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帆：中国经济面临的核心问题及对策建议_风闻

来源：上海发展基金会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于2021年12月9日举办了“2021中国经济论坛——稳健恢复，迎风而上”，钜派投资集团为论坛提供了支持。重庆市原市长、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黄奇帆先生在论坛上作了主旨演讲，以下是演讲的主要内容。   

一、新时代以来，中国取得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发展

新时代有一个特定定义，是指2012年习近平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以后形成的一个新时代，就是指2012年底之后的事。通过下面的数据，可以看到新时代的中国欣欣向荣的状态，取得的成就是非常令人瞩目的。

 第一是中国GDP增长数据。中国2012年的GDP是8万多亿美元，去年GDP达到14.7万亿美元，增长了6万多亿美元。2012年全球GDP总值是75万亿美元，去年是84万亿美元。在这8年里，全球GDP增长9万多亿美元，中国的增长占全球增长的2/3。

 第二个是中国人均GDP增长数据。去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0500亿美元，2012年是6700美元，这七八年增长了百分之七十几。全世界共有15个人口规模一亿以上的国家，按照人均GDP排名，中国排在第三位。第一位是美国，美国有3亿人，第二位是日本，日本有1.7亿人，而中国有14亿人。

第三是有关收入差距的数据。从区域差距来看，2012年中国东部8省和西部6省的区域平均收入差距是2.1：1，现在是1.5：1。由此推理，到2035年中国东西部差距完全可能缩得更小，因为西部的发展进一步加快。从城乡差距来看，2012年是3.1：1，现在是2.56：1。从贫富差距来看，2012年中国的基尼系数高达0.485，属于比较严重的两级分化，去年我们国家基尼系数降到0.465，在共同富裕战略方针倡导下，相信今后15年会进一步下降，逐渐降到0.4是完全可能的。另外，我们实现了全国人口养老保险97%的覆盖率，全国14亿人口中有10.4亿人覆盖养老保险，其中职工养老4.5亿人，城乡养老近6亿人。医疗保险覆盖率达到90%几，除新生儿没有医保外，中国有医疗保险卡报销医疗单的有13.4亿人。十二五到十三五的十年里差不多脱贫一亿绝对贫困人群。

二、今后几年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核心问题

第一个问题，国际经济中的不确定因素越发严重。首先，新冠病毒疫情一拨一拨不断地冲击，而且还看不见头。其次，国际形势中出现了最令人痛苦的局势，就是既通货膨胀又经济萎缩。再次，逆全球化现象也愈发严重。

第二个问题，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最近几年有所下降。从国家统计数据来看，去年中国GDP是美国的70%，但全要素生产率是美国的40%，是德国的44%，是日本的62%，全要素生产率并不是与具体的产品技术相关，而是跟制度、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资源优化配置的能力等相关。 

第三个问题，环境、资源、能源对中国经济的约束愈发严重。中国的经济占全球GDP的17%，但是中国消耗了全世界50%以上的资源。同时，中国的能耗也是高的，2020年中国单位GDP的能耗是全球200个国家平均值的150%。一方面中国需要进口大量的铁矿石、石油等资源，另外一方面又有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因此到2025到2030这个阶段，资源环境、能源碳排放等原因对国民经济造成的约束会越来越大。

 第四个问题，科技创新。新一轮的工业革命正在全球轰轰烈烈展开。这方面的竞争愈演愈烈，欧美发达国家恐惧中国工业的发展势头，在各种高科技环节上搞脱钩，使得我们面临许多新的特殊的困难。我们既要克服困难，自立自强，把事情做起来，又得注意不要中了人家的陷阱。

第五个问题，社会包容发展的任务越来越重。我们下一步是要解决相对贫困，就要把那6亿人能够减半，或者说对年收入1.2万以内的人，一是减少，二是增收。这体现在养老、医疗、住宅等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个问题的解决要比绝对贫困的扶贫帮困复杂、困难得多。还有人口问题，中国人口已经连续三四年维持在14亿人，如果没有特殊措施，再过30年，14亿人可能变成10亿人，减缓这个下降很重要。现在我们已经是中度老龄化社会，10年以后会进入深度老龄化。因此国家把老龄化问题、计划生育问题放到国家级战略性措施上。

