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之路_风闻

数字化，有人称之为信息化，但是从本质上说，信息化并不合适，还是数字化比较适合，因为人工智能的水平还不足以从数字海洋中自动提取人们所需要的信息，我们大多数情况下面对的是数字，而不是信息。

在我看来，信息化可能是数字化下一个发展阶段。

当然，由于信息化这个术语现在用得太滥了，估计后来者会启动其它术语来表达后数字化时代。

当我们用搜索引擎查询时，如果是数字化阶段，就会象谷歌、百度那样，一口气给你返回几万个搜索结果，让你查询信息如同查询康熙字典一样繁琐。

如果搜索引擎返回一个精确度达80%的结果，附带三五个参考结果，那就是达到信息化阶段。

数字化的先驱是美国，美国数字化的推动者是金融集团。现代电子计算机是为二战时计算弹道而发明的。二战结束后，计算机开始民用化，早期的计算机十分昂贵，只有银行才能用得起。

银行使用计算机后可以节省大量的计算人员，效益十分可观。

如果有人对这个没有感观认识的话，可以看看当今，由于使用了AI技术，美国证券交易所原来需要上万交易员，现在只需要几个人就够了。

据Coalition的统计，全球最大的12家投行里（包括高盛），最普通的交易和研究人员平均年薪都有50万美元！

瑞银（UBS）位于康涅狄克州斯坦福德城的交易大厅，足足有23个篮球场那么大，最多可容纳1400名交易员。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这就是人类交易员辉煌时代的一种象征——这个群体每天能给银行赚来数百万美元的利润。

一位在高盛工作了3年后的交易员，就有实力在北京三环内全款买房。

电脑的产生以及互联网的诞生，让资本市场产生了飞跃，这个阶段消灭了券商营业厅里的散户大厅，以往人声鼎沸的券商营业部变得门可罗雀。券商的营业部就是这样被干掉的，投资者对股票投资的需求没有变，但是投资场景变了。

据MIT Tech Review 报道称，2000年顶峰时期，高盛在纽约总部的美国现金股票交易柜台就雇佣了600名交易员，但时至如今，这里只剩下两名股票交易员“留守空房”！高盛、瑞银的交易员被替代的经历，代表着华尔街的传奇景象已经成为历史，而这只是全球金融公司的一个缩影。

在电子计算机发明之前，银行业务计算很多靠手摇、电动计算器实现。

中国搞两弹一星时还用了不少手摇计算机。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的电子计算技术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今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仿制中国第一枚导弹“1059”的过程中，科技人员借助手摇计算机，完成了大量的计算任务。　　“手摇计算机只能进行简单的加减乘除运算。”当年从事导弹弹道设计的茹家欣说。它的计算原理，是通过齿轮转动来完成“加减乘除”四则运算。

当时的计算员顾循珍曾在回忆文章中说：“记得初次计算‘1059’弹道时，我用了5张1.5米×1米的道林纸，用手摇计算机每天计算十几个小时，纸破了用报纸糊几层再用……我们全组发扬了‘蚂蚁啃骨头’的精神，不怕苦、不怕累，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终于把第一条弹道计算出来了……”

由于这种计算实的是太耗时了，美国不得不组织科学家研发电子计算机。

第一台电子计算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作为同盟国，参加了战争。美国陆军要求宾夕法尼亚大学莫尔学院电工系和阿伯丁弹道研究实验室，每天共同提供六张火力表。

每张表都要计算出几百条弹道，这项工作既繁重又紧迫。用台式计算器计算一道飞行时间为60秒的弹道，最快也得20个小时，若用大型微积分分析仪计算也要15分钟。

阿伯丁实验室当时聘用了200多名计算能手，即使这样，一张火力表也往往要算两三个月，根本无法满足作战要求。

为了摆脱这种被动局面，迅速研究出一种能提高计算能力、速度的方法和工具是当务之急。当时领导这项研制工作的总工程师是年仅23岁的埃克特，他与多位科学家合作，经过两年多努力，终于在 1945年底，制造成功了世界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命名为“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简称 ENIAC。 这台神奇的电子计算机犹如一个庞然大物，里面装有18000个电子管，占地面积170平方米，重30吨。每秒钟可做5 000次加法或400次乘法运算，它比过去用台式计算器来计算弹道，要快2000多倍。从此，人类在计算领域中进入了一个完全崭新的时代。

