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俏：“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的五大趋势
【文/刘俏】
今天这个会议本身是关于韧性成长的（注：“韧性成长”指企业不应再简单追求速度快，而是更多注重发展质量，着眼于可持续性发展，打造更加灵活的发展模式），而韧性成长最重要的前提在于了解未来会发生什么，以及怎么穿越未来这些趋势。
因为我自己在前期做了一些“十四五”规划的底层研究，所以我会从“十四五”规划的角度预测一下大概5~15年时间内中国将会出现的五大趋势。
第一个趋势是全要素生产率的继续增速发展。
谈到中国未来5~15年的时候，有一个关键词汇，那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它将会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
中国经过40年的高速增长，完成了工业化进程，背后的原因，工业化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同时，我们在政府跟市场之间找到一个很好的均衡，叫做有效的市场加上有为政府。
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可以用索洛模型解释。一个国家的劳动力、资本投入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推动经济增长，而中国在这三个因素上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这解释了中国的成长。
演讲现场（中信出版集团供图，下同）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40年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全要素生产率基本维持在4%以上，它直接导致经济增长达到9%，甚至是双位数的增长。进入2010年之后，全要素生产率降至2.1%，甚至最近一两年有学者估测已经降到2%以内了。如今中国第三产业占比已经达到54%，工业降到40%以内，制造业占GDP的27~28%，未来继续保持比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会困难一些。
怎么解决？现在政策的话语体系中经常讲，中国要保持可持续、高质量、健康的发展。来源是什么地方？全要素生产率是很重要的来源。
总书记提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远景目标倒推现在的任务，现在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大概是美国的43.3%，这是2014年的数字，2019年的数字更低一些，而如果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全要素生产率至少要达到美国的80%左右，甚至要高一些。
这提出一个很尖锐的挑战。我大概测算了一下，2035年如果要接近美国65%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意味着未来15年时间里，每一年的增速需要比美国高出1.95个百分点。美国现在的增速大概是0.7~1个百分点，它完成工业化进入后工业时代的时间较早，服务业占了美国GDP的80%以上，这意味着中国未来15年需要达到2.5~3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这是我们理解未来5~15年可持续、高质量经济增长时需要关注的一点。
这里面也有一个很大的背景，人类社会如果完成了工业化进程，还能保持2.5%~3%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这种先例还没有过。中国有没有可能创造第二次经济奇迹？过去40年可能是一个经济奇迹，第二个经济奇迹取决于未来5~15年工业化进程完成之后，是否仍能保持很高的全要素生产率。
对于中国经济的看法，在我看来，如果未来能够保持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基本上中国经济未来是比较乐观的；如果是反过来的，那基本上得用悲观的角度看中国经济。
个人的判断是，要想完成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远景目标，需要保持很高的增速。中国有4个相对而言可能是有利的因素，这些因素合在一起之后，有可能帮助我们保持一个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
第一个是工业化。
自1872年洋务运动开始，中国尝试着完成工业化进程，屡败屡战，最后基本上在改革开放40年完成了。因为中国经济产业的变迁，我们进入了互联网的下半场，面临着非常大的产业数字化转型的独特机会。这背后本身有可能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这个机会、场景在中国出现的可能性更高一些，这是对我们有利的因素。
第二个是新基建。
最近新基建讲得比较多，个人理解新基建是为数字化转型、产业数字化转型所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这块未来能带来非常强劲的全要素生产率上升的空间。
第三个是大国工业。
现在我国工业GDP的占比已经降到40%以内，制造业已经降到28%左右，但是在未来可以想象，因为全球化的逆转、中美关系的微妙变化，中国可能有必要也有内生动力，去保持比较完整的产业链、工业链。在这种情况下，制造业或工业GDP占比在未来会保持较高的比例。
