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营六记（三）狱居记闲_风闻

初来乍到集中营的头几天，由于食宿安排未妥、日常用品缺乏，日子过得实在是谈不上愉悦。

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住的问题，我进来之后很快就搞清楚了这个集中营的来龙去脉，此地原本是英殖民时期修建的一个监狱，后来由于不够用了，在边上又兴建了一个更大的监狱，正是我之前在谷歌地图上看到的那个。我们在里头住的那正儿八经是过去的牢房，一想到自己住在一栋优秀历史文化传统建筑内，自豪感油然而生。不过这种“坐牢”的新鲜感所带来的精神上的兴奋，并不能抵消生理上的屈折。

整个集中营划成了3个区总共有96间牢房，按照原来的规划设计有四分之一的区域是女子区，女子区牢房编号是W01到W20；但由于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事实上只划给了女子区从W01到W05这5间牢房，跟男子区严格地隔开，使用不同的大门进出，完全没有串门的可能。我刚来的时候关在此地的女人只有3个，集中营里的男女比例就跟梁山好汉差不多。后来又抓进来三名伊朗籍妇女，这些妇女都带着孩子，那几个孩子由于在外头没人照顾，也只好跟母亲一起住在集中营的牢房里。

我被关进来的时候整个集中营有120个人左右，而我走的时候有164个人，进来的人多出去的人少。这是因为十月份前后印度政府抓到了一条斯里兰卡偷渡客的船，那些偷渡客原本打算在印度这边换船偷渡去加拿大，总有59个人落网。第一批送到我们这里有23个偷渡客，给他们安排了一个空置的大房间睡通铺，那个房间下雨天屋顶会漏水，但无论如何肯定比偷渡时坐的船舱或集装箱要好吧。

在我离开之前，集中营还打算再关20个女的进来，于是要求住在W6到W20牢房的男人统统搬走。在住宿这个问题上，集中营里有着严重的贫富不均——那些已经在集中营里呆了好几年的老油条，往往独占一个装修豪华带厨房客厅的单间；新来的人被送到这个地方完全是懵逼状态，压根儿不知道自己该住哪儿。除非管理方强制安排，否则谁肯主动把自己的房间分享出来？就算管理方要求，有些人也会抗命。所以当他们要求那些男人从女子区搬走的时候，两边就僵持不下——你不给我安排好新的地方，我搬哪儿去？截止我离开时，这事儿尚悬而未解。有传闻说马杜赖（Madurai）附近兴建了一所更大的集中营，有五百个房间……政府投入越多的经费，下头人就有越多的油水，大力发展集中营经济为泰米尔纳德官员开辟了一条发财致富的新道路。

后来新来的人只能住集体宿舍

我刚来的时候集中营的长官安排我跟阿茂住，可当时阿茂已经有了室友，是个涉嫌偷渡案的斯里兰卡船员——他自己倒并不是偷渡客，而是给偷渡客开船的。那个斯里兰卡人的日常生活就是跟两三个不同的女人没日没夜地视频聊骚，他聊什么我听不懂，也没兴趣听懂。

牢房是按照单人单间设计的，但由于营地的拥挤，我来时大约有一半的人都是两个人一间。牢房的内部长约4米，宽约2.5米，由于窗户需要开得很高，高度大约也有4米。作为固若金汤的牢房，房间墙壁厚达0.5米，有着绝佳的信号屏蔽功能，因此牢房里的手机信号非常微弱。去掉厕所和水池占用的空间，牢房里的可用面积不到10平方。考虑到异味的问题，房间里的厕所一般不会用来上大号，小便也会尽可能去外面的公共厕所。

因为集中营的安排不当，我一开始的时候不得不三个人挤在不足10平米的小牢房里，我每次去找长官落实住宿的事情，他们都会推说明天帮你解决，于是明日复明日地拖了一周。

这是我对集中营牢房的第一眼初印象

从这个门锁设计就能看出这里真正的用途

外面的走道

感受一下墙的厚度，我这一虎口大约22cm

集中营里不提供任何的寝具，对于大多数南亚人来讲也不需要什么寝具，一张草席足矣，最多再加一条薄毯子。我在印度见过很多露宿街头的流浪汉，冬天只有十几度的情况下，晚上睡大街也就只有一条毯子。这里的很多人是从监狱保释过来的，而在监狱里连草席都没有，只发一条毯子。有些人离开监狱的时候，毯子留下不要了，这些毯子会被人收集去当垫子——在监狱里一条毯子是标配，两条毯子是高配，三条毯子是豪配，四条毯子那是牢头才能享受的待遇。阿茂在集中营里盖的毯子，正是他从监狱里带过来的唯一家当。集中营里至少毯子供应非常充裕，人均保有量堪比牢头。我到了里面之后发现带的睡袋实在是热得盖不上身，后来就拿了一条不知哪位前辈老英雄留下的旧毯子盖。旧毯子用途广泛，可以拿来当蚊帐门帘脚垫桌布抹布浴巾等各种东西，未来的考古学家发掘这个地方或许能发掘出一个“毯子文明”来。

至于在里头穿着也很简单，泰米尔人和孟加拉人的日常服装是纱笼，有些人平时就只穿一条纱笼，并且纱笼里头不穿内裤。洗澡的时候总能看到浸湿的纱笼包裹着他们的臀部，勾勒出或健硕或肥硕的臀部线条。这条纱笼也很万能——可遮羞，可当浴巾，可当被子盖，天凉时可长，天热时可短……

阿茂和他室友各有一张草席，铺在地上睡觉，小小的牢房里根本铺不下第三张草席，于是我当机立断订了一张折叠床和床垫枕头。房间里放一张床反而能够创造出更多的空间——床可以坐可以睡，床底下可以放杂物，对空间的利用是多维度的，就跟高低铺一样。白天把草席收起，晚上草席可以延伸到我的床底下，便解决了睡觉空间的问题。现在这样人跟杂物都堆在地上，对空间的利用效率十分低下。

不过第一晚床还没有来时候，我们三个人只能在这个小牢房里席地而睡。我可不想“第三者插足”睡在他们中间，躺去了房间最里面的角落，睡觉的时候脑袋就在厕所边上。由于前一天太累，我那晚倒是睡得出奇得好。正如同饥饿是最好的佐料，疲倦也是最好的安眠药。

