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科米：对忠诚的验证
【文/ 詹姆斯·科米】
2017年1月20日，唐纳德·特朗普宣誓就职，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但就当天参观总统就职典礼的人数问题引起了好一番争论。
新任总统宣布，前来参观他的就职典礼的人数非常可观，已经超过了2009年参观巴拉克·奥巴马就职典礼的人数，但其实并没有。他不肯相信拍摄的视频，也不肯相信其他的证据，就是坚定地认为自己的观礼人数超过了奥巴马。其实，除了他自己的宣传团队，没有任何人这么认为。
奥巴马和特朗普就职典礼现场对比图（图/PBS）
这个看似不大的问题却让我们这些以寻求真相为职业的人感到深深的担忧。在我们看来，无论是调查犯罪活动，还是评估美国敌对势力的计划或意图，都需要寻求真相。我们的生活中总是充斥着大量模糊不清的事情和各种各样的说辞，但总有一些客观事实存在于世，它们黑白分明。特朗普说自己的就职典礼的观礼人数是史上最多的，这明显是假的，并不是事实。他的这一说法并不是什么个人观点、个人看法、个人视角，而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1月22日，星期日，就职典礼刚过去两天，晚些时候我要参加在白宫官邸举办的一场招待酒会。前去参加酒会的都是参与了就职典礼安保任务的执法部门领导。联邦调查局的反恐部门、情报部门和特警部门与特勤局密切配合，负责总统就职典礼的安保工作，历届总统就职典礼均是如此。
有人告诉我，特朗普总统想要感谢这些为了就职典礼而辛勤工作的人员，感谢我们的努力付出。听到这个消息，我觉得总统先生这么做确实很贴心。但尽管如此，我个人并不太想参加这场酒会，原因有很多。
首先，我认为如果媒体拍摄下我与新任总统亲密共处的画面，对联邦调查局来讲，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在很多人眼里，是我帮助特朗普登上了总统宝座，而如果在这样一个代表联邦调查局的场合，我与特朗普举止亲密，无疑会加深大家的这种误解。
其次，美国橄榄球联盟的冠军之战正在当天下午进行电视直播。这场下午5点的酒会会让我错过绿湾包装工队与亚特兰大猎鹰队的决胜局，也会错过匹兹堡钢人队和新英格兰爱国者队的开场。总统先生难道不看球吗？
但我手下的人争辩说这场会议很重要，我必须得参加。我是联邦调查局局长，我并不想因为自己的缺席让其他领导觉得难堪，也不想给新政府下马威。所以我就劝自己不要担心。这就是个招待酒会，有一大堆人出席，不会有我个人跟总统照相的机会。同时，我决定用DVR（硬盘录像机）录下当晚的球赛，并在观看比赛之前不参与任何关于比分和输赢的讨论。
这样，我就去白宫开会了。
跟我想的一样，一到现场我就看到很多执法部门的领导聚集在此，有地方执法部门的，有州执法部门的，还有联邦执法部门的，算起来有30多个人。到场的有美国国会警察局的领导、华盛顿大都会警察局的领导和美国公园警察部门的领导。长期以来，联邦调查局与这些机构有过很多次合作，我们彼此之间也都很熟悉。
我们聚在椭圆形的蓝色会议室里，白宫的工作人员在靠墙的位置摆了很多小桌子，桌子上放着茶点和软饮料。我绕着屋子走了几圈，和与会的其他领导握手交谈，感谢他们与联邦调查局的通力合作。
白宫的蓝色会议室（图/维基百科）
来之前我就想好了，我得和特朗普保持距离，于是我仔细观察，算了一下总统先生会从哪边走进会议室，然后我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我走到窗边，外面就是白宫的南草坪，正对面是华盛顿纪念碑。这里已经是屋子里距离入口最远的位置了，再躲我就得从窗户爬出去了，虽然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非常想从窗户爬出去。
