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绍雷：苏联解体30年，大国俄罗斯的世界构想是什么？
【文/冯绍雷】
俄罗斯如何看待当代国际变局？如何评价新世纪以来自身的对外政策？面对变局以及未来世界秩序的建构，俄罗斯准备如何提出外交政策新思想，以及将以哪些具体建议为推进新秩序而未雨绸缪？围绕这些令人关注的问题，本文基于俄罗斯权威智库的重要文件，结合俄罗斯官方立场以及权威专家的意见， 尝试提供综合性的介绍与分析。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学院院长、老牌智库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荣誉主席、俄罗斯最具威望的国际问题研究专家之一，曾担任普京和叶利钦多年外交政策资深顾问的谢尔盖·卡拉加诺夫教授领衔的团队，在2020年发布了题为《维护和平、地球和所有国家的选择自由：俄罗斯外交政策新思想》（以下简称《新思想》）的报告。该文件涉及形势与未来秩序构建、现行战略与政策，贯穿历史与当下的联系，尤其侧重于以思想引领决策，是一份较为权威、全面、具有前瞻性的报告。该报告发表过程中曾多次举行咨询会听取意见，并得到了俄外交部和国家杜马的支持。
除此之外，普京总统及他亲自创建的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外长拉夫罗夫、前外长伊万诺夫带领下的俄罗斯对外关系理事会等方面所发表的文献，也是本文写作的重要基础。十多年来，笔者几乎每年参与瓦尔代论坛，也与卡拉加诺夫团队以及其他专家多年交流合作。这些都为介绍俄罗斯对外关系的最新发展提供了虽基于个人体验、但又立足于多方互动的客观依据。
《维护和平、地球和所有国家的选择自由：俄罗斯外交政策新思想》
一、俄罗斯如何看待当代国际变局
对于当下国际变局，卡拉加诺夫教授的这份报告提出：“俄罗斯国内外的外交政策学者普遍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和思想已进入完全不可预测的混乱时代。”这里所说的“混乱”，不光是指乱局的不断加深，而且也表明“过去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间西方国家所设定的‘智识模式’”已经“无法预测世界的发展趋势”。“但西方大多数人不愿意接受新的现实，种种迹象表明，西方国家在地缘政治、经济和思想领域的地位正在经历长期的衰落。”[1] 比《新思想》晚一个月发表的瓦尔代论坛的研究报告《在一个摇摇欲坠的世界中保持清醒》，同样提出了“混乱世界”的概念。[2]
按照《新思想》的提法，当前乱象的集中表现在于：“在新（主要是亚洲）、旧（主要是西方）领导者之间，正在上演历史上最激烈、最迅速的权力再分配。”疫情及其引起的经济危机和信息战加剧了这一进程。未来几十年，美国虽仍是超级大国，但“也在迅速丧失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能力，无力左右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的总体发展方向，于是美国成为近年来最危险的国际角色，从维护现状的国家转变为‘修正主义’国家”[3] 。
《新思想》认为，发生这种变化的深层与主要原因是，“西方近500年来建立在军事优势基础上的，在世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已行将就木，世界正在回归传统的多极格局”。其表现为：大部分国际协调机构与机制日渐式微或被有意取消，世界进入无序且激烈的竞争；数字化发展、不平等加剧、气候变化、大规模移民等全球治理问题“下沉”至国家与区域层面，但依然难有出路；各国无法完全掌控本国局势，但追求主权、政治和文化独立，出现“取代美国（西方）控制下的‘世界政府’或霸权主义的强烈趋势”；“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仍将持续，中小国家的民众都渴望政治上的主体性……而没有它们的参与，一些关键的国际冲突和问题便无法解决”。[4]
