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包善良：加勒万河谷冲突后，印对华边境政策将持续强硬？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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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2020年6月中印加勒万河谷冲突至今，两国边境呈现谈判与对峙、缓和与摩擦并存的复杂局势，边境争端已成为影响中印关系走势的关键议题。印度对华边境政策表现出全方位升级、挂钩战略目标、突出战术属性的新特征。

印外交理念风格转变、国际形势评估、对华认知预判是影响印对华边境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的主要因素。印度强势争控、激进冒险和寻机获利的边境政策，本质上是其宗教民族主义、政治现实主义以及机会实用主义原则和逻辑的具体体现。印度对华战略基调、国内问题叠加、战略战术考虑等现实问题，决定了对华边境政策将保持总体强硬并延续边境低烈度行动的未来走向。

关键词：印度对外政策 中印关系 边境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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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0年6月加勒万河谷冲突到 2021年10月，中印双方已进行13轮军长级会谈。中印边境冲突及相关事件已成为目前中印关系发展的叙事主题和主要不稳定因素。**冲突爆发一周年后，事件的前因后果、发展演变基本反映出印度谋求战略主动与诉诸战术冒险相结合的对华边境政策，以及长期强硬兼具投机获利的策略选择；折射出印度对华政策对抗性加强、中印关系结构性矛盾上升的态势。**对此问题的过程解析与特点分析有益于厘清印度对华边境政策的逻辑脉络，为预判中印边境局势走向及应对提供有益参考。

一、印度对华边境政策的特征

**纵观加勒万河谷冲突及随后的反应，印度表现出越线争控、注重获利的边境目标取向，**选择了破坏边境现状、冒险行动、制造事端、营造舆论、积极部署等战略与战术相配合的强硬政策路线，以期确立对其有利的边境态势和对华战略优势。**边境问题之所以成为中印关系的焦点，不止于双方边界划分的结构性争议，还牵涉两国在国家目标、利益诉求、国际地位等战略层面的博弈。**总体上，印度对华边境策略呈现以下几大新特征。

**一是印度全方位升级对华边境政策，全面增强边境军事实力。****此轮中印边境争端总体呈现出烈度高、耗时长且边地局势稳定性差等态势。**截至2021年10月，中印在德普桑、温泉和戈格拉等区域尚未实现脱离接触。边境问题成为两国关系隐患和爆点的条件逐步形成，这与印度增加军力部署、提升武器水平、完善基建后勤为重点的对华边境政策关系密切。

**在军事部署方面，**2021年1月第9轮军长级会谈前后，印陆军司令和防长公开表示，“印度不会妥协且不会减少边境军力”。**6月彭博社曝出印军向中印边境全线增派陆军和空军，其总兵力已达20万人，比2020年增加了40%以上。**另外，从以色列租借的4架“苍鹭TP”无人机、自韩国购买的K-9自行火炮5月已部署在中印边境地区。7月底中印第12轮军长谈判后，印媒称印空军“米格-29”战斗机进驻中印边境城市列城附近的托伊斯（Thoise）空军基地，此地距加勒万河谷地区仅70公里，9月印陆军又将从美国购置的M777超轻型火炮部署在两国边境前线。印方调配资源加强边境军力部署与其缓和局势的表态相背离，暴露出印方试图保持现地军事优势的政策目标。

**在装备更新方面，**印军方2021年4月发布购买350辆用于高原作战轻型坦克的竞标合同，显示出其对标中方军力配置，提升山地作战能力的远期规划。7月印媒披露印度为实施“远程控制行动”而采购美国攻击型无人机的计划，更是以“越境打击或边境作战”为目的。

**在基建后勤方面，****莫迪执政后高度重视边境基础设施建设，**2014-2020年在边境地区修建了长达4764公里的道路和14450米的桥梁，分别比2008-2014年增加了30%和200%。特别是在双方边境对峙后，印组织大量人力在中印边境地区铺路架桥、挖隧修哨。2021年7月印度边境道路组织（BRO）为满足大量部队和装备的后勤需要，在查谟－斯利那加－左吉拉一线和马纳利－列城一线加紧进行道路拓宽和营地修建工作。在中印边境附近竣工的63座桥梁中，“拉达克”地区占了11座。10月该组织又宣称在“阿鲁纳恰尔邦”（我国藏南地区）的塞拉隧道（Sela Tunnel）取得里程碑式突破。这些基建设施被印视为将对“迅速动员军队发挥重大战略作用”。印度对华边境政策表现出近中远全周期增强军事实力、装备基建等多领域提升水平的全方位升级，其长期对华强硬、对抗的态势已然成型。

