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没人救得了郑爽_风闻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肖瑶

隐婚、代孕与弃养。

在道德、伦理与法律层面的多重崩塌后，短短一天时间，郑爽与张恒两位公众人物让一则娱乐八卦，转向了对“代孕黑产”这一公共议题的严肃讨论。

这其中远不只是公众人物的道德污点问题，更不仅是私人感情事务，还有把生命当作随时可以销毁的交易品的人性拷问。

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在诸种事情已经实锤后，仍有部分粉丝为郑爽辩驳。这种集体道德观的崩坏，是站在“郑爽代孕”四个字背后，更为庞大、龌龊的黑洞。

事实上，近期以来，“代孕”一词在公共舆论场中的热度居高不下。就在一个月前，陈凯歌的影视作品《宝贝儿》就引发了争议，甚至不少媒体、评论者打出断论式的质问：如今不应该关心代孕合不合法，而应该关心它何时入刑。

今天中午（1月19），央视新闻发博评价此事，明确表示“代孕在我国被明令禁止”。一小时后，郑爽也就此事发布了微博，但言辞间避重就轻，仍未正面回应“代孕”“堕胎”“弃养”等质疑。

或许这一次，没人能救得了郑爽。她不再是直率与情绪化，不再是偶然犯错，也不再是愚蠢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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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孕前世今生

目前，中国作为官方禁止代孕的依据，主要源于原国家卫生部于2001年8月1日施行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实际上，我国关于代孕的争议声，并不一直都是一边倒的。

比如，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中“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的条款被删除。

比如，2016年，生命伦理学专家邱仁宗在《“代孕”不再被“禁止”，意味着什么》一文中认为，代孕技术的实施维护了子宫有异常妇女的生殖权。

比如，2017年，《人民日报》刊发了一篇名为《生不出二孩真烦恼》的报道，文中有专家甚至提出“应适当放开代孕准入”“伦理不应该成为代孕技术的负担，而应成为促进技术有序发展的工具”等等观点。

可以说，有关代孕的讨论里，一度出现了支持的声音，而且头头是道。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代孕”关键词，共获得415个结果，最早出现涉及代孕的裁判文书在2012年8月，此后，涉及代孕的判决书逐年增加

今天在个体层面也依然有不少人，包括女性，认为代孕其实是把生育作为了一项职业——将母体与“母职”分离，不失为一条解决生育难题的道路。

对于持这种想法的人，法律不具有价值观念上的约束力。这群人仅仅是认为，用自己身体条件附着的优势去换取利益，没有什么不妥。这就像法律禁止贩毒、贩卖器官、卖淫，但仍有地下市场存在着。

而代孕的本质症结，则要从理解“商业代孕”四个字入手，也就是经济交易。

今天我们说的“代孕”，大多是指的“妊娠代孕”。相当于“租用”代孕者的子宫，交易孩子。

而交让自己身体出去的那部分女性，在租借子宫的同时，也租让出去了部分自我与自我认同。她们潜移默化地将自己的身体视为工具，其个人意志沦为生物性的附庸。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交易，必然是建立在强弱对比之上的关系——不仅仅是男性之于女性的生理差异对比，更多是经济能力的强弱对比、社会地位的强弱对比，以及其直接带来话语权强弱对比。

《代孕者》剧照

日本作家上野千鹤子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指出，在代孕的交易当中，买方总是男性，卖方总是女性。

但决定子宫与孩子所有权的，不是笼统的性别，而是货币。

以货币为中心的自由市场经济，本质上塑造的是一个契约化的社会。父权制的痕迹，只不过表现为用货币语言表示的再生产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

《代孕者》剧照

正如马克思的《资本论》所说：“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

当一件事物被纳入由资本货币的运行逻辑里时，更深、更大的黑洞随之产生。

目前，在我国，与代孕有关的黑色产业链曝光、擦边球的法律判决文书等，几乎都涉及代孕后更复杂的公序良俗问题，如弃养女婴、非法堕胎，拐卖妇女儿童等等。

而从医学层面而言，自行妊娠代孕，极可能对女性或胎儿带来不可测的病理甚至死亡风险。

《代孕者》剧照

因此，代孕绝不仅仅是一个商业问题或生物问题，而是极易成为诸多犯罪暗河的源头。

只要一天法律缺席，只要仍有一个人支持代孕，在这一连串过程中，受到伤害和剥夺的个体，就既不受提倡“人作为目的而非手段”的法律保护，更不被唯利至上的商业主义认同。

不同于家暴、性侵，代孕并不是一个直接性的压迫与欺凌，它位于法律框架之外，也即意味着没有边界、底线。如果不禁止代孕，即意味着支持代孕。

因此，在当下的讨论里，假设是必要的。如罗尔斯提出的“无知之幕”，假设的情景应当极端化，才能把今后将来的所有可能性纳入考虑范畴。

2

只要拥有子宫

就能成为代孕工具？

我们提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极端天气到底要不要点外卖？

在这场交易里，你可以加价，外卖员也可以很情愿来。这甚至不是一个“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而是一个正常的、合法的常理行为，还能促进消费和就业。

的确，双方都没有错，法律赋予你饿了可以点外卖的权利，外卖员也有选择不接单的权利。

但这一思路中，两个“选择权利”的意味是截然不同的。

在极低标准的生存境遇下，一个人做出的选择，有多大概率是身不由己的？外卖员的选择双方，也许是冒险送餐和挨饿，哪一种都不能称之为正常人朴素的“平等权利”愿望。

一种被蒙蔽的对立情况出现了——你以为是善意，但其实是参与了一个泥化的困局。

困局，可能由系统造成，可能由体制造成，可能由畸变的奋斗、竞争关系积少成多地铸成。

为了工资，“自愿”选择“996”的员工，看似利用市场交易规则为自己牟利，但同时也交出去了属于自己的正当权利，包括八小时工作的劳动权益，生命健康权益。而那部分不愿意选择996因而受到职场压迫的人，则丧失了说“不”的基本权利。