我站在离门最远的地方，觉得自己能稍微安全点。我旁边是特勤局局长约瑟夫·克兰西（Joseph Clancy）。我们聊天的时候，会议室的门开了，几束强光射了进来，照亮了离我很远的那侧。
我果然猜对了总统会走哪个门，但我担心会有很多媒体到场，因为这些发出强光的弧形灯就代表了会有媒体和记者出席。在我看来，这样一个低调的执法人员会议居然会请这么多媒体，有点不太寻常。过了一会儿，总统和副总统进来了，一大群摄影师和摄像机呼啦啦地围住了他们俩。
总统开始了他的演说，一边讲还一边用眼睛扫视整个屋子，看向屋内的这些人。他的眼光扫过了我，落在了克兰西身上。特朗普叫着克兰西的名字，让他走到前面去。
克兰西并不喜欢出现在聚光灯下，但他还是应邀穿过整个会议室，走到了那些能闪瞎眼的聚光灯下。总统拥抱了他，还让他跟自己和副总统站在一起。说实话，这个拥抱有点不合时宜，克兰西站在那儿也好像在展示什么一样。
随后，特朗普又开始扫视整个屋子，看向会议室的左侧，没有看向我这边。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他居然没看见我！这怎么可能？
然后我想到，我今天穿了一件蓝色的西装，而我身后就是深蓝色的窗帘，虽然西装和窗帘的颜色不太一致，但也很接近了。肯定是窗帘的颜色保护了我！太好了！我暗自庆幸，幸亏是在这间会议室，要是在绿色会议室或是红色会议室，我压根儿就没有那些颜色的西装啊，实在是天助我也！
我又往窗帘那边挪了几步，紧紧贴着窗帘站着，想让自己消失在总统的视线里。毫不夸张地说，我简直是紧贴着蓝色窗帘站着，就希望能避开新总统的拥抱。一定是有人给他提了什么错误的建议，在摄像机面前这样拥抱实在是太尴尬了。
科米当时所站位置（图/CNN）
窗帘的颜色确实是个保护伞。
但伞，也是会破的。
特朗普一边进行着他意识流般的讲话，想到哪儿讲到哪儿，一边又用眼睛扫视整个屋子。这次我就没那么幸运了，他看到了站在窗帘边上的我。那双带着白色半月形痕迹的小眼睛锁定在我身上。
“吉姆！”特朗普高声叫道，“他可比我知名多了。”好极了。
我19岁的时候，我妻子帕特里斯就认识我了。当着这些密密麻麻的闪光灯，我觉得从我这儿走到特朗普身边怎么那么漫长。当时看电视的帕特里斯就指着屏幕上的我说：“吉姆这个表情，心里肯定在说‘完了完了’。”确实，我当时心里就是这么想的。我在心里暗叫：“他怎么会让我过去呢？他才是这场媒体秀的主角啊！完了完了，这就是场灾难。我绝对不能跟他拥抱，绝对不能。”
联邦调查局和联邦调查局局长不属于任何政治队伍。希拉里邮件案那场噩梦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联邦调查局想要保护自己和司法部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想要保护我们的“信用水池”。特朗普才刚上任就公开感谢我，这对我们的“信用水池”是非常大的威胁。
漫长的路终于走完了，我走到特朗普面前，伸出右手想要跟他握手。我们只握手，绝对不能拥抱，也不能干别的。
科米向特朗普走去……（视频截图）
总统握紧住我的手，然后向前一拉。天哪，他想在全国媒体面前跟我拥抱。我右半边身子使力，调动了这些年来做侧平板支撑和哑铃提拉的功力，尽量使自己一动不动。只要他不比看起来强壮太多，肯定拉不动我。
他确实不强壮。我躲过了他的拥抱，但换来的是更糟糕的结果。总统探过身来，把嘴贴近我的右耳，说：“我真的很期待跟你共事。”不幸的是，从媒体拍摄的角度看来，他好像在亲我，就连在电视前面观看这一幕的我的孩子们都这么说。全世界都“看到了”唐纳德·特朗普亲吻了这个将他送上总统宝座的人。天哪，再没有什么比这更糟糕的了。
视频截图
特朗普总统做了个手势，貌似是想请我跟他、副总统和克兰西站在一起。我退后了几步，挥挥手笑了笑，表示不要。脸上带着“我不配”的表情，心里说的却是：“我才不要自寻死路。”一边想，我一边退回了屋子的另一侧，我简直是战败而逃，沮丧不堪。
