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回家，还是被“就地过年”？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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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伤不只来自于这其中蕴含的深刻矛盾，制度与个人、城市与乡村等，也来自于它逐渐成为我们这个国度最正常的风景的一部分，成为现代化追求中必须的代价和牺牲。

它成为一种象征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我们按照这一象征分类、区别、排除、驱逐，并试图建构一个摒除这一切的新的自我的堡垒。

——《出梁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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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0日，国家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宣布了“春节返乡需持有7日内核酸阴性证明”的消息。

随后，国家卫健委发布了《冬春季农村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表示返乡人员除了持有7天内有效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结果外，还需要实行14天居家健康监测。

此后公布出的消息进一步强调，返乡人员是指从“外地返回农村地区的人员”。

这掀起了巨大的讨论风波，有人表示理解，这都是“为了乡村好”，有人担忧核酸检测费用的负担，以及实际防疫的细则对他们来说到底负担如何。还有激烈的声音评论“为什么这些农民工要回家过年，在城里多赚点钱不好吗？”

“要不要过年回家”，看似只是一个个人选择的简单问题，这背后却折射出“农民工”与乡村文化与现实的变迁。

在今年的抗疫过程中，这些沉默的“农民工”们让渡了很多，牺牲了很多，也默默承受着这些，但我们不应该对这些牺牲当作理所当然，更不能视而不见。

1.  

回家，像是鱼儿回到了水里  

2020年中，“打工人”这个词突然一下在互联网迅速走红，而后又迅速地消弭。

但不得不说，真正苦苦挣扎的乡村务工人员，却被淹没在了这种颇有几分狂欢意味的浪潮之中。

2013年，《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的作者，关注乡村现象的学者梁鸿在接受凤凰网采访时点出，我们经常看到对于“农民工”各样的形象塑造，要么是呼天抢地的悲剧、灰尘满面的麻木，要么是挣到钱的幸福和感恩，还有历史中闪现的“下跪”场景，仿佛这便是他们存在形象的全部。

但这其实是一种符号化与阶层的视角：“我们并没有把他们当作一个活生生的人存在。总是感叹一番，甚至流两滴眼泪，然后走了，因为跟我们没有关系，是另外一个风景的人。我们好像隔着玻璃在看一种人生，这种痛感是不真切的。”

不管是被消解掉的“打工”，还是最近防疫政策所引发的关于“返乡”中那些傲慢又审视的讨论内容。无形之中包含着一种社会成规和认知惯性，阻碍了这背后更复杂的社会结构和生命存在。

据统计，仅在河南，“新生代农民工”  （2  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所定义，主要指在城市务工的80、90后农民）  就有1500万之多。

在这个庞大而冰冷的数字背后，则是一个又一个村庄的空置。

来自河南乡村的小W对看理想说，“我们村里几乎人都在外面打工，单纯靠种地一年也就收入几千块钱，够干啥的？已经没有退路了，摆在所有人面前的几乎只剩一条路**，打工**。也就是好一点的打工和差一点打工的区别。”

据梁鸿观察，她所书写的家乡梁庄  （原型也为河南邓州的一个乡村，下文沿用“梁庄”这一地名称呼）  里的人，  足迹遍布中国大江南北，远到西藏新疆，南至广州，都有他们讨生活的身影。

他们是谁？可能是早上卖煎饼果子的阿姨，是街头飞驰而过的外卖员，是搬家时的拉货司机，是在街头巷尾，默默为我们各种生活提供着便利的真正打工人。

然而却因为受教育水平的低下，能力有限，只能从事出卖劳动力的工作。白天，他们默默地为这个城市运转着，晚上又远离城区，退回到边缘的地区去居住。  虽然在一线城市，但居住环境可能还不如普通农村。

比起恶劣的环境，更隐形的麻烦，是在大部分由陌生人组成的现代社会中，他们在乡土社会里所形成的思维习惯、语言方式和生活模式几乎都失效了。

工厂里的小孩

虽然在同一个城市里生活，但他们与我们所面临的境遇是完全不一样的。

梁鸿在《出梁庄记》里观察，“身在城市的打工者，却永远是异乡人。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好像打开了但又不断碰壁的过程。

表哥在北京建筑工地做小工，他经常显得手足无措、沉默而无奈。实际上，他灵动、健谈，在村里时是以聪明著称的。但来到城市，他只是一个讨生活的，他的情感、智力、生命，与城市没有产生交集。”

因而春节返乡对他们来说，远远不止是“回家团聚”这一词语可以概括的。一年中仅有这些天，他们不用那么忍饥挨饿，可以回到自己的房子里，招待着亲朋好友，暂时忘掉一年的分离与艰辛，像鱼儿回到了水里一样轻松自在。

“中国大地上有多少个这样的梁庄，有多少这样的梁庄人，**他们从一个个微如细点、在地图上无法标识的小村庄涌入城市，改变着自己同时改变着中国甚至世界。**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人类史上都少见的大流动和大迁徙吗？”

梁鸿在《出梁庄记》里发问。

2.  

