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营六记（六）池鱼记归（上）_风闻

11月初使馆通知我们已经协调好了包括转机第三国领馆在内的各方，可以进入回国流程了。

为了保障秩序降低境外输入的风险，像印度这种疫情重灾区的人员想要回国，需要服从使领馆的安排，比方说可以订什么时候的机票都要先获得使领馆的批准。我们一家三口这种需要特殊安排的特殊情况，更是依赖多方的配合。鉴于我走的是遣返流程，为了确保我们一家顺利回国，中国大使馆专门指派了一名领侨处工作人员跟我们对接。

作为跨国婚姻家庭，就算不是被遣返，我们一家回国本身就有很多程序要走，比方说需要给我太太办理签证，以及给我儿子办理出生证的领事认证以便回国上户口等，这些文件的办理在使馆协助下进展顺利，机票和回国绿码等才是比较不确定的因素；由于我还需要额外从印度这边获得各种许可，使得情况加倍复杂，其波折程度堪比唐僧西天取经的九九八十一难。

首先，我严重低估了在集中营里做检测的麻烦程度。

10月底到11月初那会儿国内爆发了一轮新疫情，防控措施又变得严格起来。按照国家的防控规定，回国登机前需要做3次检测，第三国中转还要再检测一次。第一次检测需要在登机前14天进行，先通过了这次检测才能订机票。

印度这边报告造假很容易，一切都是生意嘛，很多地方你出点钱他们就能给你一个假的检测报告。因此为了尽可能保证检测报告的可信度，使馆对检测报告有几个要求：1.必须在ICMR（IndianCouncil of Medical Research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认证的机构做检测；2.检测报告上必须有可供查验的二维码和机构详细地址；3.登机前48小时和72小时的两次检测必须在不同的机构进行。

集中营所在的崔奇是个小地方，我按照那个ICMR的名录来找，总共只找到7家认证机构。有人肯定想7家已经够多了吧，反正你只需要找两家就行了。可问题在于，很多机构并没有能力做血清抗体检测。

大家一听新冠检测，或许以为只要捅下鼻子做个核酸检测就完了。为了保证防控的滴水不漏，我们这些从印度回国的人员登机前14天至少需要做三个检测，除了核酸之外，还需要做IgM和IgG两个血清抗体检测（新冠康复人员需要加测N蛋白、CT报告等）。IgM抗体会在感染的中后期被检测出来，而IgG抗体会在新冠痊愈或者打过疫苗之后产生。进行抗体检测可以掌握你的病毒接触史以及免疫力情况，不管你是感染初期中期还是晚期，都无所遁形。

但由于抗体检测一般是用来评估新冠康复后状况的，因此非常小众，别说印度了，就算在中国也不是所有医院都能做。我把本市所有的7家认证机构在地图上标记了出来，然后挨个打电话去问他们，结果能做抗体检测的只有一家，这唯一一家的抗体检测报告上却又没有二维码——也就是说，我所在的地方连一家完全符合使馆要求的实验室都没有。

用绿色小旗标出来的就是崔奇所有的ICMR实验室

没辙，我已是黔驴技穷，只好去跟使馆商量：我只找得到这么一家，你们看看成不成？实在不成那你们帮我在当地指定一家机构。

鉴于我身陷囹圄的特殊情况，使馆还是很通融的——没二维码就没二维码吧，只要把预检测做了就行。于是我欢天喜地地跟这家检测机构做好了预约，让他们11月3号早上9点来集中营上门给我做检测，同一天我太太和儿子在我家附近的机构做检测。

11月3号这天下着大雨，一天一夜没停，大半个集中营被水淹了，举步维艰。我把集中营的定位发给了实验室的人，跟他们约好了9点过来。

按照我的想法，实验室的人只不过来这里给我做取样，跟那些快递员和探亲家属是一样的，在门口的办公室就可以搞定，又不需要进入集中营内部，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然而没想到的是，他们连集中营的大门都没能进来，遭到了办公室里长官的横加阻挠。

我冒着雨赶到大门口去跟长官解释，当时实验室的人被关在第一道铁门外边，而我被关在第三道铁门里边，长官在中间。作为一个专门关押外国人的集中营，那个长官却连英语都不会说，跟他沟通起来十分困难，试着跟他解释也听不懂。但他听懂了我说我要检测新冠，想当然地以为我已经有了症状，如临大敌地吼着要我回去带好口罩才能跟他说话，我不得不又冒着大雨蹚着大水回到牢房拿口罩。他用泰米尔语叽里咕噜跟我说了很多，而我只听懂了一段，大意就是说如果我要检测新冠的话他们会安排我去公立医院做检测，私立医院的人不允许来。