 

第一晚是这样睡的

后来有了床就宽敞了

回想起自己早年做驴友穷游的日子，什么样的地方没住过？通铺、帐篷之类都是家常便饭。对我来讲集中营的住宿条件绝算不上是最糟的，甚至好过不少藏区的家庭旅馆。真正让我觉得比较煎熬的，是当地的气候。

我家所在的哥印拜陀是南印度难得的凉爽城市，而崔奇却是以炎热出名，这里每个最高气温低于35度的日子都值得珍惜。炎热的气温再加上2021年反常的降雨，使得这里的环境很像热带雨林。下雨的时候可以暂时稍微缓解一下高温，而雨过天晴之后暴晒加水汽的溽暑蒸人却是让人无处躲藏，空气中的湿度大，体感温度经常会超过40度，就好像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夏季的蒸笼天，身上永远是湿哒哒黏糊糊的，每天得洗三四次澡。这种情况就使得我们对下雨很纠结——连日晴好的时候盼着来一场大雨消暑，可这一时的凉快过后，却会带来加倍的闷热。

九、十月份还不算是当地最热的季节，就已经让我难以忍受；听说在最热的四、五月这里甚至会经常性的断水，无法想象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煎熬。2020年我在南印度这边体验了一个没有空调的热季，室内气温从未低于过30度，每天要洗四五次澡……本以为再也不会经历这样的噩梦，想不到在崔奇的集中营里又重温了一遍。

由于牢房的墙壁厚达半米，白天吸热晚上放热，这就使得牢房里头白天凉快晚上反而热。一开始我没毯子，那条温标15度的睡袋根本盖不上身。我平时就算再热的天，睡觉时也不会用电扇对着身体直吹；可这里同屋总是把吊扇开得很大，晚上无处可逃，不得不把睡袋的一个小角搭在腰腹上，以防肚子着凉，但裸露在外的双腿还是会被吊扇吹得几乎抽筋。后来我想出了一个办法——夜里用一件棉短袖包着小腿肚和膝盖，饶是如此头两天还是被电扇吹出了热伤风。

从10月下旬开始，热倒是不热了，2021年反常的天气让南印度经历了一场莫名其妙的雨季。每天都时不时来一场或者几场倾盆大雨，持续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那阵子印度报纸上也频频传来暴雨和洪灾在北印度山区和喀拉拉邦导致了人员伤亡的消息。连续几天集中的降雨甚至让金奈这座城市瘫痪，集中营里的一些人去金奈法院上庭的计划都被迫取消。照理说往年这时候印度就该进入旱季了，我在印度这么多年见过的雨加在一起都没这段时间多。

而集中营里都是裸土，被雨水泡成了一片泥泞不堪、举步维艰的沼泽，颇有一种“路上行人欲断魂”之感，连出门上个厕所都得犹豫许久。那一个月里集中营的路面就从来没有干过，好不容易有一两天不下雨，路面才稍微变硬一点，一场大雨下来便又泡了汤。一些积水塘总也没机会干涸，竟生出了水草、青蛙，渐渐变得像个小湖。这种天气只有鸭子们最为逍遥快活，纷纷下水嬉戏觅食。为了排去集中营里的积水，里面的人自发挖起了沟渠，沟渠末端颇有一股山泉的气势，即便雨停一日之后仍是水流不止，可见集中营内的蓄水之多。

这样说吧，自打开始下雨之后，集中营里生活环境近似于丛林。大家假如看过电影《阿甘正传》的话，应该会记得有一段阿甘在越南打仗赶上雨季，日日夜夜没完没了的下雨，就跟那里头的场景差不多，偶尔出个太阳如沐天恩，恨不得想要做个日光浴。酷暑的时候里我每天看着天气预报倒数着盼下雨，下雨的日子里又每天盼着出太阳，当看到天气预报显示接下去连续10天都下雨，内心的绝望更胜于连日的高温。这种持续的热带雨季导致了体内湿气毒气积聚——舌苔发白发粘，咽喉肿痛，手脚溃破……

虽然上海夏天也很湿热，但跟这里比起来则是小巫见大巫。我这才知道了过去在书里经常看到的“瘴气”究竟是什么东西，在生活条件艰苦医疗条件落后的过去，跑到这种地方赶上水土不服的话，那真是可以要人命的。不仅是我，阿茂和我太太也都因为这种气候产生了相关的症状。我的湿毒症状是最严重的，连续下了两个星期的雨之后，我的手上开始出现溃破，烂完手指头又烂脚指头。每个溃烂点的病程都一样，先是毫无预兆地鼓起一个小包然后破脓，溃破一两天后，就会自己慢慢收口痊愈。虽然来得快去得也快，但让人扛不住的是它反反复复发作，就跟身上长蘑菇似的，长完一茬又一茬，手脚上始终有一两个地方在溃破，前后溃破了十几处，对日常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只能一瘸一拐地走路。回想起来可能我的身体体质不大适合呆在湿热的地方，有一年去印度尼西亚海岛浪了一个月，结果脚上的脓肿久不愈合，回到上海就好了。我在集中营里手脚溃破的问题，持续下雨就持续发作，断断续续下雨就断断续续发作，准得跟天气预报似的。12月初的时候雨停了几天，我的脚本来都好的差不多了，突然有天夜里感觉脚上发痒，脓肿在冒芽，果然过了一会儿大雨便倾盆而下……这让我对雨天产生了极大的心理阴影。从此我不得不信服咱们中医的理论，湿毒这玩意儿是千真万确存在的。

为了排湿排毒，我自己因陋就简地用一把不锈钢勺子给自己刮痧。我以往身体一直很好，刮不出什么痧来，而在这边随手一刮便出了红痧，可见湿毒之重。然而当地人似乎完全不影响，我相信南亚原住民为了适应当地环境，必然在生理上已经产生了相应的演化。像我这种碰到湿毒就会烂手烂脚的个体，如果生在古代的南亚，恐怕早就被物竞天择淘汰掉了，能流传下来的基因都是充分适应了当地气候的。这种演化的副作用是极其怕冷，温度降到30度以下，这些人就忙不迭穿上厚外套戴上绒线帽，在我看来非常夸张——他们有多不怕热，就有多怕冷。另外他们巨辣无比的日常饮食，可能也对祛湿有一定的作用。

