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豪：明清之際中西血統之混合_风闻

明清之際中西血統之混合

方豪*

中國與西方之交通，至元代而大開，中西血統之混合，亦愈益盛行。明初且有強迫通婚之令。《明律集解》卷六曰: “凡蒙古色目人，聽與中國為婚姻。務要兩相情願，不許本類自相嫁娶。違者杖八十，男女入宮為奴。其中國人不願與回回、欽察為婚姻者，聽從本類自相嫁娶，不在禁限。”至若《萍州可談》所記宋時“廣州蕃坊人劉姓娶宗女，官至左班殿直。”又《宋會要》所記: “大商蒲亞里者，既至廣州，有右武大夫曾訥利其財，以妹娶之，亞里因留不歸。”蒲姓及蕃坊人多阿拉伯籍，余嘗疑彼等必係回教，則對方或亦改其信仰矣。蓋民族血統之混合，由於宗教關係者，其事例較多。我國古代回教徒中，即不乏印歐族典型之遺傳。元末陶宗儀《輟耕錄》謂杭州回教人“象鼻貓眼”，其一例也。往昔，天主教教規，教中人必須與同教人聯姻，否則，即為無效。其因特殊情理，得主教之寬免，而與非基督教人或基督教別派人相嫁娶者，視為例外，教會但為之證明，而不舉行祝福儀式。歐人來華之初，商人多於教士。教士有絕色之戒，商人則往往有就地成家者，然因教規關係，此種結合，多限於教內，而初來西洋商人，亦以籍隸西、葡等天主教國者為多。況以同教關係，結識較易，故天主教與我國“歐亞種”之產生，因緣頗深。誠能廣搜資料，詳其源流，亦我國民族學及人種學之一新門類也。顧國人曩時目外人為夷狄，偶有婚媾，即為鄉里不齒，宗譜中亦多削其名，欲於漢文典籍中求是項材料，洵非易事，故必須同時參考外人之記載，以為印證。

又舊時中外婚配，以外國人娶中國女子者為多。蓋早期來華經商之外僑，以航行艱險，罕有攜妻室者，故多在澳門等埠落籍居家，而十七八世紀時，國人之赴西歐者，亦視歐人來我國者甚少。且我國舊俗，重男輕女，血統重在父方，故男子有民族自尊心，往往不屑以西婦為室，若女子，則諺所謂“嫁夫隨夫”，苟非名門閨秀，嫁與外人，亦聽之而已。西商多富有，尤使為父母者豔羡不已。本文首段所舉四人，皆據法文費賴之(L. Pfister)《在華耶穌會士列傳》，俱為馮承鈞節譯本所不載，亦足以稍補其闕略。近代優生學家，多謂混合種為優秀人種，此寥寥數人，雖因獻身修道，並無後嗣，然伊等必非全無昆仲者，則三四百年來，其傳衍如何，要亦值得專門學者之探索也。

(一)龐類思，字克己，修士，萬曆三十五年(1607)生於澳門；母澳門人，父葡萄牙人；崇禎三年(1630)卒於杭州。(費賴之原書頁193)

(二)費藏裕，字爾歸，修士，萬曆三十二年(1604)生於澳門；父葡人，母華人；康熙二年(1663)前去世。(同上頁194)

(三)巴蘭篤Barreto，修士，華姓氏不詳。蓋其時葡國享有保教權，雖中國修士、司鐸，亦俱加葡名。父西班牙人，生於菲列賓；約在崇禎九年(1636)至順治二年(1646)間入耶穌會；曾至泉州、南京、杭州、廣州等地。(同上頁295)(原書註明修士為中國籍，其父既為西班牙人，則必其母為中國人也。)

(四)何天章，字起文，康熙六年(1667)生於澳門；母中國人，父歐洲人；康熙二十四年(1685)入耶穌會，閲五年晉司鐸，傳教晉、陝、冀等省；並曾至東北附近，慰問雍正帝所囚之奉教宗室；乾隆元年(1736)卒於北京。(同上頁410)

