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国友：透视美国制度性腐败三大现象

1月20日将迎来美国新任总统拜登的就职典礼。据悉，拜登将在典礼上做出主题为“团结、治愈、展望”的演讲。一些美国媒体形容称，“拜登将拯救美国”。但是，问题的存在并非只是一朝一夕，美国近期社会动荡加剧，经济问题丛生，政治不平等更是进一步凸显。

从10年前的“占领华尔街”到去年席卷美国各地的“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示威，再到本月初的“攻占国会大厦”，如此多的美国普通民众异常激烈地参与到如此频繁的大规模社会抗争中，充分表明美国绝非一个制度完善的国家，其制度设计中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或者说制度性腐败现象。

首先，是制度性的权力期权现象。

从公开的新闻报道看，美国较少发生高级官员在任职期间腐败的劣迹。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的高官们收入本来就属于高收入之列，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制度中存在着赤裸裸的权力期权。作为心照不宣的规则，美国的官员们深知，“有权不能用，过期不作废”。只要在任不出事，离任就可以合法的大肆赚钱。

从总统到部长，再到联邦机构的高级官员或者顾问，在离开政府职位后，就可能获得数百万、上千万美元直至更高的演讲费、咨询费、专家费和项目费等等。更不用说可能在大公司中担任高管、获得高薪。被人津津乐道的美式“旋转门”，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权力和利益的转换之门。因为美国选举制度带来的权力轮替，让某些前政府高官在4年或8年后本党派候选人赢得大选后，又有机会进入联邦政府高层甚至是成为总统身边的顾问，这就让美式“旋转门”长久不衰。

其次，是制度性的游说寻租现象。

美国存在着世人皆知的游说集团，各种游说集团最为有力的游说手段就是政治捐款。因此，在美国政治中有让人哭笑不得的现象：偶尔收钱是腐败，可能会锒铛入狱，但是长期捐助就不是腐败，而是合法的“政治捐款”。筹款能力成为衡量某一政党或者政治活动人士的重要指标。拿到的钱越多，越说明受人欢迎。这些捐款通过各种途径，流向政党和政客。这些钱当然不是免费的，是带有政治目的或者政策诉求的。美国政府及政策，就这样制度性地被政治捐款所围猎和俘获。

第三，是制度性的究责难现象。

观察美国政治，很有意思的一点是美国很少有高级官员被追究责任。小的事情不说，从大的方面讲，无论是爆发金融危机，还是引发社会混乱，或者应对灾难不力，很少有官员被追究责任，仿佛这些重大危机的发生和官员治理能力无关。低到一名市长，中到一位州长，高到一任总统，官员无论其治理如何失败，似乎都无需承担责任。大不了等待几年一次的选举，实现政党轮替就算是“埋单”了。两党制变成了事实上的“卸责制”。有趣的是，美国政治中追责现象较少，但却经常出现因为不够忠诚而被解雇，因为党派政治而被围攻，因为政治斗争而被弹劾等现象。

掩盖美国种种制度性腐败的关键，就在于“制度”二字。美国自诩为法治国家，制度性腐败也被法治所遮蔽。明明是令人气愤的腐败现象，但是由于有了“制度”的保护，就变成合法的行为。这可谓美国政治中制度性腐败的“精巧之处”。

面对披着制度外衣的系统性腐败，美国民众一直在抗争，但却难以获得他们想要的结果。不仅如此，美国还有另外一个让美国民众被迫接受制度性腐败的关联体系，那就是美式民主运作。美国自称是“民主国家”，民众可以通过选举来进行实质改变。但问题是，美式民主选举只能在已经制定的“二选一”游戏中，选择相对不那么讨厌的另一个。

是否尊重制度和市场，是现代国家的试金石，也是国家发展的大方向。制度和民主，本身都是好东西。但既然是“东西”，就已经说明这些都是手段，而不是目标。这些“东西”所要实现的目标是人民福祉。作为手段的制度和民主，都要为人民福祉服务，而不是相反。人民福祉是最高的政治之善，不能成为制度或者民主和市场的消耗品，甚至是牺牲品。

放眼人类历史，任何一个国家的一套政治制度无论其最初是多么先进，但如果因自满而僵化，因利益而顽固，必然先是腐败，再是衰败，后而溃败。经过200余年的运转，美国制度弊端日益凸显，其所实行的民主机制已然徒有其表，金钱政治四处横行。美国制度不仅难以包容多元化的需求，还产生了内生性的制度惯性，掩护着制度性腐败。经过近十年的演变，美国制度已经兼具腐败和衰败的双重特征，国内各种矛盾冲突日趋激烈。如果美国不能深刻反省，系统性地革除制度性腐败，只会朝向制度性溃败的方向越滑越深。（作者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