随后，媒体退出了会议室，警察局的高级官员和各位局长站成一排与总统拍照。所有人都十分安静，我趁着向后排走的工夫偷偷溜了出来，穿过绿色会议室，走进大厅，走下楼梯。路上，我听到不知是谁说了绿湾包装工队与亚特兰大猎鹰队的比分。真是好极了。
可能是我对特朗普这个夸张的行为想得太多，但他的做法确实让我担忧无比。我知道特朗普总统与之前的总统都不同，行为举止也完全不一样，我根本无法想象巴拉克·奥巴马或是乔治·W.布什做出像竞赛节目中要求对手上台一样的动作。特朗普让执法机构和国家安全机构的领导做的这件事情，这让我很是担心。
这就好像是古代的帝王让自己的手下上前，亲吻他的戒指，表达顺从和忠心。然而，执法机构和国家安全机构的领导绝对不能这么做，哪怕是看起来这么做了也不行，这一点太重要了。特朗普要么是不知道这一点，要么就是不在乎。
但我想让他和他的团队知道这一点。于是，接下来的几周，我过了一段记忆深刻也极其痛苦的生活。
2017年1月27日，星期五，距离我跟唐纳德·特朗普第一次见面已经21天了。我又一次回到了白宫。
那天中午，我正像往常一样在办公室里吃午饭，我的助理奥尔西娅·詹姆斯（Althea James）转过来一个电话。电话是从白宫打来的，是一位女性的声音，说总统先生想跟我讲话。接着，总统先生的声音传了进来，问我“想不想到白宫来吃晚饭？”。这个要求有点不太寻常，但我觉得自己也别无选择，只能回答“当然，先生”。然后他问我，六点可以还是六点半可以？我回答道：“您觉得可以就行，我都可以。”他选了六点半。
那天下午，我见到了刚刚退休的国家情报总监吉姆·克拉珀。我们在联邦调查局参加了一个活动，授予克拉珀“荣誉特工”的称号，得到这个称号的人可不多。就在我们等着上台的时候，我告诉他总统请我去白宫吃晚饭，对他说我觉得这事儿有点奇怪。他猜想这可能是个集体晚宴，说他也听说有其他人被请去白宫吃晚饭了。听他这么说，我放松了不少。
总统是不可能跟联邦调查局局长单独吃饭的，如果他想这么做，白宫里必须得有人告诉他不行，至少从尼克松总统和胡佛局长那时开始就不行了。我还记得当年奥巴马总统在我正式接受任命之前请我去白宫聊聊，跟我说：“一旦你坐上联邦调查局局长的位置，我们就不可能像这样聊天了。”这就意味着他不可能与联邦调查局局长讨论这些宽泛的哲学问题了。
资料图来源：FBI官网
联邦调查局局长不可能与总统私下会面，也不可能与总统单独聊天，尤其是在2016年大选之后，更是如此。光是想想，这样的念头就会损害联邦调查局苦心经营多年才树立的正直、独立的形象。而我怕的是，特朗普就是想毁掉联邦调查局这样的形象。
我是从西行政街到白宫的，西行政街就是白宫地下入口和老行政办公楼之间的那条小路。联邦调查局安保团队将车停在之前我去战情室的那个入口，那个入口有一个遮雨棚。我走进去，告诉当值的特勤人员我是来参加总统晚宴的。当值人员看起来有点懵，请我坐下等一会儿。过了不一会儿，一位年轻姑娘将我引进去。我们走了很久，走过白宫西厢，走过玫瑰园，走到白宫官邸的一层。她带我走上了一个我从没见过的楼梯，拐上去就到了主层的绿色会议室。
我在门口等了一会儿，一边跟门外的两个海军服务生聊天，一边偷偷留意总统的其他客人在哪里。透过门口的缝隙我看到里面是一张两人桌。一个座位上放着手写的卡片，上面写着“科米局长”，而另一个座位肯定就是总统的了。看到这些，我深感不安，并不仅仅是因为我不想跟一位总统就俄罗斯妓女问题进行第三次谈话。
六点半，总统准时到来，又开始夸我。看我已经在门口等着了，他说：“我喜欢你这样。我喜欢准时的人。我觉得当领导的人就应该准时。”
他穿着惯常穿的深蓝色西装、白衬衫，红领带依然有点长。特朗普走进屋子，理都没理服务人员，伸手请我坐下。桌子摆放在长方形的屋子中间，桌子上方是一盏华丽的枝形吊灯。大概一米多宽的桌子把我们两个人隔开。
