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俊杰：疫情危机考验欧洲社会治理

虽然正值圣诞节期间，但眼下西方民众似乎并没有感受到往常圣诞节的欢乐与团聚的气氛，尤其是欧洲社会笼罩在新一轮新冠疫情高发的幽暗氛围之中。

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的传播威胁尚未解除，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又接踵而至。最近几天，欧洲大国纷纷创下新冠病毒感染的单日新增病例数量新纪录。法国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当天是首次单日内突破10万新增感染病例。英国则在平安夜创下单日新增确诊病例12万余例的纪录。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及比利时等国疫情也很严重。

在新一波新冠疫情的冲击下，之前打算单靠提高疫苗接种率建立免疫屏障、开放社会封禁的欧洲国家，显然暴露出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弊病。

一是，号称拥有完善医疗体系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欧洲发达国家，在新冠疫情反复冲击下，无论是前期的防控政策，还是后期的救治措施都暴露出严重不到位的地方，导致千百万民众深受其害，甚至一度在媒体中引发是否存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现象的争议。

二是，在疫情蔓延开来后，欧洲各国政府反复面临两难抉择：要想优先恢复经济就必须放松疫情管控和社会流动，但这很可能会造成疫情外溢；要想优先管控疫情，就必须控制人员流动、停工停产甚至闭关锁国，但这同样会引发社会的不满和骚动。所以，每当欧洲遭到新一波疫情袭击的时候，各国街头的相关抗议游行活动也是最为高涨的，反而在客观上加速了疫情的传播。

三是，欧洲社会特有的政治文化与疫情防控多少有些格格不入。例如，法国号称是“人权之母”，法国大革命给欧洲社会留下“自由”“人权”及“民主”等政治遗产。在疫情蔓延期间，欧洲许多民众“宁要自由不要管控”，甚至一些人喊出“宁愿感染新冠也要聚会”“宁愿去死也不愿受严管”，这种把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和自由主义凌驾于国家利益和集体主义之上的观念，常常使得不少民众不顾政府劝阻，疫情防控流于形式。

从当前疫情发展的路径与未来的趋势来看，全球新冠疫情持续不去，对欧洲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是相当大的。

其一，这一轮疫情肆虐欧洲造成的冲击程度超过美国，而且欧洲面临的危害才刚刚到来。在前几轮疫情中，美国显然成为重灾区。但经过几番折腾、尤其是民众接种疫苗的比例较高，美国疫情似乎难出现“更糟糕的局面”。相反，欧洲研发疫苗的工作滞后，政府号召力有限，接种疫苗的民众比例不算高（这与欧洲国家有相当一部分民众长期反对接种各种疫苗有关），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引发的这轮疫情，使得欧洲社会成为重灾区。

其二，从疫情暴发至今，美欧发达国家经济遭受重创，而欧洲经济更是雪上加霜。欧洲社会福利体系开支和疫情防控救治开支远大于美国，经济复苏步子又赶不上美国，欧洲各国政府在振兴经济和疫情防控之间，很难做出有效决策。假如明年疫情依然持续，欧洲经济社会势必会出现更大的危机。

其三，近年来欧洲政治生态已呈现“碎片化”，传统建制派政党在应对疫情危机时显得有些束手无策，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又四处“逼宫”，欧洲政坛缺乏有威望、有远见、有魄力的领导人。如果这种局面得不到扭转，欧洲社会还会继续深受新冠疫情之害。

正因为问题愈加严重，疫情对西方社会未来治理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在疫情冲击下，欧美资本主义制度短板充分体现。除了前述一些弊端外，资本主义逐利原则与人类需求之间的冲突，在欧美医疗保障体制内表现尤为突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已成为欧美政府不可回避的痛点。

其次，西方新自由主义倡导的“小政府、大社会”原则，以及议而难决的机制，造成了欧美政府在应对新冠疫情时的软弱无能。相反，东亚国家普遍奉行的集体主义原则和高效决策，在全球疫情蔓延时能够有效管控危机、减少损害。

再次，新冠疫情充分暴露了当今西方社会治理短板，欧美国家也需要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和思想运动。诚如西班牙社会学教授皮凯拉斯所言，新冠疫情让西方学者目睹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创伤性变化，促使其思考全球价值链的重创，资本主义体制及市场重组，全球资产阶级内部权力再分配等关键问题。

可以说，欧洲疫情管控是否有成效，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西方未来社会变革和治理模式的发展方向。（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