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所谓“现代性” 实是贫民弱民的恶政_风闻

转自“私产历史”公众号（id：ilovereason），原标题为《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作者苏则。

导读：王安石变法的“现代性”，是不值得我们高估的。

一时强弱在于力

千秋胜负在于理

“拗相公”王安石咏梅花诗：“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王安石此诗作于第二次罢相期间，孤独中寓有倔强之意。

引子：“天下之大患”

抑或三代以下唯一“完人”？

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位在中国历史上显得非常特殊的人物，这个人就是王安石（1021年－1086年）。他是北宋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人，字介甫，号半山，在北宋第六位皇帝宋神宗赵顼（1067年—1085年在位）的大力支持下，王安石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并在全宋范围内大举变法，推行新政。在宋神宗统治的十九年中，虽然王安石前后只在这个相位上呆了六七年时间（1071年-1074年；1075年-1076年），中间还曾被罢相两次，但王安石的新法基本被宋神宗赵顼贯彻下来。所以自宋神宗的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至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为止这十七年的时间，基本都属于广义的王安石变法时段的范围之内，这次变法也被称为熙宁变法或者熙丰变法。

我们前面说王安石是个非常特殊的人物，当然并不是因为他做了六七年宰相，也不是因为他变了法，他的特殊之处主要在于人们对他的评价。不论是在他在世的时候，还是在其身后，王安石得到的评价都是极为复杂的。一方面，在与王安石同时代的北宋人中，有许多对他顶礼膜拜，如黄庭坚曾“熟观其风度”，说他“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称得上是“一世之伟人”①。但另一方面，也有许多人反对他和他的新法。不少的北宋名臣，如司马光、韩琦、唐介等人，都反对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宰相。但他们总体上还是认可王安石的个人品格②。到南宋之后，官员文士们对王安石的评价就普遍大大下降，甚至可以说对他是深恶痛绝了。这里只举一个例子：我们都很了解《古文观止》这部书，这是清代人为私塾学童们编写的古代散文选本，影响力差不多类似我们今天的教科书。而这部教科书里，就收录了一篇托名北宋苏洵所作，但很可能是南宋人杜撰的《辨奸论》，专门批判王安石两面三刀表里不一，嘴上讲着孔子和老子的言论，效仿伯夷和叔齐的行为，骨子里却是阴险毒辣，搜罗了一些不得志的名利之徒，互相标榜制造舆论，将给天下带来祸患。

《古文观止》的《辨奸论》指责王安石“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

对王安石的负面评价整体上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事情突然又出现了新的变化。以梁启超《王安石传》为代表的近代以来的史论，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身，把王安石捧到了极高的高位。梁启超评价王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说他的气量如同大湖一样广博，气节则如高山一样雄伟，学术文章都无比杰出伟大，要在三代之后找“完人”，只有王安石当之无愧，但如此伟人，生前身后却遭到世人责难，千年之间都不能洗刷骂名，真是老天无眼，令人悲痛（《王安石传》第一章叙论）。

这是很典型的梁启超的文风，慷慨激昂、近于浮夸。但他上述这几句评价，在某种方面和《辨奸论》是类似的，虽然他们一则将王安石捧上九重天，一则将王安石贬之于十八层地狱，立场完全相反，但它们都高估了个人性情在政治人物功过评价中的重要性。有些古代政治人物如秦始皇、雍正，工作是极为勤勉的，但由于他们本是专制皇权的化身，这种勤勉就化为对社会民众“无微不至”的控制，并不值得我们歌颂。有些古代政治人物如曹操之流，往往被人赞颂“目光远大”、“不拘小节”，但一旦在集权社会执政，就意味着他们为了“伟大的目标”，绝不会计小民的生死利害，这也未必是什么好事。

王安石本人的性格特征是对个人名利较为淡漠，因此执政不受威胁利诱，性情固执，即所谓的“拗相公”（执拗的宰相先生），“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天象的变化不必畏惧，祖宗的规矩不一定效法，人们的议论也不需要担心）。于是支持者赞美他品德高尚、坚持理想，批判者称他不近人情、蔑视传统。其实这些评价，最终都要和王安石本人的政治理念和社会背景结合起来看，才能准确。如果施行恶政，即使再怎么坚持理想，也不是好事；如果施行善政，即使多少破除传统，也不算坏事——当然，王安石的变法和新政内容极为庞杂，我们不能轻易就用“善”、“恶”下一字的断论，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看看他的施政纲领和效果。