总算他后来给R.I办公室会说英语的拉维打了电话，拉维告诉说这里不管做什么都要先打申请报告（Petition），要做检测也是一样。我说他们做检测的人又不用进集中营，过来给我取样拿走就行了，为啥也要申请？他说不行，一定要先打报告申请。我说那有没有可能我现在赶紧打个报告，让他们下午再来帮我取样做检测呢？他说这不可能，最早也要到下周一或下周二。

我一听傻了眼，现在才周三，到下周岂不是得等上四五天的时间？就做检测这么简单一个事情要耗上四五天？而我太太那边检测都已经做完了……

这也是命中注定的不巧，11月4号刚好是印度一年一度最盛大的节日排灯节，相当于印度的春节，所以审批申请报告的办公室放假，要到下周一才上班。就算我今天写好申请交上去，最快也要11月8号才能给我审批。

好说歹说他们都不肯通融，我只好让实验室的人先回去，随即写了一封申请交给了集中营办公室，解释了为什么必须让实验室的人过来给我做检测，请求他们的许可。

往好了想，幸好这只是预检，让我有机会预演了一遍。要是我起飞前72小时才知道集中营里做检测还得先申请打报告，那可不就得眼巴巴看着赶不上飞机了嘛！我之前10月份的时候满以为自己只要买张回中国的机票就能说走就走，回想起来真是太天真了。

做预检测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只有我们全家通过了检测，才可以订购14天之后的机票。这就意味着检测做得越早，我们全家就能越早回国。有道是夜长梦多，回国的流程拖得越久，不确定性也就越高，后头还有好多关要闯。

我太太跟馒头都顺利通过了预检测，全家就等我一个。排灯节等待申请报告审批的那几天，恐怕是我被关进集中营之后最焦虑的日子，焦虑到连晚上做梦梦到的都是做检测。

我不是一个容易焦虑的人，那几天的焦虑是因为我心里头盘算着回国的计划：11月24号刚好有一班完美适合我们全家的航班，从班加罗尔出发中转法兰克福到上海，一旦错过就得多等一星期。倒不是说等不起这一个星期，主要因为我心存一个念想：假如11月24号能够回国的话，那么就刚好能赶在12月16号之前结束14+7天的隔离——而12月16号是馒头的一周岁生日，对我们来讲有着重大的意义。为了赶上这趟航班，我需要在11月10号之前完成预检测，这意味着我的申请必须在过完排灯节之后的第一时间得到审批通过。

这个计划显然没实现，否则这趟回国之旅也就谈不上波折了。

11月8号那天，我一早上就去催着办公室快点审批申请报告，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傍晚5点半通知我申请批准了。赶紧再次联系实验室让他们第二天早上9点就过来给我做取样检测，并且进行了再三确认——我很担心他们上次白跑一趟这次不肯来了。

11月9号的早上也下着雨，可约定的时间到了实验室的人却还没有来。好不容易联系上他们，那小哥果然是在犹豫不决怕又白跑一趟，我跟他们再三保证这次已经获得了许可，一定可以顺利完成取样。我还专门跟办公室的长官打了声招呼，告诉他们一会儿实验室的人过来不要拦他们。

最后他们10点半左右到了集中营，在集中营的办公室里给我做了取样。取样只需要2分钟，登记之类的花了20分钟。

下午发回了检测结果，各项结果都很好，立刻就发给了大使馆。虽然还没有得到大使馆的正式通知，但我知道应该是十拿九稳，接下去应该就能订机票了。

这回我长了个心眼儿，在订机票之前先问了一下R.I办公室的拉维。果然拉维一听我从德国转机的回国方案，立马就说你先等等，他得去确认。那么他找谁确认呢？——还是移民局。按照他的流程，他要先报告当地的崔奇移民局，然后崔奇移民局再去请示金奈移民局……我一听怎么还得拐那么多弯儿，倒不如我们自己直接问金奈移民局得了。结果打电话到金奈移民局，那边人也说这事儿得要崔奇移民局先发个邮件过来他们才能处理；而金奈移民局接到申请之后，他们要继续转发给中央政府更高层的内政部批复……也就是说我回国从哪儿转机、坐哪个航班，还得惊动印度中央，这简直是外交人员高规格级别的待遇啊！

我想这不是故意搞事情嘛！你们要我离境，然后我去尼泊尔你们不让；现在我真心诚意要回中国，打哪儿回你们也得审批！既然你们会把我一直押送到海关，我还能玩什么花样？

为了保险起见，我赶紧把这个情况跟中国大使馆反映了一下，让他们帮我出具一个转机回国路线的说明情况。从德国转机回国这条路线正是大使馆指定的，在现有的回国路径中，从德国转机是相对最为顺滑的，阿曼线路很容易由于检测指标不合格被卡。他们为了确保我们一家顺利转机回到中国，还专门跟中国驻法兰克福领事馆沟通过。