以上四人，父為葡萄牙人者二，西班牙人者一，歐洲人不詳國籍者一；母盡中國人。出生地點，則澳門得其三，菲列賓得其一。

又修士郭梅士(譯音)Gomes，萬曆三十年(1602)生，父馬來人，母中國人；曾至福州、絳州及南昌等地；順治元年(1644)清兵屠南昌，修士與其它教士二人，亦為所害。(同上頁197)。

惟我國天主教徒之中西婚姻，尚有早於此者。裴化行(Henri Bernard)著《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誌》曰:

在1563年(嘉靖四十六年)澳門至少有八位耶穌會士，人民增至五千上下，內中有九百葡國人，及許多本地的教民。……住居澳門的外商，因為葡國婦女的缺乏，又不滿意於馬拉甲或印度來的婦女，於是便與日本的特別是與中國的婦女結婚，他們很羨慕中國婦女的優點。(上編第五章109-110頁)(原註見義大利文《利瑪竇全集》及西班牙文印度塞維拉檔案局印度菲列賓史料總目)

澳門中西聯姻之歷史，幾有四世紀之久，可見教友中白色血統，數必可觀。惟修士、司鐸有記載可稽，教友則探究為難耳。

葡萄牙航海家品篤(F. M. Pinto)亦記日:

余曾遇見葡人卡而佛(Vasco Calvo)偕其中國夫人與子女。伊等並為余背誦《天主經》、《聖母經》、《信經》、《又聖母經》。(Schurhammer: Pinto, ch.95)

《明史》朱紈傳亦日:

初，明祖定制，片板不許入海。承平久，姦民闌出入，勾倭人及佛郎機諸國人互市，閩人李光頭、歙人許棟，踞寧波之雙嶼，為之主。司其質契，勢家護持之，漳泉為多，或與通婚姻。

此處所云通婚事，當兼指倭人與佛郎機諸國人而言。

《難遊錄鄭芝龍傳》稱: “李習者，閩之鉅商也，往來日本，與夷狎，遂棄妻，娶於夷。”此處所謂夷，乃指葡萄牙人；故歐洲作家亦有稱李習為葡人者。

至清初，則我國教友亦有娶西女為室者。乾隆十一年(1746)澳門同知張汝霖<請封唐人廟奏記>(《澳門記略》上卷<官守篇>)日:

(上略)其唐人進教者約有二種: 一是在澳進教；一是各縣每年一次，赴澳進教。其在澳進教者，久居澳地，漸染已深，語言習尚，漸化為夷。但其中亦有數等: 或變服而入其教，或入教而不變服，或娶鬼女而長子孫。(略)周世廉蕃名哆哆彌咽離N，又呼賣雞周，儼然為夷船之主，出洋貿易，娶妻生子。(略)伊等挾有資本，久與夷人交關，一經迫逐，猝難清理，其妻室子女，若令離異，似覺非情，若許攜歸，則以鬼女而入內地，轉恐其教易於傳染。應否分別辦理?(略)其娶有鬼女挾資貿易，及工匠、兵役人等，穿唐衣者，勒令出教，穿蕃衣者，勒令易服出教，均俟鬼女身死之日，攜帶子女回籍。(下略)

讀此，可見當時國人心目中，固以娶歐洲女子為大不然者，宜乎其史料之不易得也。然“鬼女”死後，子女仍可回籍，則血統仍可流入，向達《中西交通史》第八章(頁114)謂十八世紀“又有一位姓黃的留居巴黎，娶法婦為妻，竟死其地。”按其人教名Alcadius，康熙十八年(1679)生於福建興化，受洗於西班牙多明我會，隨四川梁主教(Artus de Lionne)赴法，曾入巴黎外方傳教會修院，旋出院，1713年4月25日與一法婦結婚，生有一女，1716年10月1日卒。時法人研究中國之風甚盛，黄氏乃備受歡迎，並應聘整理巴黎王家圖書館之漢文書籍，皆在華教士寄回者。巴黎漢學家Fréret及Fourmont，亦俱受黃氏之教導。(見H. Cordier, La Chine en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p.132)。

1964年出版華裔雜誌(Monumenta Serica, Vol. XXIII)發表Joseph Dehergne著《帆船時代曾到巴黎之中國遊客及18世紀法國文學所受中國之影響》(Voyageurs Chinois venus à Paris au temps de la marine à voiles et I’influence de la Chine sur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du XVIIIe Siècle)亦記述黃某之事蹟。節譯如下:

