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海德格尔“现代科学的技术本质”？先看看海德格尔自己怎么说的_风闻

按：推荐一篇吴国盛的文章，解读海德格尔关于“现代科学的技术本质”的论述。虽然我写过《祛魅“科学”｜对以吴国盛《什么是科学》为代表的“关于科学的主流认知”的旗帜鲜明地批判》，但正如我在文中指出的，以“才学识德”论，虽然我不认可吴国盛老师的“识”，但其“学”还是很见功夫的。我们可以借其“学”而养自己之“识”——非学无以养识嘛。

在“海德格尔与科学哲学”这个题目之下要谈的，不是海德格尔与通常英美科学哲学的关系──尽管海德格尔与英美后经验主义或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并非没有思想传承关系──而是海德格尔对科学的本质的思考，这样的思考完全可以纳入广义的“科学哲学”或我所谓的“第二种科学哲学”**[1]**的范围。本文着重阐释和分析海德格尔的两个重要思想：“现代科学的本质是现代技术”、“数学化作为现代科学的突出特征属于现代技术的本质”。

1

思想背景简述

海德格尔的思想着眼于挖掘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形而上学思维的根源，并在刨根问底的过程中，完成对形而上学的克服和超越。他认为，由柏拉图开创的形而上学传统，支配着全部的西方哲学史。“贯穿全部哲学史，柏拉图的思想以变化着的形式保持其决定性，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2]这个形而上学传统以其对存在问题特有的领悟，决定着西方思想的基本走向，决定着西方人对人、对物、对世界的基本态度。它“以给出理由的表象思维方式来思考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因为从哲学开端以来，并且凭借于这一开端，存在者之存在就把自身显示为根据（arche[本原]、aition[原因]、prinzip[原理]）。根据是这样的东西，由于它，存在者作为如此这般的存在者才成为在其生成、消亡和持存中所是的某种可知、可处理、可制作的东西。作为根据，存在把存在者带向其实际在场。根据显示自身为在场性（Anwesenheit, presence）。”[3]**这个传统极为深厚，以致我们要对它有所反思都很困难，而海德格尔就把“思想”的任务规定为克服形而上学。所谓克服就是经受并显露它的极限。

海德格尔认为，形而上学创造了我们的历史，而由这个历史所标定的我们的时代正在终结形而上学本身。所谓形而上学的终结，就是它进入了它的极端状态即完成形态，展开和穷尽了它所有的逻辑可能性。这种哲学终结论对我们而言并不陌生。从黑格尔开始，有各式各样的哲学家宣称哲学终结。海德格尔的独特性在于他对哲学终结的理解和说法。这些理解和说法中最令人惊异的是，他说哲学的终结主要表现在现代技术的支配性。“技术这个名称本质上应被理解成‘完成了的形而上学’”[4]

为什么说现代技术表现了形而上学的极端和完成形态呢？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技术本质上不是什么机械设备之类的技术性的东西。首先，它象历史上一切传统技术一样是作为真理的开启方式而发挥作用的：技术不单纯是工具和手段，而是展现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去蔽方式，是对物的塑造。其次，现代技术与传统技术的区别就在于，它对物和存在者的展现不是一种对“物性”的“带出”，而是“挑衅”意义上的“强使”（Heraufodern）；它不是保护着物之物性的完整性，即海德格尔所谓“天地人神”的四重性，而是一种单向线性的“预置”（bestellen），使物不再是物，而成了“持存物”（Bestand）；由于这种单向线性的运作，使得现代技术成了单一的去蔽方式，而遮蔽了和排除了其他的去蔽方式，结果现代技术的本质运作以“座架”（Gestell, Enframing）的方式进行，即以一种无从逃避、遮天盖地的方式规定着现代存在的显现方式。于是，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是存在的命运，也是形而上学的最后一个极端形态。

海德格尔关于技术的思考非常丰富，这里不能全面展开。我只简单解释一下为了进入本文的主题而必须涉及的那些方面。

首先，海德格尔的“技术”是在现象学意义上谈的，不是我们通常指称的机器、机械、工具、仪器等，这些东西他称之为“技术的东西”。但是，“技术”是“技术的东西”得以可能、得以被理解的本质。“技术”作为本质，先于“技术的东西”。“一般来说，机器的利用和机械的制造本身还不就是技术──它还只是适合于技术的一种手段，在这里技术的本质在其原材料的对象特征中被建立起来。”[5]