拉维对我这件事情还挺上心的，第二天吩咐我除了发邮件之外，再手写一封回国转机路径的申请给崔奇移民局。我问他能不能同时申请德里出发和班加罗尔出发的路径，他让我只写班加罗尔——因为押送到班加罗尔出境对他来说比较方便一点。我对这次的申请还是比较乐观的，上回我要去尼泊尔的时候，连申请都没机会让我写，直接就从内部给否决了；这次既然让我写申请，说明他们是真的需要走这样一个流程。

在这个集中营里面，干点啥都需要先申请——比方说皮特的牙不好，每次去看牙医也都要提前写个申请。不过呢，皮特总是当晚提交申请第二天一早就去，以至于我以为申请审批得很快。皮特告诉我他的第一次申请审批了一个星期，后来由于他经常需要看牙医，针对他的流程就简化了。

回国路线需要审批这件事情想起来却有些细思恐极——我能不能离开这里完全取决于某个印度官僚的一念，而不是有什么可以遵循的法律规章。假如印度政府坚持说，必须要有直航才能走，或者必须是金奈始发的航班，那我恐怕就只能等到疫情结束中国开放才能离开集中营了。不过假如他们真的这样做的话，这个逻辑就非常扯淡了——既然你们也觉得现在的国际航班运行不正常，这不就证明了我确实是因为不可抗力因素滞留在这里走不了吗？那你们干嘛还要把我关起来？

不过离境许可本来就是逃不过的一个坎，即便我先订好了机票，之后也得要移民局给我签发离境许可我才能走。我太太本来一直担心印度政府会又找什么借口不发离境许可给我，先让他们批准好我的回国线路，那么之后的离境许可就稳了——这样总好过万一我订了机票却拿不到离境许可。

至此，我距离订机票还差一步之遥，只等哪天许可下来，便可以确定回国的日期。我那时候还在担心移民局批准得太晚，万一24号的机票卖完了。

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机会去订机票。

交完申请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11号，民航局传来消息，由于出现5例确诊病例，法兰克福到上海的航班从这周开始熔断两班。虽然熔断的并不是我计划乘坐的那班，但这件事让我重新调整了心态——人算不如天算，计划赶不上变化，就算没有印度政府搞事情，想要回国也没那么顺利。在疫情的这种非常时期，再加上身陷囹圄的身不由己，教会了我不再强求任何事。

回顾自己呆在集中营里这三个月的心态变化，发现一个限制自由的环境会将人驯化，久而久之呆在这里面的人会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从而忘记自由的滋味，甚至丧失对自由的渴望——刚来到集中营的时候我相信自己一个星期就能出去，并且也努力地争取。现在回想起来十分好笑，进集中营的第三天我让餐厅老板买手机，手机他很快就帮我搞进来了，但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充电器却一直迟迟没来……我当时担心的是，万一他充电器还没给我，我就先出去了怎么办？那时候觉得在里头要关一个多月简直难以想象，可不知不觉我便呆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

那个韩国船长刚进来的时候说使馆告诉他只要一个月能够出去；等到第二个月的时候，他并没能出去，却变得十分淡定，苦笑着说自己做好了在这里耗一年的心理准备。他来的时候两手空空，现在锅碗瓢盆桌椅床柜样样备齐，正儿八经过起了日子，甚至还准备装修厨房。

阿茂得知自己能拿起诉书之前兴高采烈的，他料想一旦拿了起诉书两三个月官司就能打完。没想到控方找来十几个目击证人，虽然明知是假证人，但光是把这些证人过一遍就要花好长时间。他不得不打消了很快就能出去的念头，做好了持久战的心理准备。我跟他说，我现在回国所要经历的这些破事儿，你以后也得经历一遍，我这是在给你排雷。他自嘲道，说不定等他回国的时候已经不需要再做检测了。

老白的官司打了8年，在宣判之前的那些年他都保释在外，当时集中营里还没开始关其他外国人。皮特问他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你却不逃走？老白说他一开始以为他的官司“三个月”就能打完，三个月过去后又告诉他只要再等“三个月”……最后几十个“三个月”过去了，他前后在印度身陷十年，连当地的泰米尔语都学会了。

皮特自己也是同样的情况，一开始别人告诉他只要两三个星期就能了结官司，现在他在这里待了30个月（截止到2021年12月）。他说假如一开始他知道会待这么久，那他会像伊利安一样选择逃跑；而现在他考虑的是认罪，如果律师能给他谈到一个好的认罪协议，他打算索性认罪去监狱服刑，把案件给了结了，好过在这里遥遥无期地耗下去。

青蛙正是这样慢慢被温水给煮熟的，在集中营里呆久了，会慢慢习惯被限制自由的生活，变得越来越顺从和认命……这恐怕是印度司法部门的一种策略，如果你可以保释在外，官司拖得再久你也不在乎；但这样一种失去自由的状态就不同了，他们可以用时间耗尽你的耐性，当你关了几年之后往往会妥协选择认罪，那么胜诉的就是他们。

