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零COVID”策略是永久的吗?封锁城市展示了后果 - 彭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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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缅边境线的中国一侧,沿着瑞丽河设置了围栏。
摄影师:沈其来/彭博社
中国与缅甸之间长达1,300英里的边界穿越了亚洲一些最崎岖的地形。山峰高达海拔19,000英尺,湍急的河流穿越陡峭的悬崖,茂密的森林中栖息着巨型犀鸟、扁鼻猴和大象。这个地区从未成为两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几乎没有道路,甚至更少的大型定居点。瑞丽是一个例外,这座中国城市拥有25万人口,位于唯一的一片平坦土地上。这座城市紧邻边界,将其与缅甸一侧的缪斯市分隔开。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双边城市区域——类似于美墨边界上的埃尔帕索和华雷斯——是商业的重要节点。几十年来,成群的人每天都会穿越这里:缅甸工人寻找工厂工作,中国居民探望亲戚,以及两国的贸易商携带各种商品,有些合法,有些不合法。
这种交通几乎完全停止了。中国的“零疫情”政策的一个关键支柱是关闭国家边界,使其与一个已经普遍决定与冠状病毒共存的世界隔绝。这种策略的影响在瑞丽尤为明显。由于缅甸的疫情基本未受控制,去年当地官员开始在与缪斯市的边界线上设置一些金属板、警卫营地和顶部带有刺丝网的围栏——市长称之为“钢铁长城”。当地政府发现感染病例后,实施了中国最严格的一些限制措施。瑞丽居民在2021年3月至2022年4月经历了七次单独的封锁,总共有119天被禁止离开家门。强制检测如此频繁,以至于据一家中国新闻网站报道,一名婴儿在其一岁生日时被拭子检测了六打。
在云南省的主要交通枢纽长水国际机场对旅客进行拭子检测。摄影师:神奇来沈/Bloomberg在当地社区中心收集的拭子检测盒。摄影师:神奇来沈/Bloomberg像大多数中国城市一样,瑞丽(发音为“雷利”)正式记录了极少量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消灭病毒是一个真正的公共卫生成就,但是这是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代价为代价的。主要经济和社会成本。当Bloomberg Businessweek最近造访时,许多街道上都是用木板封起来的店铺,闲置的建筑工地在亚热带阳光下晒着,而玉石市场,这座城市最著名的旅游景点,卖家远多于顾客。2021年当地经济产出下降了15%。在经历了六个月没有记录到病例后,当局放松了大部分日常限制,但是由于九月中旬隔离中心出现感染病例,瑞丽的部分地区重新实施了封锁。目前尚无迹象表明边境何时会重新开放,或者是否会重新开放。钢铁长城很可能会成为永久性的。
在瑞丽附近的一个检查站处的刺丝网。摄影师:沈其赉/彭博社尽管瑞丽的疫情政策极端,但与中国整体立场一致。包括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在内,采取零容忍态度对待冠状病毒的其他国家已经取消了限制并向世界重新开放。但在中国,预计将在10月的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将其领导地位延长至至少五年的习近平主席经常吹嘘他的国家微不足道的死亡人数——迄今仅计算为5200人——作为其政治体制优越性的证据。他一再表示,他没有放弃零疫情的意图,即使这已经严重打击了国内消费并扰乱了国际供应链,威胁全球增长。
