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艳东：数字经济下劳动法需与时俱进

近期，劳动者保护等话题引发社会关注，有舆论发起互联网公司是否应严格限制劳动时长的讨论。

在工业社会，机器生产统一、劳资关系简单，《劳动法》（含《劳动合同法》，下同）不分岗位、工种推行8小时工作制等保护制度。然而，平台经济改变了工业时代的劳动模式，如劳动报酬即时提成而非按月发放、劳动者自带生产资料（车辆、手机）而非由平台提供、劳动者自己安排工作场所和时间而非由平台决定。在生产方式多元化的时代，《劳动法》规定的很多保护制度脱离了生产场景；在劳动方式灵活化的年代，《劳动法》的一些强制标准需适应经济形势。

加强对劳动者的保护是硬道理，但机械执行8小时工作制并非最优思路。面对多元、个性、灵活的就业形势，未来《劳动法》修订需本着“以市场调节为主、国家保护为辅”的思路，扩大保护范围，减少强制标准，实现劳动者利益的最大化。

我国《劳动法》实行简单的二元划分，从属于企业的劳动者，其劳动关系会受到《劳动法》的强保护；相反，具有独立性的劳动者，其劳务关系只能受到《民法典》的弱保护。劳动、劳务关系的二分法，落后于平台经济的发展需要。

从“集中劳动”转向“分散工作”，是社会发展的趋势。工业时代的生产模式是大工厂、流水线，劳资关系是简单的“企业雇用员工”，工人统一上班、分工生产、集体下班，“朝九晚五”的打卡制就是这一模式的产物。但是，“集中劳动”的必要性正在降低。一方面，“集中劳动”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如早晚高峰的拥堵，节假日生产资料的闲置，对子女照料的缺失等。另一方面，互联网允许“分散工作”，互联网可以让不同场所的人一起工作，在疫情期间，远程会议、居家办公成为新的工作模式；此外，平台经济也带来了灵活的劳动方式。

遗憾的是，平台经济的很多劳动方式，不符合《劳动法》要求的“企业与员工之间的从属性”标准，使平台与从业者之间无法成为劳动关系而只属于劳务关系，如法院判决很少将网约车司机认定为受《劳动法》保护的劳动者。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9）》，我国共享经济参与者约7.6亿人，其中提供服务者约7500万人，平台员工为598万。显然，大量平台经济的劳动者不在《劳动法》保护范围内。

发达国家已将多元就业模式纳入法律强保护之中。例如，德国在雇员之外，提出了“类雇员”的概念，将依靠平台获利、但又缺乏从属性的劳动者，纳入《劳动法》的保护范围。2017年，美国纽约市出台了《自由职业者权利法》，通过要求签订书面合同等方式保护自由职业者。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居全球前列，《劳动法》也应当扩大保护范围，将灵活工作的从业者纳入劳动关系的保护范围。

虽然《劳动法》应扩大保护范围，但具体保护制度（如最低工资、最长工时），更应交给市场调节，而非将保护标准绝对化。欧美等国家实行严格的强制保护标准，但在产业链全球化的时代，欧美企业家不愿意雇用本国工人，纷纷将产业转移至海外。美国的“铁锈地带”、欧洲的高失业率，都是企业家实行监管套利的结果。我国应当防止强制保护标准对产业发展的副作用。对劳动时间等具体制度，应本着“劳动者利益最大化”的思路，让市场发挥作用，实现从“强制干涉”到“经济制约”的转变。

首先，在数字经济时代，劳动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劳动法》的基本理论产生于工业革命时期，旨在保护强大资本下的弱势劳动者，立法样本是汽车、钢铁等领域的蓝领工人，8小时工作制也是以体力劳动、集中生产为背景的制度安排。但是，今天的生产方式截然不同。一方面，随着人工智能的推广，重体力劳动明显减少，脑力劳动的白领工作之比重日益提高。另一方面，平台经济重新定义了劳动方式，生活、娱乐与劳动常混在一起，网红、游戏主播等的劳动方式无需适用8小时工作制的刚性标准。

其次，数字经济很难强制执行8小时工作制。一方面，计件工作的从业者（如跑腿App中的快递员）希望延长劳动时间以获取更多报酬，是按照在线时间还是跑路时间计算8小时也有争议。另一方面，很多签订劳动合同的员工，无法得到8小时工作时限的保护。互联网企业的“996”是普遍现象，在双十一等特殊时期，甚至需要通宵工作，《劳动法》中“加班最长不超过3小时”的制度，很难落实。而且，对互联网企业员工而言，绩效奖金、股份激励远高于基本工资，在以项目、业绩为主的考核体系下，即便强制要求互联网企业下午5点关灯，大量员工仍会被迫回家加班。

最后，与其强制限定工作时长，不如实现加班的成本与效益最大化。一方面，加班报酬应当采用累进加倍制。按照目前我国法律，平时加班的报酬为1.5倍工资。这种固定计酬模式很难起到抑制加班的效果，实践中更有大量表忠诚的无效加班等荒唐现象。相反，累计加倍计酬制可以实现加班效益最大化，即加班第一个小时的报酬为1.5倍工资，第二个小时为2倍，第三个小时为3倍，加班越长报酬系数越高，对雇主形成“加班是破产之路”的经济压力，对员工形成“加班是发财之路”的补偿机制，实现“以加班抑制加班”的良性机制。另一方面，国家应当建立制度，确保加班报酬的刚性支付。国家不必干涉加班时间，但应设置严厉的行政处罚，制裁拖欠加班费用的企业，并建立有利于劳动者的监察、仲裁制度，让加班者成为最大受益者。（作者是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