驴神之死！_风闻

    在中学课本上，有一篇古典寓言《黔之驴》，出自“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773年至819年）之手。一提起柳宗元，会很快让人想到他的《捕蛇者说》《卖炭翁》等传世名篇，在大唐繁华盛世的许多角落，确有不少靠捕什麽和卖什麽为生的底层民众，捕蛇者、卖炭翁是人间苦海中的两个代表，每每读之，心有戚戚焉。黔之驴却与他们完全不同。

    相比于《捕蛇者说》和《卖炭翁》，《黔之驴》的篇幅也是出奇的精悍简短，故事全文加作者点评仅160余字，但丝毫不妨碍《黔之驴》成为柳宗元笔下政治寓意最深刻的文章。

    可惜，后世有“好事者”将它削肉剔骨，加工成了一具骷髅形的四字成语。那就是现在让人耳熟能详的“黔驴技穷”。之所以说“可惜”，“黔驴技穷”无法准确传达《黔之驴》原文要旨。试想，黔之驴命丧虎口，如此悲哀的结局与其说是客观的“技穷”导致，还不如说是为主观上不知“技穷”所害。

    假如真的只是“技穷”问题，那么只要勤加苦练，掌握新的神技，在老虎张牙舞爪再度扑上来之时就能将之踢趴在地，便能一洗前耻，做个快乐的吃草拉磨之驴。

    但是，如果情况根本就不是四字成语避重就轻地说的那么简单，即根本问题绝不是“驴技”的问题，那又该如何理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短得不能再短的《黔之驴》，然后与友邻“印度驴”殊途同归的遭遇做一横向比较，或许能够找到更接近真实的答案。

    《黔之驴》全文如下：

    “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蔽林间窥之。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

他日，驴一鸣，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己也，甚恐。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益习其声，又近出前后，终不敢搏。稍近，益狎，荡倚冲冒。驴不胜怒，蹄之。虎因喜，计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㘎，断其喉，尽其肉，乃去。

噫！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作者开篇用了三个字完成了对故事发生地状况的交代，即“黔无驴”，唐代的黔地相当于今天湘桂川三省交接及周边的广大地带，当年“安史之乱”（755年至763年）初期，安禄山等领“胡人联军”从华北杀向长安，唐玄宗战略性大撤退疾走西南——就是黔地这个大后方去避乱。“安史之乱”撕开了胡汉之间被盛唐繁华掩饰的裂痕，对大唐中晚期及后世都造成了深远影响，而柳宗元生活的时代就在那持久的余波震荡期，宫廷与社会笼罩在一片谈“胡”色变、藩镇割据的阴郁气氛之下。

    “无驴”，意思是“好事者船载以入”之前是从来没有过驴子的。正因为这个情况，接下来才生出两个新事端，一是驴来到此地“无可用”；二是附近老虎见之一时被驴子的大块头迷惑，“以为神”。这能笑话老虎没见识吗？不能吧。所谓“没见识”常常是一种可贵的朴实，那是优点。历史的列车也常常奔驰在朴实奋斗取代腐朽无能的周期轨道上。

    小看了老虎，甚至以为人家是纸糊的，即便是被戴上了神的光环，驴的神气光景是无法维持长久的。

    虽然原文题为《黔之驴》，但我总觉得“题不对文”，文中最有戏份的怎么看都是老虎，而不是驴子。以一个失败者为题，那一定是警示教育篇。

    一开始，驴子和老虎两看“莫相知”，彼此陌生是自然的。有一天，驴子估计忍受不了僵持的折磨，率先发动了，以期“一鸣”惊虎。初次的隔空“交战”，效果不错，老虎竟然“大骇，远遁”了。

    老虎被可怕的驴叫吓得逃走时，有没有夹着尾巴，作者虽然没有充分照顾到后来人的情绪，在这方面着墨甚少，但是多少还是刻画了一副老虎以为驴要来吃它而感到“甚恐”的情状，所以留给后人可供发挥的空间是有的。想象老虎夹着尾巴逃跑了，也不要忘了想象一下，目睹老虎逃跑的驴子不知该有多么的威风和神气，“一鸣”的卖弄岂能喂饱无限的虚荣，想叫就叫，叫个不停，那才能让身心飘飘欲仙，舒畅至极。

    老虎真不是纸糊的，恰恰相反，是精明老到、智慧十足的老虎。

    老虎安定惊魂之后，发现驴子并没有追上来吃掉自己的打算，驴子崇尚的估计是“得饶且饶”的中庸哲学。然后，老虎又回去了，先是一番“往来视之”，察觉驴子像是“无异能者”，大概率上排除其为神的可能。怀疑一旦坚定，恐惧日渐消弭。于是，老虎越来越习惯于驴叫，壮胆“近出前后”。不过，为谨慎起见，暂时“不搏”。轻松玩耍是猫科动物投入战斗的最佳状态。此处，作者也许尽量给驴子留点面子，所以才虚晃一枪地说老虎当时“不敢搏”。其实，那本质不是敢不敢的问题。

