而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人们也曾经清醒地认识到这是恩格斯所说的“大自然的报复”，结果是，近二三十年来，人们重新在这片土地拯救大自然同时也拯救自己。

　　试验区成立30年来，毕节累计治理石漠化1367.9平方公里、治理水土流失近9000平方公里、造林2013.4万亩，森林覆盖率从14.9%提高到52.2%。

　　的确，行走在黔西北，曾经满目荒凉的山坡如今都变成了松杉为主的人造林。站在赫章可乐镇盘旋往复的山路上，脚下是被疑为夜郎古都的可乐考古遗址，跃入眼帘的是黑森森的乌蒙之巅，心里会浮现一种这才是夜郎王国应有气象的诡异感受。

　　幸运的是，黔西北人醒悟还算及时，而没有让夜郎古国沦为黄沙漫漫的楼兰古国。人们得以重建乐园，而非流离失所，不知所踪。

　　政府的通报称，毕节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普遍贫困到基本小康、生态环境从不断恶化到明显改善的“两大历史性跨越”，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一个奇迹，成为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一个生动典型。 

　　黔西北不仅仅实现了人的脱贫，也实现了生态的修复，这是一个真实的复乐园故事。图为几位少年在威宁草海边无边的芦苇荡中享受阳光。图/肖郎平

3

　　悲壮的牛栏江

　　威宁太大，人们总以为它是贵州距离天空最近的高原之巅；石门坎光芒太耀眼，人们总以为它能代表威宁。只有遇见牛栏江，人们才会明白，威宁也有低海拔的酷热河谷，而那里的贫困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这里地貌极其酷似险峻的西藏，恶劣的石漠化在阳光下发出令人眩晕的白光，人与车在连绵的悬崖峭壁间穿梭，生活乃至生命依然危如累卵。

　　在武陵山片区、乌蒙山片区、滇黔桂石漠化片区三个集中连片特困区中，农村房屋普遍以两层为主，条件好的家庭有三四层；唯独牛栏江流域，生活在贫困边缘的人们依然很普遍，还有大量低矮的一层房子，而且房子体量也明显偏小。

　　为水而战，这是几十年来牛栏江流域人们最艰苦卓绝的马拉松战斗。人在悬崖高处，水在峡谷低处，守着江水却喝不到水。

　　牛栏江流域极度缺水，图为去年五月因疫情在家的大一学生陆继权挑水抗旱。水源是一条没过脚面的小沟，即便如此，和严重石漠化的村庄比已经是条件相当好。图/肖郎平

　　斗古镇中关村极度缺水，白花花的巨石中，稀稀疏疏地分布着长不大的“老头松”。村民找水的故事堪称轰轰烈烈。有两个村民组在崖顶，与牛栏江垂直落差上千米，去峡谷取水往返要两三个小时。十年前，政府投入近30万元建成五级提灌工程，一吨水仅电费就高达20多元。2015年以来，村民陆续修建700多口水窖，平均下来政府为每户人家补贴万余元。

　　从峡谷对面看斗古乡中关村，悬崖顶上的村民组距离江面落差上千米，几十年来这里一直为饮水而战。图/肖郎平

　　石漠化后果之一是泥土极其珍贵。熊举英两个儿子十多年前才修房子，但还是简陋的传统夯土墙。为什么不修砖房？大儿子无奈地说，不是不想，当时没通路材料运不进来，连夯土墙用的泥巴都是花钱买的。

　　艰苦不算最可怕，危险和恐惧才是牛栏江最狰狞的面孔。在海拉，活着需要勇气，活着就是勇气。

　　海拉地形极其险峻，山高坡陡，河谷深切，令人望而生畏。海拉地表破碎，交通长期落后，民谣称“大鸦小河边，抬头一线天。对面能讲话，握手要半天”。

　　海拉一直是威宁全县最穷的乡镇之一。1996年，海拉乡人均年收入211元，有2073名适龄儿童失学，入学率仅38%。因为缺教室缺教师，孩子们要抓阄入学，新闻报道后引起全国关注。这一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1926元，海拉人相当于十分之一。

