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林芳 | “以启蒙教育大众”——论解放区后期文学中的国民性批判_风闻

1949 年 7 月，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周扬在论及“毛主席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以来，最近七八年间解放区文艺”（即“解放区后期文学”）中“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时，使用了“新的国民性”这一概念。与鲁迅所鞭挞过的作为“一种落后精神状态”的“国民性”相对，这一“新的国民性”是挣脱了“精神枷锁”、发展了民族“优良品性”的结果，是“人民身上”所负载的“新的光明”的体现。在他看来，解放区后期文学的重要成就即在于：它“反映着与推进着新的国民性的成长的过程”，这也是它作为“新的人民的文艺不同于过去一切文艺的特点” 。确实，“人民”在战争与生产中作出了“伟大贡献”、呈现出了新的精神面貌，因而，解放区后期文学在表现他们时着意揭示其“新的国民性”特质，正是自然不过的事情。但是，这并不是说，揭示其“新的国民性”特质就是解放区后期文学表现“人民”的唯一视角和唯一内容。事实上，与自抗战全面爆发到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的解放区前期文学一样，解放区后期文学同时也继承了“五四”启蒙传统，仍然一以贯之地鞭挞了“国民性”中“落后”的一面，从而在新的历史时空中书写出了国民性批判的新篇章，显现出了“以启蒙教育大众”的努力。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有学者在述及整个“解放区的文学创作”时，曾经感叹“对‘国民性’主题的批判性的呐喊”等内容在其间付诸阙如，“再也无法找到文字的印痕” 。稍后，有学者对此观点作出了一定范围内的反拨，指出：在解放区前期文学阶段，多数作家“仍然延续着‘启蒙’的角色和意识”，“‘启蒙’话语仍然支配着延安一些主要小说作者的思维方式”，但也同样认为：到解放区后期文学阶段，“没有人再在小说中触及‘启蒙’，前期延安小说这样一个重要关切化于无形” 。事实上，在解放区后期文学中，这种“文字的印痕”仍有迹可循，作为前期文学“一个重要关切”的“启蒙”也未“化于无形”。为了还原历史本真，客观认识解放区后期文学的复杂构成，本文拟以相关文本为基础，对其中的国民性批判问题作出进一步探讨。

一

封建等级制度不但铸就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而且窒碍了国人自我意识和自主人格的产生。虽然“五四”启蒙运动对封建等级制度和维护这一制度的儒家学说发起过猛烈的攻击，但是，等级意识作为一种思想意识此时还残留在解放区许多农民的脑海之中。在解放区农村中，存在着“干部”与“群众”两个群体。这本源自正常的社会分工，并无“贵贱”“大小”“上下”之别。但是，解放区作家却发现：在这两个群体中，不但有些“干部”自以为高于“群众”，而且有些“群众”也自以为低于“干部”。毫无疑问，是等级意识导致了他们这种错误的自我认知。以赵树理、洪林、丁玲等为代表的解放区作家对此有生动的描写，对其中所包蕴的等级意识作出了深刻的批判。

在小说《李有才板话》中，赵树理较早刻画出了一个蜕化变质的农村干部形象——陈小元。他原是“老槐树底下”的小字辈中的穷人，但是，自从当了村武委会主任后，在地主阎恒元的拉拢腐蚀下，很快就变了质：他“不生产、不劳动”，“架起胳膊当主任”。五年之后，赵树理在小说《邪不压正》中又塑造出了一个“在运动中提拔起来”的、“往不正确的路上去”的“村级新干部” ——小昌。与小昌一样，洪林的小说《洗去“金豆子”上的灰尘》（后更名为《莫忘本》）中的主人公朱元清也是一个长工出身的村干部。自打当了村长，他这颗“金豆子”也很快蒙上了“灰尘”，变得贪婪而又专横。土改时，他先是以村政的名义多留了十二三亩地，以致“夺了好多穷兄弟们的饭碗”，后又将这些地上长出的谷子占为己有。为什么这些人一“提拔”成干部就趾高气昂？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自以为当了“干部”就高人一等的等级意识在作祟。

如果说陈小元这些“干部”错误的自我认知导致了自我膨胀的话，那么，“群众”错误的自我认知则导致了他们的自我矮化。《李有才板话》中的老秦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县农会主席老杨的饭派到他家后，他借盐借面给老杨做了汤面条；在打谷场上，其他人围着老杨问长问短，只有他仍是毕恭毕敬站着、不敢随便说话。他之所以对老杨如此恭敬有加，是因为在他眼里老杨是“衙门来的人”，其等级是高于自己的。这部作品与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都写到一些农民“认不得事”，没有“明了自己是主人”，认为减租减息成果和土改成果不是依靠自己斗争得来的，而是别人“给”的。前者中的老秦以为押在地主那里的地能够退回全依仗了老杨这样的“干部”，所以，他把他们视作“救命恩人”来磕头谢恩。后者中的郭全把分到几棵果树也看作“全是你们（指工作组的干部——引者注）给咱的”。不难看出，老秦、郭全这些普通“群众”把“干部”看作是高于自己、主宰了自我命运的力量，这种错误认知自然源于其自以为低于“干部”的等级意识。

