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式 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20年度田野考古汇报会纪实_风闻

2021年1月4日—5日，为期两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20年度田野考古汇报会在线上举行。考古所各研究室的近40位学者对2020年度30余项田野考古发掘项目进行了汇报。本次汇报涉及的遗址覆盖面广、时代跨度大，同时包括两项国外发掘工作，田野考古成果丰硕。与会专家学者在聆听报告的同时，提出问题，相互探讨并发表自己的观点。报告会思想碰撞、精彩纷呈。

史前考古

王晓敏介绍了泥河湾盆地塔梁遗址考古工作进展，共揭露出两个具有明显地层叠压关系的文化层堆积，两个文化层分别代表了古人类在两个不同时期的生存历史，特别是下文化层的年代落入末次盛冰期的范围，为进一步了解古人类适应寒冷气候的策略、补充和完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发展序列提供了新的资料。

付永旭汇报了贵州贵安牛坡洞遗址发掘新收获，2020年发掘主要集中在A洞。A洞新发现墓葬一座，除墓葬外，还发现用火遗迹三处，出土大量细小燧石制品，及少量磨制骨器、砾石工具及石灰岩工具等，同时还出土大量破碎严重的动物遗骸。

李永强汇报了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发掘工作，裴李岗东部区域地层中发现有直口盆，还发现大理石管1件，较为罕见；南部区域新发现墓群。旧石器晚期遗存分布在遗址西部，遗存堆积丰富、连续，保存状况较好，对研究中原地区旧石器晚期阶段文化面貌、技术工艺转变、人群迁徙等具有促进作用。

王小庆介绍了陕西北刘遗址考古勘探与发掘情况，遗址清理发现有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房址、灰坑、灰沟、瓮棺葬及大量文化遗物等。在部分发掘区域，老官台文化层已开始露头，伴有老官台文化的房址、灰坑及红顶圜底钵、三足钵、圈足碗、三足罐等重要遗物标本。此外，遗址中发现一些此前很少见到的文化因素，如以单纯的黑、白圆点构成的彩陶纹带，黑色泥质的敛口钵等。

周振宇汇报了平潭实验区祠堂后山遗址发掘情况，推测遗址为当时的一处居址营地。出土的遗物主要为石器和陶器。从采集炭样进行测年的结果看，遗址校正后的年代为距今6500-6800年，是福建沿海地区目前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贾笑冰介绍了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考古新发现，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目前确认有四组建筑基址，2号建筑址是其中规模最大的。T3是2号建筑址中年代相对较早的遗迹，目前仅保留北侧石墙。通过对T3垫土的解剖确认垫土分三层，每层垫土上都发现了可复原的陶器，陶器不完整，存在固定组合方式，推测是某种祭祀活动的体现。2号建筑址经过了较为长期的营建和使用过程，山台的研究对于认识2号建筑址的形成、结构和功能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彭小军汇报了湖北荆门市沙洋县城河遗址工作情况，城河遗址北部区域设置有复杂的水系结构，很可能是城河城水资源利用的直接供给区。另外，王家塝南部存在大量红烧土、黑灰土遗存以及灰坑、灰沟等生产生活类遗迹，出土了大量磨光黑陶；墓地中部区域为人工修建而成，且是在墓地使用时期利用较为纯净的“黏土”多次堆筑，不同层位下分布有墓葬、黄土坑和动物埋葬坑；墓地边缘发现多组灰沟或灰坑打破墓葬的现象。这些现象不仅为墓葬、居址分期提供了关键材料，而且为观察葬具和填土的塌陷现象，或可能存在的晚期社群行为提供了视角。此外，获取了上年度未见的葬仪现象，如“一棺独享”的大墓、更加丰富复杂的独木棺形制、棺下铺垫炭屑层、东西向合葬墓等。同时发现之前未见的遗物，如在M191棺底发现“弓”形器痕迹。

张东汇报了蚌埠禹会村龙山文化遗址考古发掘情况，2020年对龙山文化城址的城垣进行了解剖发掘，揭示了北、东城垣的堆筑过程，以及城垣内、外壕沟的结构。另外，城垣内外壕沟出土的陶器标本均属于龙山文化早中期，测年范围在2400BC.～2100BC.之间。

