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毓堃：拉美唯一“绿洲”踏入“新自由主义的坟墓”？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胡毓堃】
一、两极对立最甚的总统大选，近年智利左翼浪潮的顶点
随着12月19日智利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果尘埃落定，智利政坛出现了“三十年未有之变局”：
左翼政党联盟“赞成尊严”候选人加夫列尔·博里奇并未被预想中的右翼“联合狙击”，反而以接近56%的得票率完胜右翼政党联盟“基督教社会阵线”总统候选人何塞·安东尼奥·卡斯特，成为智利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35岁）。
智利候任总统博里奇，图源：Reuters/BBC
由于现右翼执政联盟候选人西切尔和前左翼执政联盟候选人普罗沃斯特等五人在第一轮投票中出局，智利民主转型三十年来左右翼传统执政联盟第一次缺席了总统大选的决战。
对于这次大选结果，部分专家颇感意外，毕竟首轮投票中博里奇还以微弱劣势位居次席，而排名第三和第四的候选人均出自传统右翼，得票率相加也达到了25.6%。按照传统剧情走向，五位首轮出局者的支持选票绝大多数应分流至卡斯特，加上其本人首轮27.91%的得票率，最终的胜利者应当是他。
与总统选举首轮投票同步举行的议会选举，也呈现出形势对右翼较好的迹象：在参议院部分议席选举中，右翼政党表现突出。在总席次中前所未有地与左翼政党实现平分秋色；在众议院选举中，左翼虽然占据了过半席位，但右翼席次增长显著。加上代表左翼的博里奇从政经验匮乏、多次在记者采访和电视辩论中失言、失态，卡斯特很有希望被右翼支持者推上总统宝座。
但事实上，这次总统选举的最终结果，用不少国际媒体的话说，是近几年来智利政治社会形势走向的“自然结果”。换言之，左翼“千禧一代”代表博里奇的当选，是智利这些年左翼浪潮持续发展的产物，也是左翼浪潮达到顶点的标志性事件。
智利虽然是拉美发展最为稳定的国家，但长期以来严重的经济不平等，早就令普通民众的不满情绪日益积累：2014年，智利12位十亿级别巨富的身家总合相当于该国GDP总量的25%，2015年智利前2%的高收入群体富裕程度则与德国前2%的群体相当；但另一方面，同年该国后5%低收入群体的贫穷程度与蒙古国后5%的群体相当，过去十年来就业率始终在55%徘徊。
当半数劳工没有足够积蓄支付养老金，不少人的就业与失业期来回交替，距离贫困线只有一步之遥，一个看似普通的小事件便足以引发整个社会的怒火与震荡。2019年10月，智利政府基于一贯稳健的财政平衡原则，将首都圣地亚哥的公共交通早晚高峰小幅涨价，竟然引发自1990年回归选举政体以来规模最大的社会骚乱，造成数十人死亡和上千人受伤，社会经济损失惨重，更令该国国际形象大打折扣：由于社会局势无法控制，智利甚至被迫弃办当年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2019年开始的全国大规模抗议，成为智利国家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图源：Carlos Figueroa
更有甚者，这次抗议不只是关乎社会问题，其连带效应更加明显。由于民众公开将愤怒情绪指向了智利的宪政体制和经济社会结构，抗议爆发仅一个月后，智利一些政党达成协议，开始着手制定新宪法，以取代已经修改19次、但目前仍在实施的军政府时代宪法。
而随后在去年10月25日举行的全国制宪公投，更是对皮诺切特这位右翼军事独裁者重要遗产的否决：78.28%的民众赞成制定新宪法。面对汹涌的民意，今年5月16日，智利通过选举产生了制宪会议，着手制定新宪法，并将于明年下半年由新一次全国性公投决定是否采纳。
正是在这一浪又一浪的社会运动之下，智利社会越发走向两极对立。伴随着试图维系皮诺切特遗产的传统右翼不断遭受冲击，左翼包括极左翼的气势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节奏持续增长。
以博里奇所代表的左翼联盟“赞成尊严”为例，该联盟由智利平等党、激进左翼组织“广泛阵线”和“值得智利”联盟组建于2021年1月，智利共产党也随后加入。虽然其单个成员政党的实力和影响力都较为有限。但在成立不到一年内，该联盟就先后在制宪会议选举、参议院选举和众议院选举中赢得18.7%、19.58%和20.94%的选票，在制宪会议和众议院中成为仅次于现中右翼执政联盟“智利前进”（此次选举中更名为“智利我们能做更多”）的第二大力量。
第一轮投票（上）和第二轮投票竞选期间各候选人综合民调支持率对比，其中红线代表博里奇，蓝线代表卡斯特，来源：Wikipedia
这股左翼力量的崛起，对传统中右翼的冲击甚至超出了选举和议席的数字意义。现总统塞巴斯蒂安·皮涅拉所属的“智利前进”在制宪会议中赢得的席次不到24%，达不到否决宪法修改所需的30%席位，而剩下超过70%的席位更是被中左翼、左翼和独立代表所占据。
到了总统选举投票前，包括CADEM、公民脉动、“黑&白”在内的智利多家权威民调机构调查显示，民众对博里奇的偏好领先卡斯特最高可达16%。反观现任中右翼总统皮涅拉，其支持率长期在20%左右的低位徘徊，在养老金预支争议期间更是一度低至9%。