与《新思想》稍有不同，瓦尔代报告认为，跨越国界的超国家政治实体已经败落；“主权国家仍然是唯一能够以有组织和有效的方式行事的机构”；对于国际政治的“民主与威权”两分法式的解读已失去意义；而美国主导的（上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最初10年中期的）“自由世界秩序”也已结束——这些变化才是国际乱局的深层背景。[5]
在《新思想》的阐述中，大国关系正在发生一些重大变化。首先，在全球范围内，“正在不对称地形成‘中国 +’和‘美国 +’两个技术、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中心”。报告指出：美国抗疫无力，与中国的抗疫成绩及对他国的援助，形成鲜明的对比。新的危机削弱了美国的影响力，世界领导权之争变得白热化。瓦尔代报告也认为，当今世界存在着“两极化”的威胁。但该报告明确指出，“国际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在于，（中美）两国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而《新思想》认为，“在俄罗斯学者看来，疫情暴发之前，中国虽然愈发自信并奉行面向全球的政策，但仍竭力回避对领导地位的诉求；现在则不然，中国外交在政治心理方面的内敛性已经减弱，中国公开表示正在为世界其他地区树立榜样”[6]。对此需要指出，相当熟悉中国事务的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则另有评价，他明确而公开地指出：中国从来无意向其他国家输出自己的模式。
其次，对于欧洲，《新思想》认为“欧盟主导的欧洲错失了（与俄罗斯联合）成为世界新秩序第三支柱的机会”，虽不可能彻底解体，但将发生大变革，“最有可能的是，欧洲次大陆的中部和南部将倒向东方，西部和北部将倒向美国”。最后，关于俄罗斯，《新思想》指出，俄罗斯仍将是具有充分回旋余地的“独立中心”，“奉行独立自主的内政、外交与国防政策。在经济和技术方面，俄罗斯将会逐渐趋向东方……在中国的支持下，俄罗斯提出了‘大欧亚伙伴关系’。但何时实施，尚不明确”[7]。
《新思想》与瓦尔代报告都强调了当前国际局势的两个重大问题。其一，“国际环境将再度意识形态化”。“那些能提供富有生命力的全新意识形态并填补‘真空’的国家、社会和文明，在争取未来世界秩序领导地位的斗争中，将获得巨大优势。”其二，“发生重大国际冲突并升级到全球战争的危险将显著增加”[8]。此外，瓦尔代报告强调：“多元主义是世界正在经历的政治和战略文化急剧变化的副产品”，而多元主义的“政治决策的背后并没有‘唯一正确’的道德平台”。显然，瓦尔代报告对于“多元主义”的崛起同样抱有不甚乐观的态度。[9]
总体来看，俄罗斯清晰地认识到，当前世界的混乱源于西方趋于长期的衰落；而国际关系重趋意识形态化、冲突与战争风险提升、多元主义的莫衷一是等，都是当代世界的重大问题。俄罗斯认为，当今世界存在着中美竞争“两极化”的趋势；但在欧洲分化的同时，中俄合作是重要的趋势。
谢尔盖·卡拉加诺夫/资料图
二、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自我评价
是否能客观清醒而实事求是地评价自身的外交政策，乃是一国治理水平的体现。俄罗斯国内对其外交政策并非没有不同意见，并且不少是很高层面上的公开辩论。在遭逢逆境的背景下，这种争论有时变得很激烈。比如，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开始、经过乌克兰冲突及近年来严酷的西方制裁，本来就处于艰难转型中的俄罗斯受到严重压抑。疫情之后的经济低迷，更使得类似“俄罗斯经济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支撑大国外交多方面的长期需求”的疑问越来越多。
又如，一些比较接近西方的学者，如莫斯科卡内基中心主任特列宁，在充分肯定普京外交成就之后，曾公开指出“90 年代以来俄罗斯外交的失误在于过多纠结于北约东扩”。对此，更多俄罗斯学者——包括普京本人在内——则持相反立场。再如，对乌克兰冲突以来的俄外交总体究竟应如何评价？卡拉加诺夫认为“俄罗斯做得都对”；[10] 而瓦尔代俱乐部学术委员会主任卢基扬诺夫则公开提出了对此还需值得反思的批评意见 [11]。
但无论这些辩论多么激烈，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突出现象是：总体上，俄罗斯人对本国外交的肯定和自信正在逐步恢复和建立。