除非心意改变或疫情结束,否则习近平统治的14亿人口将不得不适应对贸易和旅行的无限制约束,并准备进一步的封锁。已经,对人员流动的严格限制正变得普遍,最近的封锁目标包括上海、深圳和成都等数十个其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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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永久封锁(播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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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米·加德森,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倡议副教务长,曾任美国国务院对华特别顾问,表示瑞丽等地的举措反映了地方党员官员努力成为政策执行的典范的悠久历史,不管其行动的效果和代价如何。“疫情已经凝固并复活了在共产主义中国根深蒂固的政治和社会参与模式,”她说。零疫“提醒了我们党国能够以绝对甚至残酷的方式干预公民生活的能力。”
围栏沿着与瑞丽河平行的道路。摄影师:沈启赖/彭博社在瑞丽周围的农村地区,中国和缅甸之间的边界蜿蜒穿过稻田和甘蔗地。曾经这里非正式得足以让当地人——其中许多是傣族和景颇族少数民族成员,这些土著群体的祖先领土横跨两边——沿着所谓的便利路径轻松无障碍地穿越。边界的流动性仍然影响着今天的瑞丽生活。根据可获得的最新数据,2018年,约有5万名缅甸公民正式注册居住在该市,尽管这几乎肯定是一个低估。中国当局从未容忍非法越境,但他们也没有采取太多措施来阻止,这很可能部分原因是瑞丽的许多企业依赖廉价的缅甸劳工。
边境的流动性也塑造了瑞丽的疫情走势。2020年9月的一个多云早晨,一位只被政府发布的姓氏杨的女士带着她的三个孩子和两个保姆从缅因的缪瑟出发去瑞丽看望她的姐姐。尽管自3月底以来国家边境对旅行者关闭,杨仍然能够轻松地穿过这座以城市名字命名的瑞丽河,进入中国。到达几天后,她发现自己失去了味觉和嗅觉。最终,杨的姐姐带她去了医院,结果发现她感染了新冠病毒。这是官方首次确认有人在非法从缅甸进入中国后检测呈阳性。
当时,中国官员对于在武汉爆发初期后成功遏制新冠病毒感到相当自豪。正如官方宣传不断强调的那样,他们保护了自己的人民,而欧洲和美国记录的死亡人数达到了数十万。在杨检测呈阳性后,瑞丽政府立即进入紧急模式。官员在城市周围设立了检查站,禁止任何人出入。所有中心区的居民被要求待在家里,整个人口接受检测。检测活动只发现了另外一个感染者——和杨一起旅行的一个保姆,随后解除了封锁。
界高口附近的一个检查站。摄影师:Qilai Shen/Bloomberg在杨事件之后,瑞丽当局沿着他们辖区内的边境建起了一道围墙,但他们强调这是一项临时措施,一旦情况确定安全就会拆除。他们还允许从缅甸进口货物的主要检查站保持开放,以维持对该地区经济重要的木材、玉石和农产品的供应。
瑞丽在六个月后报告了下一个新冠病例,时间是2021年3月底。和杨一样,这位感染者是缅甸公民。(尚不清楚这位未被确认身份的个人是否合法进入中国)。在北京,中央政府将这起病例视为地方官员未能有效监控边境的失败,这一事件使整个国家的疫情战略面临风险。瑞丽市委书记、备受尊敬的年轻官员龚云尊被免职,并在全国电视上被点名批评,作为对全国各地管理者的警示,提醒他们允许感染带来的后果。
龚的接任者翟玉龙将病毒控制支出增加了六倍,使其达到2021年的212亿元人民币(3030万美元)。在截至2022年4月的12个月里,该市实施了六次封城,其中至少有四次与缅甸公民的病例有关。像电子商店和汽车修理店这样的企业关闭了一年,学校也关闭了,同时停止了来自缅甸的所有货物运输,并下令修建边境墙。成千上万的卫兵现在在这个结构周围巡逻,热感应摄像头对其进行监控;在瑞丽市内,该市建立了一个系统,通过在可能聚集人群的场所入口处使用面部识别摄像头,跟踪所有居民和访客的活动。这一系统仍在使用中。