第二轮投票前三日，皮诺切特遗孀露西娅·伊里亚特的去世，更是引发众多左翼支持者走上街头狂欢，既是大选前一次不大不小的插曲，也将民间的左翼支持情绪推向一个小高潮。
不谈右翼在未来国家治理和政策制定中的话语权，在决定国家根本命运走向的制宪问题上，包括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国际媒体和纽约大学智利政治学家帕特里西奥·纳维亚在内的专家学者都认为，左翼元素将起到更大的影响甚至主导作用。长期关注拉美左翼力量的古巴“拉美通讯社”更认为，左翼的崛起已经标志着智利“政治格局的巨大改变”。
与智利国内小气候相呼应的，则是拉美地区大气候的变化。随着智利总统选举结果出炉，拉美地区的主要大国中，有三个（智利、阿根廷、墨西哥）均已“左转”。至于明年举行的巴西总统大选，左翼政治人物卢拉的支持率和呼声也呈现出压倒性优势。在过去二十年被左右博弈所主导的拉美政坛，各国左翼力量似乎又一次出现了集体“东山再起”的势头。
随着左翼从智利国家宏观发展道路决策到地方执政版图中的力量不断扩大，博里奇九年内从母校（智利大学）学生联盟主席跃升至国家领航人，既是这股左翼浪潮的自然结果，也必将进一步为这股浪潮推波助澜。2022将至，新宪法、新总统之下，智利何去何从？
二、政治生态的撕裂与“新自由主义的坟墓”？
早在智利两年前爆发全国性抗议示威的当日，总统皮涅拉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时表示，相比于分别陷入衰退、停滞和政治危机的其它拉美国家，智利“像一片绿洲”。此话的确并不夸张。
身处经济民粹主义盛行的拉美地区，智利却自皮诺切特时代便实施温和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凭借自由市场经济转型、私有化、稳健的货币政策、“结构性平衡”的“反周期”财政规则和友好的企业营商环境，经济增速在同地区脱颖而出，率先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成为拉美经济最发达的国家。2010年，智利成为南美洲第一个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这一“富国俱乐部”的国家，隔年更是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就连最受诟病的经济不平等程度而言，智利的基尼系数也从1990年的0.57下降至2017年的0.44，降幅不亚于周边国家。
进入21世纪后，智利人均GDP（蓝线）增长明显高于拉美整体和加勒比地区，图源：World Bank
在政治发展层面，智利也与不少拉美国家不同，以和平、稳健的方式实现了政治转型，确立了稳定和有序运作的民主政治制度。该国政坛意识形态淡化、左右翼分歧相对不鲜明、没有极端的党派斗争，保证了自身政治结构的稳定和社会经济政策的高度连续性。民主转型以来，无论是左翼或中左翼的基督教民主党和社会主义党，还是中右翼的民族革新党，都延续了这一稳定性。
正因为如此，智利的综合竞争力、经济自由化程度、市场开放度、国际信用等级均为拉美之首，被视为拉美国家转型与发展的“优等生”。而智利过去30年成为拉美“绿洲”的经验，离不开两个关键词：政治上的“温和稳健”与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而此次智利总统选举结果的背后，则是这两大支柱面临双双坍塌的可能。
随着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的经济低迷和疫情冲击，智利政坛的极化声音越来越大，传统的中间温和势力变得越发不讨巧。本次总统选举进入第二轮的博里奇和卡斯特，分别被视为1970年代阿连德以来最“左”和1980年代皮诺切特以来最“右”的大位竞逐者。竞选期间，二人毫无遮掩的公开言论，更是在国际社会中赚足了眼球和流量。
卡斯特是德国后裔，德国联邦档案馆更披露其父亲曾自愿加入纳粹军队服役，担任中尉；他哥哥则是典型的“芝加哥男孩”，曾在皮诺切特政府先后担任劳工部长和央行行长。而他本人则被视为智利的博索纳罗和“与特朗普类似的人物”。出自典型的右翼保守主义家庭，卡斯特不吝自称为“芝加哥学派”的门徒，更公开称颂皮诺切特时代的“独裁遗产”。
竞选期间，卡斯特言语间体现出明显的民粹和威权主义色彩；在移民和气候问题上流露出浓厚的反全球化、反多边主义色彩，扬言当选后智利将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并抨击南美进步联盟和联合国气候大会；在反堕胎、反LGBTQ和反离婚问题上，他并不掩饰其反女权主义的逻辑，甚至声称考虑取消妇女部；而在国内施政方面，他继续不遗余力地鼓吹企业减税、放松市场管制和推动企业私有化。