比如，《新思想》充分强调了俄外交的成就，指出“凭借经济的部分复苏、军事实力的增强、巧妙且一直坚定的外交与国防政策，再加上对手自身实力削弱，俄罗斯得以跻身世界‘排行榜’前三名。而面对压力，俄罗斯大部分民众与精英团结一致，对外交胜利的自豪感发挥了作用”。与此同时，《新思想》也指出俄罗斯外交不是没有问题。
问题之一在于：“目前俄罗斯经济停滞不前，人口问题也不容乐观。反对者和潜在盟友认为，长期看来，俄罗斯将衰弱下去。”《新思想》敢于公开言称俄罗斯会“衰落”，这或许说明经过对自身外交政策的充分辩论，俄罗斯精英与国民的心态已经调适到了一个更为理性、更具耐压性的境地。问题之二：“俄罗斯的外交成就和使命尚未提升到被概念化的水平，需要进一步转化成资本，以及提炼成为政治倡议。”[12]《新思想》对俄罗斯外交的批评与反思相当直截了当。但进一步的深入观察可以发现，正是这些尖锐而不留情面的评价，及其所持的出发点和获得的效果，使得俄罗斯外交的运思与操作更趋成熟。
具体地说，《新思想》认为，从全球层面看，“俄罗斯已经成为世界安全的维护者、各国自主选择发展模式及主权的保护者”。理由是：俄通过成功升级包括核武器在内的武装力量，恢复了全球范围内的均势，结束了“颜色革命”等带来的区域混乱；“俄提高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水平，为文化多样性和国家自主选择发展模式创造了条件”；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增强了大国间的战略稳定。
从区域层面看，在欧洲，俄罗斯在2008年格鲁吉亚战争与2013年末以来乌克兰危机中的强硬行动，阻止了西方的扩张，避免了完全可能发生的更大规模的战争；在欧亚大陆中部，“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减弱了西方“颜色革命”“分而治之”的图谋，而在叙利亚的胜利中数千名恐怖主义分子被消灭；在原苏联地区，集安组织与欧亚经济联盟保障了成员国之间的和平与中小成员国的利益；在亚太地区，“俄罗斯支持中印之间保持军事平衡，并确保印度和巴基斯坦参加上合组织”，“降低了亚太地区分化为两个对立阵营的可能性（美国和一定程度上的中国）”，与亚太各方建立了平衡的伙伴关系，“同时加强了同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巩固了该地区中小国家的主权与安全”；在中东地区，俄罗斯阻止了“以武力方式更迭中东地区政权的企图”，保障了各国的自主发展，推动探索世俗化、宗教、威权与民主相互结合的社会生活方式。[13]
总之，《新思想》为新世纪 20 年的俄罗斯对外关系提供了一份颇为全面的成绩单，也包括相当清醒的自我评价。
2021年11月16日，乌克兰与波兰在沃伦地区举行军事演习。图自路透社
三、关于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新思想
围绕本题，首先需要考察，为什么俄罗斯专业阵营特别强调要提出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新思想”？他们如何提出这些“新思想”，以及准备提出哪些“新思想”？
《新思想》报告强调：首先，之所以迫切需要“为外交制定有魅力且面向未来的战略性新思想”，是为了“既能巩固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展示其作为大国为世界做出的贡献，又能促进俄罗斯国内的发展，确保积极的外交政策和增强国防实力的举措，得到社会的支持”。具体言之，国际发展新阶段的思想竞争加剧，“在世界范围内美国与中国的对抗已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轴，俄罗斯必须明确自身定位”。同时，“缺乏新思想会导致公众对积极的外交政策和坚实的国防政策支持减弱”。其次，“如果不向本国社会和世界各国提出这些思想，如果缺乏我们想与其他国家共建（我们要起主导作用）的美好世界图景，俄罗斯便不能把在外交和国防领域毋庸置疑的成就转化为资本”。值得注意的是，《新思想》的作者提出了“把外交成就转化为资本”的命题：对于任何外交资源都相当有限的发展中国家或转型中国家而言（即使是大国），外交成就需要转化成为能够在长时间中为国家发展和世界稳定提供支持的“社会资本”，而不是满足于一时一地一事的传播与宣传的需要。再次，《新思想》总结了本国和国际的经验教训，指出苏联“因失却宏大思想而失败”，欧洲国家因放弃大国民族思想“使它们成为中等国家”，俄罗斯“如若放弃大国主义”“就会轰然倒塌”。[14]