物如其名，绿色会议室里摆放着很多绿色的丝质挂饰。后来我读到，约翰·亚当斯曾将其用作卧室，托马斯·杰斐逊曾将其作为餐厅，但之后的总统通常都将其作为起居室。那天晚上，这个屋子里的家具都被挪走了，就是为了让我们在这儿用晚餐。透过总统的右肩我看到后面有两尊雕像，一边一个摆在壁炉旁，白色大理石的壁炉架就在雕像的头上，看起来非常痛苦。
我的盘子里摆着一张奶白色的卡片，上面手写了今天晚餐的4道菜—沙拉、挪威海螯虾、帕尔玛干酪烩鸡配意大利面，还有香草冰激凌。总统拿起他自己的菜单，开始欣赏。
他赞叹道：“这些白宫的工作人员，他们每次都手写这些东西。”
我点头同意：“确实，有个书写人员。”
他的嘴角噙着一丝嘲弄，重复道：“他们是手写的。”
白宫书法家（资料图/维基百科）
晚餐开始后不久，可能是在这几个海军服务生上挪威海螯虾的时候，特朗普突然发问：“所以你想做什么呢？”这个问题太奇怪了，我一开始都没听明白。但他没等我回答就开始他的长篇大论，然后我就非常清楚他想问什么了，他想问我，我还想不想继续出任联邦调查局局长。
他说很多人都想做联邦调查局局长，但他个人对我评价很高。他说他听到别人对我的评价也都很高，也知道我在联邦调查局内部有很高的威望。但尽管如此，如果我想“离开”的话，他还是能够理解的，毕竟我经历了这么多。
但随后他又说，如果我真的离职了，可能会对我的个人形象有影响，因为别人会觉得我可能是因为做错了什么才离职的。最后他说，只要他想，他就“可以对联邦调查局做出一些改变”，但他想知道我是怎么想的。
话说到这儿，我完全明白情况了。这次晚餐，这个私人晚餐的安排，还有之前特朗普在各种场合下对我是否会继续出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试探，都让我坚信，他是想跟我建立一个互惠互利的关系。可能有人提醒了他，也有可能是他自己这么认为，他觉得是他“免费给了”我这份工作，
现在他想要一些回报。明白了这一点，我觉得对他更陌生了。美国总统邀请我吃晚饭，跟我讨论我自己的去留问题？
我回答他说，他确实随时可以炒掉联邦调查局局长，但我想继续这份我深爱的工作，我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失职的地方。我对他说，我之前并不打算再回政府机关工作了，但这份工作让我受益良多，我希望我能干满我的任期。
从他的反应来看，他可能还想听我说点儿别的，于是我就加了一句，说我有一点是“完全可靠的”，但在这里这个词并没有任何政治含义，不像政治上那些“完全可靠的”投票，而是指我会永远对他说真话。
我对总统说，我并没做过什么偷偷摸摸的事情，我也没有泄露信息。但我也并不在任何人的政治阵营里，不可能成为传统意义上所谓的“政治盟友”，而这对于总统来说，其实是最好的选择。
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调查的都是这个国家最具争议的问题，经常会涉及一些身居高位的政府官员，就像之前布什任期内的时候，我们曾处理过布什总统的首席政治顾问卡尔·罗夫和副总统的办公厅主任“滑板车”利比的案子。
联邦调查局有能力进行这样的调查，能够得出可信的结论，因为联邦调查局并不是总统维持政治统治的工具。如果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没有这样的口碑，沦为总统维持政治统治的工具，那么总统就无法再对政府内部的那些争议进行调查，只能任命特别检察官来调查了。
我的这番解释显然没有让他满意。又过了一会儿，他严肃地看着我，说：“我需要忠诚，我希望你能对我忠诚。”
我没有说话，没有动，脸上的表情也丝毫未变，气氛就这样安静了下来。刚才发生了什么？美国总统居然想让联邦调查局局长对他保持忠诚？这简直匪夷所思。
请特朗普的支持者想一想，如果联邦调查局局长在对奥巴马政府的高官进行调查的时候，奥巴马总统单独请他吃饭，而且在饭桌上跟他讨论其工作是否能保得住，然后总统说他希望联邦调查局局长对他保持忠诚。那第二天，福克斯新闻上肯定会有人抨击奥巴马，要求对其进行弹劾。我永远也不可能想象奥巴马会做这样的事情，乔治·W.布什也不可能。