在现实生活中，那些具有等级意识、心甘情愿地将自我命运交由他者掌握的农民，当其遇到不可认知之物或面对不可预知的未来时，在他们的心理世界中，必然会将自我命运交给另一个他者（即神灵天命）去支配，从而导致迷信观念的发生。正是因为两者之间有着如此的逻辑关联，所以，解放区后期文学在批判等级意识的同时，还展开了对农民迷信观念的批判。据解放区作家分析，农民的迷信观念包含着神灵认同（“是‘报应不爽’，是‘举头三尺有神灵’”）和天命认同（“是‘听天由命，安分守己’，是‘万事由命不由人’”）这两个方面，因此，为了“从阴阳先生、巫神法师手里夺取群众” ，解放群众思想，他们也从这两个方面展开了对农民迷信观念的批判。

所谓“神灵认同”，是以为神灵对人有支配力量而对之持畏惧和遵循的态度。周扬指出：赵树理“不但歌颂了农民的积极的前进的方面，而且批判了农民的消极的落后的方面” 。在小说《小二黑结婚》中，赵树理对“农民的消极的落后的方面”的批判主要就集中在他们对神灵的认同方面。他以讽刺的笔调刻画了刘家峧的“两个神仙”的形象：二诸葛“抬脚动手都要论一论阴阳八卦，看一看黄道黑道”；三仙姑则“每月初一十五都要顶着红布摇摇摆摆装扮天神”。其实，在解放区，相信神灵的迷信观念不但在落后农民的脑子里根深蒂固，在农村先进人物那里也有残余。高生亮是欧阳山的长篇小说《高干大》着力塑造的一个由农民成长为共产党员的正面典型，但是，作者在第二十一章“青蛇的故事”中仍然相对集中地暴露了他思想里存在着的“迷信的残余”，写出了他“对于鬼神却不能彻底否定”的一面。他相信神灵，说三个月以前他保护了一条青蛇，三个月以后它“救了咱们的性命”，这个荒诞不经的“故事”还通过几个干部在全区全县的老百姓当中传播开来，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解放区作家对二诸葛、三仙姑等落后群众和高生亮这样的农村先进分子展开如此描写，说明他们业已意识到“神灵认同”观念在解放区作为“封建遗迹”之“广大”和“在某些领域……暂时还占着优势” 之状态。针对这一状态及其危害性，他们还以“卫生”和“生产”为重点题材“领域”展开了具体描写。“卫生问题”曾被毛泽东视作“边区群众生活中一个极严重的问题”，他们“没有旁的方法战胜疾病、死亡的威胁，只有相信神仙” 。正是因为认识到了“卫生问题”与“相信神仙”之间的内在关联，所以，解放区作家对“神灵认同”观念的批判常常依托“卫生”方面的题材。这方面的代表作有李季的陕北说书《卜掌村演义》和葛洛的小说《卫生组长》。前者叙述的是定边县卜掌村中医崔岳瑞“从一九三四年起，和迷信整整的斗争了十年，终于战胜了迷信”的故事，其主旨即在揭露和剖析“有些人在旧社会里，中毒太深，还是信神信鬼”的迷信现象。后者以“我”对卫生组长“老乔”访问为线索，具体展示了北峁村这个“很落后的村子”不讲卫生和“什么时候得了病，就请神官马脚来治”的陋习。此外，解放区作家还以“生产”为题材，揭露了农民“神灵认同”观念的愚昧及危害。例如，李季在小说《老阴阳怒打“虫郎爷”》中写道，主人公赵阴阳“肚子里净是些神神鬼鬼”，以为蝗虫是上天虫郎爷所管，只要修上表章求求虫郎爷，三天之内便能退净。但他用尽“办法”，虫灾一仍其旧。这充分说明，他的“神灵认同”观念是无效的；不但无效，而且事实上妨碍了生产，成了科学战胜蝗灾的巨大障碍。