那么，俄罗斯应该以何种方式，提出自己作为大国一员的“外交新思想”呢？《新思想》的作者们明确意识到：第一，要以正在形成，但尚未得到发展的俄罗斯外交的核心概念作为重点。根据《新思想》总结，俄罗斯外交理念从上世纪90年代的成为“正常国家”，发展到世纪之交的“跻身欧洲”，再到后来的“恢复世界大国地位”，有的是“伪目标”，有的被放弃，有的不切实际。《新思想》报告认为，当前普京提出“大欧亚伙伴关系”——“首先以转向东方、中俄伙伴关系、‘带盟’对接、上合组织为基础，同时向欧盟和东盟开放”是“旗帜鲜明且面向未来的思想”。但是这一思想需要在新条件下加以丰富、明确外交身份，并需加以发展。
第二，要对已有观念进行认真的反思。比如，以往多年中，多极化思想众望所归，但“多极化只是对当前世界局势的一种描述”。对在可预期的未来无法成为全球多极之一的国家而言，“多极化思想缺乏吸引力”。而“多中心主义”的概念虽更具吸引力，但同样缺乏规范基础。第三，“我们不建议俄罗斯打造出某种国家意识形态，不指定所谓‘唯一正确’的历史发展观，不追求价值观体系的真理性和普遍性，并将其强加于其他国家。在 20 世纪，这种意识形态让我们吃尽了苦头。现在我们意识到‘自由民主主义’作为另一种‘唯一正确的’意识形态注定崩溃。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突出优势是非意识形态化和实用主义特性”。同时，《新思想》强调俄罗斯外交政策应当追求低成本，不被各国国内政治制度和各国彼此间的关系所制约，而要“与各国建立平衡的伙伴关系”。回顾普京执政二十余年来俄罗斯内外发展历程，上述“非意识形态与实用主义特性”正是其一以贯之的政治求取。[15]
俄罗斯外交应该具有哪些“新思想”呢？概括一下，俄罗斯力求“三位一体”：“（1）国际和平的保障者、安全的提供者；（2）维护主权，支持各国自由选择政治和经济发展模式，主张文化多样性，反对任何一种思想、政治和价值观的霸权主义，是‘新不结盟’的保障者；（3）环境保护者，主张珍惜自然和地球，主张新的发展模式，维护人类居住环境，特别是人类本身，坚守人类的道德和身体健康，而非无止境的消费。”在谈到为什么俄罗斯应重视“新不结盟”保障者的角色，《新思想》报告特别解释道：“独立和自主发展模式被大多数亚洲、中东、非洲和拉美国家认为是重要的外交价值观。其中，很多国家之所以倾向俄罗斯，主要是因为不想在美国的逼迫下，在中美这两个21世纪上半叶超级大国之间做选择，它们在俄罗斯身上看到了‘仲裁平衡者’的角色。俄罗斯尽管未强大到可以称霸，但被视为第三个选项，它足以让许多国家逃避其他国家的霸权。”[16]
四、来自俄罗斯的新建议
围绕上述俄罗斯外交新思想的各项原则，无论是《新思想》报告，还是瓦尔代报告，都提出了大量外交决策建议。归纳一下，其中既有对当前面临国际安全威胁的新分析，也有不少原则性立场的新宣示，还有集中于战略安全领域和社会经济领域的具体倡议。笔者读来，颇感作为曾经超级大国的战略思想家们的思绪之缜密、见解之老到，能够为理解当下和未来局势演变提供参考。
先来看《新思想》对当下俄罗斯对外战略发展的各项倡议。其一，减少核大国之间的战争威胁，加强多边战略稳定。根据《新思想》的评估，当前核大国之间的战争威胁已接近上世纪 60 年代的水平。《新思想》认为，在新的地缘、政治、技术条件下，为降低这一威胁，不能停留于冷战时期的“保持战略均势、限制和削减核弹头及运载工具”等传统方法，“首先有必要改善核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加强相互制约，开展有关支持全新意义上的多边战略稳定的工作”。
其二，提出多边战略稳定的新哲学。《新思想》认为“多边战略稳定性”这一概念有可能被许多国家接受，因此建议“核俱乐部的所有正式成员接受一项宣言：国与国之间不使用武力，以免核升级，以及发生危害地球和全人类的核灾难”；并建议说服美国接受 1985 年美苏间曾讨论过的彼此不发动核战争的声明 ,“如果美国拒绝，则杜绝核战争的声明必须通过俄印中机制，甚至要联合法国和英国一道推出”。