郭志委汇报了甘肃临洮寺洼山遗址田野考古工作，工作主要集中在遗址北部鸦沟东侧和西侧两处台地上，共清理出马家窑文化、寺洼文化时期房址3处、墓葬107座、灰坑212个、窑炉2座、灰沟2条。其中H330坑底发现较多兽骨，灰坑内出土遗物主要为马家窑文化陶片，初步判断该灰坑应为马家窑文化灰坑。另外，M46根据地层关系及出土随葬品，可初步判断为寺洼文化墓葬。

付永旭介绍了全州鳌鱼头遗址、湾仔头遗址田野考古新收获，全州鳌鱼头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地层刚发现，目前仅发现有夹砂红陶，施有绳纹或刻划波折纹，器壁较薄，火候较高。商周时期的地层中发现有大量陶器、石器等。另有少量玉器和一件青铜镞。宋代地区出土有大量板瓦残块和铜钱，清代铜钱也有较多数量出土。湾仔头遗址此次发掘区域位于遗址核心区外围，地层堆积简单，遗迹、文化遗物数量较少。时代主要可分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宋代，前者为遗址的主体内涵。

赵春青介绍了河南新砦遗址考古工作情况，新砦遗址2020年清理50余座窖穴，一处窑址，一处含有四具人骨祭祀坑，另首次发现一灰坑葬中未成年女性佩戴骨簪，头部放置深腹罐情况。共出土小件100余件，以石器、骨器、陶器为主，还有少量蚌器。此外对新砦遗址城墙与护城河，内壕与外壕范围进行了踏查，部分区域进行了钻探。

夏商周考古

高江涛介绍了山西襄汾陶寺遗址ⅠFJT3考古发掘新收获，2020年考古队继续对ⅠFJT3进行考古发掘，主殿D1的发掘对于厘清陶寺都邑的布局与结构等意义重大。另外，ⅠFJT3南部中间部位发现红粘土掺杂大量小石子遗迹，该遗迹被相接的夯土基址叠压。值得注意的是，该遗迹东侧的基址夯土明显向南扩展凸出，据此推测此处很可能是整个ⅠFJT3南部出入或门址所在。

赵海涛介绍了二里头都邑新发现的道路与城垣，新发现的道路和墙垣把二里头都邑分为多个方正、规整的网格区域，宫殿区居于核心，表明二里头都邑有了严格、方正、规整的规划，极可能已出现了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居葬合一的布局。

陈国梁介绍了偃师商城遗址考古新收获及小城布局的新思考，偃师商城小城西北部发现大城城墙内侧的道路，小城北墙西段上的临时门道、小城北部的壕沟和部分墓葬，小城东部勘探新发现南北向排水沟（渠）1条，东西向的排水渠3条。小城中水道及水系的发现，为探索偃师商城水资源的利用和水利设施的分布与变迁提供了新的资料，也为商城遗址布局认识的深入提供了新的线索。

何毓灵介绍了洹北商城作坊遗址发掘情况，2020年上半年共发掘商代房基2座、灰坑30座，水井3眼，墓葬21座，其中商代墓葬19座。由钻探资料得知，洹北商城时期铸铜作坊遗址面积不少于8万平方米。下半年通过对洹北商城韩王度北地进行了勘探，发现陶窑3座，骨料坑（堆）6座，灰坑3座。

岳洪彬介绍了殷墟宫庙区勘探和发掘与宗庙区布局新探索，2018年冬至2019年将小屯宫庙区分为A、B、C三个地点进行发掘，2020年在此基础上继续发掘，还对小屯宫庙区乙二十基址西庑北段进行发掘。乙二十基址发现了两座夯土基址F5和F6。从空间布局看，F5应是乙二十基址向西通向丙组基址的门道。目前通道内地面均是生土，上层遭到破坏，无明显踩踏痕迹，遗址的发掘为认识乙二十基址四合院建筑群的空间格局以及整体把握小屯宫庙区园林式宫殿建筑群的布局奠定了基础。