《卜掌村演义》

在批判农民的“神灵认同”观念的同时，解放区作家还批判了他们的“天命认同”观念（即宿命论）。由于现实世界中这种观念在老一辈农民那里有着更为突出的表现，所以，解放区作家在审美世界中所塑造的这类形象也以老一辈农民为主。他们中较有代表性的是：西戎等人的剧作《王德锁减租》中的王德锁，马健翎的剧作《穷人恨》中的安老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侯忠全和李之祥，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中的老孙头等。解放区作家通过对这一系列老一辈农民形象的塑造，深刻地揭示了其“天命认同”观念的内涵与危害性。首先，在这些农民看来，一切都是由人无法控制、不可抗拒的命运决定的。如李之祥自认“穷就穷一点，都是前生注定的”；老孙头也以为一切均是天书定下，自己穷了大半辈子，是因为自己“命里招穷”。就像穷人的“穷”是命中注定的一样，富贵之人的“富贵”也是天定的。王德锁对妻子说过，“当财主的什时候也是有权有势”；安老婆也认为，不管怎样改朝换代，世事总是人家有钱人的。其次，他们既然相信“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就必然会逆来顺受、随遇而安。信奉“极端迷信的宿命论的教义”的侯忠全说过：“守着你那奴才命吧，没吃的把裤带系系紧。”抱着这种处世哲学，他自然只能对命运投降。作家通过如此描写，呈现了“天命认同”观念对农民的恶劣影响，形象地说明了这种观念是农民走向解放道路的巨大心障。只要他们笃信天命、任由命运摆布，就不可能再产生任何改变自我命运的积极要求，更不可能有任何改变自我命运的实际行动。

二

等级意识、迷信观念是为那些没有自主人格、不觉悟的农民所具有的。解放区作家对这些思想意识的批判，目的在于激发他们确立自主人格、以主人公的姿态积极参加到改变自我命运的现实斗争中去。与此同时，出于同样的目的，解放区作家还开展了对农民守旧思想的批判。这是对于前者的拓展和深化。具有这种思想的农民所“守”之“旧”，即是先前的“老规矩”。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文所指出的附着在他们身上的等级意识和迷信观念，其实也是“老规矩”中的重要内容。对于两者之间的这种关系，申均之在小说《他第一次的笑》中有着很好的揭示。主人公于长贵据以行事的是他以为“谁也不能改”的“老辈传下的老规矩”，而“老规矩”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对“命”的信服。因此，可以说，解放区作家对等级意识和迷信观念的批判，其实也涉及了对农民守旧思想的批判。但是，与等级意识和迷信观念相比，守旧思想的外延要更为宽泛：凡是固守传统、拒绝变革、表现出“向后看”姿势的思想，均具有“守旧”特征。

早在 19 世纪末，美国人阿瑟·史密斯就指出：中国人有着“因循守旧的本能”，这种本能表现在对“习惯”的“遵从”中；而“在遵从习惯的无以数计的人中，没有人会问其起源和原因。他们的任务就是遵守，他们也就只管遵守”，致使“中国的风俗习惯从形成至今一成不变” 。斗转星移，数十年过去了。在当时解放区的农民中，却仍然有人表现出这种“因循守旧的本能”。对此，赵树理后来曾做过这样的总结：在土改之前，一般农民“对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尽管有极其浓厚的反抗思想”，但是，对“由地主阶级安排”或“受地主阶级思想支配”的“文化、制度、风俗、习惯，又多是习以为常的，有的甚而是拥护的”。为了推动农民参加到变革现实的实践中去，解放区作家通过对其“遵从习惯”的描写，展开了对他们守旧思想的批判。其题材主要集中在婚姻习俗和家庭矛盾方面。

在表现农村婚姻习俗方面，柳青的小说《喜事》和西戎的小说《受苦的日子算完结了》（后更名为《活出来了》）是代表作。两篇作品均以第一人称写成。前者的叙述者“我”是一个回故乡过年的知识人。作品写了“我”的族弟、外号“傻子”的招财儿的两次婚变。靠着买卖婚姻的陋俗，他娶了第一个婆姨。在第一个婆姨成为“公家人”与他离婚之后，其父秉仁叔叔又按老例替他娶了第二个婆姨，甚至迎娶的仪式也沿袭了旧俗，但是，新娘却拒绝与之同房，在遭公公痛打后逃走。与前者中的“我”仅仅作为故事的叙述者的身份不同，后者中的“我”同时也是作品中的主人公。作品以自述的方式控诉了乡村社会中流传已久的残酷的童养媳习俗。作品中的“我”是个“六岁上没有了妈，十一岁上死了爹”的苦命人，“到了十四岁上，当了小媳妇”。从那以后，她“当了半辈子奴隶”，不但整天像坐牢一样被囚在家里，而且遭受了无数次的“ 剋打”。作品借主人公之口直斥童养媳习俗为“埋人坑”，从一个方面揭露了“旧制度、旧风俗、旧传统”对人的“束缚” 和“遵从习惯”的守旧思想对“人”的戕害。