其三，加强双边及多边威慑力。《新思想》提出，面对全球威胁，俄罗斯仅以 4%~5%GDP 占比的最低限度国防开支，取得了重大成绩。俄罗斯需规避与美国保持传统意义上的战略均势，同时“进一步加强其他非西方权力中心的威慑力，它们（首先是中国与印度）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独立自主的作用”。但是，“如果在俄罗斯边界附近部署核武器和中程导弹，莫斯科将被迫正式采用先发制人的手段”。
其四，加强核大国之间对话，“这类谈判可采用其他核国家能接受的方式进行，可以是所有核国家，或正式的‘五大有核国家’，或‘俄-中-美’大三角，或‘俄-中-印’，或同美国、中国、印度、法国、英国、巴基斯坦进行双边对话，未来还可以加上以色列和朝鲜”。
其五，加强预警和信任措施。俄建议“不强调开放本身，而应着眼于拟定行为准则，管控诸如网络空间等存在军事升级威胁的最危险领域”，“减少政治对抗”；同时，“与非西方国家（如在金砖、俄中印、上合组织框架下）进行军事领域透明度和信任度的多边机制谈判”。
其六，改善核大国之间的政治关系，降低对抗水平。俄建议“俄中印就多边战略稳定性新观念以及加强军事领域的互信进行谈判。在上合组织和俄中印三国机制框架下，加强在阿富汗问题、国际恐怖主义、激进极端主义和毒品问题方面的一体化合作是未来的努力方向，俄中印在这方面的目标是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面对印度参与“印太战略”的严峻现实，俄方已经公开提出批评和质疑。但同时，《新思想》与其他智库学者还是提出，“应让印度参与欧亚经济联盟和‘一带一路’对接的对话，并就‘大欧亚伙伴关系’开展三方讨论。最好签订‘欧亚经济联盟 - 印度’贸易协定。在未来举行俄中印三边联合军演”。《新思想》尤其提出：“继续对美国的‘印太’概念进行批评，但不针对概念本身。除美国外，日本和印度也在推进‘印太’概念，它们的理解与美国有本质区别，并不明确强调遏制中国，更不要说针对俄罗斯了”。《新思想》还主张“‘印太地区’（非美国理解意义上的概念）和‘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对接’与互补，反对美国将两者对立起来”。
而与对印、日关系相对温和的立场相比，俄罗斯对西部邻国及欧洲的态度则有所不同。《新思想》表示：以俄罗斯与单个欧洲国家的一对一军事对话，取代俄罗斯 - 北约委员会框架内的对话；将不与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对话，而是需要“孤立这些国家”；说服欧洲删除“将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的议程”；将“在乌、格境内建立北约永久性军事基地，提供可与具有技术装备武器（导弹防御和防空设施等）的对手进行大规模战争的武器”的行为以“非正式的方式”划为俄罗斯的“红线”。
当地时间2021年12月6日，印度新德里，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新德里进行访问，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视觉中国
其七，为最容易爆发和升级战争的危险领域制定行为准则。俄罗斯认为，减少核大国之间战争威胁的重要方法，是以多边机制在灰色地带形成行为准则。《新思想》所说的“灰色地带”，是指战争与和平、核武与非核武之间界限模糊的区域，以及军事冲突可能升级到核战争的高风险区域。这“首先是网络手段、常规精准打击武器、外太空武器（在太空中部署瞄准地球目标的武器）、导弹防御系统、反卫星武器、中短程陆基与海基导弹、军事领域应用的人工智能。目前这些武器在军事中的作用正在增强。在大国之间的现代战争中（尤其在初始阶段），这些武器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是缺乏使用和研发规则，更谈何限制机制”。《新思想》详细列举了俄罗斯在上述各个领域的立场。
