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脚医生的故事_风闻

来源：行业研习

这些年来，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胡靖教授一直带着他的学生们到乡村做田野调研，并遵循《寻乌调查》的风格，指导学生如实记录乡村社会的变迁，撰写调研报告。同时，胡靖教授还指导学生围绕自己熟悉的家乡，开展口述史的访谈，并形成系列报告。这些口述史报告朴实真挚，力求还原不同区域的个体家庭及其所处社会的转型变迁，具有重要的比较研究价值。本期推送的是第8篇口述报告。

2020年11月，我们跟随胡老师来到山青水秀的梅州市平远县J村进行为期一周的乡村调研。我们小组到处走访J村上了年纪的老人，其中详细采访了住在寨下的肖老老人，试图从他的讲述中，了解他在J村的一生过往和作为赤脚医生那段岁月背后的故事，将藏在他心中的经历一一记录，做那段岁月历史的忠实记录者，不让那些时光日后随风消散，空余遗憾。

1****少年时期（1945-1962）

肖老在1945年十月初十出生于梅州市平远县F村。他前面有一个大他八岁的哥哥。

肖老的父亲原本是J村人，被家里卖到了F村。F村跟J坑村相隔不远，翻过一座山便到了。那时他的父亲家里穷，适逢肖老的（大）祖父去世，家里没钱埋葬，便把他的父亲卖到F村的一位地主家中。卖到地主家后直到解放前三年，肖老一家才跟老地主分开，不再在老地主家里居住。

肖老的父亲以前是位教书先生，后来由于病脚，脚上发炎，无法再继续教书，便回到家中养病。也是因为脚病的缘故，肖老的父亲在53岁的时候便去世了。在他父亲那个年代，职业可以自由选择，但并不稳固。比方说学校，学校还是校长负责制。校长需要哪个人，可以不需经过政府的同意直接聘用。校长想要谁担任，或者是给了钱的又或者是熟人亲戚，校长都可以把他们招来，不需要经过政府。但是教师这个职业那时并不是固定的工资，工资制度中暑假和寒假是没有工资的。在学校教小学的老师，都是校长私人请来授课。肖老说上学期间，一年或者一个学期拿多少谷（粮食），粮食政府会分配补给。教书教学工作政府却是不怎么管，但教育局还有教督，他们偶尔会下到乡镇看看学校教学办得如何。大体而言，都是不怎么管的，甚至可以说不管这些学校的死活。

肖老的母亲是个普通的农民，在肖老16岁的时候便去世了。肖老的母亲在30岁生下了他。他的母亲是从福建武平嫁过来，在这之前她在福建那边已经有了老公和家庭。后来，她的老公过番后（指下南洋打工找生计，一般说到的南洋客常被外国当地人称为过番客。过番客他们的足迹遍布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一直没有再回来。几年后肖老的母亲几经辗转来到平远县，后改嫁给了他的父亲。

肖老到了读书的年纪后，在F中学读完小。学生从一年级到四年级毕业称为初小，所谓完小，是在学校六年级毕业。当时平远县跟现在的新宁市并了县。因为平远县人很少，便跟新宁合并，1958年改为新宁县。以后改名的新宁县、B中学也是按照这般改的。B中学到肖老他们已是第二届，课室是够的。因为人少，没有现在这么多人，还在跟小学一起上课。那时可以说是一个完中，从一年级到初中，但是不能连升，上初中要考试才能录取。原来F中学在平远老圩，B中学在新圩，是在肖老很小的时候迁过来的。原来的老圩很狭窄，没有现在J村道路这么宽，只是几间零星店铺，人烟较为稀少。学校整个完中大概是两百多人，教室就有十几个，其中初中有四五间课室。当时的师资最多时有十几个（包括后勤人员）。

而肖老他读书的年代社会环境还是不够稳定的，跟文化革命伴随的动荡差不多。上的英语课程，一时说要上一时又通知说不要上；上得好好的初中突然改名F农业中学，政策不稳定东一下，西一下。当时和老地主分开以后，肖老一家的阶级是中农。当他读到初二的时候，爆发一次民主运动，需重新对个人身份再评定等级。那时的运动搞得大家都精神紧绷，在这场运动中，肖老一家身份被划分到地主等级那边。1963年，肖老考高中的时候，他的身体和精神是好的，成绩也不错。但学校却不让他到高中继续学业。询问学校原因，他得到的解释是精神不过关。这一做法就像是没有规矩的规矩，没有政策的政策。因为当时的政策规定大家都要平等地接受教育，而在地方上具体落实却不讲这套。