好像挣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出梁庄记》的书名，来源于原典《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写的是以色列人出去寻找上帝的应许之地，奶与蜜的流淌之地。

显然，梁庄人想进城也是想寻找幸福生活，找寻一块美好栖息地。他们找到了什么？梁鸿在接受采访时给出了一种答案：迁徙、流散、尘土飞扬。

中国人，尤其是在乡村生活的人，一般都不太擅长表达，更不愿意袒露自己深层的情感和心理世界。另外，由于文化水平和表达能力的局限，更由于社会提供给他们的发言场所和机会的限制，他们很难直接开口说话，也难以清晰、准确地传达出乡村的声音。

这十年，梁鸿一直用大块的时间在梁庄走访观察，写作了“梁庄三部曲”  （  按写作顺序为：《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梁庄十年》）  。

得益于这些村民们与梁鸿之间的亲近关系，和梁鸿本人的平等态度，梁庄的“农民工”们，坦率自如地讲述了他们进入城市后的种种生活经历和遭遇，也细致地表达了他们对城市的复杂感受。

在一般情况下，我们难听到他们倾诉自己的心声，因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梁庄三部曲”里这些对乡村人们心灵世界的直接展示。

在书里，“农民工”们不只是讲述了生活故事，更展现了他们曲折隐秘的内心世界。其中有青年“农民工”在面对城市时难以祛除的自卑和羞涩感，有老年“农民工”对于生活的无助和无奈，有他们在城市中艰难挣扎过程中强烈的挫败感、压抑感和孤独感，以及在面对文化冲突和困境时的迷茫和困惑。

其中最常见、也是最复杂的，是他们在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复杂关系。

比如，梁鸿的一个表哥在1994年的打工日记里写：“如置身于一个真空的袋子内，与世隔绝。路上来来往往的人，都和自己素不相识。在这个城市里，我简直像一个蚂蚁，没有人关注，被随意践踏、蔑视。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没有人知道你还有亲人，还是一个有着爱情、思念，有着悲欢离合的人！”

在《中国在梁庄》中，梁鸿记录了一位自杀的女性“春梅”的故事。春梅的丈夫根儿在矿上打工，平时很难联系上，有一年过年，根儿没回来，春梅失魂落魄地找了好久，到了年中时，根儿还没回来，有一天她在家里自杀了。

春梅的自杀对于很多人来说有些难以理解。在他们看来，  情感的交流与表达，是难以说出口的事情，他们已经训练出一套“压抑”自我的本领，爱情甚至性与身体，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事情。

在事件背后，梁鸿看到，出门打工农民才能挣到钱，对当地来说也才能拉动地方经济。但是这背后有多少悲欢离合，有多少被消磨殆尽的生命？这些问题都没有被纳入考虑范围。

许多外出打工的男性，妻子、孩子和父母都留在老家。即使夫妻同在一个城市打工，也很少有条件住在一起，因为打工所在的工地和工厂，经常不会给他们提供单独的住宿，他们的收入也很难租得起房子，只好各自居住在宿舍里。

至于周末怎么相聚，怎么进行性生活，则是难以想象的黑暗问题。即使这样，能在一个城市，经常会面，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

这是被忽略的问题中很小的一部分，在探讨“农民工”议题时，更多地被谈及的是他们的待遇，仿佛让他们多挣到钱就解决了一切问题，其他就可以忽略不计。

确实，也有人通过打工挣了钱，有人通过村里土地拆迁致了富。但他们在其中付出了多少呢？这其中所失去的身份、尊严、家的完整，好像都被忽视了。

3.  

回不去的家乡

在这一轮的返乡讨论浪潮中，也有许多人谈到，身边的很多“农民工”越来越不愿意回家过年了。

这其实是一个很无奈的现象，很多固有的印象认为，村民天生热爱村庄。但打破常规想法的是，这在当下却很多时候是不成立的。

当整个社会都在朝着城市飞奔的时候，乡村自然也就被挟裹在其中。就像我们从小就被告知要好好上学，上学之后考上大学才能有“好生活”。非常自然的，在许多村民的心里，也有着一套这样的理念，“要上学/出去打工，要离开这个地方”。

乡村是不能久待的，因为没有任何的出路，回来也找不到什么资源。尤其是北方的村庄，它很早就被抽空了。越来越多人搬到城里，过上了好生活，不再回乡。

梁鸿指出，我们许多人怀念故乡时，是一种“可以分离的爱”，可以不用回去定居，在心里遥远地想念它。

在这样的前提下，许多“农民工”对于家乡的留恋，掺杂着一种“不得不爱”的无奈情感，因为家乡是他们唯一的归属，是他们唯一身份的存在和象征。

现在，也有更多的人选择不回家，这在“新生代农民工”里更加明显。

前几年，梁鸿举办了一次工友座谈会。在交流中，他发现年轻打工者和中老年打工者的心态有很大不同。中年夫妇有强烈的愿望和清晰的目标，他们就是要给儿女挣钱、上学，回家盖房，等儿女长大结婚，回家抱孙子外孙。