其八，未来形成新的军控机制，坚守核不扩散立场。从长期看，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不存在战争威胁的前提下，俄有必要重申支持《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履行彻底核裁军的义务，强调中俄合作在伊核、朝核问题上的重要作用。在上述两大进程中，提议举行俄中朝三方会谈或韩国参加的四方会谈；抵制对伊朗制裁，以及加强对伊朗军事合作，争取以保障伊朗安全换取其放弃军事核计划。
其九，俄罗斯是“新不结盟”的保障者。《新思想》指出，“随着中国成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超级大国，世界会违中国之愿形成类似于两极的格局。美国对此推波助澜……直接或者间接逼迫越来越多的国家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
随着时间的推移，俄罗斯可能也会陷入复杂的境地，但它不会成为任何国家的小伙伴；诚然，俄罗斯的综合国力弱于21世纪的超级大国”。报告认为：“出路是将俄罗斯定位为‘新不结盟’的领导者（一方面与中国保持友好和战略伙伴关系，另一方面努力与美国形成更加良性的关系）。”[17]
如果说《新思想》侧重于安全与政治，那么瓦尔代报告则在社会经济领域提出了若干值得关注的意见。其一，在人类面临的风险不断增长的背景下，可持续发展、不断提高生活质量以及扩大舒适程度的承诺，“将成为负担不起的奢侈品”，“人类的努力将侧重于减轻损害，而不是发展”。其二，2020年3月的G20 峰会并没有能够在疫情突然冲击下承担起协调世界经济的责任，“世界经济需要一个透明、有效、以规则为基础的机制，协调实施经济增长刺激政策，而不是在经济低迷时期仅由一小部分主要经济体来设计特别机制”。其三，疫情下的区域经济需与全球经济加强协调，以此挖掘潜能，通过区域集团与全球机构的合作战胜全球经济衰退。[18]
综合地看，第一，俄罗斯提出当前国际安全威胁的新重点，不在传统的核对抗，而在于政治对抗、误判、挑衅引发的战争威胁，尤其在于网络攻击、外太空竞争、人工智能、反导系统等“灰色地带”所引起的恐惧和抗争。这一判断值得普遍关注。第二，基于这一判断，《新思想》提出“多边战略稳定”的新概念，以全球视野和多重竞合关系为背景，以各种机制与手段——联合国安理会等传统平台，俄-中-美、俄-印-中、上合、金砖等新机制，“核不扩散”“不结盟”等传统原则，加强对话、信任、预警、双边与多边威慑等新举措——来降低新老核大国之间的风险升级。俄罗斯尤注重通过大国均衡，既坚守中俄合作，在美国把中国拖入“两极对抗”的背景下，重申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同时，也关注保持与美国的“良性关系”，并通过俄印中关系等杠杆，缓转与改善俄罗斯所处的国际环境。
第三，《新思想》强调当今国际格局变迁的新特点在于，俄罗斯在非常有限的国力条件下，以超高声速尖端武器开发为抓手，以国内政治稳定与自信为基础，实现对西方战略平衡的新突破。俄罗斯将不再在传统意义上追求与西方在数量关系上的战略均衡，而是显现出伸展自如、进退有度的对外战略新境界。这些新的变化值得人们重视与思考。第四，瓦尔代报告提出的在疫情之下如何看待“经济发展”、如何建立经济预警模式以及如何在全球与区域层面加强合作的建议，虽然还存在不少争议，但仍值得关注。
五、俄罗斯在国际秩序构建与大国关系中的作用与地位
（一）关于未来国际秩序构建的问题
当提及未来世界架构之时，《新思想》表现得相当谨慎，完全不同于卡拉加诺夫素来擅长并且敢于预测未来的重大结构演变的做法。《新思想》只是提出，“谈论这种世界格局的现实轮廓还为时过早。目前只呈现出旧秩序解构的趋势，但作为俄罗斯政策的最高目标，捍卫和平的观点针对的正是未来的世界建构”。可以发现，国际局势越是陷于困顿，俄罗斯不少知名学者对未来国际秩序构建问题越谨慎。这可能与普京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严谨态度有关。
但是，瓦尔代报告还是表达出俄罗斯对这一问题的原则立场：在“自由世界秩序”已经结束的前提下，未来国际建构设置主要有以下两种前景。一种前景是，作为此前世界秩序基础的联合国通过增加新的功能性基础设施而得以加强；另一种前景则是“两极分化的重新出现”，美国和中国的冲突虽不会复制冷战模式，“但冲突将更加激烈”。显然，瓦尔代报告更加倾向于“加强联合国安理会作为‘世界政府’的地位，授权安理会决定对生存至关重要的和平与战争题”[19]。历史地看，可以发现，除了对联合国、安理会功能的高度重视，俄罗斯情有独钟的不光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强调的民族国家独立自主地决定内外事务的原则；19世纪时维也纳体系采用的大国协同（concert of powers）模式，显然也是俄罗斯参与未来国际秩序构建的基本原则。