**二是印度主动扩大边境政策外延，实现国际国内战略目标挂钩。**除了出台一系列强化边境地区整体实力的政策措施外，印方还主动扩大边境政策的外延和影响范围，将边境问题嵌入其对华战略与施政目标。

**一方面，将边境争端与中印关系挂钩，塑造对华竞争优势，在国际上丑化中国。**苏杰生曾在多个国际场合表示，边境问题的处理是中印关系走势的关键，应先解决边境问题再谈合作。**这显示，印方有意拔高边境争端在双边关系中的位置，并谋求以中印关系大局胁迫中国在边境问题上作出退让。**印前外交官萨仁山（Shyam Saran）则污称 “中国有意发动边界对峙是对印度展现实力，试图构建亚洲等级秩序”。其意在挑动中印边界问题国际化，抹黑中国并博取国际舆论对印度的支持，塑造对华竞争的战略优势。

**另一方面，利用边境争端推进国内目标实施。**加勒万河谷冲突以及陷入僵持的中印边境对峙，成为莫迪政府推行反华排华和扩大军购政策的借口。

**在经济领域，**印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封禁中国手机APP应用，修改政策严控中资入印，叫停已有合作项目。通过行政法令强行减少中印经贸往来、剥离印度市场与中国技术和资本的联系，以期借边界争端推动与中国的“经济脱钩”。

**在社会领域，**通过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罔顾事实将中国塑造成“侵略者”形象，推高全社会的反华情绪，推动民众抵制“中国制造”，鼓励莫迪主推的 “印度制造”战略。

**在国防领域，**持续的中印对峙为印扩大国防财政预算，开启大额军购提供机会。2021年2月印财政部公布军事预算总额为496亿美元，用于武器采购达184.8亿美元，比前年增长了16%，是过去15年印度国防预算增长最高的一次。6月印国防部批准了高达4300亿卢比（约合人民币480亿）的“75(I)潜艇建造项目”采购案，该项目成为有史以来印度最大本土潜艇建造计划。

10月印度陆军参谋长对外声称，在中印边境对峙的一年时间里，印军在情报、监视和侦察等方面的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进展，同时对符合未来需要的武器装备予以重点关注。印度对华边境政策已经超越区域与领域的限制，嵌进其对华竞争的整体战略，并成为服务莫迪施政目标的重要策略。

**三是印度对华边境政策突出战术性，边境争端成为政策工具。**本轮中印边界争端多次呈现出印度主动出击、意图改变现地局势，中方恰当因应、化解危局的起伏过程。**结合时间节点与现实背景来考察，边界争端本身已成为印度实现其多种目标的政策工具。**2020年的“6·15”冲突发生在5月双方军长级谈判达成撤军协议后，本质是印方意图以突然袭击和人数优势，抢占加勒万河谷的河滩地带，以达到改变现地格局的战术目的。

8月底印方又破坏“6·15”之后双方多层级谈判的共识，派兵在班公湖此节点对华示强并制造舆论，凸显出印方在两国边境谈判中的政策重点不是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而是采取各种手段谋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可见，印度对华边境政策的战术属性突出，冒险行动、制造事端、营造舆论已成为印度获取利益、谈判要价、战略交换的政策工具。

二、印度对华边境政策选择的逻辑

**印度在中印边境争端中所选择的争控、冒险、牟利的政策路径是其本国政治生态、对外政策变革、国际形势和对华评估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印度的宗教民族主义、政治现实主义和实用机会主义则是其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

**第一，印度对外政策理念的宗教民族主义色彩渐浓。**自莫迪执政以来，印度对外政策逐步“右倾化”，谋求印度教民族主义基底下世界大国地位的政策理念凸显，这构成了其对华边境政策强势激进的出发点。莫迪所在的印人党是兼具印度教民族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政党。