一、青苗法和募役法：

王安石新法的理想和现实

王安石变法项目繁多，见于现存史料者，就有青苗法、募役法、保甲法、均输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马法、将兵法、学校科举改革等种种。这其中，王安石最主要的变法内容，还是财政或理财方面。青苗法和募役法，就是其中的代表，因此我们主要来介绍这两种。

青苗法可能是王安石变法中最有名的一条新政，其主要内容是：境内州县各等民户，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者粮谷，以补助耕作或是解决青黄不接之患。贷款的农户需要以五户以上为单位，结为一保，以拥有较可靠的经济基础的“上三等户”负责担保检查。本年正月三十日以前，民众可以贷取“夏料”（夏季贷款），五月偿还；本年五月三十日以前可以贷取“秋料”（秋季贷款），十月偿还，名义上的利息均为20%（二分）③。

这么粗粗看来，青苗法除了利息略微高了一点（半年利息为二分，年利率就高达四成以上了），似乎还算是颇具现代意义的财政手段，用梁启超的话讲，这就是一千年前的“官办之劝业银行”啊，利国利民，这还能出什么乱子呢？很不幸的是，这思想超前，颇具“现代性”的青苗法在宋代社会的全面推广中，暴露了它被扭曲的一面。

首先，青苗法在宋朝全境推广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抑配”，即强行摊派的现象。青苗法作为政府贷款的一种早期形式，在理想上也是强调普通民众贷款的自愿性质的，正所谓“不愿请者，不得抑配”（《宋会要》食货四之十七），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宋朝许多地方政府官吏为了政绩（迎合执政的王安石新党）和利益（赚取青苗贷款的利息），普遍不顾民众现实需求，强制摊派高额贷款。欧阳修指出：虽然朝廷屡次要求下级官僚不可强行摊派，但各地各有提举、管勾等官，“往来催促”，一定要把青苗贷款分派出去，如果分派不完，就算是办事不力，犯了失职之罪④。而一旦青苗贷款过度强制派给贫农，就反而增加了他们的生活负担。例如，青苗法对于贫下人户中的四等户的贷款额度是三贯钱，这些人多数本来可以勉强自给，但现在却被强行要求贷款三贯，半年内增息六十文，一年两次共一百二十文，借了不必要的青苗贷款，结果不过是徒增了一年一百二十文的利息，这对贫农的不利是毫无疑问的⑤。这样做的结果是，不少贫农反而因为青苗贷款破产了。

官吏摊派贷款，民众不得不从。韩琦称：“且青苗之法，内有大臣力主，事在必行;外有专差之官，唯以散钱数多为职办。州县官吏往往变抑勒而为情愿者，盖事势不得不惧，而人情不得不从也。”（《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七）

贫民既然无法偿还过度摊派的青苗贷款，各级官吏便将目光转向并不需要青苗贷款的富户。北宋人毕仲游《青苗议》说得好：“下户贫穷，义当周恤而势不敢遍；上户自足，无假官钱，而强与之，使出息”。官吏开始倾向于强行贷款给本不需要青苗贷款的富户，而这种做法对发展农业毫无益处，不过是变相向富农征收额外的税款而已。不但如此，由于青苗法要求农户贷款时，对青苗贷款并无需求的富户也需要被迫和中下层农户结成一保，所以中下层农户一旦到期而无法归还本息，官吏就会想方设法敲诈富户，作为补偿。结果就是：贫农拿到青苗钱，随手花完，富农们则不得不独自承担好几家贫农欠下的本息债务，造成了“贫者既尽，富者亦贫”的局面⑥。