俄罗斯外交事务理事会资深专家伊万·季莫菲耶夫在《全球预测2019—2024》这部新作中，倾向于“新多极世界”这一选择。这与上述加强联合国地位、重申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维也纳体系原则相结合的立场，是相互吻合的。[20] 值得关注的是，几个月之前，美国知名学者理查德·哈斯与查尔斯·库普乾两人也在《外交季刊》网站上联合发表文章，主张借鉴维也纳模式超越国内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差异、推动大国协同的立场。[21]
总体来看，当代秩序构建如何借鉴历史经验的问题，虽始终存有争议，但主张超越差异、寻求共识的理性立场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从这样的发展态势看，“联合国安理会模式+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国家原则+维也纳秩序大国协同原则”这一基调，很可能成为在可预见的未来俄罗斯对于国际秩序建构的基本立场。
当地时间2021年12月7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同美国总统拜登开始举行视频会晤。@视觉中国
（二）关于中、美、俄三边关系中的立场选择
21世纪初以来，中、美、俄三边关系问题始终是国际秩序转型的一个基本问题。
在基辛格的“大三角”战略——美国与中、俄的关系应当比中俄关系更近——的指导下，新世纪以来，每一位美国总统上台，都会不同程度地“重启”美俄关系以求联俄遏华。然而，事与愿违，中、美、俄三边关系并未因之出现逆转。
如果稍微总结一下冷战终结以来中、俄、美三边关系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有两个关键因素在左右着这组三边关系的进程。从客观层面看，上世纪末的北约东扩、亚洲与俄罗斯同时发生的金融危机、科索沃战争，新世纪第一个十年里的伊拉克战争、一系列“颜色革命”、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的乌克兰危机、叙利亚战争、美国先后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大规模制裁以及新冠疫情的暴发，这一连串的危机与冲突一步一步推动着中俄的接近。换言之，中俄伙伴关系的发展，是一个由外在冲突与矛盾所造就的客观过程。
从主观层面看，中俄与美国及其盟国的存在一个相当关键的区别：经历了上世纪晚期一系列严峻考验的中俄两国，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自我革命，告别了僵化保守的意识形态，推进了全面体制改革；随着世纪之交的形势变化，两国又进一步奉行独立自主政策，大大加强了主权国家的自主性构建。而美国与欧洲盟国在自身观念形态与基本制度都出现重大裂痕的背景下，仍然固步自封、不思进取，只一味“甩锅”、转移矛盾，始终没有放弃要把自身已经很成问题的制度模式强加于人的霸凌行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俄关系不仅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美俄关系“重启”的考验，抵制了一波又一波的挑拨离间，而且在当前的巨大压力之下，中俄关系正在从“和而不同”进一步迈向“异中求同”的新境界。中、美、俄三边关系会有怎样的前景呢？2016年瓦尔代论坛上，我曾就此请教普京总统，他的回答非常明确：“中、美、俄三边关系应该是互相尊重、互利互惠的这样一种关系。”虽然历经新冠疫情的暴发和大国关系的激变，普京所说的中、美、俄三边关系“应该有”的样子并没有成为现实，但毫无疑问，这应当成为这一组三边关系所追求的目标。
（三）俄罗斯在前苏联空间的立场调整