解放区作家所描写的家庭矛盾涉及家庭关系的多个方面。例如，路的小说《袁凤》所表现的是父女矛盾。未出阁的袁凤被选为村妇女会的委员后，因为不守老规矩而“东开会，西上课的”，遭到了思想保守的奶奶、母亲、门亲族长和未来的公公的责难。在此情况下，本来鼓励她参加社会活动的父亲向旧习惯、旧思想妥协，对之实施了打骂。不过，相较而言，在解放区作家对诸种家庭矛盾的表现中，更为突出的是夫妻矛盾和婆媳矛盾。在他们笔下，夫妻矛盾一般都是因为所谓“世道坏，规矩败”“女人不服家教管”（阮章竞的叙事长诗《漳河水》中思想顽固不化的张老嫂之语）而起。在解放区妇女解放思潮的影响下，妻子们走出家门，积极参加到社会活动中去。对此，思想守旧的丈夫们则视为离经叛道，并进而以“老规矩”（“老规程”）对她们进行管教。于是，夫妻矛盾便激化了。在白夜的小说《黑牡丹》中，出嫁还不到二十天的主人公钱兰英因参加妇女抗日救国会的“玩花船”表演，被斥为“败坏门风”。丈夫文玉对她施以拳脚，禁止她再去参加表演。古今的一篇小说名为《新规矩》，但重点却落在了对丈夫泥守“老规矩”的描写上。“受苦人”出身的九儿抱着“人活着总得有个事”的朴素理念，婚后想参加妇女生产小组、上识字班，而丈夫邹祝三却只想让她在家“炒菜”和“做个针线”。最后，因九儿违逆了他的意志，上了半日校，他竟出手动粗。显然，他所依凭的就是与“边区的新规矩”相对的“老规矩”。与此相似，《漳河水》中的二老怪想去管教“不服他指挥”、去“热热火火闹互助”的妻子苓苓，在他看来，不但男女之间不平等（所谓“猪不离圈狗不离院，/ 母鸡不离破篮片。/……自由平等永不成”）是“老规程”，就是“寻根棍，找条绳， / 半夜打老婆”也是“老规程”。总之，上述这些作品通过描写因丈夫管教妻子而激化的夫妻矛盾，批判了丈夫们“猫捉老鼠狗看门， / 锅台炉边才是女人营生”（二老怪之语）之类的“封建的老习惯”和“大男人的思想”。

《漳河水》

与对夫妻矛盾的描写相似，解放区作家对婆媳矛盾的表现也同样具有揭露“老规矩”之思想意义。在农村社会的婆媳关系中，由于传统等级制度和意识的影响，婆婆的地位是高于媳妇的。因此，与丈夫管教妻子一样，婆婆管教媳妇也成了理所当然的“老规矩”。赵树理在小说《孟祥英翻身》中对当时解放区还在流传的这种“老规矩”作出了这样的概括性描写：“婆媳们的老规矩是当媳妇时候挨打受骂，一当了婆婆就得会打骂媳妇，不然的话，就不像个婆婆派头。”孟祥英的婆婆之所以在管教孟祥英时显得那样理直气壮，敢于声称就是在媳妇“放风”问题上“也得由我放由我收”，就是因为“老规矩”给了她底气。赵树理通过描写婆媳关系上的这种“和前清光绪年间差不多”的“风俗”，揭露了这种“旧势力”“压迫”人的性质和农民们的保守品格。

但是，与对夫妻矛盾的描写相比，解放区作家对婆媳矛盾的表现还有着更为丰富的文化内蕴。在传统农村社会中，婆婆与媳妇之间，既有压迫与被压迫的一面，又有传承与被传承的一面。在婆婆看来，媳妇除延续香火外，还承担着延续传统习惯的责任；媳妇只有忠实履行这一责任，亦即只有“守”住这个“旧”，才是合格的、孝顺的媳妇。这样的认识，正是老一辈妇女守旧思想最深刻的体现。赵树理在小说《传家宝》中通过对婆婆李成娘和媳妇金桂之间矛盾的描写，对婆婆的这种守旧思想进行了揭露。作品中的婆婆“有三件宝：一把纺车，一个针线筐和这口黑箱子”，她“只想拿她的三件宝贝往下传”。但是，被村里选为劳动英雄和妇联会主席的媳妇却“觉着那里边没大出息，接受下来也过不成日子”。从那以后，两人意见不合、龃龉不断。婆婆依照旧的习惯和旧的生活方式，在儿子面前责怪媳妇一冬天没有“拈过一下针”“纺过一寸线”，埋怨她“衣裳鞋子都不做，到集上买着穿”，其中流露出来的是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守旧思想和价值观念。对此，赵树理以喜剧笔法作出了温婉的讽喻。