丰沛的雨水还意味蚊蝇的猖獗，里头到处是成群结队的蚊蝇，以及其它各种叫不上名字的虫子。每当下过雨之后蚊蝇就会大批孵化，苍蝇在白天非常活跃，而每天傍晚则是蚊子出动的时间——一个上日班，一个上夜班，有着良好的分工合作。你方唱罢我登场，让我们一刻都闲不下来。我因此练就了用抹布拍苍蝇的神功——“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苍蝇停在桌上的时候我将抹布以音速甩过去，最高记录一抹布拍死5只苍蝇。用电蚊拍打蚊子根本就不需要看，哪怕是个瞎子在那边胡乱挥电蚊拍，也能打死几十个。房间里的蜘蛛和壁虎是我们的好伙伴，牠们可以帮忙消灭蚊子，因此都任由蛛蛛在墙上结网。

在集中营才过了第一晚，我的双脚上就出现了密密麻麻的红点，不知道是被哪种虫子咬的；在集中营里的这段日子，我身上每时每刻至少有二十个以上蚊子包，不知道是身体适应了还是蚊子的品种关系，倒也不怎么痒；这里的蚂蚁也很会咬人，如果脚上突然传来刺痛了多半是被蚂蚁咬了；还有一次不知道被什么毒虫在肚子上咬了几个包，持续瘙痒了一个星期，三个星期之后咬痕才消退掉。

在这里呆久了慢慢便对各种虫蚁见怪不怪，将其视为环境的一部分，决不会大呼小叫——苍蝇想在身上叮就叮吧，懒得赶它们了；睡觉的时候常常会有虫子爬到脸上，随手抓起捏死扔掉，都懒得看是什么；有次吃饭的时候突然觉得有什么东西爬在脖子上，手一抓下来是只蟑螂，淡定地扔掉继续吃饭；走在树下经常会从上面垂下吐丝的刺毛虫，扯断丝扔地上自有公鸡来琢食；唯一有次让我起鸡皮疙瘩的是蚂蚁在我放衣服的纸箱里面筑巢，翻起几件衣服发现一窝蚂蚁居然在衣服上孵卵……幸好我对任何动物都不存在恐惧症，难以想象那些对蛇虫八脚不能自持的人在这边要如何生存。

集中营里才过了两晚，脚就变这样了

下雨时候蚂蚁搬家，光是蚁后我就看到好多只

一只神奇的拟态枯叶螳螂

跳到房间里来的蛙

集中营也是老鼠的天堂，里面那些人用来喂鸡喂鸭喂狗的剩菜剩饭，免不了让老鼠们分一杯羹。院子的草丛到处都是老鼠打的洞，有些自己扩建牢房所浇筑的水泥地面，老鼠在下面打起洞来更是会造成地面的塌陷。总之集中营里随处可见老鼠洞以及在洞口探头张望的老鼠，成天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钻来钻去，晚上睡觉也能听到老鼠悉悉索索的声音。我们有次发现老鼠居然在我们放杂物的纸箱里安了家，且不说将一些物品咬得烂碎，还储存了好多偷来的土豆和花生。集中营里的人不胜其扰，对老鼠深恶痛绝，那种毫无顾忌痛下杀手的风格完全不像主张“非暴力”的印度教徒。捕鼠笼和粘鼠板每次都能斩获很多老鼠，小的只如拇指，大的赛过手掌。有一个专门的水桶用来对捕获的老鼠处以水淹之刑，死老鼠则成了群鸦的盛宴。

老鼠的天堂

老鼠在纸箱里做的窝

老鼠在地下打洞，导致地面塌陷

集中营里老鼠的数量肯定远远要比人多，这种繁殖力旺盛生命力顽强的动物是杀不绝的，关键在于老鼠在这里没有天敌。我常想要是营地里能养几只猫就好了，不管牠们抓不抓老鼠，仅仅猫的存在就能对老鼠产生威慑。集中营倒是有十几条狗子，这些狗子不会抓活老鼠却会吃死老鼠，有一次一批被药死的老鼠未经掩埋就被扔在垃圾堆里，给集中营里小奶狗翻出来吃了，随后四条小奶狗全部毒发身亡。

爱狗人士切莫难过，倘若天下所有的奶狗全部存活那恐怕才是一场生态灾难。印度是个流浪狗泛滥的国家，每年全球死于狂犬病的人数有超过1/3来自印度。集中营里的狗子们过得比人还安逸，有人定时定点投喂，一个个都膘肥体壮饱食终日，吃死老鼠并非饥饿难耐而是动物本能。它们的繁殖速度远超出了营地的负荷，小奶狗存活率远高于外头的普通流浪狗，每次生下的小狗都不得不送出去一些，即便如此也早已狗满为患。

 

奶狗长大后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翻垃圾

大狗就懂得要从人那边要吃的

会有定时定点的投喂

除了这些与人类朝夕相处的虫蚁鼠狗，集中营的外边都是树林和空地，各种野生动物也经常会来造访，只是碍于高墙一般只有孔雀与松鼠能够进来。在印度这边看到野生的孔雀并非稀奇之事，但每一次遇见依然被惊艳到，雄孔雀拖着长尾飞上枝头的样子便如同传说中的凤凰，有一次甚至飞到我们集中营院子里的树上来——我到了印度之后才知道孔雀会飞，并非只会像我们在动物园里看到那样踱步与开屏。

集中营里甚至还有一只野兔，应该是从墙角排水孔钻进来的。野兔的警觉性极高，谁都近不了牠的身，从未被抓住过。当然，这也是因为那些南亚人没想过兔子可以吃，从未费心去抓牠。

这种与大自然相亲近的生活绝不浪漫，我常庆幸此地至少没有毒蛇出没。跟各种动物相处的另一大风险是疾病，鼠疫之类虽然没有，然而由蚊子传播的登革热则是实打实的威胁。印度本身是个登革热大国，秋季又刚好是登革热流行的季节，只是对于预防蚊子叮咬似乎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既然只能听天由命，那也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其实我很可能在集中营里已经得过了一次登革热。十月底的时候，我毫无预兆地发了一场高烧。前一天还精力充沛好好的，第二天就病来如山倒，浑身疼痛无力，感觉自己热度不低。这症状显然是病毒性的，虽然症状很像流感，不过发病的速度和方式却跟我以往得过的流感很不一样，当时心想自己先扛着看看，如果持续发热的话再去就医。扛了一天一夜，发汗之后倒是退了烧，但烧退得并不彻底，后来又有反复，整个人虚弱不振了近一个礼拜。

