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济学，痛点何在？_风闻

要超级大城市还是城乡二元？

要区域协同发展还是要素自由流动？

要产业结构性优化还是马太效应到底？

广义的城乡二元之争，其实包含了这三个要与不要。这背后既有两种思想的冲突融合，又有相关利益的博弈。是脑袋与脑袋的交锋，也有屁股与屁股的对峙。

总之，要把这个问题想清楚，就必须拿出心中的大强子对撞机，将其撞碎了来看。

1.城市化的内在逻辑

城市化的本质是什么？什么是推动城市化的核心动力？堆塔战术？

城市作为一个要素聚集，要素流动的产业聚落，其存在的核心价值就是为了产业发展提供最高效的三要素（投资，就业，消费）

这种高效会导致人口治理成本的降低（统一制式化的生活要素保障以及管理模式）。可以说，城市聚落以标准化，降低治理形式多样性的方式来综合降低治理成本。原理上类同于工业产品的标准化。

因为能够更高效地向产业提供使其良性波动的三要素，故城市是产业最好的栖身之所。

在布局上来说，城市是文明的动侧，与乡土社会所代表的静侧相对，以产业集群为主，为文明的发展提供强大的产业化力量。

而产业化能力是决定文明兴衰的一个核心因素。一个国家如果要将其产业化能力保持在一定水平，自然是需要一定规模的动侧进行辅佐。

不过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城市化的目的其实就是为“更高效地产业化”服务的。

这用三相波的模型亦可以解释：

增密的资本保障产业投资要素。

密集的人口保障产业就业要素。

大量的就业人口保障产业消费要素。

产业规模的扩大带来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围绕产业形成配套的住宿，娱乐，医疗以及教育。

图：吉利汽车湘潭制造基地

笔者曾经在吉利的湘潭基地与杭州湾研究院待过。那里就完美地呈现了这一逻辑：无论是湘潭的郊区，还是杭州湾本身，因为吉利制造基地与研究院的入驻，使得周围逐渐围绕这个产业本身形成了大量的住宅小区和商业街。杭州湾北部正在修建的大型综合项目“绿地港湾”更是集成了教育，医疗等完善社区配套的综合性房地产项目。

图：杭州湾绿地港湾项目

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正好是标准的城市化的过程，也是在笔者看来相对健康的城市化模式。

在这里，就要说说城市化的内在逻辑。

正如我所提到的，产业化是城市化的动力，因此，产业规模决定城市化的规模。

此外，一个地区的产业规模受制于其地缘条件的限制，这种地缘条件大体包括：

1）生态资源禀赋

2）物流交通条件

3）周边产业配套条件

4）信息流通效率

5）战略地位

生态资源禀赋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资源越是本地化，其产业化成本就越容易控制。宋鸿兵先生曾经在《鸿观》节目里分析为何中国南宋时期没有爆发工业革命，其中对于中国煤矿资源的分布与南宋疆域控制能力，物流运输能力与英国当年的情况做了对比。

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因为煤矿资源分布大多远离南宋的核心城市区域，而且运输成本极高，这限制了其对于煤炭资源潜能的开发。而英国则在其本土范围内拥有较为方便开采与运输的煤炭资源，再辅以强大的海运优势作为补充，自然能够在煤炭的利用上更进一步。

物流与生态资源禀赋如此。而进入工业化的大分工时代后，特别是产业链的形成使得一个地区周边的产业分布情况能够决定其产业化的效率。

越是产业密集的地方，产业化成本就越低，产业发展的路径就越多，在同层技术的框架下，产业发达地区的先发优势将是无限大的，形成所谓的马太效应。直到技术革命，产业代谢的发生，最终从边缘将其打破。

信息流通效率影响产品技术的交流、产业模式的交流，但最重要的是影响商业模式的交流与创新。

更高效的信息交流能够更好地调配供需，使产品更快融入市场。这也是平台经济崛起的内在逻辑。

在古代，这样的商业聚落是集市，而在今天，商圈与互联网平台并行，以高速流动的信息来来推动产品与市场的融合。

战略地位，则是基于政治层面的更为高维度的考虑，用不符合要素自由流动规律的宏观调控手段，使得资源向某一个地区倾斜。明代的天子守国门，朱棣将大量资源从南京调度到北京，甚至重新修缮大运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北大荒开荒，西部大开发都是基于此。