其次，海德格尔特别强调技术不是单纯的工具和手段，而是物的展现，世界的构造。什么样的工具被运用，就意味着什么样的世界被呈现出来。任何手段被纳入技术，只是因为该手段的运用适合于技术已经开辟的世界。“对我们的祖父母而言，一座‘房子’，一口‘井’，一个熟悉的建筑尖顶，甚至他们自己的衣服，他们的斗蓬，依然有着无穷的意味，是无限亲密的。几乎每一件东西都是一个这样的容器，他们在其中发现已有人驻留，并且可以往里添加人的东西。现在有了从美国闯入的空洞无关痛痒的东西，假冒的东西，是生命的赝品。……一座美国人所理解的房子，一个美国的苹果或葡萄树，与我们祖先的希望和思想所寄托的房子、水果和葡萄都毫无共同之处。”[6]

再次，海德格尔指出现代技术与传统技术的一个差异在于，现代技术以“预置”的方式展示物、构造世界，使得“物”都成了“持存物”。正是这种“预置”的去蔽方式将表面看起来都是“改造世界”的传统技术和现代技术区别开来。现代水利设施之所以与传统的手工水罐不同，因为后者汇集天地人神，而前者向现代农业“预置”；莱茵河上的拦河电站之所以与古老的索桥不同，也是因为后者汇集天地人神，而前者向着现代电力工业“预置”。预置就是为着单纯的目的、留取单纯的功能、指向单纯的存在者的某种关系网络，它原则上不考虑丰富而复杂的物之物性的保有。预置使本质先行。为了解释这一点，海德格尔不无俏皮的说，由于拦河大坝向着电力工业体系预置，而莱茵河流向着水流压差的提供者预置，所以，与其说拦河大坝建在莱茵河上还不如说莱茵河建在水电站上。

最后，海德格尔将现代技术的本质浓缩成一个生造的词“座架”（Gestell）。按照德语的构词法，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将所有的“摆置”（stellen）会聚（Ge-）起来。用“会聚”来说明技术本质的运作方式，与海德格尔对通常技术概念中人类学倾向的批判有关。通常人们不仅把技术理解成工具和手段，还把它理解成属于人的、为人所利用的东西，这后一方面海德格尔称为人类学的技术观。在他看来，技术作为真理的显现方式，决不可能是属人的，相反，人倒是属于这种真理──有什么样的真理运作，就有什么样的人性。所以，技术手段和技术体制的变迁也好，技术对于时代的支配性也好，决不是人自身的一种主观上的选择。它作为存在命运的赠与，倒是也支配着人自身。同样，现代技术的“预置”行为并不是属人的由人类来选择和行使的一种方式，而是存在的命运。为了体现这一点，海德格尔不惜生造一个词“座架”，来概括现代技术的本质运作方式。

2

现代科学和前现代科学的区别

我们都听说过，现代技术与前现代技术的区别就在于大量的应用现代科学，从而使现代技术的规模和深度达到了手工技术所无法达到的程度。现代技术的成就通常都归于对科学理论的大量应用。但与这种通常的看法相反，海德格尔认为，说现代技术是现代科学的应用并不错，但并未切中实情，就象说诗歌是字母的某种排列并不错但没有切中实情一样。从本质上讲，现代技术支配着现代科学的展开。

这样的讲法涉及到对某些历史事实的再解释。众所周知的是，现代科学发源于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而现代以蒸汽机和电动机等动力机为代表的技术只是在18世纪才开始兴起。这样的历史顺序很难支持现代技术支配着现代科学的讲法。不过，海德格尔对于历史学的东西（historie）与历史的东西（geschichte）有一个严格的区分，即历史学的东西只是在技术时代才出现并与历史的东西相混同，也就是说，历史学作为科学本质上受制于现代技术，而历史的东西才是人在绽出的向真理敞开时达成的属于技术时代之本质的东西。所以，历史学上技术对于科学的滞后并不能说明历史意义即本质意义上技术对于科学的占先。现代科学尽管先于现代技术出现，但这只是表明那个起支配作用的本质性的东西是最晚公开的，只是从历史学上才有现代科学先于现代技术，而从历史的实情来看，则现代技术作为本质性的东西先行支配着现代科学。

