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幸福生活_风闻

前言，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周勃随汉高祖东征西战屡立战功，其后又和陈平诛杀诸吕，拥立孝文皇帝。在后离休在家，被人诬告下入天牢。 后经多方营救，被无罪释放。绛侯既出，曰：「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

以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就是巧合。

我随比不得绛侯尊贵，但也在现代的牢狱之内转过一圈，内里的门道，也知道一些，现誊录如下，供各位看官，一笑耳。

90年代改革春风吹满地，我也侥幸某得个一官半职，在个企业里当个小头目。下面也有几个分公司，生活也蛮说得过去。后来因为奖励的分配，有擦边球的嫌疑，同时没有兼顾的全面，被底下一个公司的主事，私下告到衙门里。

那时的西城区检察院、西城区法院以及西城区区政府同在一排连在一起的两栋楼办公，区政府占一栋，检察院和法院合用一栋，合用楼中间用墙将两个楼门分开，法院占一多半，检察院占一小半。从中午饭后我一直被关在一间关押室中，在问了姓名、年龄等确认身份相关的问题之后，就一直没人理我，几个小时过去了，既没人管我的晚饭，也没有水喝。渐渐地窗外的天黑了，路灯亮了。大约夜里12点钟，检察员进来让我签了一张拘留证，拘留证上没写原因和罪名，然后法警就给我戴上手铐，送进了西城区公安分局的看守所。

那时西城区公安分局的看守所在北师大女附中的南墙外，如今胡同和看守所已经拆除，变成西城公安局的宿舍区。我忘了胡同的名字，却对看守所印象深刻。

进门的一排房子是看守所的办公室和伙房。小院里的一排房子是牢房，东边住男犯，西边住女犯。牢房里漆黑一片，仅能靠昏暗的灯光照明，有一条通长的大走廊，走廊的南北两侧各有一排一间间的牢房。每个牢房的铁皮门约1.6米高，犯人进出都要弯腰低头，铁皮门外面有个大插销，带锁，门上方有个盖着布帘的小玻璃窗，可以从外边打开帘子往牢房里看，但盖上帘子后里面无法向外看。玻璃窗大约有15厘米宽，10厘米高，也有个插销，可以从外面打开，向牢房里喊话。铁皮门下面还有个比玻璃窗大不了多少的小门，同样安着从外面开关的插销，这个小门是用来送饭和其他小型物品的。

每个牢房面积有十一二平方米，靠内的一侧有一个马桶和洗手池，除了一条小走道，紧贴着距地面大约10厘米的床板。后墙的高处有一个对外的小窗，窗上有密密的铁栏杆，跟电影中看到的差不多。床板有3米多宽，2米长，多的时候要睡10多个人，每个人只有立着肩膀的宽度，挤不下时就只能睡在地下的走道上和马桶边上，只有牢头、狱霸可以享受平躺着睡觉的最优待遇。

刚进看守所的第一道关就是在门口的办公室里登记和搜身，每个人都必须将随身携带的全部物品上交，无论何人都要脱光了严格检查，再将口袋里的东西登记扣押，签一张清单，犯人签上字，装在口袋里，出去时再凭这张单子领取扣押的物品。连皮带也被没收了，大约是怕犯人们用皮带打斗、上吊或逃跑吧！

当天晚上我被送进了临时号，就是当天被送进看守所的、没有明确罪名和处理意见的临时犯们（现在叫“犯罪嫌疑人”，那时是“有罪推定”，都叫“犯人”）关押的地方，其中有公安局临时扣留的，有法院代押的，有检察院代押的，我就属于被检察院代押的。看守所并不直接管案件的审理，只管关押，就像管理垃圾、货物一样，可以虐待，但不能让其产生毒气和社会危害，并不保证关押的“物品”活着或数量不变。

临时号是罪名未经判决，没有预定关押期限的犯人临时住的地方，没有人通知家属，也没有衣被，一间小房间里挤了二三十人，只能挤在一起蹲着睡，也没有人交谈。有的也许天一亮就回家了，有的罚钱了事，有的也许会转送其他地方，也有的要转入其他牢房长期住一段了，这叫“转号”，即从临时号转入正式号，就是带有数字编号的牢房，称××号。进了××号牢房的大多就是已经有了罪名的犯人，只等待检察院的起诉和法院的判决了。