在理清楚地缘条件的内容后，我们就可以罗列出一个城市化的基本的演化逻辑：

地缘条件--->产业规模--->城市规模

这种演化方式，可以理解为传统的产-地-人的模式。

但我们要清楚的是，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决定论的线性关系，而是演化的相互影响关系。也即是，前者对于后者的影响占据主导，但后者也可以反过来影响前者，两者之间的影响存在必然性，也存在偶然性。

这是复杂科学的最基本的思路，在此必须讲清楚，避免引来围绕决定论的大撕逼。

不过即便演化关系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特征，但整体来看，产业规模对于城市规模还是起着最主导的作用。至少我们可以把产业化看成城市化的主要目的，一方面围绕新生产业去增加城市的规模，另一方面可以适当提前规划城市发展路径，去吸引产业的进入。

明确了这个目的之后，当我们再去审视“超大城市圈”战略时，就会变得更加理性。

比如国家当前所规划的几个超大城市圈，本质上是其产业规模与重要性需要这样的城市体量去支撑。是有着明确战略目的的规划而非信奉大城市主义所带来的“城市必然淘汰乡土”的神学信念。

超大城市圈为何在国内不具备普遍性？根本原因是不同地方基于不同地缘条件而产生的产业规模的差异。

当我们以西方国家，特别是美洲国家普遍失败的城市化为鉴是，可以明确地看到：其大城市的衰落就是其产业的衰落。

美国著名的汽车之城底特律曾经也是一处繁华之地。但汽车行业衰落后，那里却成了一座活脱脱的鬼城。

南美的平民窟则是因为产业萎靡不振加上收入分配不合理双重因素造成的结果。

普遍来说：当一个城市的产业规模远大于城市实际规模时，城市化呈现出正外部性；而当一个城市的城市化规模远大于其产业实际规模时，城市化呈现出负外部性。

这亦是城市化的边际效应之所在。

在这个基础上，对于中国的城乡战略布局，就不可能简单地以“大城市一波流到底”的脸滚键盘玩法去消灭乡土社会，甚至将其视为落后。

实际上，正如史正富老师所说：“讨论发展时，更重要的是产业和收入分配，至于在城市发展还是在乡村发展，那都是次要的”。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也反复强调过：“乡镇被大城市吸血，本质上是其产业衰落的体现。产业衰落导致三要素流出。“

很多人谈及城市虹吸效应时，说这是一种大势，但在我看来，这些人说的仅仅是经济学的大势罢了。首先他们是不懂历史的，也不懂人类社会演化的最基本的逻辑。以经济学的大势去取代历史的大势，这是一种井底之蛙的行为。

此外，即便是基于产业规模决定城市规模的逻辑，所谓城市化也必须考虑产业波动所带来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在《再读温铁军：绿色资本与中国之道》中，我详细谈过资本主义下几种常见的周期性经济危机模式。这种危机的出现不取决于你的政治制度，而仅仅取决于你是否采用了资本主义模式下的市场化和货币化。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来说，威胁其产业的稳定性的因素，可以归纳为下面三个点：

1）自身市场经济波动中的结构性矛盾

2）国际大环境下的国家博弈

3）自然对于人类社会的反作用力

这三点在此就不细说，只是强调一下当下我们所面临的新冠疫情，其实就是自然对人类社会的反作用力（当然也不排除这种病毒有人为的可能性）。

因为上述三大风险的存在，城乡的整体规划就应当具备一定的弹性。对于一座城市来说，就不可能完全按照产业最大化的方向去进行城市化配置。这点越是国家的政治中心就越为重要：这也是为何北京对于其城市规模的扩张一向是慎之又慎。

2. 产业与城市化的量化关系

产业化推动城市化，而城市化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围绕房地产的一系列产业的兴旺。

