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淘金街到外卖村，时代的风吹过石牌村_风闻

冬夜来得早，下午六点钟，珠江新城就开始流光溢彩。在它的正对面，一个叫石牌村的地方结束一天的平静，开始热闹起来。

刚下班的上班族、做生意的、外卖骑手挤满了小巷，广场舞的古典、路边店的粤语老歌、小贩叫卖面线的吆喝声交织在一起，确切无疑地在强调：这里是石牌。

最近，因为一个曾经在这里住过并写过很多关于它的歌曲的乐队——五条人，石牌村又变得引人注目起来。

没有一个广州人不知道它的名字，却没有多少人真的了解它。这片被高楼大厦、繁华商业区和学校围起来的城中村，就像一个谜。

不是那些走出石牌村并扬名立万的人回答了石牌是什么，而是十万也许更多没有名字的人构成了真正的谜底。

时代的风吹过石牌

一个星期前，最新一期的《十三邀》里，五条人和许知远来到石牌村。

一行人从广州塔的旋转餐厅转场至石牌烧烤店，五条人的仁科把这种落差感造成的惊异称为现实里的梦幻时刻。

无需像十三邀那样去刻意设计，所有人都知道石牌村和一条黄埔大道之隔的珠江新城有多么差距悬殊。

路的南面是那片叫珠江新城的区域，有广州最高的摩天大楼，有广州最高档的商业体和最贵的小区，是广州最靓丽的名片，也集合了广州最有钱或收入最高的群体。

路的北面是那个叫石牌村的迷宫，扭曲交织的小巷里，房屋遮天蔽日，天光照不进。如今人们称它作“美团村”，因为它里面藏着数不清的外卖店，住着数不清的外卖骑手、打工人，城市食物链最低端的人们。

并不是说珠江新城和石牌村只有对比。

美团外卖、饿了么等平台上娇艳欲滴的美食大多是来自这条光线和卫生状况一样堪忧的村子。天河的上班族要是来到这条村子游走，定会不时发现眼前的腌臜小店正是中午刚刚吃过的“xx小碗菜”、“xx麻辣烫”、“韩国炸鸡、饭团”。

写字楼中衣着光鲜的白领，与石牌街边坐在电动车上歇息的外卖骑手吃的同样是这些十来块的快餐。

外卖店铺聚集在这里，大批的外卖骑手也租住在这里——即使要付出比其它城中村贵30%左右的房租。每到饭点前后，外卖骑手就骑着电动车，以夺金的速度到一家家店铺取餐，再搭载着满满的美食驶往写字楼。

车队从一条巷子里钻出来，又迅速钻进另一条巷子，石牌村的小巷里像流淌着河流，黄色的，蓝色的，黑色的。

大量的外卖店之间，夹杂着堆放了一箱箱电子元件的临街仓库，提醒着这条村的过去。90时代末，民间有句俗话：“北有中关村，南有石牌村。”当时，在石牌村租住的大多是IT从业者，临街的铺面有很多被用作仓库。

如今在石牌西路边支一个帐篷做手机贴膜生意的老张回忆：“当时这里很多电子产品，被人叫做‘淘金街’。在街边摆地摊回收旧电脑、旧电子产品的阿姨一天都能赚3、400块。”说的是90年代初，广州毗邻港澳，天河政府依靠高校打造科技新区，石牌迎上了IT热潮。太平洋电脑市场、天河电脑城、南方科技广场等电脑市场在岗顶一带扎堆，全国各地许多人来这里追逐财富和梦想，老张也是其中一个。

世纪之交，文化开放的风也吹到石牌，岗顶兴起了卖打口碟的生意。自境外走私到内地的唱片从几毛钱到上百块不等，吸引了很多本土、外地的音乐发烧友来到石牌，像来到沙漠中的绿洲。

然而风继续吹，不过十年时间，电脑城、打口碟就通通被电脑上的互联网给打败了。从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电脑城就艰难地走在漫长的下坡路上。

石牌村倒没有跟着衰落。外卖行业兴起，石牌村距离市中心最近，租金和距离都适宜，外卖店进驻，村里的租户从IT从业者置换成外卖骑手。

而过去做电子产品生意的，回老家的有，还有很多转行做手机买卖，或者直接跨界做起外卖。

夜晚11点，老张转身拉下铁闸，像合上一个时代的帷幕。

没有名字的人们

夜晚11点，是石牌村很多个体户的下班时间。

在路口楼梯底有一家小小的首饰回收店的李阿姨也准备收档了。不足10平方的空间，李阿姨既做首饰维修、回收，也做配钥匙的生意——在石牌村，“一店多用”并不罕见。“很多人会把自己结婚时长辈送的金饰拿来卖掉换钱。来的有时是两夫妇，有时是一个女人。”

