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钟敲响，一场人口“危机”正在东亚蔓延_风闻

资料来源：韩国行政安全部2021伊始，正当美国还陷在一片混乱之中时，太平洋对岸再次传出不同寻常的信号。011月3日，韩国发布报告称，2020年全年登记人口为5183万人， 比上一年减少2.1万人。注意，这是韩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的情况！警钟已经敲响！其中，2020年韩国出生人口27.58万，比2019年下降了10.65%，创下历史新低。与此同时，死亡人数达到30.78万人，比2019年增加3.1%。这也是韩国历史上，首次出现死亡人数大于出生人数的情况。观察上图就能发现，韩国的出生人口数量从2012年就开始下降，2017年跌破40万人，2019年仅比死亡人口数高了1.1万人，直到2020年跌破30万人，首次出现“死亡交叉”。所谓的“疫情生育小高峰”，在韩国并没有发生。事实上，韩国的生育率情况，已经岌岌可危。2015年之前，韩国的生育率（即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还在1.2上下起伏，而从2016年起便直线下降，直到2019年跌落到0.92。这就意味着，每个韩国育龄妇女平均生育不到1个孩子。这不仅是1970年以来韩国的最低记录，在所有经合组织国家中也排在最后一位，更是世界上第一个进入“零生育率”的国家。国际上的通行标准，生育率达到2.1，才能正常维持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总数。显然，韩国的人口形势已经走向崩溃！02同样的危机，也发生在中国台湾。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台湾出生人口降至16.52万人，创下历史新低。而死亡人口为17.31万人，超过了出生人口，“死亡交叉”再现。注意！这也是台湾历史上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同样，台湾的生育率也不容乐观。2016年以后，台湾的生育率逐步走低，直到2019年降至1.05，即每个育龄妇女生育的子女数量仅为1.05个。时间点、趋势与韩国惊人的一致。生育率的下降，或许还能从结婚率来找到一部分答案。2020年，台湾结婚对数12.17万对，是近48年来的第二低点。而最低点就发生在2019年，结婚对数仅11.7万对。一个2300万人的地区，仅有24万人结婚，1%的结婚率，实在不正常。03其实，日本和中国，也面临着同样的危机。这里面，日本的人口危机最早发生，也最严重。2009年，日本总人口达到历史顶峰1.28亿。但自此之后，便开始了长达11年的人口负增长，到了2020年7月，日本总人口已经下降到1.25亿。尤其是2019年，日本人口比上一年减少51万人，创下历史新高。同样，日本的生育率也没好到哪里去。2019年，日本总和生育率为1.36。一个一亿人口的发达经济体，全年总出生人数仅为86.5万人，已经到了有点“可怜”的地步。虽然韩国的生育率比日本还差，但日本的痛点在于老龄化太高。2019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比已经达到28.4%，全球第一。如果以国际通行标准，14%是中度老龄化，那么日本已经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如果把目光扩散到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生育率也都不乐观。如果说现在的韩国是十年前的日本，那现在的中国人口形势，不久便会达到韩国的状态。这一点我们在之前的文章中国各省老龄化盘点：上海最老，广东仍年轻已经分析过，不再赘述。不可否认的是，一场人口危机正在东亚蔓延。04少子化危机的发生，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女性受教育水平提升，婚姻推迟或不婚的比例正在扩大。比如在韩国，有高达六成的20-29岁年轻人倾向于不结婚，只有45.6%的韩国适婚女性认为，人在一生中是应该结婚的。因此，韩国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从1990年的24.8岁推迟到了如今的30.4岁。女性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年龄也推迟到了31.6岁。而结婚率下降、生育率下降，背后有着更深刻的社会原因。东亚地区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传统的家族文化和父权制，导致传统的性别分工得以延续。比如男主外女主内、女人不得上桌这些传统思维，仍被视为“潜规则”。但这与现代社会的分工，尤其是以服务业为主的社会分工，产生了严重的冲突。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女性开始主动要求工作权，要求升职加薪、独当一面、“被认可”，而不想再被当做只能“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2019年，一部叫《82年生的金智英》的韩国电影上映，讲述1982年出生的女性金智英，每天囿于带孩子、做饭和照顾家人之中，最终因内心苦闷导致精神分裂。电影一上映就引起热议，韩国女性也借由电影吐槽自己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她们站在婚恋、事业、家庭、孩子、父母、婆媳关系的分岔路上，一时找不到了自己。因此，她们选择不结婚、不生孩子，去追求自己的事业和自由，也直接向传统的父权社会发出挑战。二是，养育孩子的成本太高，导致经济压力过大而不敢生育。不得不承认，亚洲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的人民，是世界上最勤奋的一群人，同样也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但如今却成了另一个压力的源头。受益于海权经济和工业革命的浪潮，“亚洲四小龙”迅速崛起，而中国从八九十年代接过了发展大旗，仅仅用了40多年时间就达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北上广深，在香港，在首尔，在东京，每一个上班族步履匆匆，生活节奏被拉到最大值。而共同的成果就是，高度发达的城市经济、中高等的收入、高昂的物价，以及高不可及的房价。生育孩子的成本，同样被拉高。

在日本，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到高中的15年，其费用大概为523万日元，然而日本人的年均收入仅仅在400万左右，养育孩子已成为日本家庭最庞大的支出。

在韩国，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的20多年里，养育费用超过3亿韩元，平均每年1400万韩元左右（约合8.3万元人民币）。而韩国普通员工的年均工资为4100万韩元（约合24.5万元人民币），三分之一的收入花费在养育孩子上。

在国内，幼儿园、辅导班、兴趣班，以及不断上涨的房价，都成为阻碍年轻人生育的矛盾所在。

而在中国台湾，甚至有“台积电宝宝”一说。只因台积电的薪水待遇、福利都是最好的公司之一，这里的员工生育率也普遍较高。2019年，台积电员工新出生人数2531人，占整个台湾的1.4%，也就是说每100个新生儿中，就有1.4个台积电宝宝。

而这一切现象所产生的后果，是人们只能在阶层固化的社会里不断“内卷”。内卷，说白了就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后的存量博弈，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寻找另一种突破的尝试。危机之下的无奈之举。而对新世代的年轻人来说，已不再奢望“我命由我不由天”，而是选择深陷游戏、宅文化、单身共同营造的“小确幸”的虚假氛围中。若危机继续，东亚各方的未来只能在一层阴影中迷茫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