那么我们如何动态地评估产业化与城市规模扩张的关系？

在这里我们又要用到三相波中，产业与就业要素的关系。

首先，产业对于就业人口的吸纳是有差异性的，具体体现在：越是技术增密的产业，其对于劳动的排斥就越大。

这也不难理解，从机器淘汰人工，智能化淘汰操作机器的人，甚至到未来AI掌管一切生产的时代，随着技术的升级迭代，人劳动的比例将越来越小。

比如我们现在的超市收银员，金融交易所的交易员，甚至出租车司机，这些可能在未来都会被智能化的AI机器人给替代。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技术升级会降低产业对于就业人口的容纳。

于是乎，人类社会的技术越发展，单一产业在解决就业层面的能力不升反降。这个问题放在城市化的角度来看，即是未来的产业扩张，未必会创造出等同于现在产业扩张所带来的就业人口。相应的，对于城市规模的需求，特别是房地产的需求也会直线下降。

用一个简单的等式来表达，即：城市规模需求~产业规模x就业人口吸纳能力

当技术增密带来的产业就业人口吸纳能力下降时，城市规模的增长对于产业规模的支持能力就会呈现出边际效益递减的趋势。以前围绕一个产业可以形成三个商圈，十来个居民小区；但到了未来人工智能发达的时代，也许一个产业仅仅能够带动一个居民小区，甚至在线上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商圈这个概念是否存在都会存疑。

这也是为何我在《以伪代谢经济学的观点批判工业党激进的城市化思维》一文中得出，产业升级与农民进城在逻辑上是矛盾的结论。

我们当下提倡大城市化，却始终忽略产业升级将进一步降低就业人口。到时候大城市密集的人口中将有大量的失业人口比例，这群人找不到工作，也就无法为社会创造出稳定的消费。

那届时只有两个出路：

1）靠政府救济，成为流浪汉，住进贫民窟

2）大力发展服务业，服务业的基本伦理限制将不复存在

其实西方国家今天所面临的一切就已经佐证了这个看法。第三产业的繁荣本身就是城市化的必然，随着产业升级对于就业人口吸纳能力的破坏，这种趋势会更加明显。

更何况，技术进步对于第三产业的人力排斥现象也是存在的（比如超市收银员被扫码机器替代），因此各种五花八门的服务业一定会层出不穷，否则无法满足城市庞大人口的就业问题。

**而为何我说服务业的基本伦理限制将不复存在？**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为何西方色情产业合法且发达？为何代孕会在美国这样的国家成为正规产业？为何大麻毒品会在西方国家渐渐合法化？

第三产业为了突破发展瓶颈，必然会尝试突破社会伦理道德限制，就好比当下中国虽然法律上禁止色情产业，但是作为一个地下产业和灰色地带，其体量实际上并不小。

在这个基础上，城乡二元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意义就完美地显现了出来。

3. 城乡协同的现实意义

在明确城市发展的边际效益点后，我们就应该反过来思考城乡二元结构的战略意义。

一般来说：

城市作为文明发展的动侧，集产业，资金，人口为一体，能够为产业化提供更高效的路径。

而乡土社会作为文明发展的静侧，是思想文化，道德伦理的根基，是文明稳态的基石。

图：动静即阴阳

很多工业思维严重的小伙伴在看到思想文化时就对其嗤之以鼻，认为这太玄乎了。作为一名根正苗红的工科选手，我自然也理解这种心态。然而忽略文化因素去纯粹理工科地思考复杂的人类社会系统，本身就是一种更为深刻的玄学。

不过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还是不从文化层面入手，换个相对符合理工科思维的方式来说，即：

城市化进程因为产业规模基于地缘条件、产业波动周期的限制，因此无法往最大化的方向激进。

同时伴随产业升级对于就业人口的排斥，城市规模对于人口要素的聚集效果下降明显。届时，简单地把人堆叠起来就不如对人口进行精简分布，保障其流动的通畅来得效率。

其实军迷们应该很能理解这种逻辑。热兵器时代的来临淘汰了冷兵器时代那种动辄列阵扎堆的打法。

一战中集群冲锋被凡尔登绞肉机教做人，二战中深沟高垒被闪电战教做人。军事越趋于现代化，对于人这个要素的密集需求就越弱化，反而更强调士兵之间的灵活调度和指挥。

这本质上来说是因为热兵器的杀戮效率太高，人力在现代战争中不再是充当直接造成对方减员的主要因素；这与产业升级后，机器与人工智能结合那24/7的恐怖生产力对996都会引起广泛社会舆情反抗的人类劳动力的碾压其实是相似的。