因此，18岁初中毕业的肖老回到老家。毕业以后，他的父亲进行分家，肖老的大哥被分在F村，他则被父亲分回到J村，J村留着父亲的思乡根源。当时J村里还住着昭肖老本家的一个老太婆，他喊做伯母，是肖老父亲的二嫂。回到J村后，肖老住在原本祖辈传下来的老房子里。这座老房子是他的祖辈从清朝末年流传下来，三进三出的厅堂，共有40个房间。 

解放以后，生产体制的变化太多。1954年，村里把农民组织起来，先成立互助组，互相帮助的意思。三五家组合起来一起劳动，按照天数来记工分，分钱。那时粮食不用分，谁家田里打来的粮食就是谁家的。接受互助组其他成员帮忙的，须按工数给钱，帮忙多干十天，就要给帮工十天的工钱。1956年又把互助组变大了，叫入社（互助社）。搞了一年，那时叫初级社，一年后把它变得更大了，叫高级社。最初的互助组以家庭人数分，现在社是几个互助组三个五个合起来。到1957年，成立高级社。将整个整村子并进去，叫J高级社。一个村子一个社，上面村子一个社，下面村子一个社，组成一个生产大队，一个总社。大家一起劳作，每人出多少劳动就得多少工分，收成时一起分粮食。当时所有的粮食是归属生产队，村民个人是没有粮食的。村民的田坡和土地都加入到社里面，农民没有自己的田地。到1958年，形势突然来了个大转变，成立了人民公社。那年整个J村成立一个生产大队。当时流行三面红旗口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1958年下半旬成立了人民公社，成立人民公社后就吃大锅饭。当时流行的口号是，3年不耕田，保证放开肚皮放心吃。实际上那时的粮食所剩不多，之前公社里的粮食村民家里一没粮食便可去到公社拿，慢慢地粮食很快就没有了，吃了两三个月到过年才开始宣传节约粮食。那时吃不完的粮食倒到猪栏里、倒在尿桶里，浪费得相当厉害。那段时间肖老12-14岁左右，那时候还年幼的他看到这些场景感到十分的心痛。粮食变得紧缺后，一开始村民集体喝粥了，一村人吃一大水缸粥，舀粥人拿着勺子搅，把下面的粥弄上来，弄均匀点。这是他印象中最深的回忆。最后就连粥都没得喝，肚子饿了也没有粮食吃，最后只能吃野菜和糠，只要能进嘴巴的都吃。肖老那时三餐都是吃这些，食物里掺杂有野草也吃。村里吃的没有油，也没有肉，只能吃盐和野菜。

肖老当时还在学校，星期天一回来，背着簸箕去山上、田野上拔野苋菜，拔到就煮，那时也没有油只有盐。没有油煮出来的菜汤，非常黑，和现在下水道的水一样。煮了一大锅一个人要吃下去，才略有饱腹感，野苋菜以前是拿来喂猪的，但是人吃了没事不会浑身发痒。每家每户没有怎么养牲口，最多只有一两只母鸡。1959年的下半年和1960年是饥荒时期，1962年以后就好多了，村民们不会像头两年那般挨饿。1962年的时候，肖老在上中学，一个星期吃2斤米，一餐可以吃3两米饭。肖老发现那段时间，学校里的教书先生口袋里装着番薯干，没有米饭，边板书空隙趁着学生不注意转过身偷偷塞点番薯进嘴巴。

村民家里的粮食不够吃时，还须自己找钱把粮食买回来，米价相对比较便宜，一毛四一斤。1962年以后，村民自己开荒种田。肖老种了3年，这期间个人自己种地的成果可以个人享有，不用上交给国家。这时候虽仍无法饱腹，但是三餐都有米吃，没人再扛着锄头到山上挖野菜吃，野菜渐渐都用来喂牲口。（1964年，肖老他们把田地交回给生产队，然后把大食堂拆了，又倒回原来的生产队，生产队还搞了很长一段时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才取消。）