二战后，电子计算机迅速进入民用领域。

一方面，银行是电子计算机的主要用户，另一方面，银行有足够的财力推动电子计算机技术研发和应用。

IBM迅速抓住机会，成为计算机主要生产商。当时IBM总裁认为，全世界只需要五台IBM的大型计算机就够用了。

那时银行使用的是cobol语言，这是一个非常适合银行业务的优秀语言，但是由于银行业务比较封闭，使得一般人很少有机会能掌握这种编程语言。

当第一代cobol程序员退休时，银行发现几乎找不到可以维护代码的年轻人了。

后来兴起的网上银行几乎都是用java开发金融交易系统。

有人比较过这两种语言，明显cobol比java更适合严谨的金融业务，因为java的浮点数计算不精确，要支持精确的银行业务计算，需要第三方库支持。

在大型机时代，计算机工程象天使一样，穿着白色大褂，象服务上帝一样围绕着大型机转。

这些程序员生活在编程的黄金时代，他们拿着高薪，工作轻松。

后来IBM看不下去，拿出800万美元，与高校合作，批量化培训程序员，就象我们现在看到中国许多IT培训班，三个月培训JAVA工程师。

结果程序员数量大增，程序员收入大减。当时有人戏称：“一美元可以招聘一打程序员。”

编程进入黑铁时代，程序员如坠入凡间的天使，而且是脸朝下坠落，灰头土脸的。

虽然中国在搞两弹一星时也在搞电子计算机，一度中国电子计算机的水平与国际水平非常接近，但是在应用方面遭遇很多阻力。

以银行应用为例，八十年代末，有人主张银行电算化，受到银行一些领导的强烈反对。因为那时银行转账需要7天时间，银行贪图7天转账的利息。有一些人据理力争，陈摹华很生气，让这些搞研发的人到某个湖心岛上搞封闭式开发，不让他们接触外界资料，不让他们接触用户，掌握真正的需求。即使这些人搞出来，也是反复挑毛病，就是拖着不上线。

当年阿里巴巴搞网上交易时，为了方便买卖双方达成交易，将买方的资金暂时保管7天，等用户使用满意后再交给卖方。当时马云游说了许多银行支持这种网络交易模式。开始时银行还是支持的，后来阿里巴巴做大后，银行不满意了，心想你阿里巴巴占用巨额资金7天，连个利息都不给银行，还能拿着这些钱去钱生钱，银行明显是吃亏了。

七十年代末，微机的发明使计算机应用由银行向平民普及。

微机与大型机的本质区别在于内存有限，以至于微机需要不断倒腾内存，将不需要的数据及时转储到外存去。早期的微机是单任何的，没有线程的概念。

使用的主流操作系统是DOS。

微机的发明和普及极大地改善了美国人的生活。因为美国人经常为计算税务问题发愁。

在美国人看来，死亡和税务是无法逃脱的。

由于税务繁杂，美国人花了大量的时间进行计算，其中计算器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人很少有这方面的烦恼，因为大多数人的税务直接从工资中扣除了。

有了微机后，就有人捣弄各种财务软件，一下子就推动了微机在美国家庭的普及。

而中国人大多数使用微机当打字机用，很少用于编写面向生活的软件。

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微机发展不如美国，而且那时中国的微机也落后于美国。

中国的微机在1996后才与美国同步发行。

曾经有一个中国老板在80年代末倒卖286微机，一台286微机当时卖2万RMB。后来因为改革开放，386、486迅速涌入中国，老板囤的286一下子砸在自己手中了，欲哭无泪。

九十年代一方面中国微机硬件迅速与世界接轨，一方面互联网开始兴起。

在1997年前，中国有关部门害怕互联网的洪水猛兽涌入中国，影响中国的思维，引发类似东欧突变的剧变。

后来发现通过互联网可以更方便地获取地方数据，所以有关部门改变态度，积极推进互联网在中国落地生根，同时为了推进对外开放，银行电算化不可避免，在朱总理的大力支持下，银行上马电算系统。

中国的微机的兴起几乎与互联网的兴起同步，在这一点上与美国的发展是不一样的。

这意味着中国的微机应用几乎是由消费和娱乐牵引的，在微机应用的深度上不如美国。

互联网发展很快，很快就达到了饱和。

人们开始将目光转向工业、农业，希望实现工业互联网，物联网。

但是进展并不如人意，限制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的因素是：

1）异构互联：消费级互联网是高度同质化的，tcp/ip是消费级互联网事实上的标准，任何一个消费级产品，只要支持tcp/ip就能接入互联网。而工业产品支持通信协议多达上百种。实现这些协议向tcp/ip转化需要大量的程序员，而工业产品的利润非常低，一般不超过5%，没有程序员愿意用爱发电，免费开发面向工业系统的软件。