在我看来，这样的要求是“公牛萨米”这样的黑帮老大才能做出来的，只有黑帮老大才会在入会仪式上问我，是否想成为“自己人”，而此时的特朗普，就像一个黑帮老大一样。我从未成为过谁的“自己人”，今后也绝不会成为谁的“自己人”。于是当时我决定，我绝不能给总统任何暗示，不能让他以为我会同意他的要求，所以我保持了绝对沉默。
我们彼此对望了一会儿，好像过了很久，但可能实际上才过了两秒钟。我望向他平静无波的蓝眼睛，望向他眼睛下那半月形的白色痕迹。那时我想到的是，总统并不了解联邦调查局在美国人民的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也不关心我们这些人用了40多年建立起来的联邦调查局宗旨和准则。他确实一点儿也不了解，也不关心。
在职业生涯的早些年，我还年轻的时候，我从不敢这样静默，不敢让气氛这样冷下去，我都会点点头，或是嘟囔几句，表示自己同意对方的观点。就算现在我已经56岁了，经历过很多事情，做联邦调查局局长也做了4年，在跟总统坐在一起的时候我依旧得做好心理建设，才敢直视他的眼睛。我内心有一个声音：“别动，千万别动。”
这个尴尬的沉默是由特朗普打破的，他低头看着自己的盘子，换了个话题。我之前的沉默回应并没有让他冷场，他一点儿也没冷场。我们继续吃饭，气氛又变得轻松愉悦起来。
我们的会面继续了下去——我不想用“对话”这个词，因为对话是要双方有来有往地交流才行，但我们这次会面，基本都是特朗普在唱独角戏。
我又一次努力想让总统了解，联邦调查局和白宫保持距离是非常重要的。但想在他滔滔不绝的长篇大论中插一嘴，实在是有点难。在接下来吃饭的过程中，除了有时停下来吃几口，他一直在讲话，从参观就职典礼的人数，讲到大选过程中他在媒体中露面的次数，又讲到大选中的人心险恶。
他对希拉里·克林顿邮件一案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在他的叙述中，每个阶段都是以我为标志命名的。他说，在“科米第一幕”里，我于7月5日发表的对希拉里·克林顿不提起诉讼的声明“拯救”了她。他认为我的这个结论实在是大错特错。在他所谓的“科米第二幕”里，我向国会递交了重启调查的声明，做了我必须做的事情。在“科米第三幕”里，我又向国会递交了一份声明，再一次结束了这个案子。在他看来，我又一次拯救了希拉里，但希拉里自己“把手里的牌打烂了”。他听起来就像是在讲述自己最喜欢的电视节目的剧情。
接下来他开始谈论白宫的装饰，大概说一些类似“这就是奢华，我知道什么是奢华”的话。我抬头看了一眼他身后那两个头顶着壁炉架的可怜的雕像，想着他这句话也说得过去。
白宫绿色会议室的壁炉设计（图/Pinterest）
然后特朗普又说，他没有嘲笑那些可怜的残疾记者。他对这件事的解释我已经在电视上看过很多次了。他还说他没有虐待过那些女性，他一件一件跟我详细地讲，就像我们上次谈话时那样。他坚持说，他不可能对飞机上坐在他身边的那位女士上下其手，那些对他豢养三级片明星的指控也十分荒谬。
他说话的方式就好像是在参加口头谜语大赛，还有计时的那种。他会像爆豆一样，捡起一个话题就讲起来，讲完再换另一个不相关的话题，偶尔又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循环往复。但这些话题都是他起的头儿，他来讲，然后他又停止这个话题换另一个。而这些行为，绝不是优秀的领导者与下属建立融洽关系的方式。
这位总统基本不问一些会引发讨论的问题，总是说一些他的观点和论断。这让我觉得，我的沉默是不是代表我已经成为他口中说到的“每个人”，认同参观他就职典礼的人数是史上最多的，认同他在就职典礼上的演讲是无与伦比的，认同他从未虐待过任何女性，诸如此类。这些话基本就泯灭了真诚的双向对话的可能。