冷战终结之后，俄罗斯对于前苏联空间的立场是经过一番变化的。苏联解体之初，俄罗斯与其他各个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处境一样，自顾不暇，没有能力去掌控整个前苏联空间的政治经济与安全事务。在动荡的局势之下，中俄与中亚国家之间的“五国机制”出现，并逐渐演化为之后的“上海合作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开始的时候，俄罗斯模仿当时还颇有声势的欧盟，试图以欧亚经济联盟聚合前苏联空间的经济合作，同时以集安组织稳固这一空间的安全事务。
实际上，从新世纪初起，俄罗斯一直面临着周边地区“颜色革命”的巨大挑战；2013-2014年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促使俄罗斯深刻反思自己的周边战略。2020年，在白俄罗斯宪政危机、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纳卡冲突、吉尔吉斯事件以及乌克兰事态继续恶化的背景下，俄罗斯周边政策出现调整。
这次调整的核心是，俄罗斯不强求以自己非常有限的国力，去盲目应对周边发生的每一处事变，包括对一向被视为俄罗斯亲密伙伴的国家也不再简单地重复以往的干预政策。除了公开宣布将白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视为在地缘政治上与自己休戚相关的地区，一般情况下，俄罗斯不再不加区分地将整个前苏联空间视为自己必须承担的责任。这一有限收缩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在周边地区将不再以活跃主动的面貌出现。[22]
在阿富汗战争结束后出现的新局面之下，俄罗斯仍会以“大欧亚伙伴关系”为支轴，以中俄紧密合作、以与“一带一路”的对接为基础、以“转向东方”的战略部署为引领，以自身国家利益为目标，时而更为强硬、时而更为灵活务实地推行周边外交——与一年前俄罗斯周边政策的极具弹性相比，美军撤离阿富汗之际俄罗斯所表明的强硬立场，即反映出这种变化和反差。同时，俄罗斯会以更加广阔的视野，不仅通过“北溪二线”盘活与欧洲关系，而且也会按其自身需要审时度势地调整与美国的关系。实际上，俄罗斯的周边政策还是需要放在其全球部署的背景之下，才能加以理解。
总体地看，俄罗斯对世界局势的观察，对自身外交战略的总结和反思，以及对未来国际秩序构架的考量，深深透露出一个从超级大国地位败落过程中迅速复起的强者的深厚底蕴。与中国一样，俄罗斯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大国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俄罗斯对外战略实践和思想的系统考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注释：
[1] [3] [4] [6] [7] [8] [10] [12] [13] [14] [15] [16] [17] 谢尔盖·卡拉加诺夫等：《俄罗斯外交政策新思想》，载《俄罗斯研究》2020年第4期。
[2] [5] [9] [18] [19] Oleg Barabanov et al.，Staying Sane in a Crumbling World， Valdai Discussion Club Report，May 2020.
[11] Fyodor A. Lukyanov, “Variables and Constants,” Russian in Global Affairs, 2018, No.2.
[20] 伊万·季莫菲耶夫：《全球预测2019—2024》（俄文版），俄罗斯对外事务理事会研究报告，2019年。
[21] Richard N. Haass and Charles A. Kupchan, “The New Concert of Powers,” Foreign Affairs, March 23, 2021.
[22] 季莫费·博尔达切夫：《最后的帝国及其邻居——俄罗斯周边安全与地区秩序》，班婕译，载《俄罗斯研究》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