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会走西式“金融帝国”老路_风闻

香港《南华早报》网站元月17日刊发一篇文章认为，中国不会走西式“金融帝国”老路。全文摘编如下：以制造玻璃而闻名的英国勋爵亨利·皮尔金顿曾骄傲地说，他是“造物者”而不是“赚钱者”。随着英国的工业实力下降而金融和其他服务业受到青睐，这句话一直在人们耳边回响。对今天西方与中国的经济竞争而言，皮尔金顿的这句话也是切题的。

巩固工业实力避免空心化

英国已成为“后工业化”经济体，而皮尔金顿兄弟公司的玻璃帝国仍在蓬勃发展。但随着英国工业的其他知名企业纷纷衰落，在许多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中，金融或赚钱的道德观占了上风。“后工业化”（或者说空心化）经济体需要将自己不再制造的产品生产外包。中国似乎不太可能像英国和美国等国家那样，在成为“后工业化”经济体的过程中犯同样的错误。中国非但没有去工业化，反而通过在全球范围内确保制造业所需的原材料供应，同时构建一个错综复杂的供应链网络以提供支撑其“世界工厂”地位所需的半成品，巩固了自己的工业实力。从本质上说，中国人仍是“造物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忽视了发展金融技能的需要。不过，中国更需要服务于复杂经济体的“理财”技能，而不是在那些将金融置于首位的地方所看到的“赚钱”技能。这种区别（或者说分歧）是重要的。这并非一个纯粹且幼稚的理论，认为金融的作用就是像“女仆”一样服务于商业和工业，而是一个社会给予其不同经济要素优先考虑的问题。

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

资本对贸易和工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但当资本的使用本身更多地成为目的而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时，它就会开始扭曲更广泛的经济重点——正如美国和欧洲（尤其是英国）的经历所说明的那样。在这些地方，金融已成为一个“光鲜”且有利可图的职业，其薪酬和奖励远远超过其他职业。在这种对市场观念的神化之下，一些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一毕业就投身于这些能获得丰厚经济回报的行业。而工程、科学和技术教育以及职业或在职培训则为此付出了代价。在即将上任的乔·拜登政府寻求恢复美国昔日的工业技能和竞争力时，这将是一个严重的缺陷。拜登的努力至少会比离任的唐纳德·特朗普政府的破坏性措施更具建设性，后者以关税和其他一系列从限制进口中国商品到限制中国股票上市的措施来阻碍中国竞争。在其经济毫发无损地顶住了特朗普政府的大举进攻后，中国似乎正在采取战略措施发展金融部门的能力，而不是鼓励在美国和英国出现的那些推动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冒险行为。在这方面，美国桥水公司的联席主席雷·戴利奥最近的言论似乎是中肯的。戴利奥认为有必要遏制金融创新带来的风险。戴利奥说，到目前为止，中国在经济迅猛增长的情况下避免了系统性金融危机，中国有理由保持谨慎。

“赚钱”与“造物”如何平衡

西方资本中冉冉升起或“迅速崛起”的金融之星的种种不法行为和不当行为表明，中国对企业的过度行为保持谨慎态度是明智的。英国《金融时报》还报道称，戴利奥暗示，中国金融中心将成为纽约和伦敦的强劲对手。他说：“中国已拥有世界第二大资本市场，我认为，它们最终将争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戴利奥说，从一个到另一个贸易和金融“帝国”的转变——先是荷兰，再是英国，然后是美国——都指向了中国的类似演变。也许会是这样，但中国是在与西方帝国不同的（社会主义）背景下发展演变的，这些西方帝国在近几个世纪崛起，然后衰落。中国似乎不太可能为了自身利益，以牺牲工业为代价发展金融和其他服务业。特朗普败坏了民主的名声，但西方经济体最近的经历（从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的不平衡，到忽视职业培训等物质和人文基础设施等）也没有给民主带来更多光彩的例子。在这些西方经济体中，“赚钱者”对“造物者”的优势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经济不平等和社会摩擦。此外，它还削弱了人们对于掌握那些看重长期成就而非短期收益的技能的自豪感。皮尔金顿一定九泉之下难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