结婚时的定情信物落到现实里，常常是打工一族最后的家当。在李阿姨的观察里，卖金饰换钱大多是为了生计，还有一些拿钱去赌博，“来的大多是年轻人，年轻人花费多。”

夜晚11点，也是另一个群体开始工作的时间。

就像巷子里那总是闪着暧昧灯光的成人用品店所暗示的那样，一些浓妆艳抹、分不清年龄的女子出现在巷子深处，在黑暗中若隐若现。

五条人歌里唱过的粉红发廊至今仍存，只不过大多站街女是在街上、而不是在店里。有的穿粉色毛衣，黑色超短裙和过膝长靴；也有的独自站在小巷里，面向路人打探的目光会露出略显暧昧的笑容，寒风吹拂，她抱着双臂打了个冷颤。

五条人写过一首歌《晚上好！春天小姐》：“亲爱的春天小姐/那些最鲜艳的吻/最美丽的笑声/市长先生把你给遗忘了吗？”

对比起来，美团骑手阿诚有更灵活的作息时间。

阿诚每日上午11点工作到2点，下午4点做到9点，一个月休息6、7天，能有8000-9000的收入。即便如此，阿诚仍在在石牌租了一个800块的单间方便休息。

居住环境差是村里的租户对石牌的普遍感受。“如果不是在这边工作，谁会租在石牌！”

工人自己搭建的“住所”

一个包租婆对前来租房的租户说，在石牌租房，就不要想着有阳光。

人来人往之间，他们并不知道，在90年代，石牌村走出过几个有名有姓的人物。IT行业刚起步的时代，网易的老板丁磊在石牌起家；南方音乐抬头的年代，南方摇滚领头人王磊也住过石牌；2005年，五条人也来到石牌做“走鬼”卖打口碟和盗版书。

王磊在《石牌村》里回忆城中村的热闹生活：““我楼下是防盗门的加工厂/生意特别好/声音特别响/吵醒了我和爱睡懒觉的姑娘/鸡狗合啼着:欢迎来到石牌村庄。”

在五条人记载着石牌生活的《这首关于我们的歌谣》，他们回忆起在石牌晚上睡不着的时光：“那时候黄埔大道的过街隧道还是可以用来卖唱的”。

但创业故事或摇滚音乐中的那种浪漫并不是真的石牌，外卖骑手、站街女、附近店铺的服务员、城市里的清洁工、理发店的TonyJackAngela……那些没有名字的人，才是石牌的大多数。

风继续吹

风继续吹，石牌村继续改变。

首饰店的李阿姨回忆，比起五年前，石牌村的人口少了三分之一，“岗顶电脑城里很多店铺都是空的，租金太高，做不下去。”留下的人多少也受到影响。李阿姨本来是在一家20平方的店铺开档，这几年迫于租金压力，才搬到楼梯底。

林立的外卖店之间，却有不少店铺拉上大闸，贴上“转租”的字样，凭着招牌还能辨认出这里曾经是一家家“海南鸡饭”、“港式茶餐厅”、“化州糖水”。——在外卖刚兴起的时期，外卖店确实赚了两年钱；其后过多的竞争者、越来越少的平台补贴在不断挤压着外卖店的生存空间。“好多店开几个月就执笠咯”，一个坐在路边的工人说。

今年的疫情更是促使外来务工人士离开广州，选择回到老家。外卖骑手阿诚本来是在石牌的超市里的小摊位卖电话卡，因为疫情生意做不下去，才选择外卖这一行。

从地图上看，在一片疏密有致的建筑之中，石牌村像一片色彩模糊的灰色泥潭。足够的深度让它在有限的空间内容纳很多人：创业者、歌手、骑手、走鬼、个体户……但时代的寒风无孔不入，也毫不例外地吹向每一片像树叶一样的打工人。明天会不会变暖，无人知晓。

夜深时，石牌村一个房屋的灯光下，一个大叔在狭小的房子里弹起吉他，如怨如慕，如泣如诉。

摄影：Uma、JASON

封面图：J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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