技术的进步使得产业对于劳动力的容纳能力下降。因此也只有在工业化早期，劳动密集型产业林立的时候，城市对于人口的虹吸才能发挥出最大效率。一旦产业进入智能化，去人工化的阶段，劳动力集中将未必是产业发展的刚需。

而当下产业升级又是我们正在经历的阶段，因此对于城市发展的逻辑也应该顺应其客观规律，将产业化初期那种堆人堆资本的思想慢慢向产业升级时期的精兵与资本高效使用转变。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做一个思维实验。假如产业升级在不断发生，而中国几亿农民还在源源不断地进城，那会发生什么？

实体产业无法容纳足够的就业，只能依靠服务业去填充；但技术升级同样在掏空服务业对于人员的需求，这最终的趋势将是新产业产生的坑装不下汹涌进城的人流，使得政府最终不得不通过财政救济的方式来解决这些人的吃饭问题。

此外，因为服务业服务周期短，需求不稳定的特色，这使得用人单位在于劳工之间更容易形成所谓的劳资纠纷。传统的劳动合同不适合需求波动较大的服务业，因此劳务合同，劳务外包成为这个区域的主流。这随之而来的就是这些依靠服务业为生的劳动力，其劳动权益的保障陆续出现问题。

当下激烈讨论的外卖骑手被算法压榨，劳务派遣缺乏保障，根本上都是随城市化进程而派生的第三产业给就业问题擦屁股而必然产生的结果。

就此，当城市化发展必须由第三产业来兜底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转过来好好想想：城市到底需不需要这么大？城市里的人口到底需不需要这么多？特别是当信息技术产业在不断抹平城市的资源集中优势时，未来的小城镇，乡土社会是不是可以成为综合治理成本更合理的地区？

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条件是什么？纯粹的经济增长？还是基于文明动静两侧形成的稳态？

乡土社会是文化的根基，也是其伦理道德形成的基础。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伦理道德虽然也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存在，但是其变化周期并不短。

借用政治经济学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伦理的发展是文明技术水平与社会伦理思想之间相互匹配的关系。

比如当下有大量的人追求不婚主义，性解放，希望像吕子乔一样策马奔腾。这个想法本身没有多罪大恶极，但问题就在于当下文明技术水平并不能替代男女婚配，以妊娠方式延续人类族群的这种传统繁衍方式。

用唯物的眼光去看待人类伦理的发展，就可以明确思想再奔放并不能改变客观世界，就算你骚上天了，那也要学会面对现实。

很多人错误地把思想层面的奔放视为一种生产力的解放，这是不靠谱的。

毕竟，当你觉得自己很骚的时候，也许别人比你更骚。你真以为我不想跟二次元的老婆们一起自由地飞翔？我只是在行为上比较实在而已。

伦理发展服务于文明层级，而就当下人类的文明层级来看，中国以平衡为主体，以动静结合为思路的农耕文化恰恰是先进的，甚至是照亮当下人类思想乱世的一道曙光。

对于儒释道文化的解读，我在很早的文章里有详细谈及，这里就不做赘述。总之因为这种文化的先进性而使得承载其内核的乡土社会有被维护，被发展，被延续的必要。

同时由于产业升级，技术革命对于大城市规模优势的削减，乡村振兴对于缓冲产业代谢所带来的就业压力可以说是高效的，长久的。

这也是我对温铁军老师所讲的“生态资源开发空间正义性”的理解。

4.供给侧改革

对于产业本身来说，投资，就业，消费三大要素中，消费和投资是流动性的一进一出，就像人体需要水一样必不可少。而当下中国老百姓虽然收入增长不少，但其有效消费能力却着实是被三座大山给限制住了的。

