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推动形成橄榄型分配结构

作者：何德旭（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远景目标提出。为加快推进共同富裕，2021年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进一步对共同富裕作出全面而具体的部署。刚刚结束的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推进共同富裕，既要“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因此，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中，优化收入分配制度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并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优化收入分配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从中可以看出，不断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保障。

完善初次分配制度，提高分配效率。初次分配是生产要素根据其在生产中的贡献度取得报酬、参与分配的过程，这一过程通过市场完成。生产要素跨区域、跨行业、跨所有制畅通无阻地流动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使各项要素获得平均报酬率的最有效途径。例如，当劳动要素相对于资本要素丰裕时，短期内单位劳动获得的报酬低于单位资本获得的报酬，市场很快反映出资本的稀缺性，并通过市场机制促进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发展，随着市场对劳动的需求增加从而推高劳动报酬，最终单位劳动和单位资本获得相同的报酬。反之亦然。因此，完善市场体系，提高初次分配的效率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前提。目前我国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阻碍了初次分配效率的提升，包括：劳动力市场改革滞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引起与之关联的教育、医疗、就业等公共服务的较大差异，导致劳动力纵向流动障碍、同工不同酬现象的出现；金融市场改革不到位，金融供给侧居民投资渠道少从而储蓄率高，导致长期存款利率低于通货膨胀率，金融需求侧不同规模市场主体获得资金的成本和难易程度差异较大，这些都加剧了金融收益的分化；城市建设用地在征收和出让环节市场化程度不同、城乡土地市场不统一等也导致居民财富差距拉大。

加大二次分配的调节力度。初次分配主要依靠市场调节的作用，解决的是分配的效率问题，但仅依赖市场调节仍难以实现共同富裕，有时甚至会加大贫富差距，因为市场并不总是有效，比如垄断就会造成收入差距扩大。虽然垄断在很多情况下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但垄断发展到一定程度会损害市场效率并影响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垄断者会凭借强大的市场占有率通过掠夺性定价、不正当竞争等排挤中小企业，导致财富越来越向少数大企业集中；垄断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形成买方垄断，会压低劳动所得；垄断企业通过垄断势力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定价从消费者手中获得更多剩余，会加剧收入分配差距。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二次分配调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通过加强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社会性支出的均等性，不仅可以在短期有效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而且从长期来看，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有助于减少人力资本积累和未来就业机会的不平等，从而进一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鼓励与扩充第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主要是指企业和个人在自愿基础上以捐赠形式实现的收入转移。虽然第三次分配是自愿而非强制性的，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起到补充作用，但必须重视其在实现共同富裕中的作用。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从低到高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其中自我实现需求是人们达到富裕阶段以后的需求，包括道德、创造力等内容，捐赠等慈善公益行为正是人们在道德和公平方面的自我实现。发挥第三次分配在共同富裕中的积极作用，一是培育乐善好施的社会风气，释放企业和中高收入人群参与慈善公益事业的需求，让慈善捐助成为个人自我价值实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推动第三次分配与二次分配中的税收政策相互衔接与配合，通过制定合理累进的遗产税、房产税、所得税、利得税或者对捐赠财物给予税收减免，来提高企业和中高收入人群的捐赠意愿。

推动形成橄榄型分配结构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明确提出“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同时提出了“鼓励勤劳致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保护合法收入”的具体原则，其中的部分表述在党的许多重要文件和会议中曾分别出现。这些要求相互衔接，体现了市场与政府在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应发挥的重要作用。

勤劳致富是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的基础性原则。市场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性调节手段，这决定了勤劳致富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原则。构建“橄榄型分配结构”，表明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仍需区分出收入差距，这种区分主要依靠市场来完成，因为各类劳动者在技能、学历、年龄、偏好等方面存在差异，有效的劳动力市场会识别和区分出这些差异。从微观主体看，无论从事什么行业，劳动者通过劳动在初次分配中获得报酬是共同富裕的基础，是劳动力市场对劳动者的正向激励，有效的市场通过报酬高低体现出劳动力的异质性，因此勤劳致富原则又是劳动力市场效率的表现，体现的是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从宏观看，勤劳致富就是物尽其用、人尽其才，鼓励各类生产要素得到充分利用，使宏观经济长期处于充分就业和潜在经济增长水平。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是形成橄榄型分配结构的关键。首先，中等收入群体是支撑社会消费需求的中坚力量。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所占的比重最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表明，虽然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但由于其收入过低，无法支撑宏观消费的增长，而高收入群体虽收入很高但其边际消费倾向很低，也不能支撑宏观消费的持续增长。中等收入群体既有消费意愿又有支付能力，能够形成社会有效需求拉动宏观经济实现持续增长。其次，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能够为社会提供大规模高质量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实现创新发展。单个人力资本创新成功的概率很低且不确定性很大，但在宏观层面，在进行了大量高质量人力资本投资后，整体上成功的比例将会提高。如果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大部分低收入者及其所在家庭难以负担长期的高质量人力资本投资，少数富裕群体的人力资本投资又难以保证创新活动对人力资本规模的基数要求。所以，提升国家层面的创新能力需要解决数量巨大的劳动者如何进行长期人力资本投资的问题，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案。

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是防止两极分化的必要举措。库兹涅茨曲线表明，当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收入分配差距会随经济增长而逐渐扩大，当经济发展到某一较高水平后，收入分配差距又会随经济增长逐渐缩小。值得注意的是，近来有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表明库兹涅茨曲线后半段呈现的过程并不是自然发生的，最为著名的研究是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其《21世纪资本论》中给出的。他通过研究比库兹涅茨更长的历史阶段发现，长期中资本的收益率始终高于劳动的收益率，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加剧了财富不平等现象，而且将继续恶化下去，如果不对收入分配进行干预，收入差距将会持续扩大甚至出现两极分化，而改变这一现象的主要手段是完善政府主导的再分配政策。因此，为防止两极分化并加快形成橄榄型分配结构，应合理使用遗产税、房产税、资本利得税、个人所得税、公共支出等再分配政策工具，通过调整和完善再分配制度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并增加低收入者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是宏观经济保持良好运转的重要支撑，如果社会大部分收入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会造成宏观经济储蓄率过高而消费率过低，储蓄最终转化为投资，过高的投资与过低的消费无法匹配，最终导致产能过剩、投资效率低下等问题。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有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占比，目前我国低收入群体占总人口比重超过70%，而中等收入群体只占总人口的27%左右，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使更多低收入群体转变为中等收入群体，有利于形成橄榄型分配结构。

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是形成橄榄型分配结构的重要保障。共同富裕的实现首先依赖于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而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转必须有完善的法治体系作为保障。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关的法律体系，一是可以明确、保护和提高要素所有者的收入，比如完善数据产权、知识产权等法律体系；二是可以明确和规范市场主体的市场行为，阻断和破除套利、寻租行为，消除灰色地带，确保取缔非法收入有法可依；三是可以促进更多资源投入国家鼓励的行业中去，有助于形成既有利于创新又有利于减少行业收入差距、增加社会总福利的市场结构。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也是鼓励勤劳致富的有力支撑。若经济社会的合法收入无法得到保障、非法收入不予取缔，诚实劳动者的积极性会受到损害，不但不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结构，还会影响经济长期向好发展。

《光明日报》（ 2021年12月28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