他还说了一些令人困惑又没什么必要的谎言。比如说，总统告诉我，办公厅主任雷恩斯·普利巴斯不知道我们见面，但这事儿有点不太可能。如果总统单独与联邦调查局局长吃饭，办公厅主任应该知道才对。但吃了一会儿以后，特朗普又不经意地说：“雷恩斯知道我们吃饭的事儿。”
我一边吃，一边听他漫无边际地侃。突然，他提到了之前我们说过的那个俄罗斯妓女的事情，他称之为“金色液体事件”。他把之前跟我说过的话基本上又重复了一遍，然后说，如果他妻子梅拉尼娅（Melania）有“哪怕1%的可能性”相信这是真的，那他就麻烦了。
这句话让我略微有点走神。我立刻开始想，为什么他妻子会觉得他能做出这种事情来？哪怕只有一点点儿怀疑，在我看来也不太正常。尽管我有很多缺点，但帕特里斯绝对不可能，100%不可能相信，我会在莫斯科跟妓女混在一起，还让她们在彼此身上小便。她要是听到这种指控，肯定会觉得这是无稽之谈。究竟在怎样的婚姻关系中，究竟是什么样的丈夫，才会让妻子有可能相信他会做出这种事情来？
我几乎确信，总统没听过“做贼心虚”这句话。他又自顾自地继续说下去了，解释说为什么这些说法都不可能是真的，最后说想请我调查所有对他的指控，证明那些都是假的。我说这些都由他决定。与此同时，我也表示说，如果这样，那肯定会传出联邦调查局正在对他展开调查的风声，
但就算调查也很难证实什么都没有发生。他说我说得也对，但又一次请我考虑一下，说他自己也会好好考虑。
他还问了我其他的问题，但看起来也没头没脑的。他问我司法部部长埃里克·霍尔德和洛蕾塔·林奇相比怎么样。我说，霍尔德与奥巴马总统的关系亲密一些，这样的关系有好处也有坏处。于是，我利用这个机会对他解释，为什么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要与白宫保持距离。
我说，这种关系其实是一种和谐的矛盾体：从古至今，有一些总统觉得他们要与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保持亲密的关系，因为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都是“麻烦”的来源。但亲密关系一旦越界，会让这些麻烦愈演愈烈，因为这样会降低民众对政府机构的信任，削弱民众对其工作能力的认可度。我并不清楚他是否听懂了我的话，也不知道他对我的话感不感兴趣。
吃饭的时候，我又想起了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特朗普没笑过，至少我不记得他笑过。开会之前闲谈的时候他不笑，对话的时候他不笑，我们这次看似放松的晚餐会上他也不笑。
我想知道其他人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不知道他在面对镜头的那几千个小时里有没有笑过。我没开玩笑，他确实在镜头前面过了好几十年，之前做商界精英的时候他就生活在镁光灯下，后来又做了好几年的真人秀明星。
因此我很好奇，于是我就在谷歌和视频网站YouTube上搜索了一下。在搜索结果中，我找到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中，唐纳德·特朗普露出了一个可以称之为笑的表情。那是2016年1月，他问一个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听众，背景音中有一个类似狗叫的声音是什么，那个听众说“那是希拉里”，然后他做出了这个表情。
我可能有点过分解读了。我觉得他私底下对着妻子和孩子，或是跟亲密的工作人员在一起的时候，总会笑的，也可能是我错过了他所有在公众面前露出笑容的镜头。但在所有我认识的通过选举得到职位的领导人中，特朗普是唯一一个不经常在公众面前露出笑容的人。
在我看来，他不在公众面前展露笑意是因为他的自我安全感太弱，无法展示自己脆弱的一面，也不肯冒险去欣赏他人的幽默（万一没欣赏好呢）。而这些对一个领导者而言是非常悲哀的，对一个总统来说，甚至有些恐怖。