如果说现代技术与传统技术的区别的本质不在于现代技术是对现代科学的应用，那么现代科学与前现代科学的区别的本质从而现代科学的本质在哪里呢？通常对现代科学与前现代科学之区分的看法有三点：第一，认为前者从事实出发进行归纳，而后者从普遍性的命题和概念出发进行思辨演绎；第二，认为前者从事实验并且以实验方法证明它的知识，而后者主要是一种理论性知识；第三，认为前者是一种计算的和测量的研究，是定量的科学，而后者主要是一种定性的科学。海德格尔认为，这三个看法具有内在的联系，但根本上是含糊不清的。[7]

首先，说现代科学从事实出发而前现代科学从普遍性的命题和概念出发，正确但不全面。前现代科学也讲事实、观察事实，现代科学也使用普遍性的命题和概念。当代实证主义者把这种观点推到了一个非常极端的地步，以致于完全歪曲了16、17世纪科学革命史的真相。那场科学革命作为现代性的开端是伟大的──任何创造一个时代的开端都是伟大的，那种原始的创造力在时代被开辟出来之后才慢慢消磨殆尽──科学革命家们既是科学家也是哲学家，他们非常清楚自己决没有什么绝对中立的事实，一个事实总是在一个概念说明体系中成为事实；他们均自觉地创造新的概念体系以便引出新的事实领域。于是，使用事实与使用概念的区分就不能构成现代科学与前现代科学之间的区别，因为它们都观察事实，都讲概念和普遍命题，决定性的区别在于它们如何设立概念以及如何在概念之下开辟自己的事实领域。

海德格尔的这一洞识与库恩的范式理论有着惊人的一致，在批判实证主义的“硬事实”方面，他们都强调了事实对于背景理论的依赖性。范式如同时代性的去蔽，决定着科学家以何种方式去掌握事实，以何种方式去论证。从历史线索上看，我们似乎还可以说海德格尔的思想通过一个曲折的途径与库恩的思想有内在的关联。库恩科学哲学的代表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的主要思想来自他对《哥白尼革命》的思想史研究，这一研究在主导思想上主要受惠于思想史学派的主要开创者俄裔法国科学史家亚里山大·柯瓦雷（Aleander Koyre）。柯瓦雷1939年出版的《伽利略研究》一书成为科学史中思想史学派的开山之作，也是科学哲学中历史学派的真正策源地。在那本书中，柯瓦雷表明，支配着伽利略科学工作的决不是什么纯粹事实的发现和归纳，而是创造概念体系从而开辟新的事实领域，以对抗极为强大的经院哲学的自然解释体系。柯瓦雷曾经求学于希尔伯特、柏格森和胡塞尔门下，还写过论海德格尔哲学的文章**[8]**，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30年代的思想非常熟悉。胡塞尔1936年发表的《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前两个部分，以及海德格尔1935-1936年在弗莱堡大学的讲演《物的追问》中关于近代科学的起源的有关思想，对柯瓦雷肯定有影响。

其次，把现代科学归于实验科学并以些构成与前现代科学的区别也不充分。古代科学也从事对事实进行特定排列从而获取关于事实状态的信息的实验，但问题依然在于如何从事实验，把什么的东西看成事实，对事实如何进行排列，通过实验要获取什么样的信息。“实验的方式总该是与对事实的概念规定的类型以及使用概念的方式相联系的，也即与对物的前概念（Vorgriff, preconception）的把握联系在一起的。”[9]海德格尔因而不同意把罗吉尔·培根看成是近代实验科学的先驱，认为他始终活动在亚里士多德所规定的范围内，他做实验只是要求用对事物本身的观察来代替对理论的探讨。而这并不能构成现代科学与古代科学的分水岭。[10]

最后，把现代科学归于计算和测量的科学也没有指出现代科学与前现代科学之间的本质区别，因为古代科学同样进行测量和计算，问题还在于如何运用计算和测量，计算和测量对于把握对象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性。

在对通常关于现代科学与前现代科学之间区分的三种看法进行分析之后，我们立即就能看出，在海德格尔看来，决定着现代科学之特质的也决定着现代科学与前现代科学之本质区别的，是它对物之物性的特有的形而上学筹划。正是这样的筹划，构成了现代与前现代的本质区别。