三

等级意识、迷信观念与守旧思想这些国民性病症的存在，导致了那些落后农民自主人格的缺失，导致了他们对过往（习惯）的遵从、对现状的妥协。他们并不相信靠自己的力量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甚至也根本无意于此。作为小生产者，他们既不能追乎其大，势必就会计较其小。他们所计较的是一己私利，其中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狭隘的自私心理。丁玲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第十七节中饶有深意地写了一段人物语言：“农民么，农民本来就落后，他们除了一点眼前的利益以外，就不会感到什么兴趣。”这段话是文采为他自己开了一个超长的动员会作辩解的，但丁玲却也同时借此巧妙地传达了自己对落后农民自私自利特点的认知。可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一些解放区作家的认知。

综合来看，解放区作家对农民自私心理的描写和批判，大体围绕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首先，是他们的背公向私。韦君宜的小说《群众》被作者自己视作“青年知识分子在党的教育下”“诚心诚意接受思想改造”的成果。作品通过描写民运部里新来的小墨等三个女青年知识分子在借宿时与房东夫妇的冲突，对知识分子脱离实际、喜好幻想、眼高手低等弊病作出了反省和否定，但同时，在主干部分却以小墨等人的视角相当充分地揭露了房东夫妇的自私心理。当她们进了机关里找定的这对夫妇的窑洞后，男人“怕不放心”，硬要小媳妇留下照看“新打下的粮颗子”。在男人向总务科长解释屋子要人照看时，小墨就当面大声指出他是“自私自利观念”在作怪。小媳妇被她们撵走后，因怕遭男人责打，午夜时又折了回来。与这对房东夫妇一样，由冀中火线剧社集体创作、胡丹沸执笔的独幕剧《把眼光放远一点》刻画的一对夫妇——老二与老二妻也表现出了“农民的自私与眼光短小” 。在鬼子从炮楼下来“扫荡”之时，他们抱着“坚壁一点是一点”的想法来坚壁自己的“衣裳，粮食，铺的盖的，大大小小，碗碗盆盆”；又因为爱子心切，他们写信让参加了八路军的儿子开小差、回来“过安生日子”。之后数年，柳青在长篇小说《种谷记》中也刻画出了王克俭这样一个利己主义者的形象。作为村主任，他却坚持“儿要自养，谷要自种”，反对组成变工队集体种谷。

当然，应该看到，房东夫妇要留下人来照看屋子和粮食，老二夫妇“舍不得钱财，舍不得儿女”，王克俭坚持个人单干，从其个人角度来看，似也有一定的合理性。这是因为他们如此之举均带有一点“自保其身”的意味，所要追求和维护的似乎也是正当的个人利益，并没有以损人来利己。但是，他们如此“向私”的行为无一例外地导致了对“公义”的背离。具体而言，房东夫妇事实上干扰了小墨等人“为公”的工作；老二夫妇为了“眼前的那么一点儿利”而“把革命放在一边”（老大语），忘掉了老大妻所说的“不打走鬼子哪儿有安生日子过”的道理；王克俭则为了自己“能种好谷”，违背了党的变工互助的号召。

其次，是他们的唯利是图。与前述房东夫妇等人追求和维护正当的个人利益不同，还有一些农民（包括民兵、村干部等）却表现出了对不当之利的追逐，显现出了其唯利是图的本性。对此，马烽、西戎在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中以生动的情节和细节作出了描写。作品第三十回写民兵张有义和康有富在战斗刚结束时因争夺战利品起了纠纷。他们违反缴获归公的规定，“扯着一件黄呢大衣”互不相让，以致最后“把大衣扯成两半”。共产党员康明理批评他们是“发洋财思想”在作祟。第三十一回还写到部分民兵对“全民爆炸”消极抵制，原因竟是他们“怕群众学会埋雷，不给他们帮耕土地”。少数民兵身上的这两种“思想”显然都是贪图不当之利的具体表现。

