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史景迁写中国历史，高明在哪里？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不久之前，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离开了人世，享年85岁。作为西方世界最为著名的中国历史学者之一，这则消息在中国也引发了不小的波澜，不少人撰写文章，表达怀念与敬意。
笔者与这位顶级汉学家无缘交往，自然不敢妄自怀念。不过，作为阅读过史氏多部作品的普通读者，一些朴素的想法似乎还是可以交流的。
作为汉学家，史景迁的名望从何而来？光鲜的名头之下，是否毫无瑕疵？在今天，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读者，又应该如何阅读和理解史景迁的著作？这是笔者所要分享的。
史景迁（资料图）
最会讲故事的汉学家
史景迁出生于英国，曾就读于剑桥、耶鲁等西方第一流名校，经由芮玛丽、房兆楹等名家的指导，接受了系统且正统的学术训练，最终服务于美国耶鲁大学。他长期讲授和研究中国历史，主要研究明清至当代的中国历史问题。
在中国，史景迁这个名字最近二十年才开始被人提及，但在美国，史景迁早在四十多年前就走上了成名之路。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学界出现了几位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重量级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开展研究，突破了旧的研究范式：孔飞力以理论深刻、分析严密而倍受赞誉；魏斐德以磅礴的视野和宏观的洞察力而闻名；史景迁的特长则在于叙事，他下笔潇洒，文字流畅，在看似娓娓道来的故事里，蕴含着历史的思考。以至于有一种说法——史景迁是最会讲故事的西方汉学家。
在学术上，史景迁是一位高产的学者。同时，他的著作也很有特点，翻看书名不难发现，史景迁的研究主要围绕人物展开。在他的笔下，有高坐龙椅皇帝，也有畏缩在历史角落里的妇人；有才华横溢的作家，也有俯首听耳的奴仆；有糊里糊涂的书生，也有揭竿而起的豪杰。
在一段时间里，史景迁尤其关注联通中西的历史人物，他专门写过利玛窦、汤若望等著名传教士，还在一本书里放入了几十位外交官、传教士、作家、冒险家等影响中国的外国人。
普遍而言，历史学者撰写人物故事的优势在于对史料的掌握，史景迁亦是如此。常有人夸赞史景迁，说他具有驾驭庞大史料、梳理历史脉络的能力。其实，这种能力是历史学家的“标配”。史景迁真正的特长，是很多历史学者所不具备的能力，那就是：“讲故事”。
与很多习惯写作学术论文，不考虑阅读感的历史学家不同，史景迁具有极为高超的叙事手法，他写的历史故事，常给人以电影片段的观感。视野宏阔的魏斐德说过，他最喜欢的就是史景迁在《太平天国》里最后两段文字，用倒叙的手法描绘了幼天王洪天福贵的记忆，给人以时空转换的感觉。
翻看史景迁的著作，无论是英文原版，还是精良的中译本，读者都很难不为其文字所倾倒。在他的笔下，学院派枯燥的历史变成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故事，有着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
史景迁善于讲故事，也很看重讲故事的能力。他曾经向来访的中国学者解释，自己之所以起中文名字“史景迁”，重要原因就是崇拜太史公司马迁，希望成为像司马迁一样的史学家。
众所周知，太史公的《史记》有“无韵之离骚”的美誉，史景迁重视讲故事的能力，注重写作技巧，似乎确有追慕先贤之感。就结果而言，史景迁的故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著作在美国、中国，乃至全世界的销量都非常好，许多作品反复再版。史景迁本人也凭借杰出的才华，在20世纪80年代就成为公认的叙事史旗手，跻身第一流的汉学家之列。
争议与质疑
“讲故事”的写作手法为史景迁带来了名望，但这种撰述也受到了不少批评。赞誉背后，相当数量的学者并不赞同史景迁的研究方法。比如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马兹利士(BruceMazlish)就对史景迁“重叙事、轻分析”的写作模式给出了很不客气的批判，针对史景迁的著作《胡若望的疑问》，马兹利士甚至提出质疑：这究竟是在写历史，还是在写小说？
史景迁并非不做分析，不过，他的分析也并不能让人满意。杜克大学教授德里克（ArifDirlik）曾经批评史景迁过分沉浸在纷繁的历史表面，所做的历史分析太过浅显。他认为，史景迁的著作《追寻现代中国》编制了一副优美的历史画卷，但也仅此而已，说是“追寻”，却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解释途径，也没有给出具有新意的诠释方法，使得整本书的学术价值大打折扣。
史景迁所讲的“故事”，也受到了学者的质疑。以他的代表作《王氏之死》为例，即便是美国学者也注意到，史景迁的案例选择是有问题的。王氏的人生很凄惨，但这个出自动荡年代的贫穷乡村，如果换在富足年份的江南，可能完全会是另一番模样。这样的例子，适用范围究竟有多大？
《王氏之死》书影
还是在《王氏之死》这本书里，史景迁大量使用了《福惠全书》与《聊斋志异》作为史料，前者收录的都是特殊事件，后者的真实性与可靠性就更不用说了。不少学者认为，史景迁的故事，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说是小说，继而将他的研究称作“后现代主义”。
不过，史景迁本人并不认同这种批评，他曾经表示，自己努力将历史与文学合二为一，而不是将历史与小说结合在一起。这两者的关键区别在于，是否坚持以史料作为研究的基础。
