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从斯大林时代开始就已经存在特权现象和贪腐现象了！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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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跟楼主唱唱反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书《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中的说法跟主贴的可不一样!“新浪”网的这个网页上摘录了那本书中的一段内容：http://mil.news.sina.com.cn/2014-10-29/1752808187.html，其中这样说道：

　自1922年到1991年，苏联在人类历史上存在了整整70年。这70年里，干部集团的腐败，始终如附骨之疽。苏联70年腐败史，对后世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列宁时代：**防范干部特权，但特权已经泛滥。一般说来，政权初建，气象一新，必有一段励精图治，腐败现象会相对较轻。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早在列宁时代，苏联(俄)的腐败问题就已相当严重。

　早在1920年俄共九大上，许多党代表就曾愤怒指责党内的严重腐败“无论对于谁都不是个秘密”，“中央和地方的‘共产党员’允许自己那样的奢侈，他们的行为丝毫不比老牌的资产阶级逊色，工人和农民对他们敢怒不敢言”。这些腐败的种类主要包括：公车腐败、住房腐败、饮食腐败、医疗腐败、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盗用公款。

　当然，最高当局也不是没有采取过防范腐败的措施。十月革命后，列宁就对领导干部的工资和待遇作了严格规定，要求一切公职人员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列宁率先示范，其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工资是500旧卢布，而铁路员工的最高工资是510旧卢布。1919年制定的35级工资表，党政领导人的工资大大低于工人的最高工资。

　但问题在于：领导干部们很快就不靠工资生活了，在工资之外的其他方面，享受特殊待遇的领导干部们与群众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斯大林时代：**公然将干部的特权腐败制度化、合法化。斯大林建立起了一整套保证领导干部层特权的制度。这个官僚特权阶层主要享有如下特权：(1)宅第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2)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3)特教权。凡是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4)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5)特卫权。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6)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端的官员在国家银行有敞开户头，即户主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惊讶地发现连“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也置身于深深的特权腐败之中，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者多达四五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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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技术开发服务中心”主办的《科技信息》杂志2014年第8期上的《浅析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原因及教训》中说：

   “苏联的剧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从苏共党内特别是苏共高层开始的使腐败合法化的‘革命’。前苏联的特权和腐败现象，从斯大林时期开始存在，一直延续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并呈现愈演愈烈之势。斯大林执政时期，通过实行‘官职等级名录制度’和‘钱袋制度’大搞体制腐败，公然将官僚们的特权腐败制度化、合法化。”（见下面原杂志、原页面的实物扫描图，尤其是其中红圈 圈起来的句子）

   “斯大林的战友”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曾担任过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外长等要职；莫洛托夫生前与苏联作家丘耶夫有过大约140次谈话。这些谈话披露了许多苏联高层的腐败状况；比如**关于斯大林时代的“干部工资”问题，莫洛托夫说道：“**我们当然有工资。您瞧，**到我们这一级就特殊了，一切由国家包了，还可拿工资。实际上国家什么都包了。我现在无法准确说出给我多少工资，因为变了好几次。而且战后根据斯大林的倡议，采用了红包制。用这种封着的小包给军事和党的领导人送钱，很多的钱。当然，这是不完全正确的。数目不仅太大，而且过份。**我对此不否认，因为没有权利提任何反对意见”

     所谓“到我们这一级就特殊了”，指的是斯大林一手打造的“官职等级名录制度”。按该制度， 只要能够成为“名录”中相应等级中的一员，即能享受相应等级的特权生活。进入“名录”的官员，实际上构成了苏联干部群体的核心。

   “官职等级名录制度”内部又分为三个不同的层级。第一号官职等级名录中，大约有3500个职位，包括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各局首长，托拉斯、辛迪加的领导人，大工业企业领导人等；第二号官职等级名录，包括各部、局的副职以及其他相当职务；第三号官职等级名录，则是地方上的领导干部。不同的层级，享受不同的特权生活，如免费占有别墅、占有专车、免费休疗养、各种商品免费特供、子女免费特教培养等等。较典型的例子，比如莫洛托夫的大别墅里，连打碎的餐盘，凭碎片即可任意向国家免费置换新的。只要进入“名录”，“一切由国家包了”。

    所谓“红包制”，又称“钱袋制度”，简言之，即在正规工资之外，每月用大信封秘密向领导人发放巨额钱款。信封内钱数的多少取决于职务的高低，一般相当于公开工资的1-2倍。此乃斯大林时期体制性腐败登峰造极的标志。

    这样搞的目的，是为了将“名录” 内的高官牢牢控制在手  人为地制造体制性腐败的同时， 另一方面， **斯大林又用各种手段，“把名列官职等级名录的高级官员置于自己严密控制之下，

使他们很难利用自己的权力来谋求‘私有化’财产”。也就是说，列身“名录”中的高级官员们，若想维持他们奢侈的特权生活，除了死心塌地地效忠斯大林之外，再无别途。高官们一方面承受着斯大林的高压秘密政治带来的恐怖；一方面又享受着斯大林赐予他们的特权生活，且时刻担忧此种特权会因斯大林一念之不爽而消失。此种控制手段，颇具创意**，但也实在奇葩。

    及至**赫鲁晓夫上台，先是大降干部的工资，

继而取消“钱袋制度”，即已注定其不能被“官职等级名录制度”内的高级官员们所容忍。由该“名录”发展起来的苏联特权阶层，据苏联史学界估计，约有70万人，加上家属，大约为300万人，即占当时全国人口的1 .5%。这些人，不但主导了赫鲁晓夫的下台及勃列日涅夫的统治**，而且深刻左右了苏联崩溃的节奏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