那段时间集中营里病倒了一大批，也不知道起源何处，阿茂的症状跟我一模一样，只比我晚发作半天。我们自己诊断了一下，觉得很可能是登革热。国内的朋友可能不大熟悉登革热，登革热属于热带常见的虫媒疾病，估计每年会感染 5000万到5亿人不等，致死2万人左右，感染死亡率低于千分之一，80%的登革热患者都是无症状或简单发热症状；另一个侧面的佐证是，集中营有个之前得过登革热的人在这场流行中毫无影响，登革热一共有5型，某型感染一次终生免疫。这场疑似登革热的疫情，大概率是那23个斯里兰卡偷渡客带进来的，然后通过蚊子传播了开来。

集中营管理方也知道登革热的风险，隔几周便会进行灭蚊。灭蚊用的是一种大烟筒，将那白烟在集中营的户外地区喷上一圈就完了，然而我全然感觉不到喷完之后蚊虫有显著的减少。之所以蚊虫肆虐，除了雨水之外还有两个诱因。一是因为集中营里的垃圾都露天堆放，十天半个月才会有垃圾车进来收一次，自行焚烧垃圾很普遍；二是因为这个集中营在设计上有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没有生活污水的下水管道。不过后来我突然想到，似乎包括我家在内的印度大部分社区里面也都没有专门的生活污水排水管，直接排放到街边的明渠中，为蚊虫滋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理想环境。我看到一个数据说印度城市中至少有一半的生活污水未经处理就排放到了河里，不处理生活污水本身就属于印度的一大特色。不同的是城市里的生活污水最后会流到沟里河里，毒害环境去了；集中营里洗菜洗碗洗衣洗澡的生活污水流来流去都在营地里，只能靠土壤吸收，毒害的是我们自己，成了蚊蝇的快乐天堂。

灭蚊

污水就这样直接排放

虽然有简易的蓄污池，但土壤吸收的速度根本比不上排放的速度，一下雨就毁了

集中营里洗澡洗衣服的地方是几个大水池，露天洗澡乃是南亚的地域文化特色。天热的时候水池里就是热水，天冷的时候就洗冷水，夏暖冬凉。连续下雨的那些天，洗澡水让人冻得直打寒颤，于是我用伟人洗冷水澡强身健体的故事激励着自己。洗澡的水池要定期清洗，否则很快会长水草积泥沙，同时漂浮着大量自寻短见的虫尸。另外，大家不要想当然地认为能下水池游泳解暑，水池是公用的，只能用桶从蓄水池里舀水出来浇自己身上洗，这一点所有的人都很自觉，从小的生活习惯使然。

习惯是非常顽固的东西，虽然这里头都是纯爷们儿，但那些南亚人还是沿袭了他们平时在街边河边露天洗澡的方式，始终穿着内裤或者纱笼，绝不会露出下体。他们洗下身的时候，会一只手拎起纱笼，另一只手伸进去搓洗；而湿透的纱笼正好粘在身上，无滑落之虞。由于大家都遮遮掩掩地洗澡，搞得我也不好意思痛痛快快脱光了洗澡，入乡随俗穿着内裤洗，洗完之后腰间围上浴巾，再在浴巾里头换内裤，最后把内裤洗了。无论是不脱衣服洗澡还是仅用一个水桶来洗澡，都属于技术活，亏我多年来混迹于印度各大宗教圣地猥琐地拍他们露天洗澡时早已耳濡目染，否则恐怕还真是不大容易上手。

就好像非洲赛伦盖提大草原的水塘会聚集各种各样平时不共戴天的野生动物，集中营里的水池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交场所，人们每天在这里洗澡洗衣服要花去很多时间，于是大家就会互相寒喧打招呼聊天，交流各种八卦和新闻。

集中营里的厕所倒还算干净，因为南亚这边习惯水洗，上厕所必备水桶，除了洗屁屁之外也会将便池内外冲洗一下。阿茂说他原来有点痔疮，到了这边每天用水洗连痔疮都好了。值得一提的是，上完蹲厕用水洗屁股也是一个技术活，并不容易掌握，技术不到位的话水会弄到脚上。我们中国人由于无法理解这种技术，常常都会脑补出用手指抠菊花的画面，事实上这种情况完全不存在——这就好像从来没见过筷子的人也很难想像要怎么操纵这两根小木棍吃饭，可洗屁股又不像用筷子那样可以演示给人看。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南亚这边的人甚至都无法接受尿液飞溅到脚上，要么站着小便完了之后立刻洗脚，要么索性蹲着尿——又怎么可能用手去抠菊花呢？另外有很多人会困惑如果不用手纸洗完要怎么擦干，关于这一点需要考虑到南亚普遍天气炎热，就算湿嗒嗒穿起来，风干得也很快。你要是像他们一样纱笼里头不穿内裤，就更加没有擦干的必要了。

集中营里的生活条件在许多人看来或许颇有些艰苦，但我倒是觉得这更接近生活本来的面目。除了潮湿闷热的天气有些不适应之外，其他状况都能对付。在现代文明诞生之前，人们不就是这样子跟各种动物一起生活的吗？不就是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适应大自然的吗？集中营里的这番生活体验，让我对南亚人民的传统生活方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况且这里至少有电灯电扇和自来水，能网上购物叫外卖，凭心而论我在集中营里日子很可能已经超过了印度的中位线水平。要是能给我一台电脑用来上网写作的话，在里头呆一年也没什么问题。湿毒只是季节性的，总能熬过去。

不过呢，这种所谓的“好日子”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石——吃！

对于中国人来讲，有中餐的地方就是故乡。生活在南印度的这两年里，我并没有特别想念中国的那种乡愁，正是因为每天都能吃到自己做的中餐。阿茂也是个会吃会下厨的广东男人，正是传说那种手脚勤快的“别人家的老公”；而我作为一个拥有丰富印度生活经验一手包办家中饭菜的上海男人，跟他的相遇可谓强强联手。我们俩在集中营里搭伙过日子，迸发出了无数中华美食的创意火花，共同谱写了一篇“舌尖上的集中营”。