1958年，还有一个现象是流行大炼钢铁。大家把家里的废铜烂铁都拿去炼铁。青壮年全部去炼钢铁了，只有老人家在家里耕田，就跟现在一样，年轻人都去打工了，老人家和儿童在家里留守。那时差不多立冬了，地里种好了的稻谷都没人割，稻谷再不割就要掉回田里去了。肖老那年还是学生，总是来这里割稻谷。只有一个老太婆在这村里，把他们割的稻谷收起来。问她这里的劳动力哪里去了，她说去D镇搞钢铁了。D镇有个很多铁矿，村民去那里开发，把铁矿石挑去铁厂炼铁。当时炼铁的是土家伙，用柴来炼铁。村民炼铁是做贡献的，没有什么补贴，而且冶炼出来的铁是不能用的，就这样炼铁炼了三四年，一点成绩都没有。口号喊得很响，而且很夸张。

2****青年时期（1963-1978）

1963年，正当青年的肖老初中毕业回到村里慢慢学耕田。当年住在老房子的伯母已经60多岁了，没劳动能力了。回来J村劳动，具体的农活肖老还并不太懂，捡柴、洗衣、种菜、耕田等农活都没有人教他。年少的他没有力气，便去到山上砍柴，将柴火从山上砍下来，担到家里来。走完高险陡峭的山路后，他的两腿直发软，几天都不会走路。1964年，年仅19岁的他讨了现在的妻子。他的妻子是在中坑出生的，年纪和他一般大，都是19岁。妻子姓黄，还小的时候就被她的亲生父母送到J村给别人家当女儿。肖老和他的妻子是经媒人介绍结婚。肖老下聘的彩礼有19块钱，在当时属于中下等。村里彩礼都是带九字的，寓意长长久久。村里听说过彩礼最多的婚事有99块，谁家的彩礼有这个数整个公社都会知道。有一百块钱存款的家庭，大家都佩服和夸赞。

结婚生子后，妻子在家里带着孩子，勤劳又能干。她可以去打柴、洗衣服、种菜、耕田，家里农活几乎是肖老妻子一个人包了。在1963年，肖老开始担任干部，在生产队里当会计兼计分员。生产队里平均有5到6名干部，生产队长、副队长、会计、计工员和出纳。初中以上学历只有他和另一个家里成分不好的人，大家觉得他为人处事相当可以，都选举他当干部。肖老负责的干部工作管得很细碎，生产队长不在的时候村民都来找他。

1964年往后生产队集体做工分，一天做多少分累计起来一年可以有多少分，分粮食分钱。肖老当干部期间和他后来当乡医的期间，他的工分都是和大队干部一起合算的。而家里只有他的妻子一个人在劳作，还要养活四个年幼的孩子。肖老在生产队劳动了十年，即使他那时在生产队当干部，还是一样要下田干活。家里没有老人，有时候妻子要用箩挑着小孩去劳动。成分不好的家庭，不管家里孩子有多小，都要逼着去劳动。（1964年10月，肖老的大女儿出生了。大女儿4岁的时候大儿子出生了，二儿子则小大儿子3岁，小儿子与二儿子也差三岁。他们全部都在J小学读书，那时候小学一个学期的学费才一块五，因为才两门课——语文和数学。）

记工分分粮食那段时间，肖老因为一家小孩多，劳动力又少，所以每年他家里都是粮食不够吃，超支更是常有的事情，这期间他没有吃饱过。但是粮食不够吃是个人自己的事，生产队并不负责。生产队分过来的粮食一般都是可以留在家里吃，但是上次超支生产队这次分粮食是不许留在家里吃，要卖到粮所去，抵兑超支款。但粮食还是要吃的，肖老便自己找钱，把粮食再买回来。那段时间肖老的生活十分艰苦。不单是他，整个农村生活都是如此。每家每户都很少有件像今天这么好看的衣服穿。每家只是留下一身衫裤，平时不准穿。上街、做客C才可以穿，平时的都是穿打补丁的衣服。膝盖是最常破的地方，拿一块布把它补起来还可以穿，还可以穿出去干活，因为大家都是这样穿，没有什么可奇怪。以前村里的小姑娘，到了爱美的年纪都还是穿得破破烂烂的，衣不蔽体。 