**思想上，**印度教民族主义概念是印人党存在的意识形态基础和根本。恢复古印度文明上等国家的地位，使印度成为“世界之上师”（vishwaguru），是印度教民族主义的重要目标之一。而莫迪对“领导型大国”（leading power）的追求正是该目标的现实化。

**策略上，**印度教民族主义奉行涵盖南亚次大陆的“大印度”概念和强势外交理念，主张积极发展以军事实力为主的硬实力，宣扬印度教文明的软实力，秉持印度至上、利益至上。2019年印人党将“古印度”思想作为竞选纲要中的外交政策重点，这标志着莫迪政府对外政策中民族主义成分的加重。

**组织上，**印人党作为印度教同盟家族的核心组织，与国民志愿团（RSS）关系密切。**后者强调印度教文化的主体地位、持极端教派主义立场，是前者的母体组织、组织基础和骨干培养基地。**包括莫迪本人在内的内阁核心成员，如内政部长沙阿、防长辛格都出自RSS，国安顾问多瓦尔也与该组织骨干过从甚密，决策和执行的“印度教特性”（Hindutva）化倾向明显。

**对华态度上，**印人党前身的人民同盟对华持强硬态度，认为中国侵犯印度边界，主张“以武力夺回失去的领土并遏制中国”。在实际政策中，对华“遏制与合作”交替的现实主义取向，体现在历届印人党政府中。

简言之，意识形态色彩渐浓的印人党赋予印度对外政策的宗教民主主义底色渐显，在追求世界大国地位的路径中，对华强硬的传统和立场得到强化，从而奠定了印度在中印边界谋求改变现状、强势对抗的思想基础。

**第二，印度对外政策风格向崇尚“冒险”+“灵活”的范式转变。**推动印度对外政策变革是2019年莫迪连任后的执政要务，其中“冒险”和“灵活”作为核心内容已成为其摒弃印度外交“德里教条”（dogmas of Delhi）的主要替代选择。而这一转变的本质在于莫迪政府对“以结果为导向”的实用主义外交政策的重视，这也为印度对华边境政策的路径选择提供依据与对冲选项。

**一方面，主张对外政策更多“冒险”换取高收益。****苏杰生认为，冒险是外交的固有部分，是对冲战略的必然产物，印度要实现世界大国的目标，必要的冒险不可避免。高风险意味着高收益，“自信的算计”和“ 坚定的管控”能实现印度全球地位的跃升。**他强调，“领导型大国无法在边界不定、地区未整合的情况下继续前进”，处理边界问题的方式有多种，关键在于“及时纠错和承担风险的能力”。

**基于此，印度为实现边境收益而策划的加勒万河谷夜袭、班公湖抢占高地和率先鸣枪，都是可能导致大规模冲突的高风险行动。**在局势紧张时，印方仍保持与中方的多渠道沟通并表达缓和意愿，同时不断加强边境地区的军力部署和硬件设施完善，则可视为其注重“风险管控”和“抗风险”能力建设。这体现出印度为实现大国目标和解决遗留问题所奉行的现实主义原则，成为印度对华边境政策中选择“ 冒险”行动的重要依据。

**另一方面，保持外交灵活以实现利益最大化。**苏杰生认为，印度外交要紧跟时代发展而变化，“寻求最大化的选择和扩大外交空间”。推动“不结盟”政策的“独立思维模式”（independent mindset）可以在当今的“多向伙伴关系”（multiple partnerships）中得到更好的表达。基于利益最大化而构建伙伴关系的灵活“多向结盟”，构成莫迪政府对外政策变革的显著特点。

**具体而言，“多极世界”和“多极亚洲”的提出，为印度以议题划分推进所谓“多向结盟”政策的“正当性”提供概念支撑。**印方多次强调“多极亚洲应是多极世界的核心内容”，反映了其警惕和针对中国的潜台词。而强化多向伙伴关系，则是印度在安全层面试图缩小与中国实力差距的平衡手段。这同样使得印度对华采取强势边境政策时拥有更多战略资源和转圜空间。相对于首个任期时的审慎，莫迪第二任期积极推动美日澳印四国机制（QUAD）实体化和深入化。