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上午让我去区纪委谈话，下午就变成了检察院拘留，只在猜想，为什么一下午都不审问我，而是忙着去办理拘留证？拘留十五天会，变为因贪污罪逮捕。

家里派人送来被褥和衣物，坐牢的日子开始了，我也被分到了号里。巧的是，原来住在我们楼下的全国合作总社的一位领导的孩子，警校毕业后正好在西城公安局的看守所当警察，于是我被分配到了劳动号中关押。

所谓的劳动号，就是把不会有过度伤害生命安全的犯罪行为的人关在一起，劳动号里的人要参加劳动，即所谓的“监狱中的生产活动”，产品同样供应市场并取得加工费，看守所会根据加工费的收入情况，给犯人一些物质生活的奖励，如食品供给得多些、好些等。区、市看守所中有些差别，在区看守所一般就是多给几个窝头或馒头，而市看守所则多了些糖果和瓜子。

每个牢号中都有个被警察专门指定或培养出的“牢头”，即犯人的“小头头”，替警察管理着这个房间里的秩序。一般来说牢头都是罪名较轻而能打的，或进号时间较长的，牢头通常能指挥几个小兄弟当打手，每个新进入这个牢房的人大多会先被盘问，如果是刑事犯罪的就先被暴打一顿，让其服从牢头的管理，有的态度好则会先“坐个飞机”，弄些象征性的处罚，让其知道牢头的权威地位和厉害。也有不服气的，会强烈反抗，如果牢号里控制不住，警察就借打架斗殴之名将其拉到外面的厕所或单号去暴打一顿，或关禁闭饿几天，这样一般就都老实了，然后送回号里，也就没人敢对牢头不服气了，号里也因此有了等级制和平稳的秩序。

也许是因为警察们不可能同时监视每一间牢房，也不可能白天晚上都在号里待着，所以就必须从犯人中找个“委托代理”，以保证警察工作的完成，而尽职的牢头除了可以享受房间内的“霸主”地位之外，还能享受警察给予的特殊待遇，如可以被奖赏抽上一支香烟等。我因为是经济犯罪，又有当警察的朋友做后盾，因此没有被其他犯人欺负。那时大多数警察和罪犯们都不知道啥是经济犯罪，牢房中大多都是小偷、强奸、抢劫的社会治安类案件罪犯，也没有那么多的社会公恨。十多天后才给我安了贪污的罪名。

我房间中的牢头，是个比我年轻的小伙子，也是个复员军人，长得挺帅，曾经穿着警服替别人要债，被关了进来。因为都有过当兵的历史，我们成了朋友，我在号里也享受了二等的优先待遇，虽然吃的都是白菜汤、玉米面窝头，但好歹能吃饱，对我这个在农村中插过队吃过苦的人来说，并没有什么苦的感觉。

同年的12月份，在我已被关押了三个月时，检察院已经知道这是一起冤案了，尤其是与公司的会计钟跃民没有任何关联，于是检察院派人悄悄地告诉跃民的妻子，让她以要生孩子（这是真实的）、家里无人照顾的名义向检察院申请对齐跃的保释，于是检察院用这种方法将齐跃释放回家了，而保释的通知却早被检察院遗忘了，至今也没再有任何的结论和说法。1986年初，检察院通知我妹妹，将扣押在检察院的所谓“贪污款”全部退还了，并准备对此案进行退案，但上面似乎意犹未尽，还想从我这里找出点什么问题，

1986年3月，按市里某领导的批示精神，我被从区检察院升格到市检察院审理了（这位当时主管政法的领导后来任司法部部长，却是个从来不将法律放在眼里的人）。

那天看守所的警察让我带好行李出去，许多狱友以为我被释放了，还表示祝贺，但我领完被扣押的东西之后，却被带上另外一辆押送犯人的警车，拉到了宣武区的半步桥。这里是市公安局的看守所和市第一监狱的所在地，一个大院分别属于两个机构，看守所在K字楼。“半步桥”，预示着进入这个监狱的人大多数只剩半步的生命了。