1965年，遵循毛主席626指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做到农村去，那一年肖老到平远县的一个卫生学校学习，学习了5个月速成的西医医术。卫生学校配有教师、教材，专门有一本赤脚医生的教材，红皮的大概4到5厘米左右，厚厚的。在卫校里他什么都学，内外妇孺，还有小儿外科之类，当时的外科技术可以对小口子进行缝补。卫校以西医为主，后来他学中医，是因为出来工作之后，1973年遇到一位恰逢广州中医大学毕业过来的老师——关庆燊先生，长得胖胖的，头上光亮光亮的。

关庆燊中医医术很好，肖老便跟从他学中医，再加上自学。学针灸的时候要先看医书搞清楚穴位的位置，特别是常用的穴位。当时没有人体模型练习针灸手法，肖老要自己先试针。师傅讲中药的时候喜欢讲粤语，年轻的肖老有好多地方听不懂，所以为了学中医，他从他师傅那还学会了白话。他的师父也是因为家里成分不好，在1974年被下放到平远，在这里工作了十多年才回去广州。当时的B医院有很多病人，规模很大，被称为后方医院。（肖老印象中当时还有三四个广州来的医生，其中有一个肚子大大的，叫王大印的外科主任很受大家的欢迎，因为他的医术十分地高超，疑难杂症他都能轻松解决。）

当赤脚医生的时候要出诊，没有人喊出诊就在家里，固定的办公地点在肖老的家里。（卫生站还没有出现，到1997年卫生站才出现。）出诊的时候肖老会带着一个出诊包，一般会装些药剂药片，最多的是急救药还有一些平常会用的药，比如抗生素、退热贴。肖老出诊的时候一般不会穿白大褂，只有在家看诊的时候才会穿。

当乡医后肖老一般不再干农活，当时一个大队有一千多人，大队下面有几十个小队，看病的人很多，乡医却只有两个人，所以肖老他们一年四季都是忙得走不开。肖老开始出任赤脚医生的时候没有固定的薪水，也是记工分。赤脚医生和大队的支部书记待遇是一样的，支部书记多少工分，肖老就会分有多少工分。大队支部书记一年不到一万分，他们的工分是算大队的平均工分再加一点。肖老说劳作比较好的情况下一天可以挣四毛半到五毛；不好的情况下，一天就只能挣一两毛钱。一般肖老每年的工分会有4400分到4500分，每年可以分到200斤粮食，但这是远远不够一家六口人吃的，每个人每年可以吃一百多斤。除了记工分，肖老每个月还可以领到国家的伙食补助费5元。改革开放后，肖老每年的工资有一万元左右。

1966年村里开始搞文化大革命了，要批斗当权派，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都是当权派，田地有时出现没有人耕种的情况，不过J村的“黑五类”还是比较少，文革的影响并不算大。

J村与江西省寻乌县交界，江西寻乌的商人每到集市日经古驿道到平远进行商贸，因此有时也会有寻乌的商人到J村看病。肖老回忆道，1975年有一位患了胆结石的商人从江西过来找他看病。（胆结石不是常见病，但是胆结石病人几乎每年都会遇到。胆结石在当时是比较难治愈的病，这一年把结石弄碎，下一年吃了容易诱发它的东西，胆结石还是会再重新长出来。肖老说道患胆结石的病人除非是把他整个胆摘除，不然是很难治愈的。）那位商人她带着小孩过平远做生意，但她的胆绞痛已是相当厉害。医治过后肖老思量着她家路途又那么遥远，大约是在下午的六点钟，肖老和同村人翻越古驿道把患者母子送回到她家里去。

这件事情当时反响很好，救治事件受到了公社广泛的宣传和赞扬。肖老遇到急诊的病例也好几次，晚上睡觉的时候还会有人叫，不仅白天要出诊，晚上睡觉了半夜也还是会有人找。一般晚上看病的大多是小孩子半夜急性燥热、发烧、肺部感染等，小孩的父母很害怕便半夜匆忙找肖老看病。遇到害怕不肯打针的小孩子，肖老便会从急诊包里拿出白色的小糖豆来哄他们。