　　今天的海拉哪里最穷？一位干部毫不犹豫地说，“文炉村，虽然十多年前就搬了出来，但是，除了房子，什么都没有。”二十多年来，大树组130多户陆续因地质灾害隐患从半山腰搬到山梁上。搬迁家庭几乎都住在一层低矮的平房里，大多数人家三间房，也有仅两间房的情况。

　　曾修群一家4口，一年下来收三四千斤玉米和万把斤土豆，另外靠喂牛卖收入万把块钱。曾修兵一家10口，三间房不够住，小厨房里面还放着一张床。家里别无长物，连基本的电器都没有，他摸摸客厅的电热水壶说“就这个”。

　　村民骑摩托带记者去看4公里外的土地。山路一直向悬崖下方俯冲，路中遍布石块或砾石，连拖拉机都无法出入，有些村民选择徒步背着东西上下。胆子大的村民开摩托，路外不是悬崖就是陡坡，而且光溜溜地没有一棵树可以遮挡，一旦冲出去后果不堪设想。

　　牛栏江两岸险峻无比，人们过着危如累卵的生活，左为云南会泽县的火红乡，右为贵州威宁的海拉乡。图/肖郎平

　　坡地悬挂在四五十度的山腰上，连马也不敢过去。到了地里才明白，为什么说“石头多，比鸡蛋还大”。老寨子就在几百米高的悬崖下方，头顶上的巨石随时可能滚落。何学华、何学桥兄弟俩还住在30多年前的夯土墙瓦房里面，人畜混居，牲口关在院子内的天井中。

　　下老寨子时，先前带路的村民说不敢下去，呼喊着让山下的人上来接。而记者也犹豫，似乎步行更安全。片刻，一位小伙子骑着摩托轰鸣着爬上来了，到了山下才知道他还是一个读初中的少年。

　　临走时，一位妇女拎出一筐子煮好的鸡蛋，村民们一再坚持要我们收下，说难得有“上头的人”到这么远的地方看望他们。推辞不过，我们每人收下两个鸡蛋。同事问山下情况如何，我手捧着热乎乎的鸡蛋，村民的温暖、无能为力帮助他们的歉疚和事后的恐惧一起涌上心头，忍不住放声大哭。除了母亲去世，二十多年来，我未曾想过会有如此情难自已的时候。

　　生活在牛栏江，特别是海拉，人们不会害怕吗？在已经易地搬迁的移民那里，我们得到了答案。勇气不是天生的，只是习以为常，只有离开的人才会明白那种后怕。

　　5月18日，张小乖坐在县城新家内讲述海拉乡草原村的生活。草原村的名字听起来很美，但事实很残酷。生活战战兢兢，只要下雨就必须随时察看，山洪把挡土墙冲垮过好几次，甚至双手环抱那么粗的核桃树都倒了。

　　崔二蛮和整组村民从海拉乡黑多村搬到县城。他说，村后的悬崖垂直高度300米左右，特别是遇到下大雨，就怕岩石垮塌掉下来。他的妻子说，水泥、瓦片都被掉落的石头打烂过，“魂都吓没了”。

　　海拉乡黑多村，一位村民在悬崖顶上种地，悬崖下方是随时面临地质危险的村落。图/肖郎平

　　社区干部李兴祥去过那里，害怕得一晚上睡不着，第二天起来赶紧走了。他说，两边是大山，中间是河流，“山上岩石太可怕。如果垮下来，100台挖机都挖不出来（尸体）。”客厅里的人们都笑了，对他们来说这是真正的安居工程，从此安然入睡。 

4

　　发自内心的感恩

　　一个英国传教士塑造了石门坎神话，反过来，石门坎也塑造了一个英国传教士的神话。这个传教士就柏格理。尤其是在2010年前后，彼时中国舆论场呈现网络狂欢的气息，柏格理被推崇为高尚的志愿者。

　　的确，当我终于踏上乌蒙山腹地中的石门坎那一刻，眺望连绵不断的群山，想象着柏格理如何靠两条腿穿行在贫穷肮脏的苗寨时，心里对柏格理访贫问苦走群众路线的作风不能不充满敬意。

　　然而，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今天的共产党员没理由会在这方面输给柏格理。带着疑问，我开始寻找答案，而事实没有令人失望。