除了强行摊派的现象，青苗法在实行过程中，其实际收取的利率也大大提高了。按最初的设想，青苗法的贷款利息是半年两成，比当时民间的高利贷还是要轻一些的。但一旦落实在某些地方，由于各级官吏层层作弊克扣，用缺斤少两的“陈粟腐麦”代替现钱贷出，这就造成了青苗钱“盖名则二分之息，而实有八分之息”，表面上是半年20%的利率，实际上却有80%以上的利率。司马光就曾揭露，陕西某些地区，把一斗陈米贷款给饥民,却要求饥民到期后交纳小麦一斗八升七合五勺或者小米三斗，“所取利约近一倍”，半年利率就达到了100%，即使是地方富户乘饥荒放高利贷给贫民，也不至于到这么过分的程度（“虽兼并之家乘此饥馑取民利息,亦不至如此之重”）⑦。

这种实际上的高利率还有一个有力的旁证，那就是：在某些地方，青苗贷款根本发不出去，如果青苗贷款真的行之有效，对贫民有利，利率低于民间的借贷，就绝不会出现这种现象。苏轼在《再上皇帝书》中用非常决绝的语言下了论断：“凡言百姓乐请青苗钱，乐出助役钱者，皆不可信”，百姓是不愿意收青苗钱的。所以苏轼说，青苗贷款的普遍摊派不但难以根绝，甚至也已经无法根绝了：如果不采用强行摊派的方式，青苗钱就散不出去⑧。高利率和强行摊派交互影响，把意在为农民提供低息贷款的青苗法政策，变成了赵宋政府强制民众接受的官营高利贷。

除了青苗法，募役法也是在王安石执政后在整个大宋推行的主要新政之一，它改革的是过去中央帝国的徭役传统。自秦以来，如无特别赦免，帝国农民每年都需要服徭役，即为官府充当免费劳动力。北宋初期使用“差役法”，即规定地方州县衙门公吏和乡里基层政权头目由乡村富户轮流差充。但这些乡村富户在担任这些职务期间，往往被官僚体系盘剥，因为丢失官物或为官吏敲诈倾家荡产，因此不愿意充任募役⑨。王安石因此改差役法为募役法，要求过去需要充当吏役的人家交纳免役钱，再用这笔钱招募吏役担任地方基层工作。

这听起来是一件好事，给了民众自主选择的权利：不想做差役就交钱，想做差役就应募去做差役，而且差役税也是从地方富户中出的，并没有压榨贫民，按照梁启超的比附，募役法非常类似近代文明国的（个人）所得税，是王安石“救时惠民之第一良政也”。但落实到现实中，募役法就大大变色了。服差役原先是乡村上三等户的义务，因此王安石等发布的第一道募役令规定的是：开封府乡村上三等户分八等纳役钱，下户即四五等户不纳役钱，其他地方也要按照这一原则分摊役钱。但不到半年，他的政策改变数次，先是要求四等以下的贫民也要出差役钱，又是要求各户不再按照户等高下，而是按照私人财产征收役钱。

于是募役法就成了地方酷吏对一切民众——包括原本根本不需要交这一笔钱的下层贫农——加派赋税的途径。宋臣王岩叟指出，底层贫民本来的生活已经很艰难了，现在还要用差役钱的名目增加他们的负担，新政名为免役，不过是增加他们的赋税而已。根据宋臣张方平的见闻，各地刻薄的官吏们以实施募役法为由，清点民众田地、房屋、牲畜、果木，甚至农具、斧子、石磨、家养犬种种财产，按百分之一的税率收取役钱，这实际上是在征收财产税。在江南西路兴国军永兴县，民众每交一份税钱，就要多交一份役钱，实际上造成了民众赋税比募役法施行前增倍的效果⑩。

募役法又名“免役法”，地方官王岩叟并不认可这种说法：“谓之免役，窃以谓（下户）本不当役，何免之有，是乃直率其绪，以为常赋耳！”（《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四）

