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伟：中国学派考古学的基本内容_风闻

　　建设“中国学派”考古学是苏秉琦着力倡导的宏大学科目标。1975年他为吉林大学考古专业的毕业生讲解区系类型说时就提出过这一问题 ，并在1995年提出，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探索，一个考古学上的“中国学派”已经开始出现 。

　　努力建设中国学派考古学是1949年之后的学界共识。尹达1958年在北京大学给考古专业同学讲课时即倡导“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 。1960年夏鼐也呼吁：“我们要继续贯彻总路线，以求多快好省地早日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考古学体系。”但他在1984年对以区系类型理论为中国学派考古学标志的提法发出质疑，明确指出:“我们从前曾号召要建立马克思主义体系的中国考古学，但是现在仍是不能认为已有这样一个体系。” 此后，夏鼐未及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考古学体系的主要内容应该是什么。

　　苏秉琦并未对中国学派考古学下过清晰的定义。夏鼐曾尖锐提问：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与所谓“中国学派的考古学”是否一回事?所谓“特色”是体系的特色，或仅只内容是中国材料，犹是中国特色的历史，即中国史？苏秉琦回答说是后者，似乎承认只是因为研究对象为中国考古资料，解决中国历史问题，才称之为中国学派，并非因为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考古学学科体系 。但由其学术实践看，他无疑认为两者是统一的，也就是说，因为要运用中国资料，解决中国问题，必然需要建设中国学派的学科体系。他也曾多次表述，中国考古学要回答的最重大问题是“中国文化起源、中华民族的形成、统一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准此，我们可以将中国学派考古学定义为：在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实践中形成的，以解读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为基本目标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体系。

　　中国学派考古学的建设实际已经被广泛实践，其体系初具规模，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尤其如此。因此，本文拟对苏秉琦建设中国学派考古学的努力做概要的评述，并综合已有的学术实践，尝试提出中国学派考古学的初步框架。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运用到对中国考古资料的解读，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分工、阶级出现、贪欲等主观能动性的作用等角度探讨中国史前社会发展和中华文明的形成，这些自然是中国学派考古学的重要内容，为阐述中华文明形成历程提供了普遍进化论的视角。但是，正如苏秉琦指出过的“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是历史本身”，难以回答中国统一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问题，因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并不只是进化论角度的“国家”级别社会的形成，也是一个可以被称作“中国”的文化共同体的形成 。因此，本文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中国学派考古学关于中国这一独特文明体形成方面的内容。

二

　　1984年俞伟超和张忠培提出中国学派考古学的主要内容包括三点 ：第一点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上面已经论及。第三点谈的是中国学派的意义。只有第二点涉及具体内容：“在科学发掘基础上，运用由我国学者所发展了的考古类型学方法，分区、分系、分类型地研究各考古学文化发展过程，通过考察我国考古学文化的谱系来研究中国这一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研究这一总过程中各考古学文化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的不平衡性”，给人的印象是中国学派就是以建立时空框架为核心的区系类型理论。这样的归纳可能是引起夏鼐质疑的主要原因，近来新的责难也以此为靶子 。

　　很多学者认为区系类型理论的主旨不过是建立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赞之者认为该文是“对我国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具有奠基意义的重要文章 ”；持异议者认为：“考古学文化的分区和系统，是考古学研究中的常用手段，并不具有什么新的含义 。”

　　1949年之后，面对日益丰富的发掘资料，建立时空框架已经成为中国史前考古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夏鼐1959年对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的讨论明确了基本概念 。197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发表第一批碳十四数据，安志敏同年著文，分别讨论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及西北地区、长江下游、长江中游和西南地区的文化序列 ；1977年，夏鼐著文，参照碳十四年代，按照中原、黄河上游（甘青地区）、黄河下游和旅大地区、长江中下游、闽粤沿海、西南地区和东北地区等七个地区对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展开全面讨论 。区系类型理论的“六大区系”与已有时空框架并无重要区别，建立这样的时空框架，也正是世界范围内考古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若仅以此为区系类型理论的基本内容，其对于建立中国学派考古学的作用确实引人质疑。

　　但正如我们讨论过的 ，区系类型理论的重要性在于对已有时空框架提出一种不同于“中原中心”模式的新解读，从这个角度上讲，该理论是将中国史前各地区视为一个整体，在区域互动的广阔背景下讨论中国文明起源的诸多理论模式之一。

　　“多元一体”是比“区系类型”更具包容性的概念，其核心内容可以定义为：1）中国史前时代形成了多个有自身文化发展序列和特征的文化区；2）各文化区形成了一个文化共同体，共同参与了中华文明形成的壮阔进程；3）由多元文化区形成的共同体正是历史时期中国的雏形和基础，可以称作“最初的中国”。以“多元一体”理论解读中国文明形成历程是中国学派考古学的第一个重要内容。