确如史景迁所言，翻阅他的著述，脚注总是很丰富的。在一些篇章中，脚注甚至占据了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由此可见，史景迁的确重视史料。不过，他所受到的另一个批评也由此而来，那就是对史料，特别是古典文言文的理解能力。
在美国著名高校任教过的汪荣祖、萧公权等重量级华裔美国历史学家都曾指出史景迁阅读古文的能力问题，并且给予了颇为严厉的批评。
尽管也有不少人为史景迁的中文能力辩护，说他“已经很努力了”，或是说“费正清的中文也不好”。但无论如何，作为第一流的中国历史研究者，阅读和正确理解史料的能力是应当具备的，而这也确实构成了史景迁写作著述的重要缺陷与遗憾。
在《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这本书里，史景迁不可避免地要大量使用明末清初文人张岱的文集。由于张岱的文字典雅晦涩，史景迁在这本书里犯下了不少理解错误。
比如张岱说：“非颊上三毫，则睛中一画”，用了顾恺之为裴楷画像的典故，说的是在脸颊上增绘三毛，顿时有画龙点睛之感。史景迁不解其意，直接解释为要在脸上加上三根毛，在眼上轻轻点一下。
又比如张岱说“仕女凭栏轰笑”，在古文中“仕女”仅指女性，而史景迁以为是青年男女。继而仕女们“星星自散”，当是散去之意，史景迁又字面理解为天上的星星散去了。
再比如，张岱称自己“书蠹诗魔”，自嘲读书、读诗着了魔，史景迁却理解为“书使他中毒，诗使他迷惑”。还有“莫逆”一词，古汉语多指“莫逆之交”，史景迁误以为是平定叛逆。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在这里没有必要一一列举。
凭栏，《柳如是》剧照
展现中国历史的趣味
在同辈的汉学家中，史景迁的中文能力算不得一流，他本人不能流利地使用用中文交谈，比之于今日新一代的西方中国史研究者，还有不足。但即便如此，史景迁还是在学界享有崇高的声望，即便是持批评态度的学者，也承认史景迁的学术地位，其原因何在呢？
第一个原因是史景迁的史学见识。在他成名之前，“冲击—反应”模式是美国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明清以来中国的历史是几乎静止的，直到西方社会带来了冲击，中国才做出反应，进而出现变化。
从70年代开始，史景迁在自己的著述中讲述了一个又一个故事，在生动的描述中呈现了中国历史自我的发展进程，显示出所谓“内在连贯性”的观点。这种观点是否站得住脚，今天自然还可以探讨，但在当时，确实有力批判了中国历史停滞说。
可以说，史景迁从踏入学界之初，就跳出了旧有的历史认识论，不仅站在了学术风潮上，更是引领风潮的那个人。
引领风潮的史景迁，还用自己的研究，为美国的中国史研究推开了一扇新的窗户。从费正清开始，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界研究中国历史，主要关注的都是宏观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上层精英群体。但从魏斐德、孔飞力、史景迁这批人开始，这种大历史场景的研究开始转型。
魏斐德开拓了地方史和社会史的研究，孔飞力突破了只关注精英的政治史、军事史研究，史景迁则以1978年出版的《王氏之死》为代表，关注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打开了这个广阔的研究领域。从这个角度说，史景迁的研究的确存在漏洞与错误，后人的研究也可以更加出色，却始终是站在他的肩膀上继续向上攀登。
塑造了史景迁学术地位的第二个原因，是他对读者，特别是普通读者的启发作用。其实，对于自己在学术上的弱点，史景迁并不完全避讳，他曾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说到，学习中文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那么问题来了，一个看起来存在明显弱点的学者，为什么著作还会如此畅销？大众读者为何如此买账？
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汉学家在学术之外，主要活跃于政治和外交圈。费正清开展研究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改变美国的外交政策。
费正清（资料图）
史景迁则不然，他写作的目标是鼓励人们了解中国，让更多的美国人有兴趣阅读中国的历史。凭借着精彩的文笔和出色的史识，史景迁大获成功，他不仅用秀丽的英文赢得了美国读者的赞赏，而且在优秀译者的帮助下，得到了许多中国读者的认同。
可以这么说，怀揣着对中国历史的热情和好奇，史景迁不止是要和学界同行对话，更想要把这份历史的好奇介绍给普通的西方读者，与他们共享中国历史的趣味，激发他们关注中国的兴趣。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景迁以其丰富的论著，为美国人了解中国历史架起了一座既有趣，又极具“平民化”的桥梁，这份贡献是值得肯定的。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史景迁所构建的中国图景依然从属于经典的西方文化体系，无论是体系还是实证，史景迁的研究在今天已不存在“绝对领先”的概念。作为普通读者阅读史氏的著作，怀有尊敬之情自然是可以的，但也没有必要因为史景迁的地位就字字句句奉为圭臬。真正的名著必然历久弥新，真正的学者，也不会因为几句批评，就在学术史里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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