称颂皮诺切特遗产的卡斯特也是重新制宪的反对者，图源：Mauro Pimentel/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而政治光谱另一端的候任总统博里奇则将左翼和进步主义的理念表露无疑，与右翼对手可谓针锋相对。倡导环保和绿色转型的他，已经表态要着手限制矿业这一国家支柱产业；面对收入差距冠绝经合组织的现实，博里奇承诺要提高劳工福利待遇，加强公共医疗、高等教育和私人养老金改革，并征收“超级富豪税”和“巨额财产税”，通过政府干预市场和再分配来构建福利社会；同时，他还主张保护妇女权益，支持权力适度下放。
尽管二人皆一度因“过激”言论引发争议而采取淡化措施、披上“中间温和”的外衣，但两位少见的激进左右翼人物，却分别吸引了超过460万和360万选民的支持，可见政治极化在当今智利社会已经有了相当的市场，体现了智利社会的两大底层逻辑：博里奇要打破新自由主义的旧世界，卡斯特则要重建新自由主义世界的辉煌。
智利与墨西哥这两大拉美国家在经合组织中收入不平等指数最高，来源：OECD/BBC
极化的社会思潮同时造就了两极对立的国会：无论是参议院还是众议院，左翼和右翼均呈现出不相上下之势，博里奇无法保证获得稳定多数的支持。在愈发极化的意识形态与政党斗争驱使下，左右翼跨党派合作推动施政将成为奢求，“府院之争”恐将继续成为智利政坛的常态，博里奇政府在执政过程中面临立法机构阻碍、陷入僵局也将难以避免。
温和稳健的政治运作面临崩塌，而博里奇本人公开喊出的“如果智利是新自由主义的摇篮，它也将是新自由主义的坟墓”，更是引起国际社会一片哗然和不少人士的担忧。
对于皮诺切特时代奠定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博里奇这位自称“温和的社会主义者”早就心生不满、希望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在他看来，这是该国严重不平等的根源，是普通民众权益被忽视的罪魁祸首。然而，无论利弊几何，新自由主义模式毕竟是智利多年来发展的基础和稳定器，变革需要耐心、时间和足够的资源，轻易推倒后带来的未必是稳定的重生。
果然，博里奇刚刚宣布当选，智利市场便投出了“不信任票”：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总统选举结果出炉第二天，智利股市大跌，IGPA指数单日下跌6.2%；智利比索对美元汇率贬值超过4%，创造单日收盘最低纪录；由于博里奇声称要反对“摧毁环境”的采矿项目，考虑组建国有锂业公司，智利化工矿业公司（SQM）股价当日更是暴跌11%。
2018年至2020年下半年，国际铜价在低位徘徊导致同期智利出口增长波动、经济下行压力巨大，2019年经济增长已经创下十年来新低（1.054%）；疫情重创之下，2020年智利经济更是萎缩5.84%，遭遇3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今年在全球经济触底复苏的大背景下，智利预计经济增长也不过5.5%，而不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正在加速外资流失。经济现状本就不理想，博里奇的胜选更是“火上浇油”，给资本与市场传递了更加悲观的信号。
失业与贫困率反弹是智利新政府要面对的难题，图源：Reuters/Ivan Alvarado
毕竟智利经济与社会发展已长期依赖新自由主义的“涓滴效应”，即通过给富人减税、给予企业优惠改善整体经济，从而令普通民众随之受益。尽管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内的学者和观察人士，均纷纷抨击皮诺切特时代的新自由主义，认为这从政治与意识形态上控制智利社会，也没有令多数民众受惠，但博里奇“国家干预、加强再分配’的颠覆性理念，可行性也有待商榷。
博里奇在胜选演讲中重申的”四个轴心“——女权主义、绿色转型、权力下放和体面工作——无不依赖国家经济发展和财富的增长，特别是他对就业机会、改革私人养老金和公共卫生系统的承诺，更离不开巨额投资。面对市场和资本对他的怀疑，一旦博里奇对新自由主义的“重拳出击”，进一步挫伤了企业投资与经营的信心，国家经济增长和财富累积的根本动力缺失，“钱从哪里来”便是一个最常见但又最难解答的问题。
曾经在激进左翼政治人物领导下的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等国常用的办法是“有钱时大手大脚、没钱时债台高筑”，结果便是国家经济如过山车般大起大落、甚至主权债务违约。假如政府财政收入不如预期，为了兑现对选民承诺的博里奇是否也会“病急乱投医”，将智利变成下一个委内瑞拉，的确是一些观察人士担心的问题。
对此，博里奇承诺他会对财政问题负责，并在竞选期间聘请了一批中左翼经济学家，以缓解中间选民的顾虑。对于现总统皮涅拉关于智利处于“非常极化、对立和争执的环境中”之说，博里奇在胜选演讲中承诺将做“所有智利人的总统”。作为拉美的政治风向标，智利何以保持其在该地区一枝独秀的优等生地位，又能缓解当下被疫情不断放大的结构性矛盾，考验的则是这位千禧一代年轻总统的智慧和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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