将这种唯利是图之本性发展到极致，因而其性质也显得更为恶劣的是某些农民（村干部）的以权谋私、损人利己。《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第五十四节以“自私”为题，对村干部以权谋私的情态作了描写和批判。干部们以“俨然全村之主”的姿态，常来评地委员会，要求“替他们找块好地”；为了要块好地，村支部组织委员赵全功与钱文虎发生争执，几乎拳脚相加。赵树理的小说《邪不压正》也写道，下河村数十个干部和积极分子按照区里要求来“挤封建和帮助没有翻透身的人继续翻身”时，有人在会上就公开主张不能“光叫填窟窿”，自己要“再分点”。农会主任小昌也不顾元孩的反对，决定“公私兼顾”，说：“要是怕果实少分不过来，咱们大家想想还能不能找出几个封建尾巴来？”这一意见竟“有许多人赞成”。最后，他们硬是将聚财等十多家本应受政策保护的中农当成“封建尾巴”切掉，就是为了让那些参加斗争的人多分“果实”。作者通过这一描写，深入地揭示了农民中的那些唯利是图者在物质上的掠夺性和公序上的破坏性。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那些落后农民既以一己之利为中心，那么，在对待他人时则必然表现出一种缺乏关心和爱的看客心态。鲁迅所揭露的国民性中的那种空虚无聊的看客心态，在解放区作家的笔下再次得到了展示。韦君宜在小说《群众》中以讽刺的笔触描写了这样的情景：总务科长一大声招呼，“立刻从这空荡荡山坡的不知道什么神秘洞穴里，钻出来了一大群老老小小……活像年画上的画面”；等小墨她们一进屋，“门外那一群年画上的老老小小已经一拥都跟进来，看不清有多少”。在这里，这一大群“老老小小”都是鲁迅所说的“戏剧的看客” ，他们之“钻出来”和“跟进来”，倒不是出于他们的热情和热心，而是因为他们的空虚和无聊。但是，不要以为他们这些“看客”仅仅是“看客”。一旦他们在“看”时还以自己陈旧落伍的价值标准去评价他者、贬斥他者，他们也就从空虚无聊的“围观者”一跃成了冷漠残忍的“围猎者”。章南舍在小说《王维德结婚》中写马洪乡妇救会长、在马家已寡居三年的刘兰英爱上了劳动英雄王维德。结婚之前，刘兰英去马家辞行。她一进庄子，庄里的人竟像“黄蜂一样的围了上来”。随后，人群一路尾随她走进院子，又走到屋里。此时，他们对她还只是好奇，把她看成是“一个稀奇的宝贝”。但是，紧接着，他们“有的说，有的骂，有的劝解，有的嘲笑，一会儿低声的交谈，一会儿又哄然大笑了起来”。他们以自己陈旧的伦理道德观念对刘兰英进行围猎，肆意剥夺寡妇再嫁的权利，从而显现出了他们专横冷酷的面目。与刘兰英一样，菡子小说《纠纷》中的来顺妈与马烽小说《金宝娘》中的金宝娘也是被看客围猎的对象。前者在丈夫死后与长工刘二相好怀上身子，自此，她“只要一露面”就遭到人们的“指指戳戳”。后者为生活所迫曾以卖淫为生，她因此被视为“下贱女人”，以致“活得还不如条狗”；就是她那无辜的孩子也因她受了罪，“出去街上，人人欺侮”。解放区作家以这些命运多舛的妇女为表现对象，在对于她们的不幸表同情的同时，满含义愤地揭露了看客心态中的冷漠、冷酷乃至残酷的心理因素。

四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解放区后期文学着重通过揭露落后农民的等级意识、迷信观念、守旧思想、自私心理和看客心态等精神痼疾，对附着在他们身上的“国民性”中“落后”的一面展开了批判。在刻画落后农民形象、批判作为“一种落后精神状态”的“国民性”时，这些作品大多运用了艺术辩证法，常常同时塑造出了具有如周扬所说的“新的国民性”特质的进步农民形象，如《把眼光放远一点》中一心要“把抗日工作做好”的老大一家、《邪不压正》中的公道正派的元孩等。他们是落后农民的对比性因素，也是帮助、教育落后农民的力量。除人物设置上的这一特点外，这些作品还大多写出了落后农民的转变，为他们安排了类似于“大团圆”的结局，诸如三仙姑悄悄拆去香案、赵阴阳也扯碎了虫郎爷的牌位等。作品在人物设置和结局方面如此安排，是有异于“五四”启蒙文学和解放区前期文学中的许多同类作品的，其中所表露出来的乐观格调也是在后两者中极为少见的。尽管如此，它们却并未从根本上遮掩和损减这些作品国民性批判的思想意义。就其对于国民性批判本身而言，它们并没有粉饰生活、回避矛盾，而是正视现实、聚焦问题，通过对农民思想状况的真实描写，形象地说明了对之进行思想启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这些作品能够寓载这种启蒙的思想价值不是偶然的，而是这一时期解放区作家自觉追求、有意作为的结果。以活跃在晋冀鲁豫边区的作家为例，对于开展启蒙工作，他们不但有着很强的自觉意识，而且有着强烈的责任担当。《冀南日报》社长莫循对于“根据地的一般群众”思想状况做过一个基本判断，就是他们“在思想上无可讳言的封建思想仍占统治地位”，因此，他认为，“开展启蒙运动的中心关键”是“要注意改造其认识” ；太行文联秘书长张秀中也提出：“以启蒙教育大众”是“一九四三年的文艺运动”的重要任务。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解放区作家对于“群众”一般思想状态的把握以及对于“启蒙”使命的担当。他们正是从这样的自觉意识和使命感出发，在文学创作中展开对国民性的批判，从而使相关作品呈现出启蒙的思想性质和价值。