青苗法名为利民，其实害民；募役法名为免役，实为增税。王安石新法往往如此，表面是利民为民，实际效果却给民众造成困难和不便，因此在王安石失势、宋神宗去世后，在地方势力和士大夫集团的反对下，它也大多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有人认为，王安石新政的种种弊端，是司马光等保守派官僚们为反对而反对，虚构编造出来的。但这里还有一个不容伪造的证据，那就是李朝越南在公元1075年（宋熙宁七年）在攻宋期间在宋朝境内到处张贴的《伐宋露布》，其中提到北宋政治民情的部分是：“今闻宋主昏庸，不循圣范，听（王）安石贪邪之计，作青苗助役之科，使百姓膏脂涂地，而资其肥己之谋”（见越南李济川等撰：《新订较评越甸幽灵集》卷二），谴责王安石贪婪邪恶，用青苗法、募役法剥削民众。我们要注意：这是写给宋朝平民看，让他们归降李朝越南的，如果王安石的新政确实广受好评，李朝越南的军队绝不至于用它做例子来煽动宋朝的民众，从此也可见，北宋民间对王安石及其新政是有较为普遍的反感的。

当然也有很多人在承认王安石变法失败之余，认为王安石的新政“经是好经”，但是被下面的和尚们给念歪了。问题果真如此吗？或者说，既然是好经，又为什么会被念歪？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不能不谈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的动机。

二、失败的汉武帝

——宋神宗和他的星辰大海

我们知道，王安石的变法是典型的自上而下式的改革，改革者王安石是在皇帝宋神宗的全力支持下，排除传统官僚和地方势力的巨大阻力推行新政的。在这个过程中，变法的主要构建者和执行者当然是王安石，但变法真正的动力源泉则在于宋神宗。也正是因为如此，如我们前面所说，王安石在宋神宗治下为相不过六七年，其变法和新政的内容，却在宋神宗的坚持下一直推行了十七年。也只有到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死去，第二年新皇宋哲宗登基之后，司马光等保守派才可以尽废新法，所以我们要讨论王安石变法的性质，不能不谈到宋神宗支持新法的动机。

宋神宗赵顼（1048年－1085年）是个比较有意思的皇帝，他是1067年登基的，在那一年里，他才二十岁，他在当时臣民们眼中的印象如何呢？四个字：“锐于有为”——非常迫切地希望有所作为。所以宋神宗在他即位改元的第一年（1068年）三月，就指示身边的重臣们：“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⑪，这句话的含义是：为了准备未来军事行动的开销，必须抓紧做好“理财”工作。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宋神宗的“理财”，主要是为打仗准备的，不是为了增加普通民众的收入，而是为了增加国库收入，古代所谓“富国强兵”，往往便是如此。但宋神宗年纪尚轻，积累国库财富，本来不必急于一时，可以按一些臣子的建议，“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⑫。但宋神宗急于求成，坐不住了，急切希望用新的途径快速增加国库财富、为未来的对外战争作准备。王安石和他的新法，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宋神宗接受和推广下去的。

王夫之在《宋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神宗有不能畅言之隐（指对外战争），当国大臣无能达其意而善谋之者，于是而王安石乘之以进。帝初莅政，谓文彦博曰：「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此非安石导之也，其志定久矣。

明白了宋神宗“富国强兵”、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我们就可以理解王安石变法和它在实施过程中的效果了。宋神宗主要是为了增加大宋国库收入，用于对外战争，这才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因此王安石的“新法”，从一出生就被赋予了“聚敛”的使命，只不过是在王安石的理想中，他的新法可以做到“既把鹅毛拔下来，又不让鹅叫唤，或者少叫唤”（“民不加税而国用饶”）。但理想是理想，宋神宗和王安石增加国家收入的政策动机和偏好，通过僵化的官僚系统执行下去，新政中“聚敛”的那一面，必然会被层层放大。青苗法强行给民众贷款，收取高额利息；募役法名为为民众免役，结果却是给民众增加了赋税，其逻辑都在于此，这都在宋神宗和王安石的预料之内，也在他们的计划之中。

根据王曾瑜《王安石变法简论》统计，宋朝朝廷通过募役法收取民众免役钱，计划每年征收12343670贯，支出9258585贯，剩余3085085贯，本应专款专用于募役的计划资金结余达到30%以上，可见宋神宗—王安石他们搞募役法，从一开始就不是为民众免役、募役筹资，恰恰就是想要用这个方式额外聚敛财富。而在实际的操作中，他们聚敛的“成果”还要更大，在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宋朝朝廷收入的役钱和坊场钱（免役钱的一种）共14279933贯，支出6487688贯，聚敛的收入竟超过了真实用于募役的费用的两倍。至于青苗法，从现有的史料看，王安石也是支持给富户摊派青苗贷款的⑬。

