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峥嵘：“萨缪尔森陷阱说”为何不妥

2004年，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发表了一篇引发争议的论文，预言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如果中国在美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取得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美国将遭受所谓净福利损失。萨缪尔森的这个“发现”一度引起轰动，因为传统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即使会损害部分产业和人群，但只会给两国带来总的净福利增长。

萨氏论断一出，鼓吹贸易保护主义者如获至宝，将其作为“保护政策”的理论根据。

2018年以来美国向中国发起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战，世界贸易进入自由化与保护主义激烈博弈的新阶段。有人借此提出“萨缪尔森陷阱”的说法，即认为中美经贸关系已经变质，它只对中国有利而对美国不利，经贸往来因此变成了两国关系中的一个所谓结构性障碍。

萨缪尔森本意遭到曲解

萨缪尔森在文中指，中美根据各自比较优势，通过自由贸易便可以提高两国福利水平，因为自由贸易下的经济总产出水平最高。进一步，如果中国在自己的传统优势领域（如衬衫）实现技术进步，两国保持自由贸易，则中国福利因生产率提升得到改善，同时美国的福利也将得到改善，因为同等条件下进口成本下降了。这意味着自由贸易仍然是双赢，与传统贸易理论所见略同。

萨氏的“重要发现”在于第三种情况：如果中国在美国本来具备优势的部门（如飞机制造）实现技术突破，大幅提高生产率，改变相对比较优势，结果则会不同。这时继续自由贸易，中国将获得净福利的增加，而美国将受损失。

那些反对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人往往就是拿着这一发现作为“证据”，主张实施贸易保护主义。但这不但是对萨氏推论的一知半解，也曲解了萨氏的本意。萨氏在得出上述发现后，特别声称，他的分析无非假设了一国生产率提高可能带来的变化，从中“并不能得出应不应该采取选择性的保护主义的结论”。

开展自由贸易彼此受益

为什么这样说呢？萨缪尔森提出，美国在自由贸易中遭受的所谓福利净损失，是相对于美国技术领先于中国时而言，而非中美开展自由贸易之前而言。换句话说，美国即使在先进技术领域遭受所谓福利损失，总体福利水平相对于开展自由贸易之前也是增加的，仍然是在受益。况且，这种变化也是因为中国取得了技术进步，而不是因为与中国开展了自由贸易所致。

事实上，根据萨缪尔森统计，只有当中国的技术进步精确到恰好与美国技术水平相当，两国相对优势正好消失，这时才会发生中国单方面受益，美国单方面受损。但众所周知，现实中这样的情形几乎不会发生。中美都是超级经济体，可贸易部门为数众多，各领域、各部门、各行业的发展不可能保持绝对平衡和充分，生产率的内外差距永远存在。从经济学意义上讲，任何时候两国均存在可获利的贸易领域、部门、行业。几乎可以肯定，即使按照萨缪尔森的推论，两国开展贸易不论达到何种程度，均好于完全不贸易。

萨缪尔森的发现没有否定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论，它的意义在哪里呢？比较优势论强调自由贸易带来的福利总量改善，但忽略了福利在不同人群、团体和国度间的不均分配。政治经济学纠正了传统自由贸易理论的偏颇，从国际贸易给不同人群、阶层带来不同影响出发，分析其分配的合理性及国内政治影响，进而形成保护国内受损群体的政策理论。一般来说，在发达国家，虽然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带来的收益是普遍的，但不同人群的获得感却有差别。较之制造业劳工，技术精英和资本阶层受益相对更多。但劳工群体在选票数量上有优势，因此最近几年一些国家的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得到了投票支持，这是近年来保护主义政策在国际间抬头的重要原因。

萨缪尔森发现的新意则在于，如果发达国家在高技术领域的优势逐渐丧失，这可能影响到此前在全球化中受益较多的精英，进而导致全球化的损益结构发生变化，这将改变技术和资本对全球化的支持。在美方单方面挑起贸易战过程中，美国一些高科技企业对华态度的变化就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萨缪尔森当年的论断。

并非保护主义“理论依据”

如果说萨氏的发现真有什么政策意义的话，那就是警示美国政府应当关注美国在高技术领域的优势可能会被别国赶超，美国竞争力的衰退可能带来国际贸易和全球化收益的重新分配，原先受益的技术资本可能转而成为受损者。但这一发现并无具体的政策指向。如前所述，萨氏的发现没有否定自由贸易，甚至也不能支持美国政府不分差别全方位加征关税的作法，当然更不能证明中美经贸脱钩“有理论依据“。

美方解决自身在高技术领域优势消失的政策有多种，但任意提高关税限制贸易的作法肯定不在其中。相反，这样做只会适得其反，搞得两败俱伤，比萨缪尔森设想的两国完全不贸易的情形更差。萨氏的发现没有改变“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以其命名“陷阱”实在欠妥。

对萨缪尔森提出的假设，学界也已从多个角度有所呼应。其中关键在于，尽管总福利水平不断提高，自由贸易和全球化仍然改变了发达国家的传统优势，进而改变了其国内利益分配结构，造成国内政治分化、变化，从而动摇了对全球化的支持。这不是新问题，也不是萨缪尔森那个逻辑严密、限定严格的推论所能解决的问题。中国是全球化受益者之一，同时也承担了参与全球化的成本。中国的解决办法不是削弱或切断自由贸易，不是从全球化抽身，而是调整经济结构，通过转移支付、加大教育培训投入等方式调解收益分配。再就是最根本的，促进科技创新，不断改进生产率，提高国际竞争力。（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