集中营里简陋的条件也会让人的诉求变得十分低级和简单，就我个人而言，最大的奢望无非是——坐在抽水马桶上拉个屎，用热水洗个澡，在没有苍蝇的地方吃个饭，在没有蚊子的房间睡个觉。

所谓奴性，大概便是由此而来的吧。换一个角度看，或许也能称之为佛系。

很快又过了一周，11月15号周一上午拉维发了个消息给我，说有一些移民局的官员下午3点会过来跟我“讨论”（discuss）一些事情——他用的是“讨论”这个词，让我大为振奋。除了我回国的路径方案之外，还有什么需要讨论的呢？这样看来批准我回国的事情应该是十拿九稳了。

那几个官员下午3点非常准时地来到了集中营的办公室，来喊我去办公室的那人关照我带上手机，我也没多想就带上了。他们一共来了三个人，见面后二话不说把我拉进了办公室边上的小房间，搬了四把椅子，围着我坐下了。

带头的是个中长发的中老年人，发型有点像《哈利波特》里的斯内普教授，不过是花白色的。我问道你们是崔奇移民局的吧，他们不置可否，没有说是也没有说不是。然而当斯内普教授一开口提问题，我就知道他们并不是移民局的人——那个熟悉的套路和配方，我可以百分之百确定他们是情报部门的人，或者至少是移民局下属的情报部门。

我在印度跟情报部门打交道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过去在拉达克便屡次被情报人员调查和追踪（详见《【印度日记】“每个在印度的中国人都是潜在的间谍。”》）。**在印度的所有中国人都是潜在的间谍，**像我这种娶了拉达克姑娘、收入来源他们无法理解的中国人，更是重点怀疑对象。印度各种各样的情报部门非常多，不同的部门之间由于存在竞争关系，信息共享程度很低，往往是一个部门来问过话之后，另一个部门又过来把类似的问题再问一遍。像崔奇这种小地方的情报部门，恐怕千载难逢才逮到个中国人有机会让他们调查一下，就好像荒山野岭的小妖突然听说唐僧路过，怎么都得搞块唐僧肉尝尝。

这三个人里面，斯内普教授是负责问话的，另两个跟班，一个负责做笔记，另一个则专门负责搜查翻拍我手机里的东西，比如聊天记录、相册之类——不过我手机里本身也没什么不能让别人看的东西，所以就随便他们去折腾。

斯内普教授从始至终都没有把棉口罩拿下来过，隔着口罩听他说话有点费劲。他跟我聊了才没几句，就大夸我的英语水平，说我的英语是他见过的东亚国家人里面说得最好的，其他那些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英语都不行。我心里嘀咕，果然是没见过世面却想吃唐僧肉的小妖，连我这种看美剧自学的江湖英语也能把他唬住。

我相信大部分读者应该都从来没有过被情报部门问话的经验，碰到这种事儿可能会不知所措，其实应对起来很简单——有啥说啥，实话实说，别耍滑头，否则只会弄巧成拙。这些人都受过专门的问话训练，他们问你的那些问题未必是真想知道答案，更多是在观察你的反应，想要骗过他们除非你也受过专业训练。我自认问心无愧，事无不可对人言，无论他们问啥照实回答便是。斯内普教授问的大部分问题都比较常规——姓甚名谁、仙乡何处、家中老小几口、何年何月去到过何地、都认识哪些人……不过斯内普教授问了几个比较特殊的问题，是其他情报部门从来没有问过的。

他说你太太是印度人，那你们孩子是印度人还是中国人呢？我没有正面回答他这个问题，只说我孩子是生在印度的。他说，哦，那就是印度人。他接着又问我有没有入籍印度的打算，或者我太太有没有入中国籍的打算。我说我们俩都觉得现在的国籍挺好，暂时没考虑过变更国籍的事情。

他说你娶了拉达克的太太，那应该对拉达克那边很熟悉吧？我说我对藏传佛教文化很感兴趣，不光是拉达克，尼泊尔、西藏这些地方我都经常去。他问那你怎么看待西藏问题？我说这个问题牵涉到的历史很复杂，不好说。他说，没事儿，你就说说看。我很清楚他们这些印度人长期接受境外反动宣传洗脑，于是告诉他说，你们看待西藏问题不能老盯着过去的历史，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事物；你们应该看到，现在的西藏是所有的藏文化地区里面建设发展得最好的。

接着他问我是否认识印度这边的藏人，我说我倒是认识几个，但并不知道他们的全名。于是斯内普教授拿出了一些印度藏人的证件复印件让我指认，以一种用糖果骗小孩子的口气对我说：这是你离开这里的机会哦！如果认出来你就能从这个地方出去。我说我不认识，他让我再仔细看看——仔细看完了还是不认识。随后他又试图从我的手机通讯录里找一个叫次仁旺秋（Tsring Wangchuk）的藏人，自然是毫无斩获。

