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洪君：苏联解体多年后，有哈萨克人激动地说“我还是苏共党员”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于洪君】

今年是苏联解体30周年，俄罗斯、前苏联的一些加盟共和国，以及关心国际政治、现代历史的人都在重新研究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看法见仁见智。

我当时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苏联处工作，那段时间我每时每刻都在关注苏联的改革动向，期望苏联改革能够取得预期结果。但观察和研究的结果就是苏联局势每况日下，政权越来越不稳固，民心、党心、军心越来越涣散。

某种程度上，我可以说是苏联解体的见证者。1989年5月中旬，中苏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戈尔巴乔夫以苏共中央总书记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双重身份到中国访问，我们单位参与了接待工作。

那时候，我看到戈尔巴乔夫带着两个重要助手，一个是苏联外交部长、苏共政治局委员谢瓦尔德纳泽，另一个是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被称作“苏联改革教父”的雅科夫列夫。这两个人陪着戈尔巴乔夫一起在钓鱼台举行记者招待会时，戈尔巴乔夫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们两人一言不发，心事重重。

当时我就有一种感觉，戈尔巴乔夫被这两个人所左右了。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对外交完全外行，他突然从格鲁吉亚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直接调任苏联外交部长，盲目地寻求同美国和西方的缓和，忘记了苏联的国际处境和国家利益。

在内政和意识形态领域，戈尔巴乔夫主要靠雅科夫列夫鼓吹“民主化”，表面上看似对国际形势、世界潮流、苏联历史头头是道，实际上雅科夫列夫在政治上十分幼稚。当然最后我们也看到，他并不喜欢苏联制度，而是另有所图、居心叵测。

雅科夫列夫可以说是苏共的中坚力量，主管意识形态，但他曾经当过苏联驻加拿大大使，长期在西方生活，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深受西方政治文化影响。用这样的人来塑造苏联意识形态，主导苏联社会民主发展进程，危害巨大。

那时候的苏联，给人的感觉是风雨飘摇、朝不保夕，但中国基于改革开放后的国家利益，基于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还是与苏联实现了党与国家关系的全面正常化。

1989年9月，苏联突然出现了全联盟性的供应链断裂和商品紧缺，莫斯科所有的商店货架空空如也，主要原因是当时苏联国内忙于政治斗争，各加盟共和国四个月不向莫斯科供货，大家无心生产，供应也随之急剧萎缩。

另一方面，苏联加盟国开始闹独立，有的为了争取“主权”，连续几个月不向莫斯科供货。有些共和国公开表示要退出苏联，比如外高加索的格鲁吉亚，波罗的海三国。其中立陶宛首当其冲，拒绝向莫斯科供货，搞封闭式经济运作。

经济本就萎缩，工农业产品大幅度减少，在供应链断裂的冲击下，莫斯科百姓民不聊生，民众每天都在排队买东西，人们的抱怨和怒气也越来越重。到了1989年下半年，我们就觉得苏联不行了。

苏联民众排队买东西。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1990年，戈尔巴乔夫还有一种幻想，希望通过革新联盟的方式保住苏联，重新跟各个加盟共和国谈判主权。苏联名义上是一个联盟，事实上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现在跟各加盟国谈判，不等于自毁根基和自我瓦解吗？结果是越谈越糟、越谈越散，后来俄罗斯也要求“主权”，实则架空了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联盟中央政权。

其他加盟共和国，比如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克拉夫丘克闹得很急，把历史上乌克兰民族同俄罗斯民族的恩恩怨怨都翻了出来，称之为“填补历史空白点”，实则导致苏共和苏联国家的形象遭受极大伤害，党心涣散、民心涣散、军心涣散，所以苏联垮台是一个必然。

1991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对苏联进行回访。这是自从毛主席1957年访问莫斯科后，时隔30多年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再次访苏。

当时江主席访问苏联，双方有个协定，中方利用这次访问的机会，应苏方的请求，向苏联提供一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苏联国家居然向我们要人道主义援助，现在回想起来，仍然令人寒心。苏联民众生活困难，老人小孩、社会弱势群体的生活供应中断，社会保障瓦解，面临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苏联希望我们通过这次访问带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所以我们答应给几车厢无偿赠送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包括糖果、儿童服装、生活日用品、食品罐头等等，我当时就负责押送这批货物去莫斯科。

