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奇怪的死亡，道格拉斯·穆瑞，一个英国保守派人士的解释_风闻

欧洲最近几年一直发生各种怪事。2020年脱欧大选前，英国的精英反复告诫英国人脱欧要不得、是经济自杀，但以英国下里巴人为主的脱欧派毅然决然投票脱欧。最近德国新政府上台，绿党出身的外交部长把堪比德国能源动脉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说成是违反欧盟能源法的项目，是俄罗斯威胁乌克兰民主的工具。在明知不利于德国经济民生的前提下，这位外交部长竟然威胁要停止这个德国前总理默克尔顶住美国压力执意推动的项目。

为什么会有这等怪事，原因还真复杂。这几天一直在看美国胡佛研究所以及其他机构对英国人道格拉斯·穆瑞采访的几个视频，这位英国人是老牌的英文周刊《旁观者》（Spectator）的责任编辑，他的书《欧洲的奇怪死亡》 （Strange Death of Europe）在2017年出版，该书被译成所有的欧洲语言，风靡西方世界。接着，他的第二本畅销书《疯狂的群体——性别、种族和身份》又在2019年出版。

道格拉斯·穆瑞的书针对的就是欧洲的乱象。他试图解释欧洲乱象的根源并提出解决办法，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在雷区中开出一条道路，让欧洲的年轻人走出混乱、偏执、腐朽的境地。

在《欧洲的奇怪死亡》一书中，道格拉斯·穆瑞狠狠地挤开了欧洲的脓疮，他说：欧洲正在自杀， 或者说至少欧洲的领导人已经决定自杀。 至于欧洲人民是否选择和他们的领导人一起上路是另一回事。

他接着说，今天的欧洲几乎不想自我繁衍、不想为自己的命运而战，甚至不想为欧洲的利益而争辩。当这代欧洲人的主体寿终正寝的时侯，现在的欧洲将不复存在，欧洲人民将失去唯一的称之为家的地方。

道格拉斯·穆瑞为自己提出的骇人听闻的结论摆出了以下论据：英国上一次人口普查显示，伦敦33 个行政区中的23 个，其中自我认定是英国白人的人已经是少数。伦敦似乎不再是一个英国城市。

截止 2015 年，英国穆斯林中为伊斯兰国（ ISIS） 作战的人数超过为英国武装部队作战的人数。2016年，穆罕默德是英格兰和威尔士为男婴取名最流行的名字。预测到本世纪中叶，大多数 15 岁以下的奥地利人是穆斯林，几年前，这几乎不可想象。

显然，道格拉斯·穆瑞首先从移民对欧洲的改变来开始他欧洲死亡的论证。

欧洲大量接受移民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二战结束后，大多数西欧国家决定邀请移民劳工来帮助重建。但到了 2015 年，地缘政治，战争和人道灾难这些因素的综合使以欧洲为对象的移民潮走向失控。

2010年底发生阿拉伯之春，也叫茉莉花革命。动乱席卷北非和中东，叙利亚爆发持续至今的内战。逃离叙利亚前往欧洲的难民在2015年达到高峰，当时德国总理默克尔接收了百万难民，每48小时就有一万名中东和非洲难民经过巴尔干国家和奥地利进入德国。

但道格拉斯·穆瑞指出，即使按照欧盟自己的数据，2015 年前往欧洲的主体并非是叙利亚难民，至少 60%是来自非洲的移民，他们前往欧洲并非因为躲避战乱而是因为经济因素。

欧洲国家当时接纳了这些难民或者说移民，但如此大规模的移民还是深深震动了欧洲。奥地利，斯洛文尼亚等国家加强了边界管控；欧盟付给土耳其大量金钱，作为交换，土耳其加强了边境管控防止移民从土耳其流向希腊进入欧洲。

穆瑞认为欧洲如此大规模接受难民和移民是非理性的，但当时的欧洲接受难民和移民的势力非常强大。当时很多德国人在慕尼黑火车站欢迎这些移民，他们和移民击掌，送上气球和泰迪熊。为什么会这样呢？穆瑞试图从欧洲历史的演化做出解释：

欧洲人在民族国家建立之前，有过长期的宗教战争。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以民族为基础的民族国家在欧洲纷纷建立。之后欧洲的民族国家为了扩大疆界和势力范围持续混战，并孕育出两次世界大战。穆瑞说欧洲人对国界有一种原罪感。与世界的很多地方不一样，欧洲人不认为国界是和平的保障，反而是国家之间开战的原因。欧洲人有一种通过重新创造新欧洲来洗刷历史罪恶的倾向，这或许是推动欧盟成立的动力之一。