沈福宗在巴黎居留頗為短暫，僅能引起一般人之好奇心。至於1711年黃某抵歐，則對牛津東方學家Thomas Hyde亦有所助益。其母本人簽名作Hoange，曾以中文上書法王，並附法文譯本，現藏法國學院(Institut de France)圖書館，編目為抄本5409號；其他文件藏巴黎國家圖書館ms fr. n. a.280。蓋黃某曾以譯員名義，在王家圖書館工作，對法國早期漢學研究及文學頗有影響。Fréret著有中文文法(稿本)，經黃氏批改；又著法漢字典，凡二千字，亦經黃氏校正，兩人並開始合撰一中文小説。

此外，則亦有不法葡人，或出錢收買，或藉勢掠奪中國子女，此等被劫買之子女，雖多充賤役，然亦必有納為妻室者。《澳門記略》(卷上)載海道俞安性之禁約五條，有一條為“禁買人口”，謂: “凡新舊夷商，不許收買唐人子女，倘有故違舉覺而占怯不法者，按名究追，仍治以罪。”萬曆四十一年，郭給諫尚賓《疏稿》(卷一)亦曰: “有拐掠城市男婦人口賣夷以取貨，每歲不知其數。”而光緒《廣州府誌》(卷一二二)載胡平運《奏疏》稱: “……其一在澳夷住濠鏡澳，凡番(禺)南(海)東(莞)順(德)新(會)皆可揚帆直抵。其船高大如屋，重駕番銃，人莫敢近。所到之處，硝磺刀鐵，子女玉帛，公然搬運，沿海鄉村，被其殺掠，莫敢誰何。”其言或難免過實，然不能謂絕無其人也。故林希元<與翁見別駕書>，雖力辯葡人(原文作佛郎機人)未嘗為盜，但亦不能否認其收買子女。其言曰(《林次崖先生文集》卷五):“佛郎機雖盜賊劫掠之行，其收買子女，不為無罪，然其罪未至於強盜。”郭尚賓萬曆四十一年疏(見同上)謂: “諭令即先遣回倭奴黑奴，盡散所納亡命，亦不得潛匿老萬山中，仍立一限，令夷人盡攜妻子離澳。”此所謂夷人之妻，其中必有收買掠奪而來者。稻葉君山著《近代支那史》，頁332記乾隆二十四年(1759)兩廣總督李侍堯對外商頒佈九條禁例，第二條為婦女不得攜入夷館，第四條為外人不得僱用漢人婢僕，皆所以防微杜漸也。

《在華耶穌會士列傳》中之中國會士，有標明其生於澳門，父母皆係華人者，如修士邱良厚，良稟昆仲(原書頁120及頁123)，與修士法利亞(譯音)Faria(頁150)。亦有僅記其為澳門產，而未明言其父母之原籍者。然以當時情形度之，則後者血統中之含有歐洲人種成份，頗多可能，茲亦附記於後。

(一)游文輝，字含樸，澳門人，萬曆三年(1575)生；崇禎三年(1630)卒於杭州，修士也。(費賴之原書頁102)

(二)徐必登修士，葡名Leitão，萬曆十年(1582)生於澳門；三十九年(1611)卒於韶關至澳門舟中，墓在廣州。(同上頁103)

曾參與李應試刻利瑪竇兩儀玄覽圖，必登之本國姓名已見於應試識語中，費賴之書中固無此姓名也。詳見拙著《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一冊李應試傳。

(三)石宏基，字厚齋，澳門人，工繪事，萬曆十三年(1585)生；順治元年(1644)後卒，亦修士也。(同上頁123)

(四)費藏玉修士，宇爾成，萬曆四十三年(1615)生於澳門；約在十七世紀末，終於澳門(頁256)

(五)修士高蘭雅(譯音)Correa，華姓名不詳，生於澳門；康熙二年至八年(1663-1669)在澳門求學。(同上頁306)

(六)修士郭斯大(譯音)Costa，亦澳門人；康熙八年(1669)尚在澳門。餘不詳。(頁同上)