在离开该市时进行面部识别和身份检查。摄影师:祁来申/彭博社德隆夜市的一个检查站。摄影师:沈启来/彭博社当商业周刊记者于8月初访问瑞丽时,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几乎坚持随行,这表明其防疫政策已变得多么敏感。他们在本文中进行的大部分采访中都在场,尽管他们没有干涉,但很难知道他们的存在可能会影响人们说了什么。
在大兴超市,这座城市最大的杂货店之一,经理邱美芝说她在封锁期间一直在工作,自豪地指出该店是一个地区连锁的分店,一直没有提高价格。中国的封锁措施比西方国家尝试的任何措施都要严格得多,居民除了强制检测外,不允许出门任何理由。瑞丽官员特别热衷于执行这些规定。餐馆和小型食品市场被关闭,食品杂货只能通过大型零售商如大兴进行配送。邱和她的员工通常每天填写多达500个订单。在最困难的时期,她说,她接到顾客的定期电话,声称完全没有食物了。邱认为他们在夸大其词。她记得当时想:“他们不可能一无所有。”她仍然尽量优先处理他们的订单,以防万一。
2021年10月,瑞丽前副市长戴荣丽发表了一篇名为“瑞丽需要祖国的爱”的博客文章。在文章中,他认为,由于该市位于边境,城市承担了在中国境内阻止病毒传播方面不成比例的负担。在随后的电视采访中,戴荣丽表示,市政府的一些前同事因为防止感染而不得不连续数月未回家。戴的讲话是许多中国公民第一次听说瑞丽情况,引发了社交媒体上的同情涌现,评论者对那里的封锁和检测程度表示震惊。这是对中国“清零”政策在全国受欢迎程度的一个罕见晴雨表,而在这个国家,民意调查受到严格限制。(在戴的博客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天,瑞丽市政府发表声明称,他对情况的描述已经过时。他没有回应评论请求。)
中国领导人充分意识到其政策的经济影响。今年3月开始的上海封锁使中国最富裕、最活跃的大都市区陷入瘫痪状态长达两个月,严重拖累了全国经济,表明没有人能够免受最严格的病毒控制措施。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几乎没有增长,青年失业率一直接近创纪录的20%。移民顾问报告称,随着富裕居民寻求移居国外,业务蓬勃发展。国家官员近几个月已经采取措施缩短隔离时间,促进支出和投资,并惩罚地方官员过度执法,但这些措施只是一些微小的调整。
瑞丽的一个公共洗手站。摄影师:沈启来/彭博社有趣的是,尽管政府毫不犹豫地实施了诸如封锁之类的强制措施,但他们却没有要求接种疫苗。只有61%的80岁以上公民接种了两剂疫苗——所有这些疫苗都是中国制造的,其效果不如美国使用的疫苗。病毒的风险仍然很高。医院资源不足,特别是在大城市之外,一场大规模爆发将严重考验医疗系统。上海复旦大学的研究人员在5月份发表的一篇分析中估计,如果奥密克戎变种在中国传播而没有进行大规模检测和封锁,由于人口几乎没有天然免疫力,可能导致多达160万人死亡。这样规模的病毒灾难将严重考验自1990年代以来共产党一直将行政能力作为其政治主张核心的声誉。
7月份,习近平告诉官员们,他认为中国的做法仍然是正确的。“我们最大程度地保护了人民的生命和健康,”总书记说,“在协调经济发展和疫情应对方面取得了世界上最好的表现。”
Everbright Headwear,供应印有纽约洋基队、达拉斯牛仔队等球队标志的帽子给位于布法罗的New Era Cap LLC,2019年在瑞丽开设了一家工厂。随着工资上涨和劳动年龄人口受到1980年至2015年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遗产的限制,该公司正沿着中国制造商日益普遍的道路前进。在江苏,这个工业化程度很高的省份,招聘一直很困难,但在瑞丽,公司可以雇佣大量合法在中国的缅甸工人。公司可以为他们提供住所并支付大约每月450美元的工资,这是中国员工要求的一半。