在解放区后期文学阶段，解放区作家通过对附着在农民身上落后的国民性的批判，担负起了启蒙的历史重任。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五四”启蒙传统的继承和弘扬。“五四”启蒙运动以“民主”“科学”为思想武器，展开了对封建思想的激烈批判。在现实生活中深受封建政治经济制度压迫剥削的广大民众，在观念层面却又成了封建传统思想和伦理秩序的维护者。面对这一状况，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启蒙者强烈意识到了“思想革命”的重要性，认识到了要建立新文化就必须对民众进行启蒙和拯救，于是，他们以“立人”为目的，将改变“愚弱的国民”的精神视为“我们的第一要著” ，肩负起启蒙民众的历史责任。在启蒙文学的创作中，他们所使用的一种重要方法便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而所谓“揭出病苦”，主要就是展现民众的精神痼疾、揭露民众的国民性弱点。对于“五四”启蒙主义的思想传统和文学传统，解放区作家在新的时空中予以继承。1948年3 月，在安东文艺工作者座谈会讲话中，夏征农在谈到“新形势下文艺工作的新任务”时指出：文艺工作要为农民服务，就必须“唤起农民的自尊心与自信心，使之迅速地从封建制度的重压下解放出来”；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其“阶级仇恨与战斗意志” 。在这里，他强调必须对在封建制度压迫下失去了“自尊心与自信心”的农民作“唤起”（即“唤醒”）的工作，其中流露出来的正是“五四”式的启蒙思路。夏征农的这一观点在解放区作家中是较有代表性的。以赵树理为例。在解放区前期文学阶段，他就倡导过“新启蒙运动”，提出要“改造群众的旧的意识，使他们能够接受新的世界观” 。在解放区后期文学阶段开始后，他的这一启蒙意识不但存留了下来，而且得到了进一步伸张。他以“拯救”那些“沉陷”在“贫穷和愚昧的深窟中”的“同伴们出苦海”为使命，提出对于“落后的人们”要“哀矜勿喜”，要诱导他们“走向文明”。他的这种从思想上“拯救”愚昧“同伴”（即从思想上解放农民）的启蒙主义态度，确实“与鲁迅五四时期对待农民的态度很难说有什么区别” 。正是在这种态度的作用下，他创作出了前文述及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孟祥英翻身》《邪不压正》《传家宝》等具有批判国民性内容的作品，表现出了以“揭出病苦”的方式来“改造群众的旧的意识”的意向和追求。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解放区作家对国民性的批判既是对“五四”启蒙传统的传承和弘扬，也是对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相关要求的响应和贯彻。在对这一时期“救亡”与“启蒙”关系的认识上，以往可能更多关注了“救亡压倒启蒙”的一面，而相对忽视了“救亡”与“启蒙”的相互促进关系。因为始终处在战争环境中，在解放区确实存在着“救亡压倒启蒙”或“启蒙运动和自由理想”遭到“挤压”的情况。但是，这并不是说“救亡”与“启蒙”是对立的。在战争中，作为“救亡”主力军的广大群众只有经历过现代启蒙、“解放个性”、建立自我意识，才能够真正担负起“救亡”的重任；因此，在这一意义上，“启蒙”是“救亡”的先导。正是因为意识到了“启蒙”的这种作用，毛泽东对属于“启蒙”思想范畴的“个性”及“民主的、独立的意识”等做过多次倡导。1944 年8 月 31 日，他在一封信中强调：“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 次年4月24日，在为中共七大所作口头政治报告中，他又指出：“中国如果没有独立就没有个性，民族解放就是解放个性，政治上要这样做，经济上要这样做，文化上也要这样做。广大群众没有清楚的、觉醒的、民主的、独立的意识，是不会被尊敬的。” 这就是说，要使广大群众真正发挥出“救亡”主力军的作用、最终达到实现“民族解放”并建成“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之“救亡”的目的，就必须实现其个性的解放，使之获得“清楚的、觉醒的、民主的、独立的意识”；而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就必须作为包括“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在内的“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 来接受启蒙教育。