现在在中国，制造业占了GDP的28%，而美国这一数字早已降到11%——特朗普做总统做了四年，一直讲制造业回流美国，但是第三季度创了历史新低，下滑到11%。中国未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可以美国为前车之鉴，制造业比例应该会保持比较高的比值，基本可能在20%以上，这样一来它能为未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技术创新、提升生产率带来很大的空间。这是中国特有的优势，也是现在的政策制定者在“十四五”规划建议里用很多篇幅反复提到的一点。
最后一点，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
全要素生产率主要两个来源，一个是技术本身，第二是生产组织形式、体制机制建设。中国在这方面的空间非常开阔。现在中国整个资源配置的效率还是比较低的，只要把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一些，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能带来极大的改善。
第二个趋势，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位置向上游迈进。
“十四五”规划建议里提到三个“新”，即新的发展阶段、新的发展理念和新的发展格局。关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其实是新发展阶段的要求。现在讲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这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对内外部深刻复杂环境的一种回应。在价值链上我们应该往上游走，这就是为什么强调高水平开放很重要的原因。
中国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再加上加入WTO，如今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非常高，基本上中国中间产品占出口的比例远远高于美国。一方面全世界需要我们，我们提供一些中间品，另一方面中国也需要全球市场，这可能是我们在过去40年，特别最近20多年时间里看到的变化。
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上的位置比较偏中下游，现在基本上大量的关键领域、高科技中间产品和零部件还需要进口。
这是我从麦肯锡研究中截下的图。在主要领域里，大量的中间零部件需要靠进口。换句话说，中国供应链对外依赖度特别高。
经济学领域有一个指标，净知识产权，数字是负的，表明这方面对外依赖度较高。经济学还有一个指标“价值链上游程度”，衡量一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越上游的话基本上意味着在价值链属于战略优势地位，可以降维打击。
一个国家自己能够生产的中间品减掉需要进口的中间品，这个净差占出口的比值，中国2018年的数字大概是1%。这个数字单独看很难理解，但是做一个比较，美国是29%，开放经济体平均是4%左右，这意味着我们在全球价值链上，基本上处于中下游。
未来要形成一个产业链、供应链的闭环或者摆脱对外的高依赖度，需要朝上游迈进，这是未来必须发生的事情，也是中国政府制定未来发展战略时想看到的事情。
关键产品和零部件必须有替代性的来源，要么自主创新，要么有更安全的替代性来源，这个对跨国企业在中国思考未来的发展战略会带来一些启发。帮助中国完成价值链向上游迈进，我想你们应能感受到中国政府对你们的支持。
第三个趋势，强大的国内市场与消费的基础作用。
“十四五”规划建议里特别提到消费者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
用发达国家的数据做样本分析，我们发现人均GDP跟外贸的依赖度呈反比关系，一个国家的人均GDP在不断提升的过程中，进出口占GDP的比重应该是逐渐下降的。
在中国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趋势。2006年中国的GDP里36%是依赖出口的，也就是国民产出36%让外国人消费。这个比值到2019年已经降到18%了，加上17%的进口，合在一起外贸依赖度为35%。
以大国经济演进的规律来看，人均GDP越高，国内市场就变得越来越重要，这种情况下出口占GDP比重肯定会继续下滑，这本身也是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非常结构性的大背景。
“十四五”规划建议里同时提到一个新的表述方式，叫需求侧改革，就是让消费、新的需求崛起，成为经济增长重要的动能。
当下居民消费率大概是GDP的39%，至2035年基本达到60%，这意味着未来15年时间里消费占GDP的比例至少要大幅提升20个百分点。谁来消费？有没有这个能力和意愿消费？这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中很重要的、需要去回答的问题。
我对于消费也有一个判断：其中有60%以上的消费将会变成服务消费。这个比例在2018年是44.2%。服务消费占到60%，也就是指未来100块钱的消费里有60元不是买具体的手机、电脑，而是购买服务，比如养老服务、理财服务、文化娱乐等等。
中国要成为现代化国家，需要完成消费结构的变迁，这对未来理解中国消费主要依赖什么市场、什么行业，会提供一些启发。
第四个趋势，有效市场、资源优化配置与提升投资收益率。