这一切都缘于到集中营之后第一顿饭，让我产生了巨大的心理阴影。

在我来之前，阿茂和他的斯里兰卡室友搭伙。与其说是搭伙，倒不如说是他雇了个小弟——阿茂出钱买烟买菜，斯里兰卡小弟负责做饭打扫卫生。他们的牢房刚好是在最里面一间，抵着墙的角落里搞了一个简易的厨台。

集中营里头可以用炊具，但有两个限制。第一个限制不让用煤气罐，只能烧柴或者用电磁炉，毕竟煤气罐可以直接当炸弹使。集中营里的用电是不要钱的，而且供电出奇的稳定，停电概率要比普通社区小得多，毕竟这里是监狱的线路，要优先保证。第二个限制是不让持有中式菜刀这样的刀具（餐厅倒是有一把用来开椰子的砍刀），只能用水果刀切菜。我觉得中式菜刀其实比水果刀的威胁要小，水果刀捅死人难道不比菜刀砍人更容易？而且还更隐蔽和易于携带。

我到集中营的那天刚好是中午饭点，跟着阿茂一起去吃饭。小弟做了一大锅不知加了什么香料的饭和一小锅咖喱虾。斯里兰卡人的口味跟南印度是一路的，所有东西都能搞成奇辣无比的一坨糊糊。阿茂是从监狱过来的，没有挑食的毛病；其实我也不挑食，可那饭菜实在是把我辣得七窍生烟，最后倒掉了大半。我虽然生活在南印度，却几乎不吃当地食物，一来太辣，二来碳水化合物比例太高，非常不健康。很多人明明很瘦，肚子却是鼓鼓的，正是吃了太多碳水化合物的缘故。吃辣和高碳水饮食也有着必然联系——南亚穷人多，填饱肚子最经济的做法就是多吃米面之类的碳水化合物，少吃菜；要多吃饭少吃菜，免不了得把菜做得又咸又辣。

我在集中营吃的第一顿饭，辣得我没吃完

阿茂房间外面的厨房

斯里兰卡人在下厨

集中营里唯一一把砍刀是用来开椰子的，椰子是南亚地区的重要食材

我一琢磨，要是让我天天吃这种饭菜肯定受不了，难不成只能吃水果啃饼干度日？既然这边可以在网上买东西和自己做饭，那为啥我们不想办法改善伙食呢？

我跟阿茂一合计，我们俩一拍即合。他做饭也是一把好手，但原本这里就他一个中国人，因此他懒得折腾饭菜。这边天气炎热，当天的饭菜必须当天吃掉，独自一人显然不大好搞。现在我们有了两个中国人，搭伙吃饭可操作的空间就大了很多。

有了想法之后，我们先得找个厨房。

牢房外小厨台的那些炊具都是别人的，我们跟斯里兰卡哥们儿吃不到一块儿去，仅有的一个电磁炉头显然无法满足同时做中餐和咖喱糊糊。

阿茂表示不要紧——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他当即引荐了集中营里的一个叫皮特（Peter）的保加利亚人给我认识。

我前面提到过，这个集中营过去是一个自由度非常高的地方，直到一个保加利亚人的越狱终结了这一切——逃走的那个保加利亚人正是皮特的同伙。

皮特现年53岁，是个块头相当大的东欧斯拉夫人，身高1米85，体重恐怕有200斤，有一双湛蓝的大眼睛，尽管他现在已经谢顶并发福，但可以想像得出他年轻时的英俊帅气。皮特略微有些骆背，啤酒肚下面是两条细长的双腿，脑袋上寸草不生，我看到他的第一眼就觉得他神似动画片《神偷奶爸》（Despicable Me）里的格鲁。

阿茂第一次带着我造访皮特是为了借盘子吃饭，他的住所看得我简直惊掉了下巴——我敢说这样的住宿条件已经超过80%的印度人。他的牢房门外扩建出了一个专门的厨房，厨房里有灶台有烤箱有榨汁机有调料架有冰箱有锅碗瓢盆有水槽和“自来水”——不过这“自来水”其实只是一个塑料桶下面装了一个龙头。我一开始傻傻地以为需要自己用提桶来手动灌装，后来才发现皮特准备了一根很长的软管，可以直接从厕所的龙头把水接过来。

既然有厨房怎么能没餐厅呢？厨房利用的是牢房门前走廊空间，以此向外延伸又搭了一个简易的凉棚作为客厅，凉棚的框架用的是木料和椰子树叶，地上浇了水泥，里头摆着桌椅，顶上还装着吊扇……值得一提的是，集中营里的餐桌非常稀缺，因为南亚人吃饭的时候习惯于席地而坐，餐桌并不是他们的必需品。

这样一套“三进三出”的住所里里外外约摸总共有20平方米，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走进他的牢房一看——哎妈，这哪儿是牢房啊？分明是一个带卫生间的卧室好吧！皮特独占了一个单间，由于大部分的杂物都放在了厨房里，因此内里十分干净宽敞。他睡的是一张牢固的单人铁床，床上有一张席梦思床垫和三个大枕头。最叫我感叹不已的是厕所里居然安装了一套淋浴系统，把一根带莲蓬头的水管接在了厕所旁边的水龙头上，然后把莲蓬头固定在蹲厕上方，同时装了防水的隔断和浴帘，干湿分离。不过呢，热水器就别指望了，当气温高于35度的时候，水龙头里放出来的本来就是热水。另外他还有一个折叠的坐便装置，可以让身材巨大的他坐着拉屎。

皮特家的客厅

厨房

卧室

淋浴

需要提前灌装的自来水

水管得从厕所接出来（水管是两根接起来的，所以颜色不同）

皮特作为一个欧洲人，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都与南亚这个地方格格不入。我进来的时候，他已经在集中营里生活了27个月，因此有充足的时间和动力把这里的一切都改造得符合他的生活习惯。