这顿饭快吃完的时候，他问了我一个问题——这是他第一次想了解一下这个跟他吃了一晚上饭的人。他想知道，我是怎么当上联邦调查局局长的。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说到，其实当我知道奥巴马总统对这个职位的认知与我不谋而合时，我真的又惊又喜。当时奥巴马总统说，他希望联邦调查局局长称职且保持独立，不想让联邦调查局牵涉进政治中，他只想在晚上能安心地入睡，知道联邦调查局正在正常运作，保护着每一位美国公民。
随后我又复述了一下奥巴马总统和我第一次在椭圆形办公室见面时所讨论的话题。我那时就在想，我与奥巴马总统的第一次谈话，无论是讨论的内容还是讨论的形式都与今晚大相径庭。
听完我的话，特朗普总统说，我能留下来他非常开心，因为他身边很多人都对我评价甚高，就连他选中的国防部部长和司法部部长都是如此。
然后，他又回到了忠诚这个话题上，再一次说：“我需要忠诚。”
我又一次停住了，然后说：“我对您会永远诚实，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他停了一下，然后接着说：“这就是我想要的，诚实的忠诚。”显然，我的这番话在他看来，就是代表我们达成了某种双赢的“交易”。
我又停下来，然后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不想再说下去了，我非常想摆脱这种僵持的局面。我对自己说，我能做的都做了，能说的都说了，再也不可能说得更明白了。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这位“自由世界的领袖”，自诩伟大的商业大佬，并不理解什么才是领导力。
优秀的领导者从不会要求下属对其保持忠诚，只有像美国黑帮头目那样通过让人惧怕来领导别人的人，才要求下属对其个人保持忠诚。优秀的领导者非常关心自己的下属，教会他们诚信待人、体面做事；优秀的领导者一诺千金，勇于牺牲；优秀的领导者非常自信，因此能够礼贤下士，谦逊待人；优秀的领导者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长处为何，也害怕自身的局限性所带来的问题。
他们知道，他们不可能总能理解问题，总能找到原因，总能看到世界的真相，总能不被蒙蔽双眼。他们能说出真相，也知道只有听到了真相才能做出明智的判断。为了获取真相，他们创设高标准的环境。他们知道什么才能使团队持续长久，什么才能使团队产生卓越的成就。他们知道，实现这一切的最有效方式是“爱”。优秀的领导者绝不会要求他人对自己保持忠诚。
晚餐最后，我们每个人吃了两个冰激凌球，随后我就回家了。回家后，我对这次晚餐写了个备忘录，之后每次跟特朗普单独会面之后，我都会写一份这样的备忘录。之前，我从未这样做过，也从未以联邦调查局局长的身份在与其他人会面之后做过备忘录。但与特朗普会面之后，我必须要这样做。
原因有很多，其一就是我们会讨论一些有关联邦调查局职责和总统本人的话题，而在看过特朗普的大选过程之后，我对这个人是否正直表示非常怀疑。我得保护联邦调查局，保护我自己，因为我不能寄希望于他会坦率地说出我们的谈话内容。
写完之后，我将备忘录打印了两份，一份与联邦调查局的领导团队共享，让我的办公室主任归档留存，另一份我锁在了家里。我把其中一份锁在家里也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我觉得备忘录是我的个人财产，就像日记一样，需要保留；另一个原因是，我觉得把与这位总统打交道的过程记录下来十分必要，说不准哪天就能用上。
悲哀的是，有一天我真的用上了。
《至高忠诚：真相、谎言和领导力》，詹姆斯·科米 著，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