进入苏联的第一感觉非常不好，当时是1991年5月，从蒙古进入苏联第一站，火车到站停车，边境火车站漆黑一片，车停的时间比较长，我就下来在站台上散散步。

这时，一个中年苏联军官走过来问我说能不能给他一把糖果，他的小女儿过生日没有礼物，苏联军官居然朝一个中国列车旅客索要东西给女儿过生日，我从自己带的食品里抓了一把糖果给他，给完后发现围上来一群人向我索要糖果。

我没有那么多，便拿个兜子给每个人两块三块的，周围的人慢慢地都把我围起来了。一个警察过来让大家散开，告诉我赶紧回车厢去，我冲着他笑了笑，便走回去了，心里五味杂陈。

火车第二天到了远东的布里亚特共和国首府乌兰乌德，我看火车站周围的小货摊排着很长的队，卖的产品是中国产的美加净牙膏，一盒里面有12支，很多人都是买好几盒。

当时我就感慨，中国也有过物质短缺的时代，我们也曾排队买牙膏、洗衣粉、肥皂，但那是困难时期，这些时光早都过去了，没想到苏联也会走到这一步。

我们的火车到了莫斯科以后，苏共莫斯科市委书记带着很多人到火车站卸货。隔天，他们就派莫斯科市委的工作人员把这批物质分发给幼儿园、学校和养老院。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号称已建成了发达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首领，也曾经是我们的“老大哥”。苏联在政治体制上是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老师，也确实在经济、技术、军事方面，给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巨大帮助。很多发展中国家，像亚非拉那些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国家，都是以苏为师，以苏为兄。

苏联也把自己当成了“奶牛”，它搞了一个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社会主义国家除了中国和个别国家外，大多数都是经互会成员。苏联一度财大气粗、志得意满、雄心勃勃，但是短短的几年改革走了弯路，历史上积累的各种矛盾集中爆发，事后又不善于管控、疏导和化解，最后就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1991年8月，戈尔巴乔夫到外地去休假，苏共中央领导包括政治局委员舍宁、国家副总统亚纳耶夫、政府总理帕夫洛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还有内务部长普戈、国防部长亚佐夫、农民联盟主席斯塔罗杜布采夫和主管工业事务的季贾科夫，共八人宣布成立紧急状态委员会。他们想在戈尔巴乔夫离开莫斯科的时候接管权力，宣布实行紧急状态。

他们想要控制局面、力挽狂澜，但事与愿违，事先没有做认真充足的准备，仓促行动，结果是社会不理解、人民不支持，包括军队原本是要去镇压反苏势力，结果调转枪头支持反对派头号势力叶利钦。这就是著名的“8·19”事件。

叶利钦在当时已经退出苏共中央，成为俄罗斯联邦的领导人，他以俄罗斯作为据点和基地，和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中央和国家进行抗争。

“8·19”事件发生后，坦克和军队出现在莫斯科街头，莫斯科大部分市民表现得比较平静，照常上班，也有一些民众被叶利钦和民主党煽动和蛊惑。军队本要解决问题，结果被叶利钦煽动和蛊惑，调转炮头去保卫他。叶利钦爬到坦克上发表反政变的演说，形势逆转，三天后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告失败，参与活动的高层都被抓了起来。

1991年8月19日，叶利钦在莫斯科发表公开演讲。

“8·19”事件平息后，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实际上“已不存在”。

1991年12月8日，我去苏联留学。从北京登上飞机的时候还带着苏联大使馆签发的签证，8个小时后到达莫斯科，发现机场人们都在热烈地谈论苏联解体；大家都抬头望着电视机屏幕，我才知道就在飞机上的这几个小时，苏联被宣布解散了，那真是一个非常戏剧性的时刻。

戈尔巴乔夫或许还浑然不觉地在克里姆林宫里碌碌无为，忙着他的革新联盟计划，甚至可能还在准备迎接新年的讲话。

就在同一天，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宣布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这一重大事件通过无线信号传遍了整个世界。在我的观察里，周围民众非常地冷静，在前往大使馆的路上，周围的人大多步履匆匆，就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