关于这个问题我简单说一下：印度政府对叛逃到印度的藏人都是一面利用一面防范，从来没有把他们当成过自己人。尤其这些年国内的藏区大发展，不少印度这边的藏人追悔莫及，人心思变，因此印度情报部门免不了要怀疑某些藏人“通敌”。

后来他又说，你去过这么多国家和地方，觉得你们中国政府究竟怎么样呢？我说这个问题也很复杂，没有一个非黑即白的答案。中国政府的力量非常大，如果用这种力量来做好事能做得特别好，反之亦然。最近几十年我们政府用这种力量做了很多好事，所以中国才能发展得这么快；但我也得承认这种强大的力量如果失控的话存在一定的风险。

需要说明的是，他的这些问题并不是连续问我的，而是穿插在其它杂七杂八问题当中。斯内普教授在询问快要结束的时候提的一个问题让我警觉了起来——

“如果让你选的话，你是愿意呆在印度还是回到中国？”

我第一反应是——你特么逗我吧？事实上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我说你别逗我了（teaseme），你明知道我现在不可能待在印度。他说我没有逗你，你只要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

好家伙！听这口气是要策反我吗？我自己脑补了一场间谍战戏码：印度情报部门想要物色一位中国公民做他们的线人，我被羁押在集中营里，老婆孩子又身在印度……他们莫不会以为可以跟我谈条件吧？

我是这样回答他的：我只要跟我的家人在一起，无论呆在哪里都可以，如果你们让我回印度的家那最好，一定要我回中国那也没办法。

当然，那天的谈话应该只是试探而已，他们还问了诸如我是不是共产党员、使馆人员有没有来探访过我之类的问题。我自认在整个谈话中镇定自若游刃有余，给斯内普教授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倒是他们的专业程度不够，我只提了一个问题就让他们的真实身份彻底露馅儿了。

谈话接近尾声的时候，我问他们我等到要什么时候才能回国。斯内普教授虽然打着移民局官员的旗号，但他显然对移民局的业务完全不熟悉，前后给了三个不一致的答案。

他听我这样问，先是露出为难的神色，说现在没有直飞的航班，所以你还不能回去。我说这不是扯淡嘛！怎么可能只能坐直飞航班？说不定一年内都不会有直飞航班。有的国家自开天辟地以来就从没跟印度有过直飞航班，那这些国家的人怎么办？

他犹豫了一会儿又说，这个还是要等上面的批复。我问他们批复要多长时间？他说三四个星期。我说这也太久了吧，我在这边时间待得长点没关系，但现在我太太一个人带孩子很辛苦的，受罪的是印度公民啊！于是他跟我讲起了大道理，说因为这个疫情全世界都在受苦，不光是你们家……

然而斯内普教授临走的时候，又意味深长地看着我说了一句：“你应该三四个星期能离开。”

对于这句话我的解读是，他们需要三四个星期的时间来分析和查证今天从我这里获取到的信息。

这里我得说下，按照我申请回国许可的流程，“崔奇移民局”这个部门应该是存在的，可我却没能在谷歌上搜索到关于这个部门的任何信息，似乎根本不存在……因此这个“崔奇移民局”究竟是否存在，或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对我来说仍是一个谜。

另外我从集中营其他人那里听到一种说法：之所以回国路径要审批这么长时间，是因为R.I办公室需要时间来操作侵吞买机票的钱——遣返费用实际上可以向政府申请，让印度政府来承担。他们告诉我集中营有个尼日利亚人，跟我一样娶了印度老婆，在这边有家有孩子，说没钱回去赖着不肯走，最后印度政府出钱给他买了机票强制遣返，说明确实有这个政策。据此推测，可能负责遣返我的R.I办公室一面向印度政府申请经费，一面让我自己来掏钱买机票；由于从德国转机的费用比较高，因此他们需要更长的时间来申请和侵吞……这种做法倒是很印度。

我赶在那个尼日利亚人被遣返之前向他询问了具体情况，发现我俩同病相怜。这个尼日利亚小哥跟他的印度太太已经结婚了5年，有俩孩子在这里。他今年3月份持入境签证（Entry VISA，也叫X-1 VISA）来到印度，按照规定定居当地的外国人在入境后要在移民局注册，他第5天就去了金奈移民局，并提交了将X-1签证转换成X-2 签证的申请。X-2签证有效期长达五年，可以方便今后申请OCI，OCI全称 Overseas Citizen of Indian（印度海外公民），是一种实质上永久居留卡。

由于尼日利亚人在印度的名声不佳，金奈移民局不想给他签证也不想让他呆在这里，于是就借口说他护照上有一个出入境章是假的，把他给抓了起来。法院判处他在监狱和特别集中营各服刑两个星期，然后遣返回尼日利亚。