张呈忠《“抑配民户”与“形势冒请”———北宋青苗法五十年的官贷困境》按年利率40%估算熙宁九年北宋青苗钱总额，发现估计值与《中书备对》所记载的总额（37394289贯）相差不到100万，由此可证“（青苗法半年）二分之息不是请青苗钱者需要付出的利息，而是朝廷所要求获得的收益”，实际的青苗贷款利率超过半年二分。

从这个角度来说，宋神宗—王安石的这个君臣组合，非常类似汉朝汉武帝—桑弘羊的组合。汉武帝好大喜功，桑弘羊通过垄断盐铁、打击商人为他敛财；宋神宗急于求成，王安石通过青苗法、募役法等一套新法为他敛财。青苗法实际上是利用官有资本放贷谋利，募役法是用官府干预破坏基层自治（富民轮流担任差役），巧增税源，都是扩张宋朝国家和政府的职能，增加国库收入，和桑弘羊的官营经济政策极为类似（见《桑弘羊》篇），而汉武帝—桑弘羊对汉朝社会和民众的破坏和伤害，则是古代公认的事实。因此，在王安石执政的时候，就有不少人指责他走了桑弘羊的老路。王安石本人其实是非常委屈的，因为他的个人品格确实很高，他为宋神宗聚敛财富，是一心一意的。他本人并没有捞到什么好处，王安石自我辩解说：

“像桑弘羊这样，聚敛天下财物以满足汉武帝私欲的，才是需要批判的‘兴利之臣’。我现在是抑制兼并、扶助贫弱。设置官僚理财，不是为了自己的私欲，怎么能说我是‘兴利之臣’呢？”⑭

确实，王安石的私人品格要比桑弘羊好得多，实际上，宋神宗的私人品格也比汉武帝好得多。而他们想要执行新法强国的决心也足够坚决，前面说过，王安石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传统、舆论、命运，都是不放在眼里的。但历史的吊诡和不幸就体现在这里：人品糟糕，私欲旺盛的汉武帝—桑弘羊虽然破坏了汉朝社会，至少是达到了他们目的，实现了他们的“星辰大海”，击败了匈奴。但人品好得多、私欲少得多的宋神宗—王安石却失败了，他们用比汉代高得多的税率努力聚敛财富，养了一支比汉代多得多的军队对外用兵，而成果只是征服了一些较为弱小的西南民族而已，对契丹和西夏，仍然败多胜少，没有改变北宋方面年年交纳岁币的格局。在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宋神宗命徐禧、种谔等人大举进攻西北永乐城，意在吞灭西夏，这是他统治之下北宋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结果却是几乎全军覆没。根据宋神宗母亲高太后的回忆，宋神宗得知这一惨败的消息后，绕着床榻走了一个晚上，没能睡得着觉。史料笔记《邵氏见闻录》甚至说，宋神宗第二天面对臣子们痛哭失声，从此不再轻言战事⑮。三年之后，三十八岁的宋神宗含恨而死。