具体一点，就是家家还房贷，家家为孩子的教育、一家人的医疗开销存钱。这使得其真实可支配收入数量并不可观。为了进一步释放这些消费潜力，供给侧改革就是一种刚需。

其实质就是让投资流到该用钱的地方，让消费产生再更需要它的广大产业群上。

否则以当下全社会的消费能力的分布观之，其侧重在那三个狭小的产业，最终挤压了其他产业获取消费的空间。

这用三相波模型也可以解释，就是我在垄断中所提到的：单一产业波形过大，最终形成了不稳定的宏观经济波动面。同时，行业利润过高会对其他行业的三要素产生抽水效应。排除金融衍生品这个虚空大君在高位对于全产业链的抽水，巨无霸产业对于其他产业的抽水一样可怕。

同时，作为高熵态的消费形式，三座大山在吸取消费的同时，也在无形地破坏民生。这也是陈平老师所说的，经济废热或者有害GDP。

所以说供给侧改革，本质上就是在提高一个系统的经济转化效率，类比得具体点就是提高发动机燃油经济性，类比得抽象点就是归零者的宇宙重启，总之这是是一种减熵的行为。

理想情况下的调整，是国家全面负担住房，教育，医疗三座大山。当然这做起来必然很漫长。特别是住房层面，因为土地财政、相关利益的复杂因素，要彻底去市场化本身也不现实。

不过未来的房地产，必然会在商品房之外渐渐产生与之混合的非商品房，比如北京正在推广的廉租房模式。

基于这点，房地产行业本身的利润空间是在被挤压的，至少也回不到多年前那种在夕阳下奔跑的时光了。我相信这个现状已经让相关群体忧心忡忡，叫苦不迭，而城市经济学就成为了其唯一可以仰仗的理论宣传工具。

3.增加供给就能降低房价？

有一种说法看上去似乎解释了房价居高不下的原因：那即是当下中国的房地产总体是供给不足的，因为供给小于需求，因此必然价格上涨。

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呢？其实也有，在理性市场下的微观层面来看，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对价格本身有着直接的影响。

基于这种思路，有些人就认为：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使农村人口大量进城（具体体现为农村流入城市，西部流入东部）就可以通过住房需求的增加来刺激住房的供应，使房价最终因为供应的增加而下降。

有没有道理？乍眼一看有，但细思极恐，为何？

在此，先提三个问题：

1）住房就等于商品房吗？

2）为什么国家下放给一线城市的建设指标少于三四线城市？

3）让农民进城是单单地提高了住房供应吗？

第一个问题，住房是否等于商品房？很显然未必。比如新加坡模式下的廉租房就是一个非商品房的例子。从使用功能上来说，廉租房同样可以解决居住问题，与商品房的差别无外乎是品质高低罢了。

本人在德国时期，也住过德国政府提供的廉租房，在生态环境极佳的郊外，一个月两百来欧的房租，虽然比不上国内精装的跃层，但因为生态环境的优越，反而有一种怡然自得的舒适感。

商品房供应的受限，不等于住房供应的受限，或者说国家在一定程度限制商品房的供给，恰恰是在为类似于廉租房的非商品房的规划腾出空间。

在这个模式下，有些人自然是不舒服了，旋即就会向人兜售**“住就要住精致点”**的观念。

而乡村振兴带来的生态环境优势，恰恰会抹平商品房对于廉租房的优势。这是典型的以生态资源空间优势/也可以称其为风水布局优势去瓦解其商品优势。

这也是为何我在德国住廉租房但并不会有住贫民窟的感觉。但这对于构建于钢筋水泥，尘土飞扬的大城市内，以人造景观这种伪生态要素构建居住品质的商品房来说，自然是不讨喜的，也难免会引起相关人士的抨击。

第二个问题其实我已经解答了，国家在宏观规划布局时，并不会单考虑房地产商的利益。反而是为了不同区域的均衡发展，自然会给欠发达地区更多的发展机会。

但这种区域平衡的过程，单纯依赖寻求短期回报的资本去运行是注定会失败的。一旦失败了，就会有人反过来发出**“发展欠发达地区就是错误”**的埋怨。

在我看来，问题不在于发展欠发达地区这个政策本身，而是以谁为主导去发展。让一群天天盼着碗里生金蛋的人去做一个需要十年甚至二十年才能完成的大事业，那人家显然会表现得力不从心。