那个出入境章究竟是真是假我也不知道，按尼日利亚小哥的说法印度移民局是栽赃陷害，拿走了他的护照后再也没有归还回来，死无对证。他对此十分愤怒，不肯接受遣返。有次R.I办公室催他订机票，他就发飙了，他说你们凭什么拿走了我的护照、把我遣送回去还要我自己买机票，印度政府要赶我走就得自己出钱！然后他撂下一句狠话：你们要是不在一个星期内满足我的要求，我就炸了这个集中营，把这个地方烧了，我可以保证肯定会死人，你们看着办吧！（I will bombing this place, set this place on fire, people will die!）

结果这边的负责人被他给吓到了，满足了他的全部要求。听说之前集中营有几个尼日利亚人在这边闹出了非常大的乱子，印度政府看到他们极为头疼，知道他们真的做得出来，所以才会妥协。而这一切的起因听说是缘于2010年有个尼日利亚学生死在了泰米尔纳德的警察局里，之后不断有人过来报复和仇杀，导致尼日利亚人在当地恶名昭彰。金奈移民局故意找茬并遣返他，便是出于这个原因。

印度政府的欺软怕硬众所周知，这个国家是典型的按闹分配，像我这种不会闹事的人就比较吃亏。不过当时我想好了，要是印度政府真的存心刁难我，非要我等到开了直航才能走的话，我就把这篇文章提前发布到网络上，并且附上印度内政部和金奈移民局的邮箱，发动广大网友的力量来讨公道——当然，这招只有当我认为不再需要顾忌与他们撕破脸的情况下才会用，毕竟我自己还在他们手里。

尼日利亚小哥知道我的情况跟他类似之后，他立马说你老婆肯定不是泰米尔人吧？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如果你老婆是泰米尔人他们就不会把你抓进来了，然后他也表达了跟皮特和老白同样的观点：泰米尔人恨一切外来者，印度其它地方的人在这里也会被当做外国人来防备。他的老婆是阿萨姆邦（Assam）的，所以他们在这里才会受到排挤和歧视。

我前面提到过的三个伊朗女人和她们的孩子也是类似的情况。她们被关进来的时候，集中营里面已经人满为患，由于她们还带着一个10岁大的男孩，不方便住在女子区，于是就被安排在了办公室边上的牢房里。我太太后来过来探视我的时候，跟她们用印地语聊了一下。

由于当年莫卧儿王朝统治者本身是从波斯来的，一些伊朗人跟北印度的穆斯林渊源很深。她们一大家子人原本在德里生活，拿的是居留签证，疫情期间被困在印度，申请到了签证延签。根据那几个女人的说法，八月份的时候他们全家来泰米尔纳德邦旅行，正好赶上对外国人严打，金奈移民局栽赃陷害说他们延签的签证是非法的，指控他们欺诈，于是把全家老小都抓了起来。其中有对兄妹分别10岁和8岁，而一个最小的孩子被抓的时候才2个月大，跟着妈妈一起被关在监狱里。监狱里呆了三个月之后，女人和小孩被送到了这个集中营，男人还继续在里头关着。我们12月份见到那个婴儿时是六个月大，看起来十分瘦小，显然营养不良。由于我太太自己也同样有着失去丈夫依靠的经历，当下心生恻隐把身上带的钱全给了那对母女。这家人的全部家当都在德里，手机又被警察收走了，在集中营里连打个电话都得问别人借，如今还面临着起诉、定罪、服刑、遣返等繁琐的流程。

我不敢说她们到底有没有使用非法签证，但她们会被关在这里，恐怕与目前印度对穆斯林的排挤有莫大的关系；退一步讲，不管她们签证究竟是不是非法的，把哺乳期妇女跟婴儿一起关在监狱里，都很难说得上是符合人道主义的行为。

被关在集中营里的孩子

关在集中营里的伊朗兄妹

总而言之，只要金奈移民局看你不爽，他们就会用各种各样的理由整你然后遣返你，就算你没有签证过期，他们也可以指控你的入境章或者签证是假的……而他们这样做的真正原因可能仅仅因为你是尼日利亚人、穆斯林，或者中国人。

突然被情报部门这么节外生枝一折腾，我估计自己可能一时半会儿走不了。我太太很崩溃，觉得他们会不断找出新的借口来阻止我离开。我一合计当时的情况，做出了一个决定——让我老婆孩子坐12月1号的航班先回中国，如此一来我在印度这边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不管他们关我多久我都不怕。

