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中民：国际反恐形势因疫情更趋复杂

1月2日，不明身份的持枪者袭击了尼日尔西部的两个村庄，造成约100人死亡。这一事件使疫情下相对沉寂的国际恐怖主义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事实上，2020年的国际反恐形势貌似受到疫情的抑制，事实上却仍暗流涌动，甚至在局部地区出现恐怖主义借疫情掩护反弹的情况。美国等国家反恐政策的功利化和消极化也使国际反恐形势更加复杂。

需要看到，当前全球恐怖主义在疫情掩护下悄然复苏。一方面，因为疫情的缘故，世界在2020年并未发生大规模恐怖袭击；另一方面，各国都在将人力、物力和财力转向抗击新冠疫情而减少反恐投入，恐怖组织尤其是“伊斯兰国”得以在暗中重建，而美国受新冠疫情、大选以及在中东地区进行战略收缩等因素的影响，其反恐政策日趋消极和功利，也助长了恐怖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叙利亚、利比亚、也门等固有冲突久拖不决，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纳卡冲突等新的热点问题层出不穷，也为恐怖主义的发展尤其是为“圣战”分子跨国流动提供了条件。而且，疫情造成的经济与社会危机尤其是民生危机，从长期来看更有利于恐怖组织的人员招募。受此影响，中东和南亚恐怖势力的复苏重建乃至恐怖袭击反弹的势头不容小觑。此外，欧洲右翼势力和激进伊斯兰势力的恶性互动也使欧洲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痼疾持续加深。

中东、南亚、非洲恐怖组织、极端组织尤其是“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恐怖袭击反弹的势头值得关注。在伊拉克，从2020年3月开始，参与打击“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军队陆续撤出，伊拉克政府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抗击疫情，这些都为极端组织的重建和反弹提供了可乘之机。据统计，2020年1月至8月，“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共制造292起袭击事件。伊拉克西部与叙利亚接壤地区、北部和中部山区成为“伊斯兰国”活动的重要区域。当前，“伊斯兰国”组织技术及战术更为精进，危险系数也更大，且通过各种方式在筹措资金，重建组织。据联合国一份最新报告，目前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成员仍多达1.8万人，其中有5000-6000名武装分子，其余都是潜伏组织和同情者。该组织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的区域分支机构继续招募追随者的能力有增无减，而且通过社交网络得到全新的支持。

在南亚的巴基斯坦，2020年1-8月发生了221起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占全国公共安全事件总数的56%，俾路支省及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简称“开普省”）是恐怖主义的重灾区，袭击对象包括政府部门、军警人员，宗教场所和大型市场等人员聚集性场所，且大都带有政治、民族或宗教色彩。此外，受美国和“ 阿富汗塔利班”和解谈判的影响，活跃在阿巴边境的“巴基斯坦塔利班”向巴境内回缩的趋势日趋明显，这也导致巴基斯坦反恐形势的复杂化。

美国反恐政策日趋消极和功利，带来的负面影响也需要深入研判。第一，美国继续在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撤军，尽管不同时期维持有增有减的弹性政策，但其总体趋势是继续收缩，当前伊拉克反恐形势的恶化与此密切相关。第二，美国对阿富汗塔利班又拉又打的政策，难以实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局势的稳定，甚至不排除塔利班的分化以及南亚极端势力的重组。第三，美国暗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将军的“国家恐怖主义”做法，以及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对以色列肆无忌惮的偏袒，置巴勒斯坦权益于不顾强势推进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和解等行为，都是刺激恐怖主义的消极做法。第四，美国把中国的反恐、去极端化政策与人权问题挂钩，对我们横加污蔑和指责，是把反恐与人权挂钩作为与中国进行战略博弈的工具。

欧洲的情况也令人担忧。2020年11月，法国、奥地利相继发生恐怖袭击。欧洲恐袭事件频发的外部因素是“伊斯兰国”在中东遭受沉重打击后利用难民潮向欧洲渗透，内部因素则在于欧洲国家长期积累的穆斯林族群与主流社会的关系问题，各国政府政策失当尤其是右翼势力与激进伊斯兰势力的恶性互动，导致伊斯兰极端分子和右翼极端分子制造的恐怖袭击成为难以根除的痼疾，并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泛滥尤其是“独狼式”恐怖活动，已成为欧洲最棘手的恐怖威胁。（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