　　“中原中心”、“重瓣花朵”、“区系类型”和“中国相互作用圈”等模式均采取了“多元一体”的视角，在第3点上完全一致，在第1点上也无本质不同，只是对多元的程度有不同认识。最主要的差别在第2点，即对文化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方式有不同解读。

　　“中原中心”模式强调文化共同体的形成是黄河流域文化推动和引领的结果 ，只有这样的引领者才能将各地区凝聚为一体。但该模式并未将各地区文化视为黄河流域文化的地方类型，承认文化的多元性。韩建业近年倡导的“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模式与此一脉相承 。

　　严文明1987年提出的 “重瓣花朵”模式承认“各文化区都有自己的特色”这样的多元性，但也更明确地提出“中原文化区”的概念和其“联系各文化区的核心作用”。这朵一体性极强的重瓣之花似乎是中国独特的地理条件下的自然绽放，无需花心的引领，“中原文化区”因其天赋的花心之位，“能够从各方面吸收有利于本身发展的先进因素，因而有条件最早进入文明社会 ”，这才发挥了核心引领作用。

　　苏秉琦1981年正式提出的“区系类型”强调各区系“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 更强调多元性；同时认为各地区之间“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更坚决地否定了中原地区的领先地位，但并未讨论各区域何以成为一个整体。

　　张光直1986年提出的“中国相互作用圈”模式认同各地区多元发展并可以通过密切交流形成一个整体，因为“这个史前的圈子形成了历史期间的中国的地理核心，而且在这圈内所有的区域文化都在秦汉帝国统一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形成之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可以称之为“中国相互作用圈”或“最初的中国”。此模式与目前的考古资料最为契合。

　　“相互作用圈”（Sphere of Interaction）概念是美国学者葛徳伟（Joseph R.Caldwell）讨论美国东部霍普维尔印第安人文化时提出的 。在对印度河流域与伊朗南部早期文明的研究中，也有学者使用这个概念 。但这些研究的主题是区域间交流，并未以论证延续至今的文化共同体和政体的史前基础为目的。事实上，中国是唯一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前的文化共同体的现代国家，常被称作“一个扮装成国家的文明”， 经历了不同于“民族-国家”的、独特的“文明-国家” 的形成和发展道路。丰富的考古资料证明，中国并非晚近出现的“想象的共同体”，距今5300年前后，“多元一体”的“最初的中国”已经形成，奠定了历史时期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础。解读这样的发展道路，自然需要“多元一体”理论。

三

　　“多元一体”理论框架下的学术实践已经非常丰富，除了上述对总体发展模式的构建，主要集中于对各区域交流的具体方式、何为“最初的中国”、在多元互动的背景下理解各地区发展和宏大的政治理想的形成等方面。

　　苏秉琦在提出“区系类型”模式的同时，也提出了一种文明因素在不同地区间持续传递、发展的模式，并将其凝练为那首著名的绝句：“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汾河岸边磬和鼓，夏商周及晋文公”。这一充满诗意的“文明火炬接力”模式提出了两个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具有指导意义的要点：一是各地区文明进程要在一个更大的无先进“中心”引领的文化互动的背景下去解读；二是不同时期最强大的政治组织都是在吸取前人政治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样的此起彼伏的进程一直持续到夏商周三代时期。随后，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裂变”、“撞击”和“熔合”文明起源三种形式说 。

　　我们曾对“三种形式”进行阐发 ，认为“裂变”型文明起源形式可以理解为各地区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基于本地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完成的社会复杂化的初步发展。“撞击”型文明起源形式可以理解为自距今约6000年开始，各地区在社会复杂化加剧、社会上层集团出现后，以“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为核心的区域互动促成的飞跃式的、达到“古国”阶段的社会发展。“熔合”型文明起源形式可以理解为“古国”社会“满天星斗”式普遍发展、各类型政治构想被广泛实践、“最初的中国”形成的壮阔进程孕育出的更具雄心的领导者，在更宏大的政治理想的促动下，有目的地借鉴各地区“古国”的兴衰经验和“领导策略”，构建早期国家的政治实践。这样的界定，为在“最初的中国”的视角下描绘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与“最初的中国”的形成提供了基本理论框架。

　　何为“最初的中国”的讨论也是多元一体理论框架下学术探讨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陶寺或二里头政体为“最初的中国”的立论者认为“中国”一词的本意为位居地理中心的国家级政体，历史时期中国由此发展而来。我们强调“最初的中国”只能对应多元一体的文化共同体而非其中的某一区域政体，“中国”具有位居中心的高级政体的内涵之初指代的就是范围远超过洛阳盆地和晋南的地区，历史时期中国是此文化共同体被落实为大一统政体的过程 。