从“启蒙”促进“救亡”这一前提出发，主流意识形态必然主张为了“救亡”而借助“启蒙”，使“启蒙”为“救亡”服务，并进而主张为了“启蒙”借助文学，使文学为“启蒙”所用。1942年 5 月，毛泽东发表了开启解放区后期文学阶段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指明了“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方向。对于这一方向，人们一般将它理解为“表现工农兵群众”，并将“工农兵”作为“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去“歌颂”。这样的理解虽然有其文本依据，但显然还不够全面。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毛泽东极其重视文艺的教育作用。在“引言”部分，他就强调文艺应该发挥“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并对“人民”的成为其“在斗争中的负担”的“缺点”和“落后的思想”作出了具体分析，指出“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要求“我们所写的东西”能够使他们“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到“结论”部分，他更是明确提出工农兵“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可以这样说，在《讲话》中，“教育人民”（“教育工农兵群众”）是与“表现与歌颂人民”相并列的一条重要的思想线索，是文艺应该具有的一项重要的思想功能之所在。自然，《讲话》提出的文学“教育人民”这一重要命题，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表现出了鲜明的革命功利性，其最终目的是“使他们（指‘人民’——引者注）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 ，亦即以“教育”为手段和途径来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使之积极投身到“救亡”的斗争中去。从这一角度看，文学“教育人民”是一个政治性很强的命题。但是，为达此政治功利目的，也需要文学在他们“去掉落后的思想”方面发挥“启蒙”作用，使之摆脱“背上的包袱”和“负担”（愚昧、迷信、守旧、自私等精神痼疾即是其中的主要方面）；只有这样，他们才可能在“救亡”的道路上奋勇前进（“向前奋斗”），从而充分发挥其“救亡”主力军的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说，《讲话》提出的文学“教育人民”的命题，同时也兼容了“启蒙”的思想要求、内蕴着从思想上教育和解放人民之义，因而表现出了以文学为手段进行“启蒙”、使文学服务于“启蒙”的思路。

从那以后直到解放区后期文学结束，主流意识形态对于“人民”思想状况的判断、对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教育工作之“教育人民”作用的伸张，与《讲话》精神完全是一脉相承的。1944 年10 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会议上的讲演中指出：“解放区已有人民的新文化，但是还有广大的封建遗迹。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一百多万文盲，两千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 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 1949 年 1 月，时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副厅长的江隆基在分析陕甘宁边区教育的现状时还指出：“从农民的文教生活的广大领域去看，则文化教育上的封建残余仍然存在着，其具体表现为文盲与半文盲的数量至今还相当惊人，封建迷信思想仍需努力克服。” 正是因为“人民”思想中“封建遗迹”“封建残余”的存在，主流意识形态一再重申要“教育群众”；“群众教育工作”因此也成了广大新老解放区的一项重要工作，许多解放区颁布了有关“（群众）教育工作”的方案、方针和指示等，对“教导人民识字明理”“提高人民大众的觉悟和文化”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作为解放区“文化教育工作”的重要一翼，解放区后期文学积极响应主流意识形态的号召，以其对国民性的批判，在“教育人民”方面发挥了“启蒙”作用；这样的“启蒙”有助于动员人民起而“救亡”，所以，它在客观上促进了“救亡”。当然，解放区后期文学也因这一历史机缘，得以将“五四”启蒙传统延续至整个 20 世纪 40 年代。

综上所述，解放区后期文学的国民性批判，主要通过揭露落后农民的等级意识、迷信观念、守旧思想、自私心理和看客心态等精神痼疾而展开。开展对国民性的批判，是这一时期解放区作家自觉追求、有意作为的结果。它继承和弘扬了“五四”启蒙传统，也响应和贯彻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所提出的“教育人民”的要求，表现出了以“我们所写的东西”使他们“去掉落后的东西”的努力。这一批判在思想领域展开，它首先表现出了“启蒙”的思想价值，但在解放区后期文学中，以批判形式出现的“启蒙”主要是手段，其最终目的还在于促进“救亡”。因此，这一批判以其对于“救亡”的促进作用，又取得了超越思想领域的政治的和社会的价值。

最后需要补充的是，在国民性批判问题上，解放区前后期文学存在着很强的关联性。关于前期文学中的“国民性批判”问题，许多学者此前就其表现、成因与意义等作了具体深入的研究，笔者以往也曾有所涉及。虽然“启蒙”在解放区前后期文学中有着不同的境况，到后期遭到了战争环境更大的“挤压”，但是，因为“启蒙”在后期仍然具有促进“救亡”的作用，所以，它在特定范围内仍然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中，解放区后期文学以其对国民性的批判，继续发挥“以启蒙教育大众”的功能。解放区前后期文学的关联性，在“启蒙”和“国民性批判”问题上，同样得到了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