　　石门过去是真穷。1986年，贵州省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为303元，而石门乡只有35元，也就是全省十分之一的水平，不能不心酸。有的村支部破败不堪，连办公室都没有，还从教会手里租借房间。

　　穷的后果，一方面基层组织没有话语权，另一方面为宗教传播提供了土壤。石门乡下大力气强化基层组织力量，把不能胜任脱贫攻坚需要的老村支书全换掉，由公职人员担任的公派支书不但能力强而且迅速降低了支部的平均年龄。

　　2019年，石门乡贫困发生率下降到1.56%，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升到10782元，已略超全省平均水平。石门人的精气神也变了，只要不下雨，每个村每周一都举行升国旗仪式。新营苗寨不仅国旗在空中飘扬，而且家家门口还挂着小国旗。

　　石门坎人们的信仰在富裕之后发生了变化，图为曾经肮脏的新营苗寨焕然一新，处处挂起了国旗。图/肖郎平

　　团结村是石门乡最边远的村寨，过去只有一尺多宽的羊肠小路，到乡政府要翻4个山头一共3个多小时。七里冲村民组在悬崖之上，曾有好几匹马运材料时因失衡而跌死。

　　如今，政府为不愿意搬迁的七里冲苗寨专门新开辟一条造价高昂的公路，有一半人家买车；寨子外观全部统一改造，没有二层的则加建。小广场的金色浮雕，镌刻着苗家人怡然自得庆丰年的场景，画面上方有一句话：“感恩祖国感恩党，道路越走越宽广。”

　　石门乡最边远的七里冲苗寨与云南彝良毗邻，村庄改造得非常整齐统一。政府斥资几百万修通路，近半家庭买了汽车。图/肖郎平

　　从基层走访的情况来看，滇黔两省交界区域受各方面条件制约，总体来说发展仍相对滞后。但是，老百姓对党的政策和惠民效果很清楚。他们明白一个朴素的道理，在基础设施等社会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离开政府帮助是办不到的。

　　七里冲村民杨光庆过去背着老父亲去彝良县看病，回来时上山要走3个小时山路。4.4公里的新路修通后村民到乡政府不到半小时，杨光庆说：“感谢共产党，你再有钱也修不起这么长的路。”

　　踏石朗村是七星关区阴底乡的边缘村落，水和路才修通不久。2012年这里的“杈杈房”才被推倒重建，仅仅几年后，有的人家又从石木结构升级为水泥房。

　　26岁的祝友宏和妻子在家抚养孩子，而处于壮年期的父母在外面打工赚钱养家。祝友宏说，如果没有政府的帮助脱不了贫。记者以为他只是客套，有意反问，怎么讲？他的回答是，“打工只能解决生活，没有人有能力把路修通。”一个年轻的90后能有这样的认识，令人刮目相看。

　　感恩是发自内心的，行走基层，很容易随时随地发现这一点。尤其是在没有当地干部陪同的情况下，村民们会用朴素的话语表达内心感受，相反，有的基层干部反而喜欢像复读机一样机械地对群众重复着“感恩”这个词。

　　“鸡鸣三省”村55岁的村民申昭时，住房是政府帮助改造的，但他在通户路的路口树了块“感谢共产党”的石碑。论钱，修房补助远远大于通户路，这是为什么？原来，残疾的妻子可以自己坐着轮椅出入，他可以外出打工，结束了被迫留在家里背妻子上上下下的日子。一段几十米的通户路，解放了一个家庭的丈夫，解放了一个社会劳动力。

　　石门乡最边远的七里冲苗寨改造后保留了两座茅草顶的石头房，他们有意通过这种对比感念今天的幸福。图/肖郎平

　　48岁的葛传俊，10多年前遇到智力残障的妻子，如今两个儿子一个读五年级另一个刚2岁。在田坝镇苏嘎村，他还住在一层的平房，而其他村民大部分是两层以上的钢筋混凝土。房子虽然不怎么样，但大门上用毛笔方方正正写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4个字。

　　这个卑微的小人物，心里装着盛不下的家国情怀。他说，就像宣传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一样，自己也应该宣传党的十八大提出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毫无疑问，脱贫攻坚战也是对共产党人的又一次精神洗礼，有不少基层干部发出由衷的感慨。