《宋史》列传一：（高）后曰：「遵裕灵武之役，涂炭百万，先帝（宋神宗）中夜得报，起环榻行，彻旦不能寐，圣情自是惊悸，驯致大故……」

同样施行聚敛财富、“富国强兵”的策略，何以汉武帝—桑弘羊就能达到他们的目的，宋神宗—王安石何以就达不到？这提示我们:一个国家和文明的强健，并不完全取决于其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和汲取能力。北宋政府的税收水平要比汉代政府高得太多，王安石的敛财政策也比桑弘羊细致周密许多，但是，敛财有方并不代表就能在对外战争中取得胜利，所谓的“富国”，即充实国库，可以让你养很多的军队，然而未必就能强兵。王夫之《宋论》说得好：宋神宗的错误在于他认为北宋的国库空虚是最值得担忧的问题，因此他召用王安石搞聚敛的新法，使天下疲敝，却不知道北宋的忧患不在国库空虚上。王夫之认为，宋代真正的外患源于“积弱”和“无人”，而这又是由于宋初专制帝王们出于担忧地方军阀叛变的私心，因此“痛抑猛士”，裁撤藩镇、压制武官造成的。在这种环境下，社会出不了优秀的武人，即使是岳飞、韩世忠这样的奇才，也无出头建功之日，不但他们出不了头，还可能早早因为王安石那一套敛财的政策被剥削到丧失骨气斗志了⑯。这一点，其实宋人自己也是明白的。罗大经《鹤林玉露》说，在唐朝和五代的时候，地方和社会还有军事自卫能力，所以国家军事能力也强，“五代以前，兵寓于农，素习战斗，一呼即集”，宋朝完全中央养兵，花钱最多，兵力反而最弱⑰，这都是宋朝政府压制地方和武人的缘故。

汉武帝—桑弘羊的“聚敛—开边”政策之所以能取一时之效，是因为当时汉朝的地方、社会和民众仍然雄强有力。北宋的专制皇权和科举官僚合力抑制了两汉和晚唐承担着军事义务、保护乡土责任的地方世家的形成。北宋的军队庞大臃肿，却被无路可走的地痞流氓们占据。宋神宗和王安石复制得了汉武帝和桑弘羊的聚敛政策，然而终究无法复制汉代的社会和民众，要对抗国家机器和财政政策相对宋朝原始，而社会民众却更为健全的西北异族，是难上加难的。对于这一点，王安石在晚年也许也已经意识到了。他在自己的个人笔记《日录》中，记录下了他和宋神宗君臣之间这样直率和悲观的对话：“陛下不知今天的行政举措（指的自然是推行的新法）是否最终能够统一天下，制服异族；微臣私下担心终于是做不到的……我虽然蒙受您的圣恩，但身患疾病，衰老疲惫……已经觉得吃不消了，微臣现在不敢告老还乡，但仍然担心最终不能达到陛下任用我之时的期望。”这一段话，已经足够概括他们推行变法的宏伟目标和暗淡结局。宋神宗和王安石对内聚敛—对外用兵的政策，后来被比他们品格更为低下的宋徽宗和蔡京继承下来，而这两个人在内政外战上的成就，我们就很熟悉了。南宋以后的人们常常说：北宋亡于王安石一党，至少部分是正确的。

蔡京上位后，为王安石翻案，刻元祐党籍碑，打击保守派儒生，司马光、苏轼赫然在列。他继续执行王安石国家主义政策，与民争利，并且变本加厉，往往使百姓、商人破家。南宋叶适说：“宋财赋之入比唐增倍，熙丰以后又增数倍，而蔡京变钞法，以后比熙宁又再倍矣。”蔡京以此支持宋徽宗对外用武，但仍无所获，并以毁灭性的惨败告终。

三、现代国家的基础——

现代民众和社会（的私有产权观念）

我们前面介绍了王安石变法及其变质和失败的过程，现在还留下最后一系列问题：为什么近现代思想家们——如梁启超——突然要为王安石变法翻案？毫无疑问，这是因为王安石变法的很多策略和现代国家的财政政策类似。如梁启超所说，青苗法类似国家贷款，募役法类似个人所得税，那么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具备众多“现代性”的王安石新法，何以能在现代国家“成立”，而在北宋完全失败？是梁启超错了，还是从司马光到王夫之这几百年的传统知识分子错了？时至今日，究竟要如何评价王安石的变法？

宋神宗—王安石施行变法和新政失败，不是因为他们的政策特别糟糕，而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和民众本身是不健全的，与具备新法的“现代性”不兼容。在北宋这样一个中央高度控制地方、官僚高度控制社会的帝国中，由于民众和地方不具备较强的话语权和抗争力量，宋神宗—王安石自上而下大举推行新法，势必造成官僚集团为谋私利将新法改造为盘剥民众中饱私囊、钓取高位的工具。而在一个较为成熟健全的现代国家中，地方和民众在碰到这种恶政时，则是有能力抗争和抵制的，这就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政府/国家政策腐化的可能。