2020年9-10月QUAD外长级会谈时隔一年在纽约、东京密集举行；11月美日澳印举行“马拉巴尔”海上军演，这是澳大利亚多年后再次受印度邀请参演；2021年3月四方安全对话首次首脑线上会谈召开；9月美日澳印四国领导人又在华盛顿实现了第一次面对面会晤。该机制在中印边界争端期间互动频繁并迅速升级，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印度奉行实用主义原则，通过适时营造“反华联盟”在外部制衡中国，为中印边界谈判谋取优势和收益提供战略支持和对冲选项的企图。

**第三，借助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评估，强化对华边境政策制定与实施。**借势中美博弈大格局、借力印美战略合作是印度选择改变中印边界现状的重要外部因素，对华定位与预判中国政策则是莫迪政府边境政策战略走向与战术选择的主要政策依据。

**一是中美博弈格局为印度对华边境政策施展提供了机遇。**中美博弈作为影响国际格局发展的关键因子，牵动印度外交政策走向。**苏杰生强调，正确理解中美矛盾是印度评估并利用国际形势的首要任务。**在此背景下，印度在对华对美关系方面，已由相对平衡向亲美疏华、依美制华方向倾斜。近年来印美对共同价值观、基于规则秩序、航行自由等立场的认同，在区域基建、国防交流、海上军演、海洋态势感知等领域的合作，都表现出两国在 “印太”区域合作的深化以及对华联动政策的跟进。

在政策上奉行高度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印度，为“实现有目的地追求国家利益”，进一步向美靠拢。“与美结盟是应对中国崛起最佳办法”的观点在印度统治阶层已是共识。2020 年初新冠疫情暴发后，印媒体渲染“武汉病毒”，紧跟美国抹黑中国的政策。特朗普政府发起对中国科技产品审查后，印度积极下架相关中国手机APP以迎合美国。7月印度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表态“密切关注”香港事态，从官方角度附和美国反对“香港国安法”的立场。

**印美在地缘层面的多项互动，表明其对中国的战略协作在加强。**借助中美矛盾激化，印度依美制华的政策取向明显。拜登政府上台后延续对华全面竞争政策，对华打压进一步扩大至人权、涉疆涉港涉 台等更多领域，两国竞争甚至对立的范围程度扩大走深。从印度视角看，中美博弈长期化、复杂化、负面化的发展态势，客观上分散了中国次要战略方向的精力和资源，使得印度在中美印战略三角关系中处于相对有利位置，而美国竭力推进“印太战略”与加大与华对抗力度，为印度提高对美战略价值和延续中印边境强硬政策提供了机遇。

**二是印美深化战略合作增加印度推行边境争控政策的信心。**印美地缘战略对接和军事合作深入，增添了印度持续挑动边境事端的底气。2020年2月印美建立“全面全球战略伙伴关系”，重点强调 “印太”地缘与国防安全合作。这与印度“对地缘政治进行冷静评估进而有效地推进本国利益”的对外政策基点相契合。2021年1月解密的《美国印太战略框架》显示，美国谋求奉行全方位支持印度的政策，提升印度实力，推动美印军事、情报等领域实质合作，推进印度加入美国及盟友主导的地区组织，并在印中边界争端中支持前者。美国国务院公开指责中国试图加剧与印度的边界紧张局势，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印度延续边境“前进政策”的信心。

**另外，印美国防合作促进印军装备水平有实质性提高。**2020年2月两国达成包括24 架多用途直升机、6架武装攻击直升机在内的超过35亿美元的军购合同。10月印美《地理空间合作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BECA）签署，美拟在技术上帮助印度获取高精度卫星数据并提高导弹精度，在战略上“锁定”印美关系并实现“战略合流”。2021年5月印媒称印美即将达成24.2亿美元的军购协议用于购置6架P-8I反潜巡逻机。这些表明，美国政府通过加强两国在信息与后勤共享、军事互动、技术交流等方面的防务合作，致力于印度作为主要防务伙伴的“坚定的承诺”。