　　苏秉琦关于“共识的中国”、“理想的中国”和“现实的中国”的“中国”形成三阶段说，对探索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政治理想和文化认同的形成极具启发和指导意义 。

　　我们提出将“共识的中国”的概念修正为：得到中国史前各文化区认同的“最初的中国”。共识的形成归因于各地区的密切交流，尤其是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的形成。各地社会上层为了获取远方的珍稀物品和神圣知识以宣示自己超越本地民众的特殊能力，努力以亲身旅行的方式开展远距离交流，开始共享原始宇宙观、天文历法、高级物品制作技术、权力表达方式、丧葬和祭祀礼仪等当时最先进的文化精粹，并积累了“最初的中国”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知识，由此形成对于这个彼此共同拥有的一个可以相互交流、可以共享核心文化要素的“最初的中国”的共识 。此“共识的中国”在距今5300年前后应该就已经形成。

　　“理想的中国”可以定义为：“共识的中国”形成后，促进“最初的中国”内各文化区的一体化、将此文化共同体升华为政治实体的宏大政治理想。距今4000多年，陶寺政体的领导者很可能已经形成了构建广域统一政体的“理想的中国”的政治蓝图。距今3000 多年，周人以宗法、分封制实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抱负，将“理想的中国”落实为用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管理的“现实的中国”，奠定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政治和思想基础。

四

　　契合考古资料反映的中国文明独特发展进程的概念体系建设是中国学派考古学的另一项重要内容。

　　苏秉琦1986年提出的“古国”概念即为被广泛接受和运用的重要概念 。他将“古国”定义为：“高于氏族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用来描述距今6000年以来各地区跨越式发展形成的复杂地方政治组织。这些政治组织的社会发展阶段明显难以用母系社会和父系社会等经典理论中的社会发展阶段来概括，又难以将其认定为西方界定的、符合文字、金属和城市三要素的“国家”，用西方惯用的指代前国家复杂社会的“酋邦”概念也如隔靴搔痒，难以激发开创性研究。

　　“古国”之称意在表明这样的政治组织在地域范围、都邑聚层级、社会组织以及治理方式等方面已经具备了三代时期“国”的基本内涵。各古国应该控制了特定的自然和政治地理空间，社会上层以经济、等级制或礼制、武力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领导策略实施管理；社会成员形成对本区域文化、亲缘和政治管理的认同，并因此而生归属感，家国体系初步确立，三代时期的政治管理模本初步奠定 。虽然对于这一概念的讨论亟待深入，但只有建立这样的概念体系，才能沟通史前复杂社会和三代基本政治组织的联系，引发相关的深入讨论，由此深刻认识中国文明独特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实践方式的缘起和发展。

　　符合中国文明特殊发展道路的文明和早期国家标准也是概念体系建设的重要工作。

　　上世纪80年代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一系列重要发现引发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热潮，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成为指导性著作。在“文明”定义上，学界普遍接受“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说法；在“国家”标准上，多采用经典著作中提及的、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柴尔德又着重提出的城市、金属和文字“三要素”说 。

　　但面对日益丰富的如良渚文化大墓那样刷新对中国史前社会发展认识的重要发现，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以“三要素”具备的殷墟为中华文明的起点低估了距今5000多年已经明确开始的史前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应提出适合中国史前实际情况的“国家”的标准，只要有足够的反映“国家”“实质”的考古证据，就可以认定国家的出现，也就是文明的出现 。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阶段性成果认定的文明标准包括经济文化的跨越式发展，社会分层的制度化，王权、神权和军权的形成，复杂的礼制，高级手工业的发展等，相关考古发现主要为区域聚落等级化，数百万平方米的大型都邑，大型宫殿、仪式性公共建筑，大型墓葬和水利设施，以及玉器、精致陶器、漆器、象牙器和丝绸等表达身份和具有宗教内涵的特殊物品等 。另一方面，因为文明的形成也是文化共同体的形成 ，多元一体的“最初的中国”的形成也应该是中华文明形成的标志。

　　此外，以考古资料结合文献“释古”已经成为以考古学为基础的中国古史重建之主流 ，虽然引发西方学者关于中国考古学“历史主义倾向”的诟病，但只要避免削足适履的臆测，必将为中华文明独特发展道路的研究提供不可缺少的认知角度。西方考古学理论方法的引入和与中国史前考古资料的结合虽然还面临很多问题，但已经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为中国史前社会发展和演变的研究开辟了新视野，打开了新思路。

　　总之，中国学派考古学的建设仍然路漫漫而修远，在世界文明研究中获得令人信服的话语权也需要持续的上下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