然而北宋不是一个健全的现代国家，因此王安石的新法带来了聚敛之患，严重地克剥了百姓。秦晖认为：“这些都不是王安石的本意，他个人道德还是比较清廉的，这个制度造成的结果不是个人清廉不清廉能够管得了的，只要权利不受制约的，只要这个权利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权利，这种权利不受制约，势必会产生这样的结果。”（秦晖《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中央集责主义”》）青苗法的过度摊派、募役法的额外取税，如果在现代的西欧北美施行，几乎必然会遭到强硬的抵制，未必会酿成北宋的灾祸。纸币在现代社会是便利易携、避免磨损的货币，在宋代和明代却常常成为官府单方面随意掠夺民间财富的工具，也是这个道理。【当代社会的政府从现代金本位制（金本位下也有纸币，但要有相应黄金准备）走向纸币本位制（无黄金准备），实际上一种重演历史上帝王“货币掺假”的历史倒退，不是什么可喜可贺的进步。——编者注】

我们提出的这个观点，和以治财政史著称的黄仁宇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是类似的。黄仁宇认为：“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端在他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谓‘新法’，要不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他与司马光争论时，提出‘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其方针乃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如果经济的额量扩大，则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仍可以增加。这也是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只是执行于11世纪的北宋，则不合实际。”

王安石的理念之所以不合北宋实际，正是因为他的现代国家财政政策，落在了不健全的社会和民众中间。黄仁宇指出，要实行现代国家的财政政策，首先需要“承认私人财产权之坚定性”；其次，“私人财产之享用转让，也要脱离专制皇权和宗法社会的限制与垄断，不仅司法要独立，而且民法也彻底展开，诸凡婚姻、遗传、负债，签定合同的信用宣告破产的程序都要有合理的处置，不仅法律的条文具在，而且与民间生活习惯也不发生轩轾”⑱。而这些社会条件都是中央帝国的传统社会难以具备的。

国家/政府的种种政策，受到施行地方的社会、民众发展程度的限制，还有一项有趣的证据。这个证据就是：王安石的新法也并不是毫无是处、完全无法推行的。他的青苗法，在经济更为发达、民间社会更为强大的南方就更受欢迎。王安石最初在浙东鄞县作地方官时推行此法，就颇获地方民众好评⑲，然而同一条政策，施展在官僚传统过于强大，官吏们可以随意摊派贷款和压榨民众的地方，那就完全变质了。【现代社会私营金融行业也完全能够更好满足农业贷款需求，并不需要政府越俎代庖。——编者注】

人们读史论世，往往过度重视古代国家和政府的大政方针，其实在国家与政府之上，还有社会和民众在，而社会和民众，才是国家与政府健全发展的基础，如果社会和民众积贫积弱、处于任人宰割、欺诈和玩弄的状态，则美政可以变恶政，勤勉的官吏可以变成聚敛的机器。一个现代国家和政府，终究无法建立在帝国散沙顺民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安石变法的“现代性”，是不值得我们高估的。

​注释

①黄庭坚《跋王荆公禅简》：……然余尝熟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

②如韩琦：“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宋史·卷三百二十七·列传第八十六》）：司马光：“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黄以周等《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唐介：“安石好学而泥古，故论议迂阔，若使为政，必多所变更。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扰。”（《宋史·卷三百一十六列传第七十五》）

③见《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一六、一七。

④《欧阳修集》卷一一四·奏议卷十八《青州进札子二首》《言青苗钱第一札子》：诸路各有提举、管勾等官，往来催促，必须尽钱俵散而后止……故提举等官以不能催促尽数散俵（青苗钱）为失职，州县之吏亦以俵钱不尽为驰慢不才。上下不得不递相督责者，势使之然，各不获已也。

⑤周良霄.王安石变法纵探(续完)[J].史学集刊,1985(2):9-17.