回到代孕。

当身体被与商业运转绑定，所谓的“自由”与“权利”，便面临被沦为枷锁的可能。

在这里，女性选择的“意愿”，至少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由于无知而引发的被迫“自愿”。供应方压根不知道自己的合理利益和诉求在于什么。

《代孕者》剧照

比如，为什么要严格规定性侵犯罪的年龄底线？厚大法考刑法独家授课老师罗翔曾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多次公开阐述：与特定年龄以下的儿童发生性关系视为犯罪，并不是剥夺性自由，而是保障其基本人权。

法律在此时便承担了“家长职能”，是秉承将人作为目的的原则，通过约束一定权利的方式，更完善地保护个体尊严。

如《世界人权宣言》里有言：“为使人们不致迫不得已铤而走险，有必要使人权受到法治的保护。愿本案得到公正处理，愿法律慰藉人心。”

当然，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事实是，大多数情况下，法律只能保护作为人的底线，而不是作为人的尊严与人权。

于是，第二种畸变的“自愿”出现了，被生存、伦理人情所迫的“自愿”。

如今，一些发达国家与地区仍然存在着支持代孕的政策，比如美国加州，合法代孕在临床上的适用对象有着严格的代孕适应症限制规定，且政策本意是支持LGBT群体也可以得到自己的宝宝。

纵然如此，真正因代孕合法而受益的群体，却是那些拥有财力与较高社会地位的精英阶层。他们可以轻而易举“享受”法律带来的福利，一边积极推动女权运动，一边躲开了怀孕对职业生涯的干扰。

在一种假设的情境里，为社会做出更多资源贡献的人，也许会产生“合理期待”：我理所当然应该享受社会与法律赋予我的权利，或者说，“特权”。

微博截图

法律反对特权与歧视，但允许一定区间内社会资源分配的差序格局。法律上的平等，只是一种规则的平等、权利的平等，而不是结果上的平等。

还是引用罗翔常说的一句话：“如果自由不加限制，一定会导致强者对弱者的剥削。”

人不能与社会完全脱离干系，多一个人参与商业代孕，其所在的社会就越加难以营造一个平等和保护的氛围。

而那些自视无关己事，支持甚至参与代孕的女性，以为享受的是蛋糕，其实吞咽进去的是麻醉剂，无形之中参与了一张浩大的黑暗工程——在不远的将来，世界上的每一位女性，不论贫富贵贱，不论健康病痛，只要拥有子宫，都可能成为代孕工具，而你将永远不知道这一天什么时候到来。

3

总有些东西无法交易

在反对代孕的声音里，还有一种相对感性的角度不可忽视。

当金钱交易介入到母亲和婴儿的天然纽带之中时，生命代际的天然纽带就被破坏了，包括情感意义上与生物意义上的。

2012年，一部代孕题材电影《母语》便是从情感层面，展示了代孕对女性情感上的忽视和践踏，以及对生命意义的畸扭。

《母语》剧照

一个年轻漂亮的大学毕业生，亟需一笔钱给家人治病，一对求子多年而不得的中产家庭夫妇找到了她。夫妇两都是社会精英知识分子，有极高的素质与教育，他们对女学生很好，不仅为了肚子里的孩子而照顾她，更把她视为一家人，给予温暖和关心。

然而，在双方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之后，却产生了一个无法用金钱和交易解决的问题：女孩怀胎十月，对腹中孩子有了一种天然的母性，而刚出生的孩子，也无法阻止地对母体产生极大依赖。

美国作家迈克尔·桑德尔在《公正》一书中记录了1986年美国新泽西州发生的“Baby M”事件：代孕母亲生下孩子之后，决定要留下孩子，法院宣布代孕合同无效，且把这起官司归为“自然父亲和自然母亲”之间的争议。

抱着Baby M的怀特海德

受理此案的法官写道：“这就是在出售一个孩子，至少是在出卖一个母亲对其孩子所拥有的权利。……必须明白，在一个文明的社会，有一些东西是金钱不能购买的。”

即便如电影《母语》呈现的那样，一个温和的家庭、一起温和而隐秘的交易，“成就”了一个完整的家庭，但代孕出的这个孩子的亲缘与情感关系又该如何培养？孩子将面临怎样的成长环境？

总有一些东西，无法被货币、交易和契约解决，那些东西最终会积弊难反，成为报应。

回到当下，此刻的舆论争议，或许来到了一个可观的方向：代孕何时入刑？

《宝贝儿》剧照

在一种理想范式中，观念与情感上，将开放代孕视为洪水猛兽，就已经是在为制度、法律层面的进步铺路。

如果不考虑未来，现在将毫无意义。

一部自2016年开始连载的漫画《愤怒的萝卜》里，也预言性地昭示了一个未来的可能性。在漫画设定的末日社会，女性的身体被作为培养皿，种植出新鲜的粮食和蔬菜，一个又一个的女人自愿、被骗或被迫走进这座种植基地。

在这样的极端世界里，正常的女性将会逐渐消失不见，社会运转所需要的正常能量、互助及资源，也迟早弹尽粮绝，整个人类生存土壤必将分崩离析。

就像我们不提倡两性对立的性别主义，整个人类文明共同体，在各方各面都是彼此牵连、互相掣肘与扶持的。所以，坚决制止代孕，不是出于一种共情，而是出于一种理想，一种生而为人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