　　有人说，入党时虽然也知道中国共产党伟大，但究竟怎么伟大感受不到，当自己驻村之后才明白党究竟有多伟大。

　　有人说，过去也下乡，吃饭喝酒，现在不同了，要关心老百姓吃饭没有。老百姓对变化都看在眼里，称赞“毛主席的队伍又回来了”。 

5

　　告别极端

　　黔西北复乐园的故事，不仅仅是简单的脱贫故事，也是一个人与自然如何共生的哲学命题。

　　在大量翻看黔西北旧日报道以及实地行走中，黔西北人和大地相处的方式引起了我的思考。无论是过去“开荒开到天”，还是现在“种树种到天”，黔西北人透着一股狠劲，这股狠劲是一把能带来幸福也能造成创伤的双刃剑。

　　黔西北并不是一直都穷，也不是所有地方一律都穷。黔西北有矿有煤，这是绵延数百年的工业记忆。

　　威宁是蜀身毒道的必经之地，可谓贵州全省唯一最早开放窗口，晚清时期因开发铅矿成为全国工业重镇达到巅峰。滇黔交界处是有名的有色金属富矿，这里成为帝国金融的原料中心，无数从地下挖掘出来的铅、铜、银源源不断地运往都城北京。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威宁一直是农业标兵，“种地种到边，开荒开到天”。垦殖过度的后果就是严重的水土流失，上世纪90年代初期，威宁水土流失面积达4450.1平方公里，占土地总面积的七成。

　　赫章也是全省最穷的县之一，但它曾经阔过，90年代铅锌矿土法冶炼遍地生烟，浓烟蔽日。妈姑镇成为声名远扬的土法冶炼集中点，当时，农民不务正业十指不沾泥，每天随便捡矿渣卖都比种地收入高。赫章因此而过了一小段时间的好日子，财大气粗，最早成批地安装程控电话。

　　事实上，回归黔西北开发史，我们不难发现，无论工业还是农业都留下了一个共同的教训——破坏生态环境。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面对大自然的惩罚，有识之士就忧心忡忡提出要反思。1988年毕节试验区建立之前，全市陷入“越穷越生、越生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全市六成国土面积存在水土流失，森林覆盖率仅14.94%。

　　令人欣慰的是，记者沿黔西北外围走访一路发现，虽然森林质量还有改善的空间，但各地曾经荒芜的山头都绿起来了，或者是苍翠欲滴的树林，或者是绿野无边的草原。

　　威宁盐仓镇百草坪是乌江源头，80年代这里被开垦而造成严重水土流失，如今草原又被修复了。图/肖郎平

　　威宁林业局办公室主任宁选争介绍，退耕还林之前，威宁森林覆盖率为18%，如今已经提高到45.1%。换句话说，20年来，森林面积翻了一番有余。威宁探索了高海拔地区“雨季造林”的模式，高原湖泊草海的修复，更是成为国内外广泛宣传的成功样板。

　　威宁草海的修复是高原湖泊治理奇迹，图为村民在草海边的洼地中钓鱼。图/肖郎平

　　60岁的汪牛儿，在妈姑镇水塘村800多亩华山松树林里放牛，他说，退耕还林后“地少点，但收入还是增长，越来越好”。

　　30年前的海雀村风沙肆虐，如今，全村森林覆盖率从1987年的5%上升到2017年的82.5%。村里的老井，曾干枯几十年，奇迹般地恢复了一汪碧水。驻村干部给我讲了一个细节，有村民在老村支书文朝荣去世前问他，种了那么多树得到了什么？文朝荣说：“水回来了。”

　　海雀村被视为苦甲天下，如今贫困荡然无存，林海簇拥着美丽的小村。图/肖郎平

　　有人说，毕节试验区跳出了恶性循环的怪圈。然而，这种声音忽略了一个背景，多达三四百万的毕节人外流务工，他们在沿海或者其他地区养活一家人。一旦经济震荡，他们不得不回到家乡，如何确保他们不会重走折腾大地的老路？

　　生态文明被视为人类超越旧文明的新阶段，2016年贵州成为全国第一批生态文明试验区，绿色发展成为新的方向。这一次，历史将黔西北推到新的路口，摆脱极端，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