3

现代科学所提供的物的经验：数学化的自然图景

现代科学展开了一幅数学化的自然图景。通过数学化，物被置于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之中的由力的定律所支配着的物质微粒，它是可计算的、可预测的，因而是被充分“预置”的，作为千篇一律被数学的预置的东西，它们是绝对等价的。在现代自然图景中，有区别的只是量，不再有质的区别。“空间被等同于几何学的领域，时空则被等同于数的连续统。人们曾几何时以为自己生活着的世界──一个到处是颜色和声音，空气中散发着芳香，充满着欢乐、爱情和美，满目是有目的的和谐和创造性的理念的世界──现在全被挤压在有机体的大脑上某一方寸之角里。真正重要的外部世界是一个僵硬、冷酷、无色无声的死寂的世界；一个量的世界，一个可以数学计算的按照力学规律运动的世界。人直接感知的质的世界成了外面那个无限机器的一个很奇怪而且相当次要的外观。”[11]

这件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呢？它取决于现代科学所提供的物的经验。何为一物？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古今自然经验的差异来搞清现代科学中物的经验。对希腊人而言，物分两类，一类是自身涌现出来的自然的东西即physica，一类是被制作出来的即poioumena。可以与现代科学相比较的部分是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然物的理论。与现代相同的看法是，自然物是运动的。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物体的“运动”与“位置”发生着内在的关联，因为物体的运动受内在的原因所支配，这个东西就是physis（本性）。这些内在的原因表现在，“重”物下落，“轻”物上升，“重”和“轻”属于物性，而物性就支配着运动。“上升”和“下落”具有某种相对于大地参考系统绝对的意义，这一绝对性最绝对的表现是“月下天”的运动与“月上天”的运动是根本不同性质的。月上天的运动是完美的圆周运动，它将在位置改变意义上的位置运动包含于位置本身之中；月下天的运动是直线运动或混合运动，永远不完美的。这两个领域运动的差异显示出，一个物体如何运动取决于它处在什么位置。处所决定运动方式。在月下天的直线运动中，起支配作用的依然是物体所在的处所。所有的物体都有一个天然处所，处在天然处所之中，则达到它的目的地，回归其自身中，运动就不再动力，而不在其天然处所，则回归天然处所的趋势作为一种内在的动力驱使着它的运动。物体越接近它的天然处所，运动速度就越大。对于受迫运动而言，因为在物体的本性中并不含有任何内在的这种运动的原因，所以它只是在抗拒的意义上与物体的本性相关联，因此受迫运动在起初的推动力消失之后运动将越变越慢最后归于停止。

在亚里士多德的这套物性和运动理论中，一个核心的观念就是，天然运动的原因在物体的天性中。后来的经院哲学将之概括为：运动方式遵循存在方式。

与这种古代和中世纪的物性和运动理论相对照的现代理论，是以牛顿第一定律为基础的。这个定律最早由伽利略提出，其标准表述见于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每个物体都保持其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除非有外力作用于它迫使它改变那个状态。”**[12]**海德格尔从这个定律中看出了8点独特的地方：

第一，这里的“每个物体”的“每个”表明了在月上天与月下天这种地域之间的区分被取消了，本质上，月上天的物体和月下天的物体都是相同的；第二，原来特别指定给月上天物体的圆周运动形式对于直线运动的优越性消失了，相反，直线运动方式成了决定性的，但这种决定性并不导致对天上与地下的区分，而是把天上运动和地上运动均统一在这种直线运动中；第三，“位置”的概念发生了改变，不再有什么与物体之本性相适应的“天然处所”（natural place），任何位置都适合于任何物体，位置只是物体的一种可以在运动中变化的状态，于是“运动”的概念也与希腊人区别开来。对运动的规定和论证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需要追问的不再是运动持续的原因，因为运动的持续性已经被假定，需要追问的是运动状态的改变的原因。从前天球的圆周运动属被假定者，不需要解释，而今被假定的是匀速直线运动，这种圆周运动是需要解释的。第四，运动不再根据物体的本性和能力来规定，相反，力得从运动方面得到规定。运动状态的改变显示出力的作用从而力得以被规定。第五，运动被看成位置间距离的变化，因而被量化。运动是按照运动量被规定的。第六，天然运动与受迫运动之间的区别被消除。第七，与这种区别的消除相应，自然的概念也发生变化。“自然不再是物体运动所要遵循的内在原则，而是物体的变化着的相对位置的多样格局，是物体在空间和时间中在场的方式；物体本身就是可能的位置次序和次序之规定性的领域，并且任何地方都不具有特别的优先性。”**[13]**第八，研究自然的方式发生了彻底的革命性变化。