年轻工人却对自己的未来相当迷茫。  对于这一代人来说，机遇和上升空间都远不如前，即使整体生活水平变好、视野也更为开阔之后，但却有着另一种痛苦。

梁鸿在《出梁庄记》里记录了一位90后“农民工”丁建设的心路历程。她与丁建设也是在一次“工友之家”的交流会上认识的，谈及工作怎么样，丁建设用一种轻微的自我辩驳的语气说道：“那能咋样？但凡有办法，说啥也不要在工厂打工。人就是零件，啥也不能想，没意思。”

但是，丁建设表示他也不会回家，“回家也没意思”，他不想干农活。丁建设看了许多心理学的书，比如卡耐基的《人性的弱点》《人性的优点》，还在网上看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心理课程，觉得挺有收获。

这种内在开阔的东西吸引了疲倦的丁建设。但是，这些理念又好像和他的生命内部没有真正对接，无法激发他的某种意志力，无法改变他无力的生命状态。于是，他暂时放下这些，投入了繁忙的工作，决定“想通了再继续看”。

现在丁建设过年很少回家，村里的唠叨和人情他有些不习惯，就在打工地厦门过年。他说生活惯性都很适应了，但却“还是没感情。就像一个牢笼，没有人情味儿，咱们那边逢年过节门都是敞开的。在这边，门一关，就是自己。没地方去，也不想出门逛，商场进不起，再热闹也不是你的。”

但有意思的是，梁鸿观察到，留在梁庄的人对在外打工的族人好像没有特别的感觉，似乎他们认定在外打工的梁庄人整个心还在梁庄这里，从来没有离开过。  他们会饶有兴致地讲谁谁回来娶媳妇、割痔疮、做手术、盖房子，也会以一种特别陌生、惊讶的口吻谈谁发财了谁又赔了，现在回梁庄在做什么。

梁庄始终是中心。在外，只是暂时的，讨生活的，最终都会回来。也因此，他们没有认真地去思考自己的亲人在外打工的状况，即使谈起来，也以一种非常模糊的、完全逆来顺受的态度。

模糊与逆来顺受，是当下乡村一种非常普遍的心理状态，譬如梁庄人在离开家乡、来到城市后，会依据官方的说法，认为自己是“盲流”“打工的”“进城务工人员”“农民工”。  但更多的时候，他们会自嘲自己就是一个“要饭的”，“就是进城要碗饭吃，啥好不好的”。

梁鸿的一位堂婶，芝婶也自己谈到了“留守儿童”的现状——在乡村，“留守”一词也已经很流行、很普遍，以至于已经成为了普通老人所使用的词语，但这也意味着他们已经默认了这一历史存在和处境。

谈及现状，梁鸿询问芝婶是否过觉得有点难过，芝婶说：“难过，咋不难过。那有啥门儿，大家都这样。”

在这个故事的结尾，梁鸿抛出了这样的疑问：“对于他们来说，**因为这种处境太普遍太正常，是一种极其自然日常的状态。**所谓的悲剧与痛苦只是我们这些‘参观者’和‘访问者’的感受。

面对这种已经日常状态的分离，他们又该怎么办？天天痛哭、难过？那生活，又该如何度过？”

尾声.  

在防疫政策公布之后，小W说，他们村里有许多人连夜赶回了家，有些连工钱都没有结算。还有更多人在这种不确定的政策和相对高昂的成本面前，选择了不回家。小W也是如此，在告知家里这一消息之后，他在村里生活的父母略显些无奈，却又平静地接受了。

这一次关于返乡防疫的讨论中，也存在着许多诸如“农村医疗条件不好，农村人不好管理”之类的评论，许多评论固然说出了现实。但我们必须反思，这样的评价中，是否存在着某些居高临下的审视，又是否不自知地存在某些偏见和歧视呢？

这种评价背后，固然有着具体的制度设置、人的选择、城市乡村的分化，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更广泛的，则是这个社会的常规和漠视，与压在他们身上的很多偏见。

在今年的抗疫过程中，沉默的“农民工”们让渡了很多，牺牲了很多，也默默承受着很多。但我们不应该对这些牺牲当作理所当然、视而不见。  在当下社会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中，他们是最直接的承受者和体现者，也是最弱势与最没有发言权的群体。

正如梁鸿在对谈节目《一日谈》中所思考的：“虽然（家乡的村民）可能不读我的书，因为可能毕竟知识还有限，但他们觉得你是在做一件好事情，这个事情也挺重要的。不要小瞧普通人的精神空间。

对于他们来讲，日常生活只是一种无意识的生活，柴米油盐，吃喝玩乐，好像没什么大的追求，但一旦出现某种契机，他们很愿意去思考，也能够理解其中的意义，并试图进入这一境界之中。

只是生活很少给他们这样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