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正富：住房不公，收入不高？必须谈谈我们的分配问题了

【演讲/史正富】

收入分配与民生资产

在传统的经济学和西方的经济制度中，有两个概念：第一，一级收入分配是你的工资决定的。第二，为了弥补分配的畸形，就要通过累进所得税进行第二次分配，给有钱的人多收点税，比较下层和中下层的人少收点税。完了以后，进行调剂，搞点社会福利。这叫收入再分配。

有哪些国家收入再分配能持之以恒搞得好的？为数极少。美国现在是最富有的人交税的比例最低，反而中产阶级是负担了主要的税收，这不是累进，而是累退。这是什么原因呢？在美国，有钱的人总是影响法律的，他们聘得起顾问，可以在全球布局自己的资产，弄到最后没缴什么税。你让他们把税账拿出来他们都不敢。

所以，靠累进税收入再分配来解决社会分裂的问题，我认为是一条不可行的道路。法国这个大陆国家之前的很多年做得相对好一点，最近这些年也面临着国家财政破产的问题。效率太低导致成本太高，持续下去会在社会上产生一些很难解决的长期隐患，就是很多人不想干活，最后只能靠财政补偿。因此应该探讨怎样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这个问题的新出路。

我觉得，第一要认识（正视收入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的现状）。我们国家过去讲“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讲了很多年，但不够注重这一方面的政策研究。最近这些年应该是越来越重视了，社会呼声也越来越强烈，它反映出这是要解决的时候了。

为什么？这一次的科技革命跟第二次工业革命是完全不同的，它更加容易造成极其严重的收入两极分化。新的两极分化发生已经有30多年了，还会深化。比如说，超级工厂出现后，基本上不用人，而是全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你去看看特斯拉在上海的工厂才需要多少人？这还是初步的。将来连会计师、律师、金融分析师这种特别个人化的工作，雇佣人员数量还比较多的岗位，也可能被智能机器人代替。当然并不是全部代替，设计和监管体系的个别大专家可能还是需要的，但基层操作人员基本上可以被替代掉。现在有无人商店的试验了，餐馆有机器人送饭了。你可以看见二三十年之内，真正需要的就业量会显著下降。

2019年1月7日，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在上海超级工厂奠基仪式上致辞。图自新华网

自己搞企业的人，总喜欢给大家传播乐观主义，说：“你看哪一次技术变动不是有人失业，但最终就业总量都扩大了？”这话对不对呢？很对，过去是这样的。但过去是这样不等于一直都会是这样，因为生产体系变革以后，连服务系统都智能化了，剩下来只有人类自身表达性的活动。只要是“经济”两个字涵盖的，只要是为了生产、销售、分配、赚钱的系统，都可以智能化，所以就从根本上颠覆了原来的逻辑。

在这种情况下，掌握顶尖科技的人才和资本的提供者就可以比任何时代的资本家用更短的时间成为巨富。过去老牌的工业资本家要一两代人，至少十几年或几十年才能变成所谓的社会巨头，现在小年轻搞个几年就能一下赚到几十亿、几百亿、上千亿，为什么？就是生产力的发展，技术进步的特征导致的。这个其实比以前的任何社会都会更大规模地导致社会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极度畸形。

另一个因素是金融。企业创造的是产品，大众买的是产品。金融卖的是什么？是资产，是股票。没有资产的人跟这有关吗？法国人皮凯蒂算了很多年都是r（资产回报率）大于g（经济增长率）。过去三四十年来，从里根时代开始，美国的社会分化现象就开始越来越严重，中产阶级在减少，巨富和巨穷的人也在增多。我把它叫做“第二次收入分配两极分化，M型社会的形成”。根本上说，这是系数的变动和虚拟金融的扩张两个因素共同造成的，而今天这两个因素几乎横扫全世界。

因此，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问题不仅会继续存在，而且如果没有有效的对冲政策，只能是越来越严重。

解决收入分配两极化，有什么有效措施？

我是做投资的，也办实体企业。我的感觉是靠每个家庭把自己储蓄拿来去投资，获得财产收入，结果会与这个目标相反。这等于是把普通群众好不容易储蓄的一点钱拿去给人家资本市场的操盘者“进贡”了。靠各家各户打理自己的财产来获得财产收入是不现实的。

金融市场的特点是，资产价格变动的背后实际上是几大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中小散户永远都是输家，赢家是核心资本集团。所以靠这个体系解决老百姓的财产收入，不是幻想，根本上就是在帮倒忙，是给金融市场的核心集团“上份子”。

那什么方法是有用的呢？国家当然也采取了很多措施，但我看下来没有一个是战略性的、真正有效的。我认为最有效的是财产制度的变革，让财产收入成为中下阶层收入的一部分。

中国是一个多元所有制国家，有全社会的或者国家的、混合的、私人的三大类。怎么从宏观结构上把控中国整体社会的财产结构？宏观的财产结构决定了社会分配的结构。怎么样才能让没有财产的家庭，通过全国性财产来获得收入？这个我称之为“1.5次收入分配”。它既不是初次分配，也不是二次分配，而是处在中间的。

一个办法就是由国家的信用和资金优先投资具有可持续固定收入（现金流能力）的资产群，比如说高速公路、核电厂、房地产（像是购物中心），它们有地域性，竞争不起来。当然，如果开放全球市场让大家都来炒是另外一码事。如果不开放，在正常的经济运行当中，这些财产具有比较稳定的可持续现金流收入，可以称为“固定收入类资产”。