9月莫迪访美后的印美联合声明表示，两国在“反映共同价值观和原则以及战略趋同”的基础上推进印美“全面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印美战略合作升级、大宗军购及军事协议签订，提升了印度在地缘层面对抗中国的实力，增强了印度强势处理边界争端的信心，对其推行边境争控策略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是对华负面认知与政策评估错位成为印度对华边境政策强硬的根本动因。****一方面，印度对印中实力差距拉大的忧惧以及定位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的认知，对印度边境政策升级起到主观推动作用。**印方认为，中印正同步崛起，但强度和速度不同。印度既希望得到与中国齐平的国际地位，又不得不承认同期与中国所获成就的明显差距。面对GDP总量已五倍于己的中国，印度的矛盾心态逐渐演化为对中国发展的“担忧”。这在边境问题上表现尤为突出。印外长称，自2014年以来，为尽力缩小与中国的差距，印度采取了增加预算和改善边境道路等措施，但中国的边境基础设施仍远远领先并导致2020年的严重后果。

**此外，印度认为印中关系是中方“单向”获利，两国在“利益与愿望”方面分歧明显。**印抱怨印中贸易逆差过大，指责中方反对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和联合国入常，“抗议中巴经济走廊侵犯印度主权”等对华不满言论通过官方渠道公开传播。印度国防参谋长拉瓦特（Bipin Rawat）直言 ，“中国已成为印度最大的安全威胁”。这显示出印度对华评价整体上趋于负面，渲染“中国威胁”，定位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的认知正在建构，也奠定了莫迪政府对华边境政策升级并外延至其他领域、联动多项战略目标的认知基础。

**另一方面，对中国政策与形势的评估，构成印度制定边境策略与行动的政策参照。**根据2017年洞朗对峙经验，印方认为中方处理两国边界争端的政策存在“风险厌恶”行为偏好，倾向缓和局势以维护次要战略方向的稳定。据此，印方意图复制洞朗模式，提高采取强硬政策以获取现地实际收益的预期。机会主义和牟利心态强化了印方采取激进政策和冒险行动的意愿。印媒披露印军于2020年6月15日在加勒万河谷地区发动了名为“雪豹行动”的突袭，印官方在9月班公湖对峙中又提出所谓“先发制人”和率先鸣枪的防卫措施。此番说辞都自证了印方是边界事端挑起者的事实，也印证了印方为求现地获利，不惜升级行动试探中方政策底线的投机偏好。

苏杰生在中印外长会晤时表示，“印对华政策未变，相信中方也未变”。这折射出印方冒险行动背后，有其对中国延续原有边境争端处置方式的预判。在中方未参照洞朗事件的处理路径，转而对等回应印方挑衅并拒绝妥协后，将边界问题与中印关系“挂钩”成为印度处置该问题的新立场。这反映出印方因势而变，不断加码，以“质押”中印关系大局的投机策略迫使中国让步的图谋。简言之，印度边境政策的战术选择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中国既有政策的评估和当前形势的判断，而政策立场的变换则是印度意图在边境问题上牟利的策略手段。

三、印度对华边境政策的未来走向

**中印边境对峙不仅仅是军事问题，更是两国政治和外交层面的战略问题。**印度对华边境政策走向与其对华战略、执政理念、国内国际环境以及现实条件联系紧密。鉴于此，总体强硬、避免大规模冲突、延续边境行动为特征的政策组合，构成印度对华边境政策的基本走向。

一是印将保持对华强硬的边境政策总基调。印度对华战略的总体负面决定了其对华边境政策的强硬基调。

**在精英层面，****印度战略界“反华抗华”主张已成主流。**33名前印度外交高官联署文章赞扬莫迪通过“强有力的军事手段”处理中印边境对峙，支持政府处理对华关系时“ 将经济与安全区分”，将中国定位为经常侵犯印度领土的强大对手。甚至有过去知华友华的官员、学者转变成“反华先锋”。这反映出对华强硬在印度精英阶层已成为主流论调，支持莫迪政府与华对抗已然代表印 “政治正确”。