重复看守所的一套搜查、登记、关押的手续后，我被送入了二楼的牢房。

市看守所的房间比区看守所的平房亮堂，面积也大，沿着房间的两侧各排一排50厘米高的板床通铺，两排床铺之间有1.5米宽，多了活动的空间，坐在床边也舒服多了。

但室内没有洗手池和马桶，而是摆了两个中等大小的塑料油漆桶当马桶用。人多的时候两边床铺不够用，中间过道上也睡满了人，将头伸到一边的床铺下面，防止床上的人下来时一脚踩到下面睡觉人的头上。

市看守所中几乎每个房间中都有几个戴着手镣、脚镣的犯人，大多是杀人、抢劫或有暴力倾向的死刑犯，可见市看守所审理的大多是重刑犯罪，比区里水平高了一级。市看守所也有更多的经济罪犯和高级干部（13级以上的干部），并且设有专门关押高级干部的牢房，看管的警察（称“管教”）也相对文明多了，他们更会分辨刑事犯罪与经济犯罪的差别。

我在第一个牢房中待的时间不长，第一次提审后，管教民警知道我的案情并不重，就将我转到了另外一个牢房。这个牢房中有七个经济犯，还都是党员，无形中成了“党支部”，因此这个单号中再也没发生过犯人打犯人的情况。七个党员的力量巨大，有公司的经理，有国家机关的处长，有篮球队的大汉，有工厂的厂长，还有个钢琴家，最后七个人中有四个无罪释放了，另外三个人中我认为有两个也应该是无罪的。

在牢房中的大部分时间是等待，于是许多人会每天坚持锻炼身体，早上统一上厕所、倒尿桶、洗面、刷牙之后，我们会做仰卧起坐或俯卧撑，保持身体的健康。当有病号时，会对着窗户高喊“求医”，女民警会带着体温计和听诊器前来看病，叫病号蹲在牢房走廊的地上，仰着头，张开嘴，医生将药片放入病号口中，再给口水将药送下，再张开嘴，检查药确实咽到病号肚子里。有时为了取乐，一些坏孩子会故意装病，在蹲着的时候假装蹲不住而倒下，乘机从女民警的裙子下面看看她穿了什么颜色的内裤，回到房间后再大吹特吹一番。

开庭审理会，贪污罪z证据不足，休庭，一个月后又来了新的起诉书，罪名是投机倒把罪

律师告诉我，这是找不到罪证，又不能承认抓错了人，检察院不得不选择的一种办法。不然早就过了关押期限，又无法无罪释放，检察院如何下台呢？并且告诉我这个罪名很轻，不会让我进监狱的，或者是缓刑，或者是按关押期计算的刑期，总之开完庭我就可以回家了。回到牢房中我将这个情况告诉了室友们，许多人为我高兴。除了高兴我很快能回家了之外，更兴奋的是他们有可能通过我给家里人带个信了，可以让家里人知道他们的真实情况了。许多未起诉和未开庭的人员是不允许与外界通信的，只有已判刑、上诉期或等待转入监狱的人才能和外界通信和送生活用品等（新入狱的也会通知家属送生活用品，包括长住犯定期的手纸、牙膏等），而同房间的人能出去，则是最好的传信方式。

 后来，判决是投机倒把罪，判有期徒刑二年，缓期执行三年。我从档案调入总公司开始算起，大约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进了看守所，在看守所中待了一年两个月零六天。按贪污罪被捕却按投机倒把罪判决，这大约就是不按法律而按长官意志和有罪推定办案的结果。

我出狱之后的第二天，钟跃民就专门请我到燕京饭店吃饭，他问我监狱中的感觉如何，我回答他的则是“还要跟着国家走”。在狱中我看到了当时的法律的不公平，包括我自己和其他的无罪释放者都是法律不公平的受害者，也看到了监狱中的黑暗面，但我看到更多的则是那些真的违法乱纪者，有强奸犯、抢劫犯、杀人犯等，有黑社会式的破坏社会秩序和安定生活的犯罪行为，如果没有坚强的领导、法律和改革开放，国家将不知走向何处去。而钟跃民问我如何看待被冤枉时，我则回答他“妈妈也有打错儿子的时候”，并没有因此对国家的主张与信仰产生动摇。我更愿意相信这对我是一次考验，也是一种锻炼，也许正因为这一次的经历，让我学会了在此后的生活中更加严格的要求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