海德格尔认为，在牛顿第一定律之中包含了科学世界图景所有本质的方面，而构成这些本质变化的基础就是数学化。牛顿把他的既是集大成又是开创性的著作称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正是名符其实。为什么说在第一定律之中已经把近代自然图景的数学化特征暴露无遗呢？表面上看，第一定律只是一个定性的定律，只是到了第二定律才给出了力学方程。然而，数学化作为某种决定性的东西，不等同于量化，量化原则只有在数学化起支配作用的时候才成为科学的基本原则。数学化是作为对物的筹划而发挥作用的。

在第一定律中首先确定了现代意义上的“物”的概念，这个物绝不是现代科学自己声称的基于经验事实。在经验中，我们不可能发现一个按照第一定律运动的物体。不仅如此，在古代和中世纪人们的头脑中，这样的物体连想象都不可能，因为惯性运动起码要求一个无限空旷的空间作为保证，而那时人们头脑中的空间既不无限也不空旷。在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中，物体的运动与它所处的处所相关，不同的处所与天然处所之间有一个不同的距离，因而有不同的天然趋势，因此在物体的天然运动过程中，速度必定是不均匀的。

因此，第一定律不只是在给出物的运动规律，主要是在创造物的经验本身。伽利略主要通过“理想实验”来提供对新物理学有利的实验“事实”，这个理想实验就是一种在思维中的构造性实验。理想实验对于新物理学的确立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充分证明了科学革命主要是观念变革，是世界图景的再创造，这其中，“物”之物性的筹划是特别起支配作用的。

如果说这个筹划是数学化的，那数学化又表现在何处？海德格尔指出，数学化对物之物性之特定的筹划就表现在“公理化”方面。“公理”是指那些预先给出的规定和陈述，公理化筹划则是指，任何东西被作为什么，均依赖于那些事先已经给出了的规定和陈述。首先是物之物性被按照公理化的方式被筹划。牛顿在《原理》中一开始就仿照《几何原本》的方式给出了一大堆定义、公理，由这些定义和公理，物之物性也就被勾勒出来：一个物体作为一个由牛顿物理学勾划出来从而被现代世界图景所接纳的物，首先是在牛顿的时空领域中在场的存在者，它拥有质量因而按照牛顿定律与其他物体发生可以被数学化量化的可以被计算的预定的关系；一件事情被看成一个自然事件，当且仅当它是在无限均匀的时间长河与无限空旷且均匀各向同性的空间之中可以量化的事件。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空间坐标中的位置关系、时间坐标中的时间关系、质量和力，而这些东西均在定义和公理中被预先给出。由于这些预定了的时间关系、空间关系和运动关系，在牛顿世界中，物禀有某种同一性，因为这种同一性，精密的数字式测量成为可能、复杂的数学计算成为必需，于是导致一种狭义的数学被现代科学所要求并与现代科学一道被同步创造和发展出来。今天人们把这种狭义的数学看做是现代科学的一个外在的、甚至似乎还是偶然的起因，实在是倒果为因。因为数学的筹划支配着现代科学，现代科学才去要求一种狭义的数学。狭义的数学与现代科学一起都是作为数学筹划的产物而相遇。

正是这种数学化的筹划，自然才成为一个数学化的领域，摆置物体以求探得更多信息的experientia才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实验”。现代科学之所以是实验科学首先因为它是数学的，是数理科学。“对事实的实验渴求是以往对一切事实的数学跳越的一个必然结果”。通常科学史家所说的数学传统与实验传统的对立**[14]**，只是历史学的，而不是历史的，并未触及到现代科学的本质。实证主义的那种现代科学是事实科学的断言，只是在这种数学化的筹划作为筹划被完全遮蔽之后才会兴起。

自然被数学化后，自然事件便禀有那种根本上的透明性，即通过数学计算的可预测性可确实性。拉普拉斯因而能够提出一种精灵，这种精灵拥有无限的运算能力，因而可能依照牛顿运动方程把宇宙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全部计算出来。这种万能计算者也被称拉普拉斯妖，是数学精神的一个体现。

4

现代科学的技术本质

海德格尔同时说到了现代科学是技术支配的，也是数学筹划的。技术支配的特征是“预置”，而数学筹划的特征是先行“设置”（setzen），同样是“预置”（bestellen）。通过数学筹划，技术作为座架支配着现代科学。