第三个问题就有意思了，因为提出这个概念的人，很明显是在供需关系图的解读上玩了双标。

供应上升，价格下降，需求上升，价格上涨。而农民进城的时候，首先带动的是需求的上涨，其次才是供应的提升。于是乎，房价根据供求关系，是先涨后跌。

涨是必然的，因为供应的反馈晚于需求。但跌却是未必的，因为源源不断的进城大军会带来源源不断的需求。

什么时候需求被供应压过，形成实质性的价格跌落？这个问题可能比穿山甲到底说了啥还要玄乎。

但可以确定的是，农民大军进城这一波刺激，某些相关群体的腰包倒是真的鼓了起来，至少在供应压过需求的时间点出现之前，他们的饕餮盛宴总是能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4.比较优势的滥用

比较优势是个好概念，这让我们就事论事地去对比两个事物的差异，分辨出其优劣。

但是比较优势也是一个容易被滥用的概念。

城市经济学家们擅长于用比较优势进行诡辩。他们会告诉你城市对于乡土的比较优势，东部产业发达地区对于内陆产业欠发达地区的比较优势，然后得出一个看似正确的结论：

因为这种比较优势的存在，所以欠发达地区的要素应该向发达地区流动，让要素去服务优势更大的地方。

这句话看上去像句人话，充满了经济神学那种羊皮纸的味。但是用大强子对撞机撞碎了来看，其不过就是马太效应的翻版，饱含了新自由主义的精神。

让要素无节制地自由流动，最终的结果就是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发达地区继续吸血，欠发达地区在家躺尸。按照这个逻辑，西部大开发，五通下乡，扶贫都是多余的，因为其阻碍了要素的自由流动。

这种想法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看来是有些大逆不道，但因为使用比较优势这个听上去高大上的概念对其的粉饰，就使得它看上去又没有那么刺眼。

但这种比较优势，真的科学吗？

很显然，这陷入了古典经济学中，内生增长论的逻辑陷阱里，经不起产业代谢思维对其的质疑。

从历史层面对于比较优势的解构，陈平老师已经讲得很清楚。西方对东方世界的赶超，德国对英国的赶超，美国对英国的赶超，中国对于西方的赶超。这些历史现象都是以先发优势牢不可破的内生增长视角无法解释的。

而单就国内区域发展层面来说，所谓东部沿海地区的比较优势到底来自于何处？是其天生丽质难自弃吗？还是说因为在时间上更早的开放以及通过海上贸易与国际接轨形成的原始积累？

我在第一节中所提到的地缘条件五项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地缘条件决定产业规模，但地缘条件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

比如，物流交通系统的全国性铺开（高铁，高速公路）改变物流层面的地缘优势；互联网技术进步，5G的落地将信息传递差铺平；一带一路大战略为西部地区创造与国际优先接轨的可能性。这一切地缘层面的变动将逐渐削弱东部所具备的，来源于开放外贸的产业优势。

特别是新冠疫情冲击下，国内开启内外双循环，届时，西部欠发达地区自然会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在这个时候还在强调要素自由流动，特别是对资本与人口的双重掠夺。这种在国内自己圈自己的地，自己吸自己人的血，无外乎是一种披着学术外衣的内卷。

要说城市经济学提出的比较优势问题在哪？那就是其只做了静态的比较优势分析，却未有结合历史，政治等多重因素进行动态的比较优势分析。

当然一般而言，城市经济学家们是欠缺历史文化素养的，也不喜欢用文明演化的视角来看待经济发展。所以一遇上温铁军、陈平这类以跨学科视角来分析经济学的学者时，自然会傲娇地说上一句：“这些德鲁伊们不懂经济学，缺乏系统看待经济的思维能力。”

在这里我不禁要问一句，这所谓的系统思维能力，到底是经济学的小系统，还是人类学的大系统呢？井底之蛙并不可悲，可悲的在于身处于井底而蛙视者，却故作清高地指责井外之人：“汝非井底蛙，焉知蛙之乐乎？”

结语：

想写结语，但是发现上面这段似乎已经带了结语的性质，这让我颇为凌乱。

纠结了半天这结语我到底是走流程还是走专项。鉴于已经到了回家哄娃的时间点，干脆这次就直接走流程吧。

最后，中华民族王道天下之情怀，必须再重振，戏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