我们去借盘子的时候，皮特正在用他的烤箱烤鸡腿。我对他的厨房垂涎不已，以外面的标准来看这厨房肯定很简陋，但在集中营里面绝对是豪华配置，没法苛求更多，毕竟这里有些斯里兰卡人还在用土灶做饭呢。皮特比我们更受不了南印度这边奇辣无比的饮食，他的最爱是面包、披萨、奶酪以及加了土豆、豆子的炖肉，并不怎么喜欢吃米饭，但无论如何中餐都是比南亚饭菜更好的选择。皮特有时候会自己烤面包，只是那个面包的味道实在不敢恭维；不过他做的煎蛋非常好吃，后来我发现其秘诀是加大量黄油，这么多黄油加下去想不好吃也难；我从他这里学到了两样东西，一是如何用印度这边的奶豆腐来腌制奶酪，二是如何用酸奶来做土耳其和伊朗非常流行的一种饮料——Ayran。我第一次在伊朗喝到这种饮料的时候觉得很不习惯，后来因为当地一些套餐经常会附送，居然喝上头了，越喝越喜欢。

保加利亚和土耳其是邻居，我虽然没有去过保加利亚，但对土耳其还是挺熟悉的，加上我去过不少东正教国家，所以倒也能跟皮特聊一些风土人情。我发现保加利亚人和土耳其人在饮食上非常相似，最大的区别可能就是吃不吃猪肉。皮特嗜猪肉如命，他说保加利亚人每个星期吃5天猪肉。集中营里有穆斯林，因此餐厅里从不做猪肉；另外这里相当一部分斯里兰卡人虽然在宗教上并无不吃猪肉的忌口，但由于他们从小既没吃过猪肉也没见过猪跑，看到猪肉也会非常纠结。因此在吃猪肉的问题上，我们跟皮特也是一拍即合。

果然是能吃到一起才能过到一起，我们在没有做任何约定的情况下就达成了默契——皮特的厨房给我们使用，而他则接受我们的投喂，每天饭来张口即可。从此我们三个人组成了饭搭子，三个人一起搭伙是最完美的，既不会让做饭成为一种负担又能每天吃上新鲜的食物。我有时候想想真不知道皮特是几世修来的福分，每天俩中餐大厨轮流给他做饭。他十分震惊于中餐的各种神奇技法与搭配，跟他在伦敦中餐馆吃到的很不一样，他表示以后回到保加利亚自己也可以开个中餐馆了。我说我们做的也不能算正宗中餐，确切的说是“集中营中餐”，利用极有限的条件做出来的——别的不说，就说正宗中餐怎么可能连小葱都没有。

在印度生活的这两年，让我学会了要如何因地制宜就地取材。阿茂原来每天早饭吃的是饼干和香蕉，我说印度这边各种杂粮这么多，咱们完全可以熬粥嘛，晚上烧好了第二天早上喝，于是绿豆粥小米粥南瓜粥红薯粥黑米粥轮番上阵，前一天如果炖了鸡汤还能熬鸡粥……从此我们早饭就是各种各样的营养杂粮粥。

同时我知道哪些中餐调料能在印度亚马逊上买到，哪种印度大米烧出来的饭比较接近中国人的口味，哪些原料可以李代桃僵凑合着用，哪天市场上的海鲜最新鲜……过去两年来摸索出来的印度生活经验让我们在集中营里过上有滋有味的生活。9月底的时候我太太曾经来集中营探望过我一次，我让她把家里不吃的东西都带了过来，尤其是那些不远万里从中国捎带过来的食材调料。于是我们拥有了香菇粉丝木耳面条生抽蚝油花椒油豆瓣酱香辣酱……在极大程度上解锁了许多菜式。她还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给我们，那就是筷子！筷子虽然能从亚马逊上买到，但快递要两周。烹调中餐离不开筷子，在等不及的情况下阿茂曾找了根木柴花了半天时间自己削了一双筷子——集中营里的人最不缺的显然就是时间。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们一点点给厨房里添置了不少厨具，包括两口更大的锅——一口炒锅和一口高压锅，我还让我太太把家里的九阳豆浆机给我寄了过来。有了豆浆机之后，自己再用餐厅卖的飞饼做个鸡蛋灌饼，一口豆浆一口蛋饼恍惚之间仿佛自己身在国内。

过去我带着我父亲一起在外旅行的时候，他时常充当队中的大厨，能用一口非常简单的电磁炉煎炸烹炒，令我叹为观止。在集中营里做饭的时候我就意识到，只要人有那个意愿去做一件事，办法总比困难多，再简陋的条件也一样有办法做好。人的创造力是无穷的，比如蒸鱼需要一口大蒸锅，于是我们直接用一个不锈钢脸盆放在电磁炉上来蒸，再拿另外一个盆倒扣在上面。虽然蒸汽不是很足，密封性也不是很好，好歹解决了没有到有的问题；由于只有一口电磁炉可用，还训练出了我们高效率的时间管理能力，整个集中营可能只有我们是按时吃饭的。

阿茂的技能跟我能够充分互补，会做萝卜干、晒陈皮、种蒜苗、腌酸豆角……他从小生活在广东靠近海边的地方，处理海鲜很有一套。南印度这边可以买到非常新鲜的野生海鲜，而且价格相当便宜，手掌大的野生虎虾才30块钱一斤，其他各种在国内一两百块一斤的野生海鱼在这边只要20块左右，吃到就是赚到。阿茂换着法儿做各式各样口味的鱼，清蒸鱼红烧鱼干锅鱼干煎鱼生鱼片粉丝奶豆腐鱼汤……

晒萝卜干

成品萝卜干

泡酸豆角

熬炼猪油

皮特觉得我们花太多时间在做饭上面，夸张地说我们一天要花8个小时做饭。但你们说关在这里头除了动脑筋吃好点儿之外还能有什么其他的盼头呢？白天没啥鸟事儿，晚上鸟没啥事儿，吃上一顿好饭菜简直成了生活全部的寄托。为了安抚这副中国胃，没有办法要想出办法，没有条件要创造条件。像皮特这种在不列颠岛国生活了8年一看到土豆就两眼放光的人，显然无法理解我们这种舌尖上的乡愁与情怀。