很多人在讨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时候，经常讲人均资本存量。其实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只是美国的40%左右，未来还有很大的投资增长空间，我们还有很多空间修更多的楼房和高速公路、高铁等基础设施。
城镇化也是推动投资的重要发动机。现在中国的城镇化率为60.6%，到2035年可能到75%，未来还有将近15%的人口会到城市，他们会带来庞大的投资需求——他们要有地方住，公共服务也需要投资来解决。
为什么说关注投资的去向或投资效率变得非常重要？我们已经结束了规模驱动的增长模式，现在讲新的发展阶段，我的理解就是一个强调资本投资收益率的阶段。
哈佛大学有项研究，在中国，大量的不动产投资集中在人均GDP较低的城市。换句话说，无效投资是比较多的。因为人均GDP比较低的地方往往没有消费能力，新的产业往往很难崛起，产业很难形成规模，很难吸纳就业，而很难引进人口的地方，里面的物业等没有升值的潜力。往往是人均GDP较高的一线城市，或者人口大量涌入的城市，投资反而显得不足。
这种情况下，未来如果继续坚持一刀切的投资方式，很可能会形成巨大的浪费，带来大量无效投资。在“十四五”以及未来15年时间里，政府会反复强调提高投资效率，关注投资去向。最好的手段其实是形成市场化的价格，让价格信号引导资源有效配置。
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讲，中国需要一个公募REITs（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市场，以基础设施作为底层资产，是有效市场的一部分，可能能引导资源更好地配置。这一点在未来5~15年时间里我们能看到很多变化，它对于我们的创新会形成新的冲击、新的动能。
特别强调一个关于中国人口的问题。我们做了一个基于2010年人口数据的分析，今年的人口普查结果出来之后，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趋势有没有变化。
按照201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我们有一个结论，中国的人口在城市间的分布是极其不合理的，大量城市的实际人口是偏低的，人口不足，少于经济意义上的优化的理想的人口总数。88%的中国地级市人口严重不足，这种情况下未来的投资如果去向不明或集中在这些人口不足的地方，很容易变成无效投资。
新的发展阶段，除了有为政府之外，中国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一个更有效的市场，未来5~15年实现双循环的新格局，像金融、资金等要素要先循环起来，提供一个充满信息含量的价格是很重要的，这也是未来可以关注的事情。
第五个趋势，提高居民收入占比，消除城乡二元结构。
最重要的趋势放到最后，这也是需求侧改革的核心点。
现在中国在收入分配上有两个问题。其中一个是，现在中国整个GDP分配里，居民个人的大概占43%，个人可支配的大概是3万元人民币，其他都被国家、企业等分走了。43%这一比例在全世界来看属于偏低，美国是63%，我们比它低了20个百分点。
未来若让消费发挥基础作用，需要提高居民收入占比，从43%提高到50%或60%。金融市场财产性收入或养老这块，怎么形成财产性的收入，或者能对劳动力有一些倾斜，这些都是在未来5~15年内政府政策话语体系里会经常关注的重点。
其次，我们的分配是不均衡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带来财富和机会的不平等，这是形成社会对立的重要原因。
为什么美国经过这么多年的全球化之后，突然间社会充满着这么多对立的元素？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基础问题。
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间里，美国中间40%的人的人均年收入增长速度仅为0.9%，他们并没有从中国的经济崛起、从欧盟的形成、从东南亚经济的崛起中受益。与此同时，美国收入最低的50%的人，他们的人均收入在扣除掉物价上升之后，没有任何上升，这个群体变成对全球化充满质疑的群体。
当下中国城乡差距颇大，现在有2.8亿农民工，未来还将有15%的人会随着城镇化进程来到城市；农业贡献了7.1%的GDP，但用了27%的就业人口。这意味着到2035年会实现跨地区、跨行业的重新配置。我们怎么完成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劳动力的创新配置？这里面涉及数字化战略或教育职业培训。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也会从另一个角度提供非常庞大的商业可能性。
个人感觉，“十四五”规划里特别提到几个表述，比如讲到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换句话说希望几亿人住下来，而不是只在城里打工，最后回到农村。怎么让他们住下来，这里面涉及居民住房建设，也就是房地产第二轮发展。以让人住下来为主体，同时围绕他们的消费所产生的新行业将会在未来发展起来，这一切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大趋势。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而农村转移人口城市化是必须走的一步，这也是未来最值得关注的趋势。
未来这些趋势帮助我们去思考需求来自什么地方，而需求最终决定产业的格局。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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