Everbright Headwear的工厂车间。摄影师:Qilai Shen/Bloomberg摄影师:Qilai Shen/Bloomberg工厂经理陈希乐告诉《商业周刊》记者,长期计划是将工厂从400名员工扩展到超过1,000名,占Everbright总产能的40%。(该公司有时为顶级运动员填补定制订单,陈可以凭记忆回忆起勒布朗·詹姆斯的帽尺寸。)但疫情和边境关闭导致了人员流失。当工人返回缅甸时,无论是探亲还是因为家人在该国持续的内战中丧生,他们无法再回来。到8月11日,Everbright的人员已减少到不到300人,陈急需替补。他开玩笑说,他的人员配备政策现在相当于“只要你是人类,你就被雇佣了。”瑞丽当地人似乎对以相对低工资制造帽子没有太大兴趣,迫使Everbright将其大部分生产转移到海外,到海地和老挝。其于2021年开设的老挝工厂已发展到4,000名工人,现在是公司的主要生产基地。“我们宁愿留在中国,”陈说。但获得劳动力至关重要。“一切都取决于产量。如果产量提不上去,一切都很困难。”
多宝之城市场的宝石交易。摄影师:钱来沈/彭博社除了制造业,瑞丽的经济主要围绕着玉石展开,玉石在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备受珍视,尤其是用于珠宝。缅甸是世界上最大的玉石生产国,而瑞丽是向北运送货物的传统通道。在多宝之城市场,瑞丽最大的玉石珠宝市场,许多商人在疫情爆发之前已经至少部分转向线上经营,这是社交媒体时代更广泛转型的一部分。玉石经销商已经成为中国一些最热情的直播主播,他们创造了基本上是针对智能手机优化的QVC直播节目,主持人通过聊天功能不断与观众互动。看到你喜欢的手镯了吗?给主持人发信息问任何问题,然后讨价还价,也许会激发一些戏剧性的喊价。玉石销售还具有额外吸引力,因为它们是从拥挤、热闹的市场上直播,提供了一些买家觉得无法抗拒的地方色彩。
在洋洋好市场直播宝石交易。摄影师:钱来沈/彭博社摄影师:钱来沈/彭博社多宝之城市场的一位只提供姓氏李的卖家表示,他起初是从事传统的玉石摊位生意。然后他的女儿在暑假期间尝试了一些直播销售。她一个月赚的钱足以说服她辍学,也让她的父亲不再阻止她。2019年,他们每天卖出多达10万元的玉石,其中70%是在线销售。
2021年春季,瑞丽官员关闭了玉石市场,担心直播会吸引密集观众群,可能传播新冠病毒。在家直播是不切实际的,至少因为很难从封锁的公寓楼向客户发送订单,这导致这个行业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基本停摆。中国政府还停止了跨境货运,坚持认为新冠病毒可以通过消费品表面传播,这与国际科学共识相悖。
玉石市场仅于今年4月28日重新开放,跨境货运也以小规模恢复。李回忆道:“当他们说市场要重新开放时,我太兴奋了。我在家呆了一年。” 他希望很快能恢复到疫情前的营业水平。
顾客在德隆夜市用专用手电筒检查原石。摄影师:祁来申/彭博社夜市的商贩。摄影师:祁来申/彭博社但对于瑞丽的每个人,以及整个国家而言,正常状态是不稳定的。政府只需出现一例阳性检测,就会启动9月的封锁,涵盖了城市约一半的范围。本月早些时候,官员在感染再次出现后,将成都2100万居民限制在家中,关闭了中国西部一个充满活力的工业和文化中心。
目前,中国领导人愿意付出高昂的代价来实现零疫情,而公民们别无选择,只能顺从。一位32岁的玉石经销商,是少数几位《商业周刊》设法在没有当地官员监督的情况下采访到的瑞丽居民之一,他表现出了宿命论。他说,每当病毒再次出现,他都打算听从政府的指示。他表示别无选择,也没有必要担心自己无法控制的未来。“瑞丽现在是中国最安全的地方,”他半开玩笑地断言道,“因为我们停止了一切。” —在Linda Lew的协助下**阅读下一篇文章: 中国制造商在墨西哥的帮助下绕过美国关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