作为两个“以食为天”的中国人，我跟阿茂凑在一起几乎有一半时间都在讨论要吃什么以及怎么吃，这是最容易能让身在异国他乡的中国人产生共鸣的话题。集中营里有人养了两笼鸽子，我们经常意淫着搞只鸽子来炖汤。然而人家的鸽子却并不是养来吃的，纯粹当做宠物，每天傍晚都会让鸽子出笼放飞——自己都身在笼中，还这么有情怀，教我们这种整天只想着能不能吃、好不好吃的人感到很惭愧。惭愧之余，嘴巴还是要继续馋的，最让我们眼馋的莫过于那些走地鸡了。但由于这些鸡不吃饲料，长得非常慢，连他们自己吃都不够，还要留着下蛋，所以怎么都不肯卖给我们。大家可能觉得这些鸡散养在外面，有没有可能像电影《甲方乙方》里那样偷鸡吃呢？之前还真有人干过半夜偷鸡的事儿，第二天早上鸡主人气急败坏哇哇大叫，跑去办公室调看监控录像，把偷鸡贼给找了出来，最后让赔了2000卢比（约合170人民币），这比到市场上买一只走地鸡还要贵。

集中营里的鸭子则是供大于求，我们对那些鸭子没什么兴趣，以我们现有的条件要烹调鸭子实在有难度——坦白说来就是我俩都不知道要怎么在没有料酒或啤酒条件下把鸭子烧好吃。鸭子并不在南亚人民的日常食谱上，因此其他人对鸭子的兴趣也不大。皮特会从养鸭的人那里买鸭蛋，那人成天忽悠他买鸭子，有次皮特心动买了一个，亲自下厨烹调，果然肉又老又腥，最后甚至都没吃完。他说，This is the first duck and last duck——这是第一只也是最后一只鸭子，再也不买了！

这里的鸭子杀出来很小一只

毫无疑问，我们是整个集中营里吃得最好的——不但懂得要吃什么，同时也完全不计较花费。比方说30多块钱一斤的野生海捕大虎虾（700卢比一公斤），集中营里的南亚人根本不舍得吃，我们却觉得这么便宜的虾吃到就是赚到。鱼、鸡、猪、牛轮着翻花样，现买现做现吃，基本没有隔夜饭菜；西瓜菠萝苹果甜橙木瓜番石榴各种水果不断档。你别瞧我们似乎每天大鱼大肉，我们只要花样多，但食量并不多，阿茂作为广东人讲究吃得少而精，每顿只吃七分饱，吃完饭就遛弯儿。在湿毒发作之前我每天都要在营地里来来回回走两个多小时，而且除了每日三餐之外几乎不吃任何零食。我们这种吃法看起来好像很奢侈，算下来每人每月也只不过花费一千人民币左右——毕竟自己做饭能花得了多少钱？加上印度物价本身就低廉，即便被采购商加价剥削也贵不到哪儿去。

白灼秋葵

冷面+干锅鱼

手撕鸡

骨头汤面+南瓜烤鸡腿

大盘鸡

红烧猪蹄

这种虾才30块钱一斤，我们觉得太便宜了，可惜只买到一次

鱿鱼也只买到一次

这种海鱼我们一周要吃好几次，不过20块钱一斤，这样一条6斤的鱼只要100块人民币

（本文中对阿茂的肖像照片使用，已得到了他的授权）

鱼头做剁椒，鱼肉切生鱼片

当然，一千人民币的餐标（约合11600卢比），比起集中营发的5250卢比“工资”，已然翻了一倍，这里很多人没有收入也没有积蓄，平时得靠着这点“工资”过日子不得不省吃俭用，为了省钱大多数人每天只吃两顿饭。如果不自己做饭，每天两顿饭都在餐厅里吃的话，一个月大概要花七千多卢比，光靠发的钱并不够。集中营里头最穷的几个小孩连手机都买不起，平时会在餐厅打杂，他们打杂不但没工资，还得每个月倒给餐厅2000卢比，餐厅才肯包他们的饭。按这样推算下来，他们在餐厅每天从早干到晚，一个月的报酬大约五千多卢比。不过呢，加上集中营的“工资”他们每个月能够存下三千卢比，也算是相当不错了——集中营里除了吃还有其他开销，日常生活用品都需要自己买。

可我们这样每个月收五千花一万，买菜的钱不够怎么办呢？集中营里存在自然的金融流通，餐厅老板这边有“提现服务”，转钱到他的指定账号，可以给你现金，但要收取5%的手续费，而且他现金供应十分有限，不会多于一万卢比；另外采购商那边也可以充值结算，提前打了个一万卢比给他再慢慢扣。大金额采购的支付都要通过转账完成，先款后货，我在里面买手机就得先转账。

于是集中营里有一些土豪，在里面完全可以大手大脚花钱，比如搞装修搞扩建搞派对。不客气地说，我跟阿茂在集中营里也算是“土豪”了，可以实现海鲜自由、牛肉自由。不过我们跟真正的土豪比起来那是小巫见大巫，南亚人民本来就喜欢高调炫富，我在里头赶上过三四次土豪过生日请客——有一次甚至并不是土豪本人，只是土豪家里的儿子过生日——宴请整个集中营里的一百多号人吃一顿羊肉香饭（Mutton Briyani），堪称南亚最高标准的款待。这样请全村儿人吃个饭，大概花不到两千块人民币，架起柴火土灶自己烧，只需要出个食材的成本。但印度的羊肉不便宜，那么多人吃至少得买30斤羊肉，每斤三十多块钱，光是羊肉就得花一千多块。我平时是一名羊肉爱好者，但在集中营对羊肉完全没有胃口——天气已经这么热了，再吃羊肉岂不是热上加热。

土豪请全村吃饭

我一次都没吃过，因为太辣

在里头做饭比较头疼的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没有绿叶蔬菜吃，唯一能搞到的勉强称得上叶子菜是卷心菜。集中营这个地段比较邪门，不在印度的生鲜电商Big Basket的配送区域，采购商也不愿去帮我们在外头找。有次餐厅老板跟我们说他可以搞到生菜，但每颗要价350卢比（约30人民币），我们一口答应，但即便如此高价的悬赏他依然没有搞到。蔬菜吃来吃去都是瓜果根茎豆子之类，丝瓜南瓜黄瓜葫芦瓜，成为了一名标准的吃瓜群众。