其实这次发生的事，并没有让我对印度的态度和感情有太大的改变，因为我一直都知道印度是这样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国家。虽然印度政府秀了一把下限，让我有些始料未及，但只要回想下他们在1962年将三千多印度华人关进集中营的“光荣事迹”（详见《【印度日记】“每个在印度的中国人都是潜在的间谍。”》），便会觉得一切都在情理之中。但我太太就不一样了，她身为印度人对于这个国家还是有爱国情感的，可这次的事情把她对印度的最后一点幻想打得粉碎。印度政府无情地拆散了我们的家庭，而中国政府却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给她颁发了签证，帮助我们全家团圆。这种强烈的对比让她对印度极度失望和伤心，迫不及待要离开印度。

什么叫统战？这就叫统战。要赢得忠诚，需要依靠宽容。

我自己是个随遇而安的人，最担心的就是我太太，她既要操心我的事情，又要一个人照顾馒头，面临着心理和生理的双重挑战，可谓身心俱疲。如果她带着馒头回中国跟我父母同住，能让我放心很多。一旦老婆孩子平安抵达中国，我可以一个人在这边心无旁骛地与印度政府周旋。

不过呢，我父母一直都不知道我在集中营里，若是我没跟她们一起回国，势必又得要编个瞎话糊弄我爹妈。我当时连瞎话都想好了，到时候就说我登机前检测时发现我的血清抗体水平比之前升高了，因此没拿到回国绿码，为了不浪费机票让她们母子先回来，我得等到抗体水平降下来才能回国……哎，编瞎话楞是编出了一种用心良苦的感觉。

做出了分开回国决定之后，我太太才把事情的始末告诉了她家里人。我丈母娘其实早就察觉到了不对劲，而她的脑洞也很大，看我好长时间不在家中，怀疑我们夫妻感情出了问题，我抛妻弃子离家出走了。

丈母娘就跟我太太一样，知道这事儿之后六神无主寝食难安，一想起来便要哭上一阵，一有时间就诵经念佛祈求平安。她说要过来帮忙，我们觉得没有必要，两个多月都这样熬过来了，不差这最后十来天。坦白说，我太太和她家人担的惊受的怕实在要远比我多——由于双方对信息掌握程度的不同，我在集中营里头读书写作，他们在外头却忐忑不安，这让我十分庆幸还好没有让上海的父母知道。

我丈人得知此事的第一反应便判定这必然是中印两国之间的政治问题造成的。我们一五一十把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告诉了他，他凭借自己多年来身为警察的工作经验，怀疑印度政府对我的拘禁在程序上是非法的：首先，抓我的命令来自于邦政府秘书处而非公检法部门；第二，抓了我之后居然没有以任何形式通知中国大使馆，关于这点我跟使馆确认过；第三，抓我的时候没有收走我的护照等证件，这点很不合规矩。不过呢，泰米尔纳德邦外国人集中营这玩意儿超出了他的认知经验范围，所以他并不是很确定。

我太太和儿子回国也并不像大家所想的那样可以说走就走。虽然我太太已经拿好了签证，但馒头持有的是中国旅行证，在印度属于外国人，回国之前需要先从印度移民局这边申请离境许可。由于我的情况，我们一直担心能否顺利拿到馒头的离境许可，移民局两次让我们上传补充材料，其中甚至包括接生医院的出院证明，花了一周多的时间。

我们一边给馒头申请离境许可，一边关注着航班动态。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欧洲疫情急转直下，从德国转机的航班出现了大量熔断。10月份的时候还觉得机票很好买，没想到11月底突然变得一票难求。

各位可能有所不知，由于疫情期间通航政策经常朝令夕改，同时存在“熔断”机制，这段时间里从印度出发到德国中转回国的航班并不像平时那样可以网站上随时接受预订，想购买最近日期的机票必须通过机票代理申请，并且航司通常只会在起飞前一周左右才放票。机票紧张的时候不是用“买”的，而是靠“刷”，跟摇号差不多。机票价格是平时的十倍，票代每刷到一张票，能有七千到一万人民币左右的利润，却依然一票难求。在这种狼多肉少大家都回国心切的情况下，有些票代会要求你先付定金才肯帮你刷票，被无良假票代骗钱的事情时有听闻。

我显然未能按原定计划让我太太和馒头坐上12月1号回国的航班。由于11月30号的航班被熔断，12月1号的航班作为保护航班，机票都被留给了30号的滞留旅客；我们用来候补的12月3号机票同样没能买到，而之后8号、10号、15号、17号的航班也确定熔断……随着熔断的航班越来越多，形势看起来越来越不妙。

 

为什么机票会这么难买呢？

首先，从印度转机回国的路线只有两条。根据防控规定旅客回国只允许中转一次，且必须在中转的第三国进行核酸和IgM抗体检测，再申请一次绿码。而能够在中转区提供检测服务的机场非常少，同时能满足转机条件的就更少了。比方说新加坡和东京有转机航班，但机场内没有检测，所以走不了；又比方说巴黎有检测但印度过去没有航班，所以也走不了；再比方说赫尔辛基有检测也有转机，但是转机时间超过了机场规定的24小时，所以还是走不了。归国心切的人们早已挖空心思把所有可能性都验证了一遍，最后发现只有德国和阿曼能转机回国。那些想要回中国的旅客，都不得不挤在极为有限的几条航线上，天价机票此时如同溺水者的救命稻草，被无数双手所争抢。