如果用国家的积累和国家信用来放大，在经济发展还没有完全成熟之前就投资于这些财产，将来会出现“跨年收入递增”。这一类财产的特点是回报越来越高。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收入弹性大于1，就是人的收入提高了，会消费更多的产品。有这个特点就意味着它的价格会越来越高，而且是自动的，不需要什么经营管理改善的一套。这种产品风险小，稳定性强。

如果国家把全社会的这种东西（实际上最早在20年前就开始了），投在国家的基金手上，每年拿到的收入，再加上其他的各种收入凑在一块，可以打造一个社会收入保障的财产群。这些收入对中下阶层倾斜，让他们优先致富。

挪威有个超大的基金（挪威主权财富基金），这是全民财产收入。我们国家要搞的话可以分两个层级，一个是全民财产收入，就是不管有没有钱，只要是中国公民，大家一视同仁。第二种跟扶贫有关，资金来源要有道理，帮助他们获得稳定的收入。

从财产角度出发来考虑这个问题，会可以得出很多新的结论来。我想用“民生资产”这个词。

以住房为例，我觉得住房应该公平化，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到了一定年龄，在一个地方工作几年以后，应该有一套住房。怎么卖呢？就是土地不要钱，只付房子的钱。

盖一个房子是不贵的，地太贵。地的钱主要应由国家出，让买房子人最多出一点“三通一平”的钱，这是可以用税来解决的，就是分年付。买房子的人主要就是买地上面的那个房子，这样就很容易做到房住不炒。

新加坡的制度提供了一个样本，我们可以研究、改进。它的核心就是房住不炒。房子如果给你，你就不能去炒，只能在系统内调剂。你一旦不要了，就要还给这个体系，它再分配给别人。房住不炒的前提是人们通过正常的渠道可以有一个稳定的预期：我到时候是会有一套房子的。只要建立这个预期，房就没人炒了。

有人问我：“这样一来，已经买了房子的人不是倒霉了吗？这么多房子不跌价吗？”我说，这未必就会跌价，价还不是人为定的吗？但这个事确实需要研究。这个政策对没有房子的人肯定不会有障碍，但对有房子的人来说，万一房价跌了，他们欠银行的贷款还不出怎么办？他是拿房子抵押的。所以就需要做试点和研究。但房住不炒是一个国家的大局。炒房如果变成老百姓的一个日常组成部分，恐怕要出乱子。

总的来说，住房是民生资产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我的建议是国家成立大规模的、分地区的住房保障集团，由它们跟地方政府合作来操作这个事，让房住不炒变成一个现实的方案。

超大城市能缓解两极分化吗？

还有一个跟人民群众利益有关的也提一下。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不一定要在超大城市，而是要在不同节点（城乡）之间形成经济的、快速的、便捷的互联互通。以后通信体系和交通体系的变革可能会把大城市原来的优势全部化解掉。因此，面对未来的科学技术，国土面积上的布局就不一定要沿着过去讲的大城市路线。现在提倡大城市化的学者，基本上是西方城市经济学或者西方新古典理论的传人，我认为这是不符合中国现实的。

抓住城市化，其他的能带起来。我的疑问是计算方法有问题。一个城市人口跟一个农村人口一年的消费水平要差好几倍。比如说，一个城市人口平均一年消费5万块钱，一个农村人可能只消费5000块钱。那如果一个农民进城，是不是跟这个人有关的国民生产总值涨了10倍？这样一算，如果几亿农民进城，岂不是GDP连续每年增长7%甚至8%都是做得到的了？

可是，这么多人进城以后，如果没有产业的发达，他们在哪就业？不就业就没有收入，怎么消费呢？他们在农村的时候还能一年消费5000块钱，跑到城市里如果没工作，得发钱给他们消费。那何苦还要城市化？在农村发钱就好了。

我觉得，离开了产业的发展，光要人进城，城市会变成很不好的地方。可是要搞产业发展，让现在消费水平低的那些人变成消费水平高的，就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他们有工作，二是他们有合适的工资。如果工资很低，都锁在贫困线上，最后他们还是没有消费，还要解决收入分配的合理化问题。

所以，解决产业发展问题的同时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才能实现经济的增长。至于这个增长究竟是在大城市内进行，还是大、中、小城市里分散进行，我觉得是次要的问题。

2020年1月22日，旅客在上海虹桥站候车大厅内候车（图源：新华网）

城市内人们集中在一块，基础设施大家分摊，所以成本低，但是也带来很多问题。大城市病是司空见惯的。如果你把这个成本一起算上了，加上大家乐意在一个经济充分发展、前景越来越明显的情况中生活，我们应该追求一个几十年后的空间布局，而不是今天看起来最省钱的经济布局。

我认为以城市化为纲，可能还是只抓住了一个现象，没有抓住城市化带来高成长的背后的逻辑。这个逻辑今天正在改变。

所以，要解决产业发展升级，同时解决收入分配合理化，就必须超越市场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的逻辑。因为在这两个逻辑下，产业升级非常困难，因为该国家办的那一套事，就是基础性战略性的资产积累不起来。另外，收入分配如果没有民生资产的支持，仅凭市场机制，只能重复美国过去三四十年中已经发生、而且还日益恶化的趋势，那我们的“愿景2035”恐将遇到难以克服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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