**在民间层面，**在中印边境对峙后，印度民调显示，91%的受访者认为政府禁止中国应用程序和拒绝与中国公司合作是对抗中国“侵略”的正确方法；67%的人表示准备为非中国制造的商品支付更多费用，59%的人认同与中国开战。**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和将中国作为“他敌”威胁的认知，已形成较强民意基础。**这与印政府和媒体长期而大量的对华负面宣传和不实报道有直接关系。**2021年印度二次疫情暴发后，即便中国政府和民间给予充分善意以及援助，印度精英与媒体仍通过 “病毒泄露论”“生物武器论”“政治阴谋论”抹黑攻击中国。**印人党总书记维杰沃勒吉耶（Kailash Vijayvargiya）甚至声称，“印度二次疫情暴发是中国发起的病毒战争”。

**印度政府与社会形成的全面 “反华”氛围，造就了印对华边境政策保持强硬姿态的主观环境。**另外，印方为满足边境大量驻军的后勤和运输需求而实施的边境基础设施建设，为印军增加兵力、前置部署、长期驻守提供硬件支持。印国防部近期宣布在高海拔新昆拉（Shinkun La）山口修建长约4.25公里从马纳利至列城的全天候通勤隧道，即是为印军实现快速到达冲突区所作的长远准备。从主客观条件和印军边境动向来看，印度对华边境政策将会延续保持压力、增强实力的长期强硬趋向。

**二是短期内印发动大规模边境行动的概率降低。**新冠肺炎疫情对印度经济社会造成严重后果，引发众多国内问题连锁反应。**首先，抗疫不利致使政府信誉下滑。**截至2021年7月底，印度官方统计新冠疫情累计确诊超过3100万人，死亡42万余人。但据多家西方机构研究表明，印度实际死亡人数是目前官方数据的5-10倍。错估疫情发展、抗疫措施失当、治理能力低下等政府行为，成倍放大了新冠疫情的破坏效果，导致印度民众对莫迪政府的持续不满。据CVoter民调结果，“非常满意”莫迪执政表现的调查对象由2020年的65%降至2021年5月的37%，8月“今日印度”调查显示，莫迪支持率跌破24%。疫情失控导致大量中底层民众人财两空，莫迪政府形象严重受损。

**其次，疫情导致的全国性封锁加剧了印度经济原本增长疲软的下行态势。**5月印度全国失业率攀升至14.7%的新高，至少有1533万人失业，这一数字超过了自2020年7月以来印度所有的就业增长。因疫情冲击，印中产阶级缩水3200万，超2亿人返贫，日收入跌落2美元以下。源于失业人口大增和消费下降，印度经济复苏艰难。加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和卢比贬值，导致通货膨胀压力加剧，又推高印度经济的系统性风险。提振本国经济已成为莫迪政府当前亟需解决的根本问题。

**再次，国内问题叠加致使莫迪政府疲于应付。**2021年4月印人党在西孟加拉邦选举失利，加之疫情处置不利在各邦的消极影响，致使莫迪被迫高度重视7个地方邦的改选工作，这关系到印人党能否实现2024年大选后继续执政。自2020年12月因反对市场化农业法案引发的大规模农民抗议活动延续至今，农民团体试图将反印人党活动扩大至重点选区以影响邦级选举，迫使莫迪出台安抚措施以稳固基层选民的支持。从7月7日改组后的莫迪新内阁来看，吸纳更多地方邦成员，撤换卫生等部门负责人，成立专门处理农民问题的合作部，增加落后阶层和种姓代表比例等举措，显示出本届政府未来工作重点将集中在恢复经济、服务选举、防控疫情、纾解社会民生矛盾等方面。

**根据目前印度面临问题的先后排序与轻重缓急，国内矛盾的处理是近期最主要任务，短期内发动大规模边境行动的意愿和能力下降。**同时，临近冬季，边境地区的极寒气候使得交通运输、后勤补给难度加大，对遂行高强度军事行动带来诸多不便。而中方在边境地区的对应部署，也使得印军发动类似加勒万河谷夜袭事件的可行性较低。

**三是印度出于战略战术考虑的低烈度边境行动还将持续。**根据中印谈判达成的五点共识，“管控分歧”取代“解决问题”的表述成为两国边境问题更加复杂化的标志，表明短期内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正式边境协议的难度较大。印度维持边境问题热度以实现战术、战略目标的行动还将持续。