穆瑞认为德国人欢迎难民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于要消除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内疚感，德国人希望通过接受移民来显示德国人的道德重建，从而洗刷历史的污渍。就洗刷历史污渍而言，穆瑞说欧洲人有一种特有的共同负罪感。例如，英国人不应对发动两次世界大战负责，但英国人却和德国人一样感同身受；如果说英国人的负罪感是因为英国有对世界殖民掠夺的历史，可是瑞典人并没有参与对世界的殖民掠夺，但作为欧洲人，瑞典人同样对此有负罪感。

穆瑞并不满足仅仅从消除历史负罪感上解释欧洲人为什么在2015年时会接受大量移民。他还从欧洲人的意识形态和行为准则的演变上加以解释。在这一点上他比较隐晦，但我认为这是他论证的基础和关键。

穆瑞认为大量接受移民是欧洲出现的越来越不理性、狂热、羊群效应行为的诸多现象之一。穆瑞认为冷战以后欧洲和西方出现了一种把在民主自由意识形态下发展起来的行为准则绝对化扩大化的倾向，更糟糕的是要把这种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行为准则上升到一套偏激的新道德伦理体系。这套新道德伦理体系涵盖人权，移民，对殖民历史的反思，种族，气候变化，女权，同性恋，变性等等尖锐和敏感的议题。中国民间把这种现象称为“白左”，西方称之为WOKE。

穆瑞举例说，在遵循人权和联合国难民地位公约的旗帜下，激进派过度强调发达国家接受难民和移民的责任，完全忽视国界的存在，完全忽视接受难民对接收国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穆瑞还举例说，激进团体把对同性恋和变性的宽容演绎成全社会要共同认可和支持的行为准则。在这种思潮影响下，一些人随意更改自己的性别，学校则向小学生传输同性恋和变性的相关知识。更严重的是任何敢于发表不同看法的人将受到猛烈的网络攻击。例如《哈利·波特》的作者J·K·罗琳因为在推特上发表讥讽变性人的推文而受到大规模攻击和切割。

穆瑞说激进派进步主义“从正义的角度解读世界”、用肤色和种族作为“身份政治”的依据可能是冷战结束以来在创造新意识形态方面最大胆、最全面的努力。学术界在这激进的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大学成为向媒体，政府机构和大公司输送激进思想的传送带。这种激进的政治正确充满着对过去殖民，战争等历史行为的无休止的道歉。而且这种对过去殖民和战争的道歉又和反种族主义，人权挂上钩。

拿穆瑞的话说，欧洲意识形态出现混乱是因为“Adult has left home”，翻译一下就是激进派教唆年轻人轻蔑和诋毁西方文明，深陷于对过去的罪恶感使得欧洲对其信仰和光辉灿烂的文化传统失去信心。欧洲一方面变得神经质般的亢奋，另一面又显示出缺乏求生愿望的极度疲倦。一些欧洲人放任移民的流入，甚至准备自我了断欧洲的民族和文化特性。

穆瑞和他抨击的激进派实际上代表了西方目前的两大派别：穆瑞属于保守派而他的对立面就是激进的进步主义派。实际上这两派在他们的互相攻击中都回避了一个根本的问题，既当前的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与当今西方各种乱象之间的关系。

穆瑞如同卫道士，在他的讲话中强烈地感受到他对西方文明的崇拜，感受到他因为西方学术界的离经叛道和年轻人对西方传统文化的鄙薄而痛心和愤愤不平。但他从来不对西方出现的两极分化，社会财富被少数人获取的现象加以评论；从来不对美国利用军事实力和美元霸权薅全球羊毛进行抨击。而事实上，对西方制度和文明的最大杀伤力来自于人民对极小部分富豪占有极大部分社会财富的不满。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美国年轻人直接把矛头指向美国1%的顶层富豪。

西方的进步主义者虽然批评各种不公平，表示他们要为弱势群体发声，但他们并不从根本上探索对当今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结构的改造。在这种基础上他们关于移民，气候变化，人权的主张未免本末倒置，荒腔走板，就如同德国绿党对北溪二号的态度。

在当今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仍然存在的情况下，穆瑞代表的保守派和西方的激进派将无休无止的争论下去。只有在一点上他们会联合，那就是对付中国。穆瑞和保守派对抗中国的立场易于理解，但西方左翼，例如美国民主党和德国绿党反中的坚决，则多少有点让人要问他们到底要什么？其实看看西方左翼的偏激，也就可以理解这些“白左”当然理解不了中国的逻辑。另外西方左翼和保守派都需要民粹，而民粹和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密不可分，只是有些人不明说而已，包括一些“白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