三、对经济调控、经济发展的建议

第一，2013年底开始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就是说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到了一个L型阶段，就是经济发展速度降到一定的底部，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一个增长速度。我认为中国经济从现在到2025年，经济增速保持在5%是必要的。L再往下缩，也不能缩到4、3去，如果2021年是5的话，到2025年一直要能保持在5。中国经济速度太高会带来很多问题，但是速度太低，很多问题无法解决，很多矛盾会被激化，所以也不能太低，5%应该作为一个下限，不能穿底，要力保。中国未来用15年赶上美国是应该的，是合理的，是不冒进的，是理所当然的。做到这一步需要的经济增速是多少呢？就是5。那时国际上的政治经济的较量，我们就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所以关于经济增速，对国内来说这个5很重要，对国际来说这个5也很重要。

 第二，今年以来企业的状态冰火两重天。一些服务业有下行，一些商业零售业有下行，一大批中小企业，一些行业处于不景气状态，包括重化工行业等。但是又有一些行业发展得热火朝天，第一类是跟中央讲的内循环有关的扩链、强链、补链的企业；第二跟碳达峰、碳中和有关的清洁能源装备生产的行业。第三是各种各样跟科技自立自强、科研成果产业化、上市形成大规模生产能力的独角兽。第四是新基建，就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各种各样的智能互联网平台。这种冰火两重天的状态到了明年是否会调整过来？不会。这个状态如果也用一个字母来表示，就是“K”，一横往上走，一横往下走，往上的是火，往下的是冰。在这种状态下，产业结构调整一方面要顺势而为，顺风而为，要转换自己产业的重点。但如果大家都往一个风口走，又会发展到极致，各种效益摊平，又会震荡，也会有问题。对于逆周期下行这一块，让它们平稳软着陆，实现逆周期的发展，也是十分重要的。这些逆周期的下行的产业，过去几十年为国民经济做了重要贡献的，涉及到几百万，几千万，上亿产业工人，同样也涉及到国家几万亿、几十万亿，甚至上百万亿的经济资产，如果下行硬着陆也会带来极大冲击。所以六稳的调控，对上行的要支持，对下行的要稳住，推动它们合理的结构性调整。

第三，要努力按照中央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抓好全要素生产率。其中涉及三个供给侧，一个是金融供给侧改革，一个是要素市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个是各种跟企业营商环境有关的制度供给。在金融供给侧制度方面，如何使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更高，真正为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增加收入，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这方面可以向香港学，香港在150年前定下的税率制度，凡香港的任何企业，年收入在100万以下的，按8%收企业所得税；年收入在100万以上的，按16.5%收企业所得税。我们也应该把政策变成法律，中小微企业就有一个较好的利好和预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制度化改革、要素改革、资源优化配置方面做好了，就会产生所谓的创新、资本、制度供给等，全要素生产率就会提高。

四、关于房地产

现在一说到房地产，有两种有点走火的说法，一种认为现在房地产出现的状况是因为一些地方政府调控过了头，使得房产商无法存活，产业就往下掉了；第二种说地产出现的很多困难，完全都是房产商咎由自取，乱搞出来的。我们应该这么说，中国房地产从大趋势来看，客观地出现了四个拐点。在这四个拐点前，政府不管怎么护盘也没有用。房地产不管是好的还是差的，在这拐点面前都会遇上一定的压力。差的企业可能就崩盘破产了，好的企业也遇上发展放慢、战略措施要调整的状态。

 这四个拐点，第一个就是中国的房地产的建筑量已经上了天花板。1990年整个中国一年造的住宅只有1千万平方米，2000年中国房地产一年是1亿平方米，到2010变成10亿平方米，到2017年是17亿平方米。这三年没再往上涨，意思就到了天花板了。今后10-15年会逐渐下降，到了每年10亿平方米就会进入饱和的平衡态。现在城市居民的住宅总量是350亿平方米，如果用一年平均13亿再造十几年，全中国城市住宅就到500亿平方米，如果中国城市人口是10亿人的话，人均就是50平方米，这在全世界都是顶峰。再往上上去，就是一种结构性的调整，500亿平方米每年折旧2%，每年生产10亿来互换，也不会跌到一年3-5亿，大体上10亿是一个常态，每年基本如此。