**在战术层面，印度现实主义原则下的边境“前进政策”实施力度不减。**2017年版《印度武装力量联合条例》强调，在当前地缘环境中，印军要通过“进攻性行动从敌人手中夺取主动权，并利用由此产生的红利。”2018版《印度陆军作战原则》则提出，印陆军“在西线（中印边境）的反应将是尖锐而迅速的，旨在摧毁对手的核心重点并确保空间收益。”洞朗对峙、拉达克冲突等边境紧张事态，体现出重视攻势（offensive）、寻求获利的军事指导原则已贯彻到莫迪政府对华边境政策中。

**在印人党执政较为稳固和印度教民族主义抬头的前提下，印度边境政策将持续偏向激进。**在中印双方原有边境协议逐渐虚化，互信措施尚未建立之时，为占取更多现地优势和谈判资本，印方越线行动的理由将“更加充分”。2021年6月，中方表示，中印边界西段的军事部署，旨在防范应对有关国家对中国领土的蚕食和威胁。9月，印方又在中印边界东段中方一侧的东章地区阻拦正常巡逻的中方人员。这就从多个角度证实了印方越线行动的持续存在，并呈现多点扩散的趋势。

**在战略层面，印方存在利用边境问题实现其他战略目的的机会主义倾向。**莫迪政府的对外政策变革中注重利用国际形势实现本国利益，而边界问题早已成为印度对华博弈中可以适时选择的工具。加勒万河谷冲突一周年之际，印媒统计显示，43%受访者在过去12个月内并未购买任何中国产品，仅5%的受访者曾购买10件以上中国产品。这与印政府借中印边境争端，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抵制中国产品，进而推动莫迪“印度制造”“自力更生”战略不无关系。

中印第12轮军长级谈判后，印媒又炒作中方在藏南和锡金地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频繁军队调动。**在印国内维持中印边境问题热度，鼓噪民族主义情绪，内外联动推行施政方案，已成莫迪政府与印度媒体的惯用手段。**参考印方过往政策特点，在中印两国都有意愿防止边境地区出现大规模冲突的情况下，印度延续“前进政策”或出于转嫁危机、选举需要等国内问题考虑，而主动挑起边境摩擦甚至小规模对峙的风险仍然难以排除。

四、结语

**总之，莫迪政府对华边境政策的总体强势和偏重对抗的路线选择是印度对华战略强硬的具体表现。****边境问题在中印关系大局中的重要性上升，印度对华边境政策正向着政经一体、内外协同方向发展，并有陆海联动的趋势。**2021年7月中印第12轮军长级会谈后双方未达成具体脱解安排。8月印海军宣布进入南海区域，与越南、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进行双边军演，同时参加在关岛附近举行的美日澳印“马拉巴尔2021”联合军演，10月该军演的第二阶段又在孟加拉湾展开，其规模已接近该系列军演之最。

印退役将军甚至叫嚣联合美日澳在马六甲海峡伏击中国商船与军舰。此等言论可行性较低，但印度谋求在多领域联合他国对华施压的行动，是其主动示强和扩大竞争区域“新战略思维”的具体化。**从10月10日中印第13轮军长级谈判的结果来看，两国边境问题的复杂性和处理难度在加剧。****印方坚持恢复2020年4月之前的边境状态并要求中方撤走边境的集结部队是双方谈判无果的主要症结。**而此“不合理且不切实际”要求的提出，正是莫迪政府宗教民族主义基底下外交风格转型、零和博弈的现实主义政策取向以及机会主义获利心态综合作用的结果。

在中美竞争扩大化、边境问题成为中印博弈焦点、两国关系发展思路需要重新思考的大背景下，调整对印边境政策，制定各类突发事件应对预案，保持战略主动以维护次要战略方向的稳定已成为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

本文来源于《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11期

原标题为《加勒万河谷冲突后印度对华边境政策》

作者包善良为山东财经大学国际政治与经济研究所讲师，主要研究大国关系、印度外交

本期编辑：陈安澜 代思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