3****中年时期（1979-2006）

肖老所在的生产队1979年冬天就开始分田地、财产和农具。肖老在生产队分地的时候只用80元就买下了一块400多平方的地，这块地原来是做瓦片的，后来就用来建房子了。生产队按人头分地，他分到的田地不足6亩，不过另外他还有一些自留地可以用来种菜、种番薯。刚开始分田地的时候只用交公粮，之后公粮和余粮都要上交给国家。那时公粮要交不到一百斤，余粮要交几百斤。公粮是按照田地的优劣等级和产量多少的标准交。余粮是交了公粮之后剩下的粮食，余粮吃不完的部分还可以卖给国家。那时候没有私人买卖粮食的，都是个人和国家的交易。

到1980年的春天，大家就各过各的了。他们没有包产到户，改革开放开始后两年（1980年）才包产到组。当时是三家人一个小组，生产队分配给一个小组十亩田。那时候肖老的境况就更好一些，比较少饿肚子了。

作为J村的两个村医之一，只要有病人找上门，无论大病小病、白天黑夜、晴天或是暴雨，肖老都要出诊。那些患肠梗阻、脑梗、脑溢血和脑血栓的病人都来找过肖老，帮妇女接生也做过。肖老现在还对一些疾病的症状娓娓道来。脑梗的症状有一觉以后起不来床、脚不能动、讲不了话、歪嘴、一边的手脚麻痹。脑溢血的症状比较复杂，病人会突然倒下去，病人被扶起来之后还能说话，慢慢地病人就讲不了话了，就跟睡觉了一样，这种症状基本上没办法治疗了。心梗也基本上没得治，除非遇上有经验的医生，可能效果比较好。心梗最多六分钟之内要送去治疗，脑梗最多四个钟。

肖老在行医的时候遇上一些印象比较深刻的病人，大多是患病比较重的，基本上都是需要送去医院救治的病人。有天晚上刮狂风下暴雨，屋外一片漆黑，有个病人脑溢血，他也是照常出诊。去到发现病人的手脚动弹不了，后来他及时送病人去镇上的医院医治，幸好医治得及时，才抢救过来。这个病人以后就没什么大病了，直到前两年才去世。

1983年，肖老先是参加了5个月的卫生集中培训，然后参加了一次医生考试，这个考试是所有农村卫生人员都要参加的。肖老考试合格后被授予了“乡村医生证书”，拿到了正式的行医资格证，属于中级职称。证书相当于中专毕业的职称，表示医术达到中等专业的水平。乡医在1985年才纳入国家编制，不过国家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福利和补贴给乡医，直到2005年才开始发钱，每年发10900元。

肖老一般不治疗比较重大的疾病，一是没有足够的医疗器材和消毒环境，二是自己一个人能力有限无法进行手术，但他会全程陪护送病人到卫生院。那时出行没有汽车，自行车也比较少，遇到重症急诊的患者肖老只能喊来四五个人帮忙抬到镇上医院。

肖老误诊的情况比较少，一般是看准了才治，看不准就不治疗，而是送去医院。当时医生误诊是常有的。比如老年人患了风寒，要是把他当成风热治，那便治不好了，而且还会加重病情。（不过只有中药才会分寒热，西医是没有寒热之分的。）一般没有误诊的或者治不好的村民找上门来闹，肖老说农村的农民是讲道理的，不会为难医生。那时候的农民对医生还是比较信任的。

一路走来，肖老学了中西医已四十多年。从卫生学校毕业出来，肖老的西医不用再重新学习。西方当时讲究消炎抗菌。中医则不同，它讲究整体观念，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中医是看人身体的强弱实施药方。中医可以把差不多要死的人救回来。肖老跟从他的师父真真确确经历过用中医把快死的人救活。比方脑梗塞，它用中药不用西药，这样快得多。他说西药可以把血管里的血栓子冲开，中医也可以。中医用活血祛瘀方法，这种方法对脑梗作用很大。脑梗是越早治疗越好，当场发现当场吃这个药便不用鼻饲，即拿一根管子和一个大针头打进配方的中医，这也是很严重的脑梗才用的方法。

也是这个原因，肖老在与我们聊天中曾多次向我们强调不要看扁中医。中医在他看来是一门很神奇的学科，里面有着大学问。他说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望就是看人的气色。望到人皮肤黄黄的，可以判断出这个人肯定贫血；望一个人面色红润，那他的感冒肯定是很轻的，并且所犯感冒不是寒性。还有一个切就是切脉，即平时讲的搭脉。另外，他还随口向我们介绍中医里的十问，一问寒热二问汗,三问头身四问便,五问饮食六问胸,七聋八谒俱当辨,九问旧病十问因,再兼眼药叁机变,妇女尤必问经期。这些张嘴便来的医方医法，他道是稀松平常之知识。