其次，每架航班的载客量是有人数限制的。按照防控的规定，每个国际航班在落地中国后如果出现5个以上确诊病例就会被熔断两周，载客越多显然意味着熔断的风险越高。为了降低熔断风险，有时候航空公司一个航班只卖四五十个座位，明明飞机上很空，票却买不到。对航空公司来讲，宁缺毋滥、抬高单价才是最优策略——即便只卖很少的票，也不用担心亏本；而一旦熔断那就啥钱都挣不到了。

第三，航班熔断会产生连锁反应。一旦航班熔断，可能原本应该由两三趟航班承运的旅客都挤到硕果仅存的那趟航班上，航空公司为了优先照顾这些滞留旅客，必然减少甚至中断机票的供应；除了滞留旅客，那些终于获得回国资格但未购票的旅客也会一窝蜂涌向剩下的未熔断航班，造成航班资源的挤兑。

机票的不确定，加上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获得回国的许可，让我太太颇为绝望——不光我走不了，她想先走也走不了。

人在绝望之时就会求神拜佛，我太太每天向他们家的护法神吉祥天母诵经祈求，还找了一个尼泊尔的仁波切寻卜问卦，问我何时才能平安归家。

那个仁波切这样告诉她：你丈夫两个星期左右应该就能出来；如果两个星期没出来的话，那就要等一个月左右才能出来；如果一个月还出不来的话，那就得在里面呆很久。

我太太作为悲观主义者，听完之后忧心忡忡，说你很可能要在里面呆很久都出不来；我听完之后哑然失笑，我说这算是哪门子仁波切嘛，这种预言不是那些街边摆摊的“半仙”的套路嘛，我也会啊！

——仁波切，我的病什么时候才会好呢？

——你的病两个星期左右就会好；如果两个星期还没好的话，那就得等一个月左右；要是一个月都还没好，那就需要很长时间才会好。

——仁波切，我什么时候才会怀孕啊？

——你两个月左右应该就会怀孕；如果两个月还没怀上的话，那大概需要花半年才能怀上；要是半年都还没怀孕的话，那估计就很难怀上了。

——仁波切，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解决台湾问题呢？

——放心，两年之内就能解决；如果两年还没解决，那就得等五年；如果五年还没解决，那就需要很多年才能解决。

嘲笑完仁波切预言的第二天早上，也就是11月27号那天，8点多的时候我太太接到了R.I办公室拉维的电话。

当她看到来电的第一反应是害怕好几秒，因为通常来说政府部门官员这么早打来电话不会有什么好事儿。数次计划被迫变更的不确定性，使她成为了惊弓之鸟，即便是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都会惊吓到她。

她胆战心惊地接起了电话。

拉维说：你丈夫的回国转机路线申请通过了。

我太太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反复跟他确认这一消息的真实性，随后喜极而泣，捧着电话就哭了起来……对她来言这意味着长达两个多月的煎熬终于要结束了。

这个世界上最煎熬人的未必是多漫长的等待，而是不知期限的等待，这就如同在黑暗中行走，无法判断方向和距离；而如果能有一个期限，便如同黑暗中有了一道让你可以追逐的光。就好像小龙女为了预防杨过轻生，于是在绝情谷刻字让杨过等十六年，是这十六年之约支撑起了杨过活下去的信念。最怕的是无期之约，不知道一切何时会结束……这种时候乐观之人或许尚能笑对生活，而我太太是个很容易被焦虑情绪所影响的人，总是给自己悲观的心理暗示，觉得我会继续被关上一两年……由于她自陷于这一悲观的妄想中，当好消息真的传来之时仍是难以置信，挂了电话了之后她又拨回去确认了一遍这是不是真的。

我太太立刻欣喜若狂地将这个消息告诉我，正跟我说到一半的时候，拉维的语音电话打了进来，正式实锤了我可以从德国转机回国。

我的第一反应是，幸好我太太的机票没买到，这回我们一家人终于可以确定一起走了。

然而不幸的是，几乎就在我得到回国许可的同时，新的变种毒株奥密克戎（Omicron）被官宣，一时之间在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恐慌——还记得我之前说的吗？谁知道三个月后世界又会变成什么样呢？果不其然。

刚刚才散去一片乌云，立刻又笼罩了新的阴影。

至此，我离自由和团圆只差最后一张机票，而这张机票恰恰是我这辈子最难订的一张票，没有之一。

民航局很快就宣布了新一轮的熔断和取消措施——80%从德国转机回国的航班都停了，我准备订票的那两周只剩一个航班能飞，整个12月份买到机票的希望都十分渺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