    很快，老虎摆出了进一步挑衅的姿态：越来越抵近的侦查，越来越轻佻的举动，简直如入无人之境。不知，老虎跳前跑后，有没有差点崴了脚脖子。

    驴子终究是“不胜怒”，使出了自以为是的杀手锏，“蹄之”。或许，一蹄，不中，再蹄，还不中，接着会不会就乱蹄了？没有吃过驴肉，但终于见到了驴出招，老虎大喜，心中冷笑道：“技止此耳”，此神的能耐就这么几下呀！老虎不发威，一发则是干净利落“四连击”：跳起、大㘎（吼）、断喉、尽肉。美餐一顿，扬长而去。

    老虎的口福不是一般的好。用吃货俚语来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飞不上天的老虎在地上吃了驴肉，也就等于吃了龙肉。

    “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类有德”而没有德、“类有能”而没有能，作者最后给出的这一句点评，鞭辟入里，道出了一部分历史的真象。

    形体庞大，好像很有风度和德性；声音洪亮，好像很有本事和能耐。统治者外强中干的这一可悲面目，对改良政治从抱有希望跌至失望甚至绝望的柳宗元算是看透了。

    但是，柳宗元好像还保留了一丝幻想，“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假如驴子不以小伎俩去招惹老虎，不落入老虎的圈套，或许就不会自寻死路。

    事实不容假设。那样可笑而可悲的假设，连柳宗元自己想想都哭笑不得，“今若是焉，悲夫”：今天就是这个样子啊，太可悲了！

    《黔之驴》落幕了，但故事还在循环重复。柳宗元的悲叹就在于他个人解不开历史恶性循环的扣子，蠢驴若不断出现，老虎们正偷着乐。

    上文已经说了，在古代印度也有这么一只“黔之驴”，或许“黔之驴”是印度驴的变种。接下来，不妨把两只驴摆一起来比较一番。

    古代印度有一本早于公元前6世纪就已成集的民间寓言话本——比古希腊的《伊索寓言》还早——名曰《五卷书》，其中第四卷第七个故事，讲的就是类似于黔之驴的印度驴的不幸遭遇。

    需要补充几句，在古代世界，梵文版的《五卷书》曾被转译为很多民族语言（如蒙古语），却不见有汉语。第一个汉语版本仰仗于已故国学大师季羡林之手，那已经时值20世纪下半叶了。然而，这并不表示《五卷书》对古代中华世界没有产生作用。相反，自汉代以来，通过有大量引用《五卷书》中故事的佛教经典，印度的民间故事和智慧对中国文学及创作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因此，很难说崇信佛教的柳宗元没有受到过印度故事的启发而写出了《黔之驴》。

    话不多说，不妨一看印度那个驴之死的事故。现从羡林师的译本摘抄部分如下：

    “在某一座城市里，有一个洗衣匠，名字叫做叔托钵吒。他有一条驴，因为缺少食物，瘦弱得不成样子。当洗衣匠在树林子里游荡的时候，他看到了一只死老虎，他想到：‘哎呀！这太好了！我要把老虎皮蒙在驴身上，夜里的时候，把它放到大麦田里去。看地的人会把它当做一只老虎，而不敢把它赶走。’他这样做了，驴就尽兴地吃起大麦来。到了早晨，洗衣匠再把它牵到家里去，就这样，随了时间的前进，它也就胖起来了，费很大的劲，才能把它牵到圈里去。

有一天，驴听到远处母驴的叫声。一听这声音，它自己就叫起来了。那一些看地的人才知道，它原来是一条伪装起来的驴；就用棍子、石头、弓箭，把它打死了。”

    印度的故事中，一开始出现了一个洗衣匠，这个人物似乎可以对应上那个在《黔之驴》中一闪而过的神秘的“好事者”。而印度的洗衣匠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简直是男一号，他所思所想的坑蒙拐骗、投机倒把之术占了故事的大半篇幅，驴子则像是他手中的一个道具。

    印度故事，老虎一开场就无声无息、不明不白地死了。而老虎在《黔之驴》中身兼重任，缺它不可；缺了它，驴子就真的成了神，天下无敌，无比任性。

    既然印度的驴子仅仅是个道具，它被人蒙上虎皮装老虎，不小心露馅之后，又被人干净利落地打死了。这完全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磨磨叽叽的所谓“印度人”做出来的事，故事中的“印度人”贪婪成性，也残暴成性，他们个个都不是吃素的，只有可怜的驴因偷吃了素而惨遭身灭。

    且不论，印度驴是否罪该一死，再回看《黔之驴》，我彻底明白柳宗元的悲鸣了。一只居心叵测、老谋深算的老虎对一头不知天高地厚的蠢驴下手，整个过程算是费尽周折，耗时甚长，而现场却连个像样的人影都没见着，特别是那个始作俑者的“好事者”，全都去了哪儿了呢？难道是在场的人都已屏住呼吸，耐着性子等候一场“驴蹄与虎爪的对决”上演，还是眼看着大祸临头，早已各奔东西去也？

    两只驴都死了，但死的寓意有很大的不同，印度驴之死，彰显正义终归是在部分人的手中，而黔之驴的死，纯粹是禽兽冲突，而旁观者有比场上的禽兽好多少呢。

    让死驴对自己的死负责，这于现实和未来有何用？！没有当但，又无法保持朴实的品质与冷静的姿态，只会重蹈覆辙。

    如果要从中故事中汲取一点养分，我想把它们归结为这样一个结论：一个自高自大到发了狂的国王，一只春情发动的蠢驴，它们之间没有差别，如果任其都走到歪路上去，这个责任主要应该由大臣和看驴人来承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