在J村里边当赤脚医生的空闲，他就边自学中医。村里面有个药房和诊所，也是现在镇上的卫生站处。那时医药收费有固定的标准，看病一张处方一毛钱，不管什么病都是一毛钱的挂号费。开药钱另算。药那时很便宜没有现在那么贵。所以肖老认为现在的医改改得不是很好。以前他们向县人民医院进药，会有进药单证，单里面规定了市场价（县里面拿到这个药的价钱）跟卖药时的价格分开。比方说进的药是5分钱，国家规定卖的时候最多只能卖1毛钱。但是现在的药价远不止这个钱。以前进药3分钱，卫生院只能卖5分钱，不准超卖。当时进药这条路国家会管，现在国家不管了。当时进药是他们自己去进，从县里面去进。当时卫生院也有这个批发的地方，也可以到那里去进。

肖老本身对于药价多少并不计较，身为医生的他只考虑自己的医术，因为定价不是卫生院医生的主要职责。肖老还提到那时看病也挺便宜。1976年国家搞过一次合作医疗。比方说一个人出2块钱，家里5个人就出10块钱。一年的看病，吃药不用钱，但是这个体制无法长久维持下去，后面就变成现在的新合作医疗。现在每人一年280元， 2019年250元。新医改的医药报销不用到镇上，村民到B医院当场就可以报销，大概能报药费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具体多少肖老也不知道。他曾经也到那看过，看病他觉得还是挺便宜的。比如看病花费的30块，个人最多出10块钱。挂号费则是另外一回事，他觉得还是可以的。

不过他觉得不好的地方是现在医保费提得太高了，一个农民280元一年，一家庭三四个人，对农民家庭来说也是一笔负担。在农村农民要搞到这些钱其实是很不容易。所以肖老认为现在新的合作医疗对农民还是不太友好。一是药比以前贵了好多，甚至翻了几十倍。农民经济收入有限，看病受到很多限制。大病还好，小病基本还是农户自己出钱。新合作医疗还是有着它的局限性。现在规定一个季度一个限额，今年报一百几，这个限度一个人用完了，以后两个人的药费还是自己出，合作医疗不管。。

4****老年时期（2007至今）

肖老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感触颇深。

“昔日超支户，而今饱有余。”自从改革的春风吹来，农民一日三餐可以吃上饱饭，口袋变鼓了，有了一些闲钱积蓄，而且种植的粮食产量也增加了。肖老在他的诗中写道，“当年思饱暖，稀饭拌姜糜”，以此忆往昔岁月倍感今日之幸。由于物资紧缺，以前用钱都买不到粮食，只能用粮票买粮食。布票和粮票是解放后就一直有的，一直到改革开放才取消。一张粮票的面额很多，有1斤、3斤、5斤、10斤等等。粮食和粮票是可以互换的。如果人们要带粮食出远门，一般换成粮票，因为带着实物行程不方便。黑市上也可以买到粮票和布票，有些人发到的布票不够用，就去黑市买。没有布票就买不了布，买不了布就意味着没有衣服穿。除了常见的布票、粮票等等，一些小众的消费比如零食也是需要票证的，据肖老介绍零食证是从1963年开始出现，可以用来买饼干和花生。

现在穿衣服不再受到限制，即使在田里劳作的村民，都找不到穿烂衣服的。肖老感慨现在人们衣服有一点点洞都不要了，他们以前穿的裤子，膝盖由于劳动而磨损没钱买新衣服只能打一大块补丁。如今村民赚来的钱不用交给大队，自己做自己吃，干活比以往更有干劲。 

住的房子不会再进风漏雨。“非我真能耐，欣逢好时机。”他说起新房子的时候感慨道：“没有邓小平的话，我们一家住不了这个房子。农民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享受到了改革带来的好处。”肖老现在住的新房子是两个儿子出钱建的，从1997年就开始修建，直到2000年才搬进去住。以前村里很少房子，都是成片成片的土地。在70年代，村里开了一条土路，一到下雨的时候，自行车都无法通行，直到90年代修建公路后情况才有所改善。现在灰色屋顶、白色墙面的新房子随处可见，还有散落在村子里的小楼房和在山上的小别墅也渐渐变多。肖老从小就喜欢读诗歌和写对联，他还在新居落成时为他住的这个新房子写了一首诗。肖老写的《新居感怀十韵（五首）》收录在《平远诗歌选集》，这本诗集是2002年10月平远诗社为了庆祝国庆而出版的诗集。

