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维鸿：中国扶贫是发展经济学新实践

刚刚过去的2020年，我们向深度贫困堡垒发起总攻，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经过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令全世界刮目相看。同时，个别西方媒体的“酸葡萄”心理依然存在，《纽约时报》英文国际版近日发表文章，歪曲中国扶贫工作“价格高昂”“难以持续”，是“浪费纳税人的钱和政治作秀”。针对这种误读，我们该如何向他们客观、理性地阐述中国的扶贫实践？

我们必须要看到，脱贫减贫不仅仅是中国的挑战，也是全球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西方现代经济学界不仅高度重视该领域的研究，而且形成了专门的经济学分支——发展经济学。今天，中国大专院校的经济学相关专业，发展经济学都是必修课程，其中很多理论都已在我们的脱贫攻坚中得到应用。毫不夸张地说，发展经济学是21世纪全球经济学的“热点”。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就颁给了“利用实验性方法在全球脱贫”方面做出贡献的三位学者。

中国的脱贫减贫事业没有脱离全球实践，只是我们的很多干部和学者，没有机会、也没意愿“透彻”研究西方前沿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贫困问题十分复杂，西方学者的实验性研究，在我们人口达上百万、各种问题盘根错节的贫困县那里，都是“小儿科”。当然，我们也缺少经济学功底扎实、能理解西方经济学话语、有机会深入贫困地区一线、善于总结理论和广泛沟通的经济学家，把中国的扶贫研究推广到全世界。

西方经济理论界及媒体与中国的脱贫实践者缺乏沟通。实际上，在扶贫领域，沟通问题也一直是个重大技术挑战，富裕地区拿出资金、资源对接贫困地区，很多时候都遇到“鸡对鸭说”、理念不同、工作效率差异、资金利用等问题，原因就是区域间不同人群的沟通障碍。美国通过政治方式解决贫困问题之所以陷入党派之争的死循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不同背景、不同社会地位、不同肤色、不同宗教的人群没有形成良性沟通机制。因此，针对扶贫减贫挑战，发展经济学首要的课题，就是研究贫困地区的帮扶者与被帮扶者良性沟通的问题。

在沟通机制的建立上，中国特色的扶贫工作是有巨大成绩和经验的。过去8年，中央政府为贫困地区派出了50多万名“第一书记”，更有300多万名“驻村干部”驻村帮扶，目标就是要提升各级政府部门对贫困地区、贫困问题的了解，提升贫困地区干部群众对发展致富的认识，所谓“扶贫先扶智”。这是完全符合发展经济学原理的，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在。以笔者多次深入贫困地区一线的调研所见，中央各部委中很多深入贫困地区的挂职干部，通过两三年的脱贫攻坚实践工作，对当今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问题，都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有益于他们未来在全国性公共政策制定中，考虑更周全、更实事求是。

世界任何地方贫困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善用政府这只“有形的手”、配合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共同促进贫困地区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笔者有幸参与并跟踪了中国资本市场对贫困县的帮扶工作，见证了过去8年来一批批证券、基金、期货、上市公司走进贫困县帮扶的历程，亲历很多感人至深的扶贫故事。要知道，全球的贫困地区都缺乏现代金融服务，中小企业融资贵、融资难的问题，在贫困地区更加突出。中国金融扶贫的很多实践都开创了人类金融市场扶贫的新模式，值得认真总结。

去年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全球论坛上，笔者有机会把这些扶贫案例分享给来自世界各国的学者，令他们大感兴趣，也有所思考，真实的中国扶贫故事，绝对不是一场“无脑”的社会运动，更不是简简单单靠钱就能解决社会“顽疾”的过程，而是克服了困扰中国经济上千年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挑战，是标准的发展经济学研究课题，完全应该得到全球媒体和学者的尊重。

展望未来，中国的发展经济学实践远没有结束，要保证已经“脱贫摘帽”的贫困地区不返贫，除了持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还要更加注重市场这只“无形的手”，通过对县域经济层面的公共财政现代化建设，鼓励社会各方面共同帮助欠发达地区培育龙头企业和支柱产业，让贫困地区飞出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金凤凰”，带动本地的就业和税收，促进中国农村的现代化振兴。（作者是甬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