⑥《续资治通鉴》宋纪·宋纪六十七（中）：二月，壬戌朔，河北安抚使韩琦言：“……又，乡村每保须有物力人为甲头，虽云不得抑勒，而上户必不愿请，下户虽或愿请，必难催纳，将来决有行刑督责、同保均陪之患。……”又参见司马光《司马公文集》卷四十一《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

⑦参见《宋朝诸臣奏议》卷一四九赵汝愚《上哲宗五事》；《净德集》卷三吕陶《奏乞权罢俵散青苗一年以宽民力状》；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一《元符三年应诏封事》；司马光《司马公文集》卷四十四《奏为乞不将米折青苗钱状》。

⑧参见《苏轼集》第五十一《再上皇帝书》：故凡言百姓乐请青苗钱，乐出助役钱者，皆不可信。陛下以为青苗抑配果可禁乎？不惟不可禁，乃不当禁也。何以言之？若此钱放而不收，则州县官吏，不免责罚。若此钱果不抑配，则愿请之户，后必难收索。

⑨《宋史》志第一三十食货上五（役法上）：役之重者，自里正、乡户为衙前，主典府库或辇运官物，往往破产……民避役者，或窜名浮图籍，号为出家。

⑩以上诸事，均转引自王曾瑜.王安石变法简论[J].中国社会科学,1980(3):131-154.

⑪《续资治通鉴》卷第六十六，熙宁元年三月癸酉条；

⑫《续资治通鉴》卷第六十六，熙宁元年四月壬寅条；

⑬《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六八：臣（王安石）以为此事至小，利害亦易明。直使州郡抑配上户，俵十五贯钱，又必令出二分息，则一户所陪止三贯钱，因以广常平储蓄，以待百姓凶荒，则比之前代百姓出米为义仓，未为不善。况又不令抑配，有何所害，而上烦圣心过虑？

⑭《宋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七“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因难琦奏曰：「如桑弘羊笼天下货财，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谓兴利之臣。今陛下修常平法所以助民，至于收息，亦周公遗法，抑兼并，振贫弱，非所以佐私欲，安可谓兴利之臣乎？」

⑮《邵氏闻见录》卷五：元丰四年，五路大进兵，取灵武。夏人决黄河水柜以灌吾垒，兵将冻溺饿饥不战而死者数十万人。又用吕嘉卿所荐徐禧筑永乐城，夏人以大兵破之，自禧而下死者十余万人。报夜至，帝早朝当宁恸哭，宰执不敢仰视。帝叹息曰：“永乐之举，无一人言其不可者。”右丞蒲宗孟进曰：“臣尝言之。”帝正色曰：“卿何尝有言？在内惟吕公著，在外惟赵禼，曾言用兵不是好事。”既又谓宰执曰：“自今更不用兵，与卿等共享太平。”然帝从此郁郁不乐，以至大渐。呜呼痛哉！

⑯王夫之《宋论》：夫神宗之误，在急以贫为虑，而不知患不在贫，故以召安石聚敛之谋，而敝天下。然而无容怪也，凡流俗之说，言强国者，皆不出于聚财之计。……若夫仁宗之过于弛而积弱也，实不在贫也。……夫宋之所以财穷于荐贿，国危于坐困者，无他，无人而已矣。……宋固不谋也。怀黄袍加身之疑，以痛抑猛士，仅一王德用、狄青，而猜防百至，夫岂无可恃之才哉？使韩、岳、刘、吴生北宋之代，亦且束身偏裨，老死行闲，无以自振；黄天荡、朱仙镇、藕塘、和尚原之绩，岂获一展其赳雄邪？唯不知此，而早以财匮自沮，乃夺穷民之铢累，止以供无益之狼戾，而畜其所馀，以待徽宗之奢纵。

⑰罗大经《鹤林玉露》：唐初，萧铣据荆襄，败于李靖，诸郡皆降，而所召援兵至者犹十万人。李煜据江南，其亡也，亦有援兵十数万。本朝（宋）靖康之祸，勤王之师，至者绝少。纵有之，率皆望风奔溃，不敢向贼发一矢。盖五代以前，兵寓于农，素习战斗，一呼即集。本朝兵费最多，兵力最弱，皆缘官自养兵。

⑱黄仁宇.有感王安石变法.《大地》.2001,第二十七期

⑲《宋史》列传第八十六·王安石：“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又见《东都事略》卷七十九：“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兴学校，严保伍，吏人便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