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巍：拜登时代美国对华经济三场战争基本态势_风闻

来源：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

作者：李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外交项目组召集人

2021年1月8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巍教授参加了民智国际研究院举办的《全球经贸格局演变与中国的对外经贸战略》主题讲坛，就中美未来五年的经贸竞合关系进行了预判。他认为，未来中美关税战将不会进一步发酵，但金融战爆发风险仍然存在。最重要的是，中美两国在技术领域中的竞争格局已然形成，美国对中国企业的制裁将成为未来两国关系中最严峻的风险。具体发言内容整理如下：

一、中美关税战已经到了尽头

拜登上台后应该不会再加码打关税战了，双方平均关税水平目前是20%上下，从关税不对等状态打到了高度对等的关税壁垒。但拜登上台也不会自主地把关税降到以前的3%左右。特朗普留下的重大政治遗产就是中美经济关系的高度对等，我们所追求的新型大国关系就是中美在政治上的平等。而美国要求经济上的对等，经过这轮关税战至少在关税方面已经实现这样的目标了。所以拜登政府要跟中国谈关税问题的话，肯定是在对等基础上降低关税，不会再回到美国关税低，中国关税高的状态。寻求一个对等的中美经济关系已经成为美国战略界的共识。

二、金融战爆发风险尚存

过去一年我非常关心中美在特朗普激进攻势下是否会发动金融战，特别是去年出现的瑞幸事件以及美国取消中国香港特殊关税待遇。中国香港国安立法的时候，我经常跟在香港金融机构工作的几个学生进行连线，询问香港金融资本怎样流动。当时他们比我有信心，告诉我虽然美国取消了香港特殊关税待遇，但是香港在金融上总体还是保持稳定，摩根大通这样大投行的资本还没有大规模逃离香港。中美虽然出现了金融战的边缘状态，但大规模金融战没有成为现实。

不仅如此，中国赴美上市企业达到新高，已有30多家，比前几年都高，去年一年在美国IPO的中国企业是历年之最，募集的资金量也超过2019年，这在一定程度上反击了中美金融脱钩的说法。

但是，金融战始终是悬挂在中美经贸关系上面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这比关税战更为严重。12月份，特朗普正式签署了国会两院通过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案》，里面有很多技术性的规定，虽然没有直接提及中国，但是它里面的核心条款主要是针对中国——中国在美国上市的企业和母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我昨天让学生梳理了目前在美国上市的13家央企，这13家央企都是中国政府的企业，而且是中国中央政府的企业。这13家企业是：中国人寿、中国移动、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国电信、南航、联通、华能、东航、中国铝业、中石化（上海）、广深铁路。这13家企业中，中海油已经上了美国实体清单。美国实体清单的本质就是：在清单上的企业，其与美国产生的各种交易行为都要受到严厉的审查。

去年中美之间没有爆发大规模的金融战，主要原因是华尔街一直在抵制特朗普的极端行为，包括这次中国三家电信公司摘牌又复牌、复牌又摘牌，出现反复情况的原因是华尔街跟政府之间存在的博弈关系。

总之，中美发生大规模金融摩擦的风险是存在的。当然目前有利的方面是拜登政府总体和华尔街关系不像特朗普跟华尔街那么紧张，相对会比较理性。但是我们200多家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企业是美国手中巨大的人质，和外汇储备一样。

三、中美技术战已成定局

技术战是我最关心的，关税战对中国企业的影响已经在逐步地化解，虽然一些企业因此遇到困难，但是疫情期间，中国外贸整体还是在逆势上涨。真正对中国经济、中国企业构成重大伤害的是美国实体清单。

我们梳理了被列入实体清单的100多家企业，如果把子公司、分公司一并算入大概有300多家企业。这100多家纳入实体清单的企业都是中国最优秀的企业。你要看中国最优秀的企业，美国已经帮我们找出来了。中国的高科技企业，或者说中国在海外有能力的企业，能够在“一带一路”发挥作用的企业，还有中国广大的、有竞争力的民营企业，有技术创新能力的企业，在ICT领域发展良好的企业，大都上了美国的实体清单。华为就是典型的代表，我们老说华为是民族的骄傲，但是华为的痛苦我们是无法感同身受的。华为的高端手机已经成为绝版了，这是非常巨大的痛苦，我们要看到这样的痛苦。

拜登政府会在关税战、金融战问题上有所节制，但技术战上会有更猛烈的攻势，不过方式会比特朗普更加聪明。我觉得特朗普的经济战伤害了美国，遇到这样的政府确实是美国国运不佳。拜登政府任命的团队绝对是非常专业的，而且是建制派老道的人，至少不比我们笨。

现在关于美国如何打技术战的很多研究报告已经出来了，特别是我很关注的国会众议院的一份报告，是委托UCSD的一位专家带队起草的报告，报告提出了很多新的概念，比如“小院高墙”战略。特朗普打技术战太蛮横、面积太广，美国受到的伤害和反弹特别大，所以导致特朗普遭受了很强的后坐力。拜登就是要把核心环节的高墙筑起来，但是高墙里是小院，不是大院，这会极大伤害中国，但美国只会受到最小的伤害。报告也提出美国要实现新的产业政策，未来国际社会我觉得不会再批评产业政策了，因为在中国的鼓励下，美国也会大规模采用产业政策。从60年代肯尼迪时期的“高边疆战略”，到克林顿时期的“信息高速公路”都可以看出，民主党政府很擅长做产业政策。这份报告里面也提出在量子科技、芯片、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生物医疗等多个方面的产业，美国要拉开跟中国的技术差距。特朗普打的是被动战役，即让中国不发展，美国也不发展。现在美国是不管中国发展不发展，美国首先要跑得比中国更快，美国候任贸易代表戴琦也是这个思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要搞战略科技，发挥国家作为重大创新的组织者的作用。

但是我对中国未来能不能跟美国打赢技术战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原因是要搞技术创新就要将五个关系处理好：第一，国家主导的创新和市场主导的创新之间的关系。第二，民营企业主导的创新和国有企业主导的创新之间的关系。第三，集体攻关和个人灵感或是天才之间的关系。第四，基础学术研究和前沿实用技术之间的关系。五是渐进式创新和颠覆式创新之间的关系。这五大关系我们能不能处理好，我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借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说法，“充分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这句话很重要，我们现在想国家冲在创新前面，但其实国家应该把钱更多地投入到基础研究。任正非说企业遇到最大的短板是基础研究水平跟不上，国家最适合的是支持基础理论研究，而不是搞前沿技术和应用技术。现在社会对国内芯片产业的评价不一，这波芯片发展的浪潮到底成效如何需要靠历史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