现代科学作为受座架支配着的敞开领域的拓展活动，其本质是“研究”（Forschung）。所谓研究，是指在开辟某个存在者领域中的程式活动。这个程式活动首先是展开一个领域即筹划一个领域，而在展开和筹划中，方法先行起着作用，使得它的筹划沿着“法则”和“规律”的制定和把握的方向，来真正把自然领域明晰的开辟出来。

现代科学将自然物“预置”成时空网络和相互运动网络中的质点间的力的作用体系，而这里的时空网络和相互运动网络已经预定──绝对时空和位置变化，力的作用方式也被预定──牛顿运动方程，所有这些均是数学筹划的结果。有了这些筹划，任何未知之物均可以通过已知之物来得到说明，同样，未知之物都将进一步证明已知之物。

实验也参与这一筹划活动。实验如何设计，取决于它所要达到的目的；而评价一个实验是否成功，也要看它是否达到了它的目的。实验的目的，一般说来，就是创造或改变某种条件使得某种运动关系成为可预先计算出来的。一个预期的结果没有出来表明实验是失败的。当然，实验没有出现预期的结果也可能正表明是成功的，如果从另一种设计筹划来看这一未出现正是所预期的结果。

现代科学日益加剧的分工和专业化，不能看成是它的一个弊端，相反，应该看成是它的本质。海德格尔因此把现代科学称为“企业”（Betrieb），因为它的分工协作、它的有计划有组织、它的研究活动与研究结果之间的相互调节，均与一个工业生产企业的生产流程毫无二致。如同企业生产中，有什么样的流水线就会要求什么的原材料、产生什么样的产品一样，在科学研究中，方法也总是具有对于研究对象的优先地位。在科学研究的企业化过程中，“学者消失了，代之以致力于各种各样研究计划的研究员。正是这些而不是对博学的培养，给予他的工作以尖刻的氛围。研究员不再需要家里有一个图书馆。他总是在走动。他在会议上与人谈判并收集信息。他与出版商签约，后者现在也一起参与制定写什么样的书。”[15]研究人员就这样自发地进入到技术员的行列。

研究人员在企业建制的研究机构里，把对象分门别类的表象出来。对存在者的表象体现了研究工作所达到的程度：因为表象（Vor-stellen）即是把存在者带到眼前来，对存在者在对象意义上把握住──或者预先计算出来（自然），或者事后计算出来（历史）。存在者在其被表象之际成为存在着的，这透露了现代存在者的存在方式即真理的显现方式。现代科学就其作为数学筹划而言，是现代真理方式最重要的开拓者，它在表象、预置、数学筹划中归属于现代技术的本质即座架的运作。

参考文献：略。

原文见：吴国盛 | 海德格尔与科学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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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笔者的两段相关讨论：

一、对文中提到的海德格尔“数学化作为现代科学的突出特征属于现代技术的本质”的愚见

在拙文《祛魅“演绎”｜爱因斯坦关于“演绎”的观点并非一以贯之，而是前后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的。何者可靠、可信？》的文末的“跋一”中，如下文：

笔者将爱因斯坦的那个被广为引用的论断：

西方科学的发展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文艺复兴）。

试着改写为笔者自己的“猜想”：

西方科学的发展以两个“伟大”的“发现”为基础：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文艺复兴），并且发现这个因果关系竟然可以用数学精确的表述（古希腊毕达哥拉斯一脉“万物皆数”理念的复活）。

或许，这一“猜想”才更符合科学史，也才更有更广泛而深刻的解释力。

让我们通过“太阳晒热了石头”这个类比来理解这个“猜想”。

“太阳晒热了石头。”

这是一条经验的陈述，全世界的古人都能得出这个经验认识。这虽然完全正确，但不叫科学。

“太阳的照射加剧了石头内部的分子运动。”

这是一条深化的经验的陈述，有些古人或许也能观察到或猜想到。但这也只是换了个表述方式而已，虽然这是经现代科学证实了的，但这个陈述依然不是科学，或者说不那么科学。

“太阳的照射加剧石头分子运动的规律可以用数学公式***表述。”

这才是近代以来的科学。所以有“物理学家是一群用数学公式唱歌的人”的说法。没有数学公式，那就是还没掌握对象的规律，还没形成科学的认识。只有将经验/现象成功的放到数学公式中去了，才是科学的认识，才算是科学。

