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一年应是攻坚年必须冲破发展瓶颈_风闻

　　告别二零二一年，二零二二年如期到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发表新年贺词指出，祖国一直牵挂着香港、澳门的繁荣稳定。只有和衷共济、共同努力，「一国两制」才能行稳致远。而澳门特区行政长官贺一诚，还有澳门中联办主任傅自应、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刘显法，也都分别致发贺词，衷心祝愿澳门特区在建设好自身的「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同时，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和「一带一路」的建设，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与伟大祖国同步，努力建设现代、美丽、幸福、安全、和谐的澳门。

　　过去的一年，由于疫情未有尽头，加上「贵宾厅事件效应」在发挥加迭作用，澳门特区在前进的路上走得颇为艰辛险阻。但在中央和内地的支持下，行政长官贺一诚率领全体「澳人」百折不饶，越战越勇，逐步走出了困境，部分地夺回了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主导权和主动权，并为未来的经济完全复苏及更大发展，准备好了充足的有利条件。这正是，「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二零二二年，贺一诚将再接再厉，以「快马加鞭未下鞍」的豪情壮志，继续率领全体「澳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坚定践行「一国两制」方针，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根本原则，按照「防疫情、稳复苏、保民生、促多元、强合作、谋发展」的施政总方针，落实特区第二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各项工作部署，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加快推动经济适度多元，有序推进各项民生建设。因而相信一定能在不断战胜各种困难和挑战中实现更稳更好的发展和进步，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定能行稳致远。

　　从目前情况看，今年对澳门经济及社会发展的滞碍因素，仍然是疫情及「贵宾厅事件效应」这两大类，而且还互有关联。实际上，如要对「贵宾厅经营模式」进行改造，回到贵宾厅原来的招揽中国内地以外的各国各地区的豪赌客的本色，就必须开放外国人入境澳门。但「针冇两头利」，目前澳门特区实施的禁止外国人入境的防疫措施，正是为了把守好国家的第二道「国门」。也正因为如此，澳门与内地之间，才能有通关的便利。

　　在迎接二零二二年到来之时，澳门特区政府向特区立法会提请《通讯截取及保障法律制度》法案，而立法会也高度配合，顺利通过一般性讨论及表决，这给澳门特区未来的社会政治发展走向，提供了许多有益有建设性的参考经验。实际上，这个法案的政治性质程度较高较敏感，而且并未被列入二零二一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提出的法律提案项目，也未有列入二零二二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提出的法律提案项目之中，显然是属于临时「加码插队」的法案，但也能顺利通过一般性讨论及表决，这就折射了本届立法会成员的组成基本符合「爱国者治澳」的原则，立法机关就能充分发挥对行政当局既制约也配合、重在配合的角色及作用，对「行政主导」的助力提升到最高，阻力减至最低，彻底消除过去曾经有过的「政令出不了特区政府总部」的怪畸现象。

　　联想到在今年，澳门没有甚么选举活动，只是在年底将会进行第十四届全国人大澳区代表的换届选举。而这个选举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和澳门中联办在组织下进行，因而根本不会受到任何外来因素的影响和干扰。因此，澳门特区今年的政治环境，将会较为顺遂。

　　在此情况下，澳门特区就可以「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趁着「港区国安法」对澳门特区发挥的「月晕效应」，及澳门特区立法会的组成人员也基本实现「爱国者治澳」的根本原则，将此前曾经被反对派颠倒了的政治伦理，再颠倒过来，回复其原本应有的正面面目及效应。

　　其中一个是「离补法案」。其实，立法会在当初对「离补法案」进行一般性表决时，反对派议员是并没有表达异议，也并没有引起任何社会反应的。这充分证明了，包括反对派势力在内，整体社会是接受该法案所规范的对侯任、现任及离任行政长官及主要官员提供的保障制度的。因为这是普遍的国际惯例，而且也是对第二二／二零零九号法律《对行政长官和政府主要官员离任的限制规定》中，有关离任行政长官及离任主要官员于终止职务后从事私人业务的限制，亦即必须遵守「过冷河」（或称「旋转门」）制度的补偿及对应。问题出在该法案交付常设委员会进行审议时，政府追加了某些超出人们所能承受的补偿标准，及政府未能对在任行政长官享有刑事豁免权，也是属于国际惯例，及对澳门《刑事诉讼法典》中的某些缺陷予以补救的措施，说清楚讲明白，因而引发误解，并在反对派添油加醋地予以曲解，及香港某些媒体的介入，而挑起了澳门青年人对自己际遇不满的敏感神经，从而酿发了规模颇大的抗议浪潮，甚至还有为数不少的公务员参与。

　　当时以至现在澳门青年人存在着不满情绪的情况，与香港的青年人颇为相似。虽然他们收入不菲，但一方面在生活领域上的实际购买力严重下降，尤其是「望楼兴叹」，导致生活品质下跌；再加上在社会及政治生活领域上，缺乏向上流动的机会，难以施展其能力及抱负。因此，当「离补法案」中所含有的「特权」被无限度地夸大之后，当即对他们的不满情绪产生「火上添油」的作用，猛烈地爆发了出来。

　　现在，特区政府已经将部分主要精力，投放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其中更是要对青年人所面对的各种问题，予以及时合理的解决。除了大量兴建公屋，在新城填海区Ａ区等区段兴建大量的公屋，完成后就可基本上解决「上楼难」的问题。因而在适当的时机，重提「离补法案」法案，就将能水到渠成。当然，必须摒除其中不合理的部分内容，包括补偿标准过高及刑事豁免等。

　　目前，未能及时制定及颁布「补偿法案」的恶果，已经逐渐显露出来。实际上，当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卸任或离职后，有一至三年的时间不能任职私人业务，而他们中一些人并非是实位公务员出身，卸任后就没有俸禄可享，其生活来源就将产生问题。这对于特区政府借用民间人才，加强组织建设，产生了滞碍作用，导致一些有用之才不敢到特区政府工作。其实，这也引发人们高度质疑，反对派反对「离补法案」的「醉翁之意不在酒」之意，是否要断绝「澳人治澳」的人才之路。

　　因此，澳门也应参考各地的做法，在严格限制卸任或离任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担任私人职务的同时，也应制定行政长官及主要官员的离退休保障制度，给予一定的生活保障。这样，才能够辩证地处理卸任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的生活保障问题，并更好地体现「澳人治澳」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