(七)鄭瑪諾司鐸，字維信，澳門人；崇禎八年(1635)生，曾留學羅馬。康熙十年(1671)回國，二年後卒於北平。(同上頁381)

墓碑中文稱其為(廣東香山人)，拉丁文稱其為中國人，殆絕無外國血統也。

(八)郭天龐司鐸，字若汗(按應作翰字)，澳門人，康熙七年(1668)生；雍正三年(1725)被逐，逐往暹邏；卒年不詳。(同上頁457)

(九)馬瑪諾修士，澳門人；擅音樂；康熙二十七年(1688)入會，曾居北平。(同上頁458)

(十)莫拉斯(譯音)司鐸Moreas，澳門人，雍正十三年(1735)時，傳教湖廣。(同上頁731)

(十一)司鐸若瑟高蘭雅(譯音)J. Correa，雍正七年(1729)生於澳門；乾隆二十年(1755)後去世。(同上頁835)

《海國聞見錄》日: “呂宋原係土蕃，今為是班牙(按即西班牙)據轄，漢人娶本地番婦者，必人其教，禮天主堂，用油水畫十字於印堂，名曰澆水。”此亦言菲列賓土著與漢人血統混合之關涉天主教者。但祝聖婚配，僅灑聖水，並不用油。《海國聞見錄》出教外人手，偶有誤記，不足病也。惟以吾人度之，此等混合，當不以土著為限。一則土著奉教者少，而西班牙人則幾盡屬教徒也。二則西班牙人必有不屑與土人結婚者，故除在同國人中發生婚姻關係外，華僑必為若輩擇偶之主要對象也。上述修士巴蘭篤即生於菲列賓而其父為西班牙人者。《明史》呂宋傳謂: “先是閩人以其地近且饒富，商販至者數萬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長子孫。”《東西洋考》(卷五)亦云: “華人既多詣呂宋，往往久住不歸，……間有削髮子孫者。”《名山藏》王享記呂宋篇則僅日: “間有削髮長子孫者。”《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九三)稱: “或娶婦長子孫者有之。”娶婦長子孫不足為奇，娶婦而削髮則必有故。蓋削髮所以從西俗，足證所娶者亦必西婦。況在海外娶婦，欲覓同國人，恐亦非易事也。據美人調查，菲列賓兩院議員中，華菲合種者佔75%，而菲人奉天主教者亦達82%，則其間中西僑民因信仰相同而發生血統之混合，因血統之混合而使信仰趨於同一之關係，必有可資吾人深切研究者，此文不過開端而已。乾嘉以降，海運大開，中西交婚，司空見慣，不復贅矣。

【附一】清代官吏每好掩飾事實，以規避責任。清初中西血統之混合，已為史實，但道光十一年(1831)廣東巡撫朱桂楨猶有冠冕堂皇之報，曰: “夷婦生子，多僱漢乳媽服役，及向漢奸私買婢女一款。查夷人攜帶番婦子女來粵，船隻進口，多用三板小船載運家口寓居澳門西洋鬼樓；所用服役之人，多係西洋貧苦之人。其在澳門生子僱用乳媽，及服役婢女，亦均係大小西洋貧苦妻女，並無漢民受僱者；如果向漢奸私買，難保無控告之事；檢查案卷，並無呈控之案。”(見《道光外交史料》卷四，頁44-50各摺)

【附二】我國載籍中，頗有記述外人掠奪或誘拐中國女子者，實則此等不法行為，中外皆不能免。《粵海關誌》卷二十八<夷商>三有知縣張甄陶<論澳門形勢狀>，主張“搭造官店，賃與澳民”，謂有五利，第四利即“漢姦無由拐誘夷婦”也。

【附三】乾隆年間，澳門已有夷娼。乾隆十四年澳門同知張汝霖議，有一條: “禁夷匪夷娼窩藏匪類……查出賣姦夷娼，勒令改業……窩留惡少之夷男夷婦，各照犯姦例治罪……)(見《粵海關誌》卷二十八夷商三)。

*方豪神父，已故著名中西交通史學者，澳門歷史文化研究的先行者之一。本文轉錄自《方豪六十自定稿》(1968年第三次修正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