岳占伟介绍了殷墟大司空南地的考古收获，清理商代房址4座、水井6眼，不同时期的墓葬240余座、灰坑和窖穴800余个、陶窑3座。发现陶、骨、角、铜、玉质等各类小件及墓葬随葬品千余件。F8、F9两块夯土组成正方形单体高台建筑，虽其柱网结构不甚清楚，但推测应非一般居住基址。F9早期院落内发现数座墓葬，应与F9早期使用同时，这是殷墟布局“居葬合一”的有力佐证。此外，发掘区的中部发现一条尚未清理的东西向大型商代道路，该道路直通洹河岸边，与河对岸殷墟宗庙宫殿区丁组基址的“凹”字形缺口相对，二者或有内在联系。

付仲杨介绍了丰京大原村制陶遗址的发掘情况，本次发掘共发现墓葬8座、水井1座、灰坑25座。出土鬲、豆、盂、罐和甗等陶器标本100余件，陶纺轮、陶轮盘、陶丸等小件百余件，另发现可能是陶工的墓葬。在东西陶窑分布密集区之间发现长条形灰坑H65和J1，靠近灵沼河发现灰坑H73和J2，从H73中发现大量陶泥坯和陶鬲坯的情况推测，上述两个区域很可能与制坯有关，这为进一步探索制陶遗址聚落布局提供了重要线索。

宋江宁介绍了周原遗址考古新收获，共发现灰坑135座、灰沟9条、墓葬（瓮棺）24座、房址4座、大型夯土建筑基址2座。出土遗物较为丰富。通过考古调查发现了周原遗址西周时期东、南、西三面城墙的线索。此外，在王家嘴台地周边多个地点发现了夯土遗迹，经过钻探与解剖发掘，可能存在环绕遗址一周的夯土墙体，根据夯土内包含陶片和遗迹层位关系，几处地点所见为商时期遗迹，在遗址南面聚落入口处则有龙山晚期包边护坡。

汉唐考古

刘瑞介绍了西安市阎良区秦汉栎阳城遗址2018-2020年的考古收获，通过考古发掘可知栎阳城遗址三号古城的建筑规模大，等级高，与文献中秦人在栎阳城中不断进行的制度性改变的文献记载相近。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在栎阳城遗址考古中发现的建筑材料、建筑平面、建筑布局均与以往认识有较大的发展，深刻影响着之后的秦咸阳、汉长安城的相关制度。

徐龙国介绍了汉长安城北宫二号建筑遗址的发掘情况，通过发掘基本搞清了其夯土基址的范围，对于确定西汉中晚期北宫的中心宫殿区具有重要作用。另在一号遗址处发现的非正常死亡、埋葬的人骨，猜测可能与十六国时期频繁的战乱有关。

刘涛介绍了汉魏洛阳城田野考古工作，2020年度继续以宫城太极殿宫院为核心，着力于太极殿及其周边附属宫院建筑群空间形制布局和时代演变的研究。从地层堆积和出土的大量北魏时期的建筑构件分析，目前揭露出的遗迹时代不早于北魏时期。

郭晓涛介绍了汉魏洛阳城阊阖门至建春门大道遗址发掘工作，从目前发掘情况来看，阊阖门至建春门大道遗址以南应该是太极殿之后的第二进院落，而其北侧则应是后寝所在，这条道路在宫城中的区隔作用非常鲜明且极重要。另发现的大量西汉郡国五铢的陶质钱范是目前在西汉洛阳郡时期发现的首批郡国五铢钱范。出土的“宗庙”文字瓦当为探索西汉郡国庙的位置提供重要线索。

何利群介绍了邺城遗址主要开展的东魏北齐宫城区和南郭区宗教礼制建筑区两项田野发掘工作。东魏北齐邺南城宫城区的发掘主要有三处，确认了建筑结构和平面形制，南郭区宗教建筑区的建筑规模较大，柱网结构和室内布局独特，建筑基址北侧的砖瓦混铺路面与6号廊房相连，丰富了对北齐时期佛教寺院建筑格局及建造工艺的认识。