村里的娱乐活动不再单调了。以前肖老家中一件家用电器都没有，连收音机也不是每家都有。村里第一台黑白电视是1985年才有，到90年代才有彩电。肖老以往吃饭闲暇的时候只能听广播，或者去外面找朋友聊家常，现在他的兴趣广泛，喜欢看电视、写诗、写对联。肖老从小对诗歌兴趣浓厚，读书时期没有老师要求学，他也会主动学习诗歌。他对诗歌里面的世界十分地向往。在2000年肖老加入了平远诗社。这个诗社加入的条件不高，交五首诗和一个申请书便可入社。诗社一个月有一两次采风的活动，这是肖老身心最放松的时候。

肖老的大女儿嫁到了B镇的街上，她家就在巷子里，每逢过年或者老人生病便会回来看望。肖老和大儿子分家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大儿子一家就住在隔壁寨下，是2006年才建好的楼房。大儿子育有一儿两女，他以前承包村里的水库养鱼拿去卖，现在村里不再让私人承包，就没有再养鱼。二儿子结婚后又离了婚，现在还是单身汉，二儿子的儿子今年28岁准备娶媳妇了，女儿今年22岁。肖老的小儿子只养育了一个女儿，目前在深圳打工，做传媒工作。对肖老来说，现在和小儿子虽未分家却恰似分家，因为和他天各一方，只有过年才回来看望。

肖老的儿子们每个月会给他金额不固定的生活费，大概500块钱左右。这对于他来说是够用的，他自己每个月会领到国家补贴的七八百块，是乡医的工资补助款。从2005年开始，国家给以前当过大队干部还有乡医的人员补发工资。

2020年疫情开始爆发的时候，当过乡医的肖老刚开始还是有些恐慌，但是看到本地没有一个患病的，就慢慢地放宽心了，偶尔还会在村里串下门。村委会要求每个人都戴口罩，肖老的儿孙们也抢购到一些口罩，另外还会有村委会发下来的口罩，口罩对他来说是够用的。不过村里有些老人不习惯戴口罩或者说是不会戴，就不怎么戴。上街村民们还是都会戴上口罩，路口有专门人员设卡检测体温，没戴口罩就无法出门赶集。

肖老现在同妻子与二儿子居住。他有自己准时的生物钟，一般早上七点左右起床，中午到十二点开始犯困要休息了，晚上七点半到八点左右准备睡觉。他以前喜欢吸烟，去年肺气肿发病就把烟戒掉。不过现在他的身体好多了，也能正常生活，还喜欢出去遛弯。不过生的这种病比较怕冷，温度低对肺不好，所以天气冷了肖老便不敢出门。肖老还有胃痛，不能经常喝茶。他的妻子之前是微胖的身材，前年得了脑梗之后体重下降了二十斤。得过脑梗之后，妻子变得体弱多病，面色变得有点萎黄，一头及肩的略带黄色的银发更显消瘦。前几天肖老的妻子胃出血，住了六七天的院，现在基本没什么大碍了。

肖老在2013年退休后，不再担任乡医一职，但时不时还会有村民来找他看病，大多是感冒、咳嗽这种小病。不过肖老并不卖药，一般开个药方让他们村民去镇上医院抓药。即使现在退休了，他对医疗相关的话题仍保持关注，并且有自己的见解。他觉得现在药品比以前贵了，老百姓病不起，以前止痛剂安泰金最贵也就卖五分钱，现在十几块几十块都有人卖。他觉得医疗技术的发展相当快，才40多年的时间，各种技术相继出现了。70年代末有X光了，90年代开始就有B超、CT、核磁共振、肠镜、胃镜之类的技术出现。现在医院、卫生院的各个科室的隔离消毒做得很好，既卫生又光亮。作为一位年近古稀的老者，肖老希望我们国家的医疗卫生可以发展得越来越好，更好地保障农民“病有所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