2）成本：制约物联网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成本，即使传感器的成本降低到一美分，对于100万亿个传感器而言仍然是一笔巨额资金。美国总统拜登为1.2万亿基建经费在国会费了不少口舌。

在看了有关洋务运行的历史后，我们容易发现，清末之所以能进行洋务运行，主要是因为进行了税制改革，通过厘金收取商业税。

明朝灭亡与财政有关，由于土地兼并，明朝收的农业税越来越少，而工商税又收不上来，导致无钱解决内忧外患。

晚清的税务改革，不仅出现同治中兴，而且为洋务派提供了财务支持，各地封疆大吏自行建设工厂。

做技术做到尽头发现许多问题并不能单靠技术来解决，最关键的问题还是钱的问题。

用户没有钱，银行也不会为此放货。

没有钱，一个国家就难以从农业化转化工业化。

引用一段话：

全世界工业化发展就三条路

第一条，西欧的百年全世界世界抢劫积累。

第二条，无法复制的美国利用西欧以及国土优势。

第三条，苏联利用剪刀差农业补工业。

还有半条，韩国背靠美国赚美元，同时美国打开市场。

我们的邻国日本参与抢劫中国，完成了自己的财富积累。早期也利用剪刀差，农业补早期工业。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们，才华横溢，但是碍于没有网络时代知识爆炸，他们大部分无法了解国家工业化的艰难之路。一个人文笔好、读书多，不代表他全知全能，大部分人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都无从得知英、法、美、德、苏艰难的工业化之路，他们眼里西方当时政治结构，就是他们百年前崛起的因，他们大部分人坚定认为西方给药方是对的。

我们当时没有对外掠夺的机会，也没有这样的政治基因，我们当时就是选择农业补工业的剪刀差。

这条路其实非常痛苦，就是牺牲农民利益，建设国家工业化，有没有第二路呢！

当时世界就这三条路，韩国要在60年代后才开始全世界派苦工，到越南当炮灰，拼命赚美元，那是小国工业化之路，还要看美国脸色。

中国那时候就是这一条路，如果不用剪刀差农业补工业，今天的我们会看见印度比今天多十倍百倍的嘲笑，没有那颗核弹，我们也无法夺回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今天的我们将在破旧的房子里看着世界抛下我们。可是那时候就是唯一的路，让很多文人看到了农民们的苦，农民们本来在党的主持下，从地主那里分来了土地，可是没到十年就要把余粮交上去。那帮人觉得应该让农民家里粮食多多的，生活就美好了，可是他们不知道阿根廷曾经每个农民都过得不错，但是阿根廷被锁在农业国里，再也无法工业化，整个国家都被美国收割。

马克思说过，如果筹完钱再建铁路，那么世界上连100英里的铁路都不可能建成。

因此中西方实现工业化的本质是金融制度上的创新，没有金融上的创新，我们不可能解决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西方早期靠掠夺解决了第一桶金问题，后来的铁路等基础设施发展并不完全靠殖民地的掠夺，没有金融业务的支持，西方难以建立上万公里的铁路。就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资金也是通过风险投资来筹集的。

一旦发现新大陆，金主有权分润。

而中国因为自古以来坚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土“

所以地下发现的文物，都是国土的，都要上交，国家也不会给发现者提供奖励，导致一些人会将文物卖给文物贩子，导致文物流失。

中国的农民已经为中国的工业化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已经不太可能为中国的数字化继续奉献什么了。

中国需要进一步金融创新，推动数字化进程。

比如说，以前企业是国家、老板的，如果程序员帮助推动数字化，能不能参与分成？

很多人会说，想都别想，工厂是国家、私人老板的，给你工钱，你就要做到让我满意，凭什么要分你股份？

记得拍《泰囧》时，徐峥请了黄渤和王宝强，由于经费不够，所以不可能给明星太多的钱。给两人的钱比较少。

当时黄渤对徐峥说，把给我的钱算入股吧。

没想到电影大卖，黄渤分红的钱比王宝强的演出费多得多，气得王宝强以后不跟徐峥混了。

说到底， 中国的数字化之路能不能超过美国，关键在于配套政策能不能有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