龚国强介绍了西安碑林博物馆改扩建项目北区工程遗址联合考古发掘情况，本次勘探调查和发掘首次发现了明确的隋唐长安城皇城中的太庙类建筑基址。其中殿堂遗址规模宏大、瓦件厚重奢华，加上出土的黑、白墙皮等，凸显出宗庙建筑的重要。出土遗物中宋金元明清时期的陶瓷生活器具数量众多，较全面地反映出碑林博物馆所在区域乃至西安古城区的历代居住演变情况，是研究地域历史文化的重要物证。

石自社汇报了隋唐洛阳城宫城玄武门遗址考古工作，玄武门遗址主要由门道、墩台、门道路土、城垣、马道、砖铺道路等组成，本年度的考古工作究明了玄武门遗址的建筑形制、确切位置和沿革变化，为探索宫城的形制布局和建筑群之间的空间位置关系提供重要学术价值。

韩建华汇报了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考古收获，确认该墓为热水墓群发现的结构最完整、体系最清晰、墓室最复杂的高等级墓葬。其中发现的墓园祭祀建筑、殉牲坑、五神殿的墓室结构、壁画、彩棺，出土的大量精美遗物等对研究唐（吐蕃）时期热水地区的葬制葬俗及唐帝国与少数民族关系史、丝绸之路交通史、物质文化交流史等相关问题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其中出土的银印章为墓主人身份的认定提供重要信息，根据释读可知墓主人是吐谷浑王。以外甥相称，这是吐蕃时期吐谷浑与吐蕃的政治联姻而形成的甥舅关系。

王睿汇报了唐宋扬州城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情况，2020年对江苏省扬州市宋大城北门外城防设施、唐代官河、宋代河道进行发掘，共揭露宋至明清道路3处，南宋夯土包砖墙体1处，明清时期砌砖墙体1处。据《宋三城图》记载，扬州宋大北门外曾有环形防御工事。工事东西南三面均临河道，北面通过桥梁道路等与南北向街道相连。在此前勘探中，在夯土包砖墙体南侧发现深厚的黑灰色河道淤土堆积，推测此处夯土包砖墙体或为环形防御工事的一部分，为进一步研究扬州城北部的城防布局、水系分布提供了依据。

汪勃汇报了泉州南外宗正司、市舶司遗址考古发掘概况，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的发掘进一步明确了相关建筑基础及建筑技术，验证或修正了2019年度考古工作的成果。出土有瓦当、筒瓦、脊兽等建筑构件和以“己亥”“陈周/□置”等墨书瓷碗以及较多的陶瓷器。在推测为泉州市舶司遗址所在区域揭露出石墩、石墙、基槽等建筑基址相关遗迹，并出土了建筑构件、陶瓷器等遗物。

董新林汇报了辽上京皇城西山坡遗址的考古发掘和辽上京窑址的考古发掘。本年度发掘的西山坡南院，是以佛殿为中心的院落。从东至西，依次有山门、中殿和后殿，两侧有廊庑围合。本年度发掘或试掘的几处建筑基址都是辽金两代、多次营建重叠的复杂遗迹。反映了辽、金两代城址及寺院布局的沿革情况。

为解决早年日本人盗掘的“林东上京窑”存在与否和时代、性质等问题，对西山坡佛寺遗址东侧临近的疑似“辽上京窑”区域进行考古调查和试掘，确认“辽上京窑”准确位置，纠正了1958年以来学界的误识。另确认辽上京窑的三处窑址。此外，通过出土瓷器标本的成分检测可知，本次发现的这批瓷片以高温碱钙釉为主，与以往发掘的辽代产品均不相同，填补陶瓷考古的空白。

何岁利汇报了雄安新区古州城遗址考古的收获，古州城遗址为“内城”、“外城”双重城址结构，“内城”与“外城”均发现城墙、护城河及城墙内外道路等，据梳理文献编年并结合发掘结果初步判断：“内城”可能为汉唐时期鄚州县（州）城，“外城”可能为唐末五代增建而成。“内城”与“外城”具有历史沿革关系。

李春林汇报了隋仁寿唐九成宫4号殿遗址考古发掘情况，厘清了4号殿的轮廓形制、基台构成和初建、重建过程，纠正了去年对叠压在殿体之上的院落遗址的时代和性质判断。出土大量遗物，尤以建筑构件为大宗。结合历史文献，从位置和地形特点分析，4号殿很可能为唐高宗与武则天驻跸过的寝殿——咸亨殿。