第二个拐点是中国在2020年时房产商手中有库存。2015年中央政府提出供给侧改革，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三去一降一补的时候，房产商也对房产市场有一个库存。关于库存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房地产商为了使房子上涨，赚更多钱，有意压下来的库存；另一种是市场本身卖不掉的库存，这个仍然在被讨论。可以说，现在的库存比2015年库存多30%。归纳起来一共两点，库存增加和建设量达到了天花板。

 第三个拐点是城市方面。中国城市化，农村人口进城，今后十几年中国城市化人口不会从现在的9亿多口再增加5-6亿。虽然过去40年中国从1.8亿城市人口变成现在的9亿多，增加了7个亿。今后的变化是人口从小城市往中城市，中城市往大城市，大城市往上海，这个地方流入得多，那个地方就变成空楼、烂尾楼。

 第四个拐点是旧城改造，拆旧房造新房。最初拆的是解放前造的房子，后来拆的是五六十年代造的房子，最近这十几年把80年代以后的造得没有那么有档次的房也拆了，再下去没有什么好拆了，旧城改造这一块到头了。

 这四个拐点到头以后，就使得房地产从轰轰烈烈，每年翻一番、翻两番，到了这样现在这个状态。房地产过去10年翻两番，地价也这么翻，房价也这么翻，房产商在这样的思维状态下，搞大盘，高举债，就出现了现在的困难。对于房地产，中央也提到如何形成房地产可持续，良性循环，有比较合理的做法。

 第一，可以鼓励一些优秀的房产商对即将要破产的企业进行并购。这个并购不是良性资产议价收购，而是要打折的。中国有9万多个房产商企业，城市有9亿多人，平均一万人一个房产企业，美国全国上下的房产商一共500个不到。所以我们现在太多了，可以通过收购兼并重组去掉一块。

 第二，政府也可以提供一批并购资金，将资金借给优势企业，用于并购要破产的企业。破产企业的业主承担责任，这是历史的代价。但是作为企业，还有买房子的客户，通过并购能够平稳软着陆。政府提供的并购基金可以不算在三条红线的资金管控底线里，而是作为一个额外的支持。

 第三，地方政府也可以拿出一定的资金，并购一些房产商破产关闭时的资产，这样就有了现金可以还债，进行周转。中低端房可以用来做廉租房，中高端房可以做公寓房。避免政府拿钱征地造房。

 第四，政府这些年来，高地价大量拍卖土地，越拍越多，每年几万亿，后来变成7万亿，8万亿，最高的时候9万亿。地卖出去以后，大量积压在开发商手里，也没有造房，这种情况下可以把这些地收回另派它用。当然不是无偿收回。

 第五，政府应该出台一系列破产关闭整顿的措施。总会有一部分企业最终没人接盘，法院宣判破产清盘，这里面要有一整套的措施。

除了这些措施，政府对正常的房地产各种贷款方式也要继续落实。

第一，一套房首付20%-30%，按揭贷款应该加快发放到位。银行方面担心贷款给多了会出问题。老百姓一套房按揭贷款，贷款资金不到，房子就交付不了，资金也会积压。

第二，正常的像万科这样的房地产，现在的预售房产生的资金会有七八百亿，政府往往怕预售款的钱不稳定，把它冻结了，这样也会造成本来不会发生的问题。

 第三，从长远来说，国家有关住房的金融制度也要作研究。美国在房地产方面，尽管也有次贷危机这一类问题发生，但100年来，老百姓买房子，按揭贷款的钱都是从5个金融机构里来的。整个美国有3000个银行法人，可以进行房地产按揭贷款只有5家，都是国家的，各个州都有分支机构，政策都是统一的。我们现在所有的银行，所有支行，所有县支行，或者省一级的分行都在做按揭贷款，市场好的时候抢资金抢贷款，不好的时候人人抽紧。在这方面，我们有许多要改革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