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暴力与性侵威胁，美国病毒学家依然挺身而出，为新冠起源发声！_风闻

2021年已经到来，元月也已过去大半，然而，我们全人类并没能遏制住新冠病毒的持续“嚣张”。

自从2019年底暴发以来，断言新冠病毒起源于实验室，到恶作剧式的新冠疗法（如注射消毒液）等，大量毫无科学依据和逻辑的阴谋论和虚假信息散布全球，关键是，其传播速度一点儿不亚于病毒传播的速度。 

近一年多来，全球公共卫生领域专家、研究人员以及医生试图在以各种方式辟谣，但随着新冠病毒在英国和南非出现了新的变异毒株后，类似谣言又开始浮现于网络。科学家们表示，关于新冠大流行的错误信息和病毒本身一样令人恼火。

近日，发表在权威期刊**《Nature Medicine（自然医学）》上的一篇文章，美国乔治敦大学全球健康科学与安全中心的病毒学家****Angela Rasmussen**教授发表题为“On the origins of SARS-CoV-2”的文章，再次为新冠病毒的起源问题发声。强调公共卫生领域的研究人员应提醒政策制定者要根据证据而不是政治做出决定，尤其是在对了解流行病起源至关重要的前提下。

全文翻译如下，内容略有增减：

去年3月，Rasmussen教授等病毒学领域专在《自然医学》上发表了关于新冠病毒起源的观点性文章（相关阅读：美英澳科学家《自然医学》再添力证：新冠病毒乃自然进化产物，或有两种起源…），详细阐述了新冠病毒源于自然界的原因。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回应甚嚣尘上的谣言，以及越来越多毫无依据的猜测：由于暴发病毒的地方与武汉病毒学研究所同在一个城市，故病毒是实验室泄露的。这个实验室指的就是我国乃至全球从事蝙蝠冠状病毒研究最先进的国家病毒学实验室。尽管有很多质疑声，但并没有任何证据支持那些猜测。

相反，**在新冠病毒暴发前，中外病毒学家们就通过对已知冠状病毒的研究断定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新兴冠状病毒出现于世，并已作多次预警。（相关阅读：出来混，迟早要还的！一项新研究早已预示这场大流行的发生）**而且，所有迹象都表明，与SARS和MERS一样，新冠病毒极有可能也是在蝙蝠宿主中进化的，直到一个不明原因的溢出事件，将它传播到人类中。

Angela Rasmussen

然而不幸的是，这些基于科学的事实并没能平息那些相互矛盾的说法，甚至是彻头彻尾荒谬的阴谋论。相反，“病毒式信息”的传播的速度超过了病毒本身，各种版本的谣言或阴谋论层出不穷：从新冠病毒是实验室泄露的、或是人为故意设计而成的，到比尔盖茨的阴谋，还有人甚至把5G网络也牵扯了进来。这些荒谬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造谣者精心挑选的“证据”：从被撤回的预印本研究到来源不详的关于实验室安全信息的“秘密外交电报”，再到被过度解读的卫星和手机数据。总之，欲加之罪，为了造谣而造谣。关键是，这些都无法证明新冠病毒的起源。

“ 实验室起源”的一个最受欢迎的版本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新冠病毒是为某些功能研究而设计的。此前也曾用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进行过研究，以了解跨物种传播风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功能性研究是真正提供了有关新冠病毒生物学的宝贵信息，然而却被一些人张冠李戴、断章取义用来编造了谣言和阴谋论。再有一点，对于冠状病毒的研究，本身就存在非常高的风险，相关研究也必然会受到严格的审查和政府监督。因此，难以获得的冠状病毒（如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的功能性研究是不可能在非监管下进行的。

此外，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以自然方式出现病毒和病原体的事件已有明确记载，近到猪流感、H7N9禽流感、马尔堡病毒、SARS、MERS和埃博拉病毒等，远到1889-1990年间导致全球超过100万人死亡的OC43冠状病毒和1918大流感等。大多数在人类中引起流行病甚至是大流行的新型病毒病原体都是从野生动物库中自然出现的。因此，压倒性的结论是，新冠病毒也是通过一系列人与动物的偶遇事件而进入人体的。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实验室起源”的故事竟还沦为了政治工具开始了其新生涯，并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有害影响。去年2月，美国共和党反华参议员Tom Cotton在福克斯新闻上，分享了他的坚定信念，宣称病毒是实验室泄露的生化武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强烈暗示，新冠病毒存在人为原因。不相信科学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更是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理论。此外，由前白宫首席战略师斯蒂芬·班农领导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个没有明确科学授权的机构，竟然还赞助了两篇预印本文章，声称新冠病毒是被故意设计的生化武器，并声称全球国际科学界掩盖了事实。更加讽刺的是，他最近已因欺诈行为被提起诉讼。

再来看看这两篇预印本，主要作者闫丽梦（香港大学已多次表示她并不是从事病毒研究的学者）亲自用所谓的“证据”攻击了那些与谣言和阴谋论斗争的科学家，也包括我。日本东海大学医学部讲师中川草看完闫丽梦的“证据”后说，“花大力气写出这么荒唐无稽的东西，到底有何居心？”

但结果，我受到了暴力和性侵的威胁，这是揭露谣言和阴谋论带来的威胁，而且不幸的是，我身处其中。尽管这非常令人不快，但让我更担心的是这类错误信息对世界各地科学家的长期影响，以及我们对未来具有大流行潜力的新兴病毒研究的能力。

2020年4月，特朗普下令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取消生态健康联盟与武汉病毒学研究所研究人员长期合作的一笔资助。我们亲眼目睹了有关病毒来源的错误信息如何破坏了这种极为重要的研究。NIH为取消这项研究辩称，该研究调查了在中国传播的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和人畜共患传染病的溢出效应，不符合NIH的优先考虑等级。这让人难以相信。这项工作提供了一些最有力的确凿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是一种自然出现的病原体，而且血清学调查显示，生活在蝙蝠聚居地附近的人具有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的抗体。

NIH此后为恢复拨款设定了不可能的条件，确保这项研究永远不会恢复。这开创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先例：对了解新冠病毒的努力造成了巨大和不必要的挫折，削弱了对科学家的信任，破坏了在这一流行病和全球长期公共卫生安全中至关重要且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

公共卫生是一项需要全球该领域共同参与的事业。因此，用政治打击科学的这种恶劣行为需要全社会来共同应对。最重要的是，公众必须在必要的、客观的科学调查中抵制政治干预。通过不断揭露错误信息，并教育公众需要对病毒起源进行公正、以科学数据为重点的研究，可以产生广泛的有益影响。

病毒学研究，如临战场，了解你的“敌人”是至关重要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如果没有利用证据驱动的方法研究病毒的起源，我们就无法做到这一点。

原文链接：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1-020-012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