边疆考古

王飞峰介绍了2020年度辽宁省盖州市青石岭山城考古收获，主要发掘了东北角楼西侧护坡和四号门外椅子山墓群。东北角楼2020年考古发现了大量板瓦、筒瓦、铁钉、铁镞、铁甲、木炭、陶器残片等，为复原东北角楼的结构、研究当时高句丽人的物质文化生活提供了重要依据。椅子山墓群位于青石岭山城四号门外、椅子山东南侧，截止目前，椅子山墓群可分为三个区域，目前发掘的椅子山墓群第一区墓葬均为积石墓，纠正了以往学界认为四世纪中期高句丽封土墓出现以后，积石墓逐渐消失的学术观点，说明高句丽积石墓伴随着其政权存在的始终。

郭物介绍了2020年度新疆北庭故城考古收获，2020年重点清理了8号大型建筑居址，出土文物有唐宋时期钱币、莲花联珠纹瓦当残片、地砖、筒瓦残片、陶器和动物骨角器等。考古队在子城北侧中部夯土墙上开挖一条探沟，在子城墙原来的夯土墙外侧发现两次修补遗迹，一次是夯筑，一次是土坯砌补，另外，还发现了夯土的石锤。在6号高台佛殿遗址北侧、西侧探沟发现半环绕佛殿遗址的人工池子，可能掘土建筑高台佛殿后，挖出的这个坑成为半环绕佛殿的水池子，这种做法在城西的高昌回鹘王家寺院有明显的体现。探沟中发现，在佛寺西侧还发现一段土坯墙，可能是佛寺的院墙。今年发掘的探沟出土文物有黄绿釉彩龙身建筑构件、塑像残块、瓷片等。在内城西门城墙外侧南部发现一个用不同时期夯土和土坯建造的长方形封闭区域，可能是回鹘时期增建的一个建筑遗迹，这为进一步了解城门的时代和结构提供了新的材料。

国外考古

李新伟介绍了科潘项目2020年度田野考古工作，2020年受疫情影响，科潘项目基本停滞。洪都拉斯工作人员在上半年进行少量发掘工作，下半年在室内对出土遗物进行初步整理。完成66、67号建筑的隧道式发掘，厘清了整个院落布局演变，其中，在67号建筑台阶下发现的“T”字形墓葬，形制独特，罕见于科潘谷地乃至整个玛雅地区，为了解古典时代玛雅贵族的葬俗增添新的资料。

贾笑冰介绍了中埃卡尔纳克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的工作，项目位于埃及南部古城卢克索的北部卡尔纳克孟图神庙遗址。2020年度首次揭露出了第三座小神殿的整体轮廓，完善了对该神殿在平面布局上的认识。并且，第一次在该遗址区发现了印有阿蒙霍特普三世王名的泥砖地面，为进一步了解孟图神庙周边附属建筑提供了重要参考信息。另外，奥西里斯青铜神像的发现为进一步印证奥西里斯小神殿的性质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总结

汇报结束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研究员作总结讲话。经过两天的努力，第一次在线上进行田野汇报，这也是考古所建所70年以来大概是唯一的一次线上汇报工作。2020年虽然深受疫情影响，大部分田野工作都在下半年恢复。但是田野考古工作还是有新发现，新收获，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考古所2020年度的田野发掘成果丰硕，成绩突出，从项目的汇报内容可以看出，目前田野考古工作越来越精细，无论是主动发掘项目，还是基建项目，都有着明确的学术目标、很强的问题意识和课题意识，从前期的测绘勘探、调查发掘，到后期的研究和保护工作，这些意识始终贯穿其中，这保证了考古发掘资料的科学性和准确性；重点是后期的保护、展示意识也在加强，发掘保护同步进行，各个地方、各个时期的遗址都能体现这一特点；另外，多学科合作已成为考古发掘的常态，体现了考古所的考古发掘日益规范化、国际化。希望在未来出版更多考古报告和成果，将发掘、研究、出版形成良性互动。最后，陈星灿所长祝愿大家新年愉快，在新的一年取得更丰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