二是缺一把比较趁手的中式菜刀，用水果刀不方便切丝也没法儿斩劈。蔬菜类的还好解决，关键是鱼和肉类。在印度这边买鱼肉的时候千万不能让鱼肉摊自由发挥帮你处理，否则那个鱼和肉就毁了。比方说他们杀鱼的时候会把最好吃的鱼脸和鱼腩都切下扔掉，清理螃蟹的时候会把蟹黄蟹膏扔掉；又比如他们切肉会默认切成两厘米见方的小块，烧的时候一缩水就成了肉丁，做出来的菜都是烂乎乎一团。

为了按照中餐的习惯来烹调，我们每次让他们把完整的鱼和肉拿来，自己来处理。靠一把小刀来切鱼切肉切鸡，不得不发挥出庖丁解牛的高超技巧。在这点上我非常佩服阿茂，我在家里用菜刀都得很费劲才能把大鱼头一劈为二，他每次拿着一把小刀用巧劲就给搞开了；后来我也在肢解排骨的过程中领悟出了让刀尖游走骨头缝隙的奥义，用一把小刀就能切出猪大排，从来没想过切肉也能切得这么有禅意。

开局一把刀，杀怪靠巧劲

第三个问题是我们缺一个靠谱的采购。集中营里的物资供应，你要么在自己网上的平台买，要么就只能让采购商帮你买。为了保证新鲜度，肉食蔬果之类的生鲜采购高度依赖采购商。我过去还以为崔奇是一座到处是庙宇的印度教圣城，却没想到这边猪牛羊鸡海鲜都能轻易买到。集中营的采购商本身是这边的内部人员，连英语都不会说，沟通起来十分费劲，只能跟他看图说话。卖给我们的东西贵也就算了，关键还总是买不到我们要的。我们感觉他这个采购的副业干得相当漫不经心，每天只到固定的地方采购，如果那个地方没有他就跟你说买不到。就算把图片给他看他还是经常会买错，比方说让他买芋头会买成木薯，灯笼椒会买成尖椒，尖椒又会买成干辣椒，猪排总是买成猪腿；最气愤的莫过于买螃蟹，说好了不要清理，结果还是把蟹黄蟹膏都给洗掉了……好几次都有冲动想把他买来的东西扔到他脸上，然而人家是政府官员得罪不起，由于语言不通无法投诉，同时由于垄断经营也无法退货，我们只好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

不懂英语的采购商，交流主要靠图片

因此呢，经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我跟阿茂满怀期待地等着他把采购的东西送来，兴致冲冲地讨论着要怎么烧，结果送过来的东西完全货不对板，导致我们原来想好计划落空。后来我们渐渐适应了这种“开盲盒”模式，对他买的东西不再抱有期待——没有期望就没有了失望——等拿到食材之后再决定要怎么做。拿到的是猪排就做红烧，拿到的是猪腿就做蹄膀汤，堪称“薛定谔的采购”。

阿茂成天都说能放他出去买菜就好了……哎，身为大厨却没法亲手去挑选食材的痛苦恐怕大多数人都不会懂。

这样的情况迫使我们发挥创意用有限的食材创造无限的可能，在集中营里面特别能懂得物资的珍贵，这里不会有东西被浪费掉，一切事物都能变废为宝，自己动手的低成本乃至零成本改装改造随处可见。比方说水瓢是用食用油桶做的，桌子是把板条箱拆了以后做的，养鸡的鸡笼是用放鸡蛋的蛋格做的，门口的蹭脚垫是麻布袋做的，门帐是用旧毯子做的，断了腿的塑料椅子支根木棍继续坐……这类凑活的创意在印度有一个名称叫做Jugaad，我曾经在《为什么印度发展制造业这么难》一文中介绍过，集中营这样的环境更是让凑合主义发挥到了极致。

自己手削的筷子

鸡笼

捣蒜泥

每张椅子出一条腿儿

饮用水桶里填上土就是个凳子

瓶装水瓶子倒过来也是个凳子

箱子拆了钉成板墙

最让我惊叹的莫过于他们出于对酒精孜孜不倦的追求，从而爆发的巨大创造力。

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文化都把酒视为洪水猛兽，酒在集中营里面是绝对的违禁品，就算有钱你也搞不进来。但人性这个东西往往越禁越泛滥，集中营里就有几个酒鬼，在买不到酒的情况下搞起了私酿酒，而我在里面也学到了很多关于酿酒的知识。

酿酒比大多数人要想的容易得多，最容易的莫过于葡萄酒，葡萄汁可以自发酵，不需要酒曲。用葡萄酿酒是公开的秘密，因此集中营的看守会限制他们购买葡萄，每个人每次只能买1公斤。但这显然难不倒他们，把额度分散给不同的人即可。

皮特作为东欧毛子文化圈的一员，对酒精饮料有着莫大的热爱，他说自己家酿葡萄酒在保加利亚很寻常。我见到过好几次皮特做葡萄酒，他直接把葡萄揉碎，再将葡萄汁过滤出来，加入糖和面包酵母装在瓶中即可——加糖是为了可以转换出更多的酒精；葡萄可以自发酵，酵母本是可以不加的，纯粹是替代酒曲来用，加速发酵。我这才头一回知道原来面包酵母也可以用来酿酒，集中营管理方也知道这个偏方，因此把酵母列为了违禁品，得通过特殊的渠道才能搞进来。

除了葡萄酒之外他们还会做椰子酒，椰子酒更简单，把椰子汁收集起来，然后加入糖和酵母即可。这种椰子酒我过去在喀拉拉邦旅行的时候喝过，当时还以为是当地的米酒，不但喝起来就跟米酒是一样的味道，乳白色的悬浊液看起来也跟米酒一样，现在才知道原来是椰子汁做的。

这些酿造酒并没有什么稀奇的，材料容易取得，步骤也很简单，没什么技术含量；让很多人可能想象不到的是，他们在集中营里面居然还能做蒸馏酒。

我有次看到皮特把番石榴、橙子、香蕉等各种水果用粉碎机打碎了混在一起装进桶里，我问他这是做什么，他说是做Vodka——伏特加。我当时就懵了，伏特加不是用土豆做的吗？他作为毛子文化圈酗酒文化的传人，不可能不知道啊！用水果做哪门子伏特加啊？而且伏特加不是得蒸馏吗？后来我才恍然大悟，皮特的英文水平有限，把蒸馏酒统称为伏特加，他的意思其实是说这玩意儿是用来做蒸馏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