如此看来，关于科学的主流认知中所说的“科学与技术之区别”就不是主流认知所以为的那种区别了，而只是技术这类知识没有数学公式化而已，但你不能否认它的科学知识性质，无非只是个“半成品”而已。

这一“猜想”有待论证，笔者将试着以一篇专文来完成。

二、对吴国盛老师“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根本不是偶然的错失，而是存在的命运”这一论断的讨论

吴国盛老师在其《什么是科学》一书的“自序”中使用了的海德格尔的“存在”概念做了一个深具哲学意味的论断：

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根本不是偶然的错失，而是存在的命运。

笔者在拙文《祛魅“科学”｜对以吴国盛《什么是科学》为代表的“关于科学的主流认知”的旗帜鲜明地批判》中对此进行了如下讨论：

本段这最后一句话，对其的理解必须高度的谨慎小心。一旦理解偏差，则极容易导致错误的认知，即我们的文化基因——作者提到了反省我们的文化——决定了我们搞不成科学或者至少说在科学原始创新上必定将无所作为或作为甚小。

我对最后一句话的理解，其实感觉吴老师本人都是矛盾的。

“存在的命运”这个论断极具哲学的意味，加几个字的表述为“由存在之方式决定的命运”：

其一，这是命运，即无关主观上的对错——所谓“偶然的错失”，而是“先天”决定的；

其二，不改变“存在”或“存在的方式”则“命运”不会改变，论断指向的虽是古代，但既是命运，若无扭转乾坤，则此命运依然延续到并主导着现代及未来；

其三，“存在”是需要靠领会去把握即“领会存在”，而不是靠理性去理解的——理性去理解的只是“存在者”，“领会到的存在”表达出来就是关于存在的领会——用中华文化来表达就是“对道的领会”——了，在古代就体现为各民族不同的原初的哲学，原初哲学的不同在于对“道”、“存在”的领会不同，这无关对错，无关优劣，我们不能犯“成者王侯败者贼”的认知偏误，以为西方在近代开始的超越和领先就正确无疑的判定了他们的哲学是优的、我们的哲学是劣的，历史还在发展，“风水轮流转”、“各领风骚数百年”而已，何况那个大名鼎鼎的汤因比不是论断了中华文化在未来的光明前景吗；

其四，虽然我们近代以来“西化”甚深，但在根本上说，我们的文化有本质的改变吗，没有，我们仍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按照“文化基因”论，是否就意味着我们仍然搞不成科学呢？

以笔者愚见：

其一，其它民族未发展出古希腊那种哲学/科学，“非不能也，是未为也”，对玛雅文明有所了解的人大概多少能体会“非不能也，是未为也”这个论断，这一点笔者是间接从温铁军的讲座中——笔者本人对玛雅文明了解不多，但相当敬服于温老师的学识——了解到的，温老师还提到东南亚某国的一个考古遗址，就是从考古发现的生产工具标志的生产力来判断，这里应该是会诞生私有制社会的，但考古结果是这个社会没有进入私有制，记得似乎好像仍是原始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

其二，即使承认古希腊科学的诞生根源于“对自由人性的追求和涵养”，那也并不意味着近现代发展起来的自然科学的诞生也根源于此，诚然，自然科学从古希腊科学中借鉴了一些东西，但自然科学不是古希腊科学顺理成章地导出的（抱歉，找不到更精准的词），也就是说，从古希腊科学不能直接按其内在的逻辑推导出自然科学，这一点笔者在拙文《古希腊的科学如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犹如黄裳的《九阴真经》，东西南北中都能承接修炼而且不必先自废原有功法》中已引用爱因斯坦的两段话——两个比喻——做了说明，一定程度上说自然科学与古希腊科学——以练功法门来说——的内功心法大相径庭，是自成一派，所以即使我们承认我们与古希腊科学无缘无份，也不意味着在自然科学上也是如此。

自然科学，如果以“存在”而论，其“存在”是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崛起，是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要求打造符合自己的世界的文明创造的一部分，如今，全世界大部分都已被卷入了这个资本主义的洪流，全部都体会着一个共同的“存在”即资本主义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由此说，在自然科学上，谁也没有先天的优势，有的只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捷足先登并已经暂时领先的态势，后发而先至是完全可能的，眉山剑客陈平的“代谢增长论”可为侧证、辅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