我就觉得真奇怪，这个国家前段时间整天闹闹哄哄，各种各样的示威游行、抗议罢工，警察活动此起彼伏，但在苏联解体突然发生时，人们却若无其事，好像这与自己毫无关系一样。 我觉得苏联民众是“哀莫大于心死”。

虽然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总统还做了一点无谓的挣扎，但大势已去。1991年12月25日圣诞节夜，戈尔巴乔夫迫于压力，在电视讲话中宣布辞去苏联总统的职务，但他没有直接宣布苏联解散。

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右）后来指责叶利钦（左）违背了人民通过公投表达的意愿，即大部分苏联人不希望苏联解体。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在当天，克里姆林宫上空飘荡的苏联国旗，被人用手拉下来，换上了俄罗斯的三色旗。克里姆林宫已成为俄罗斯的总统府，苏联从地图上永远地消失了。

历史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谁也没想到列宁缔造的、在资本主义包围中成长壮大的世界第一大社会主义政党，顷刻之间支离破碎，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紧接着到了元旦，我在俄罗斯的著名城市，也是后来2014年冬奥会的举办地索契。我看到街道上虽然冷冷清清，商店里依然是货架空空，但是人们还是买鲜花、买酒，准备迎接新年。路旁有一群人骑着自行车，正在举行迎接新年的比赛，我就感慨说了一句：“国家都解体了，老百姓还在搞自行车比赛”。旁边有个人说了一句：“老百姓还是得生活啊，哪里管得了那么多”。

苏联解体。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苏联解体多年后，我再次去俄罗斯、中亚进行工作访问时，接触过一些原苏联民众，他们对苏联的解体感到很痛心。

我记得在哈萨克斯坦遇到一位女士，她是哈萨克斯坦社会党的领导成员。苏联解体后，哈萨克斯坦共产党被取缔，后来转变成哈萨克斯坦社会党。他们积极致力于恢复、重建共产党，重新恢复苏联。我跟他们接触，她告诉我，“在苏联的时候，我们是一只拳头，现在分开了，我们就是一个手掌”，意思是说现在的力量被分散了，被削弱了。

我曾在哈萨克斯坦做过一次小范围的座谈会，座谈会参加者基本上都是原来哈萨克斯坦共产党党员。他们来听我们讲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选择，在这个框架下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优异成果。当时大概有三十多人来听，全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一个年轻人都没有。当然这些老人们听得很认真。

我们讲中国的改革开放，他们竖起大拇指不断称赞。后来，有人激动地跟我说“我现在还是苏共党员，我还交党费”，然后从兜里掏出苏共党证给我看。他的党费交给谁呢？苏联解体后，党费交给哈萨克斯坦社会党，这个社会党后来也解散了。

后苏联时代，能够感觉到一些老年人、特别是苏共老党员们十分怀念共产主义制度。他们是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成长和培养起来的，曾经为共产主义工作过、奉献过、努力过、奋斗过，他们很伤感很难过，难以接受苏联解体。

另一方面，他们怀念共产主义的同时，也是怀念当时社会主义制度给他们带来的衣食无忧的社会保障，虽然没有那么高的质量，也没有那么丰富的内涵，但总体上人到了晚年有保障，苏联社会保障的质量和覆盖面还是相当可以，但这一切都过去了，所以很多人怀念旧制度，而这批人也越来越少。

苏联解体后，原加盟国家也出现了一些后共产主义政党，比如哈萨克斯坦的社会党，乌兹别克斯坦的人民民主党，土库曼斯坦的民主党等，但他们的方式、方法、理念都不适合或者说不适应形势变化提出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所做的努力都不成功。

现在，我在跟后苏联地区的年轻人聊天时，很多年轻人喜欢现在的社会选择，或是被洗了脑，他们成长时期接触的关于苏联时期的旧体制都带有负面色彩，所以更向往西方的制度、理念和生活自由；特别是各加盟共和国摆脱了苏联的统治，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这就更复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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