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因为创造，所以快乐和美好 || 2022年元旦献词_风闻

文|秦朔

2021年的最后一天，我坐在上海花木家中的书桌前，对着电脑屏敲击。妻子和女儿回老家探亲几日，家里只有我一个人，还有一只8个月大的加菲猫“花花”，静静卧在小窝里。

一切喧闹都会停止。在这宁静时刻，祝愿所有朋友在新的一年里快乐。

快乐来自幸福安康的家庭，来自对工作的满足感，来自自然和人文之美的体验，来自对时代和周围的认同。作为一个观察者，一个写字的人，我的快乐主要来自亲眼所见的价值创造，以及这些创造带给我的启发。

从创造中感到快乐

我在大疆创新调研时，看到无人机被应用于拍摄三峡大坝附近的地质变化。这个场景并不是他们一开始想到的，而是用户买了后，定期飞和拍，并和之前做比较。一位工程师听到这样的应用后说：“这不仅是我的责任，而且就是我的课题。”

我在安克创新调研时，公司创始人阳萌说：“2011年刚从谷歌总部回来创业时，参加过一个深圳外贸电商大佬们的饭局，他们一年的生意在10亿、20亿元左右，我刚创业，是个很小的小土豆，只不过大家觉得我从谷歌回来，说不定懂算法，懂搜索引擎优化，就叫我过来。饭局上他们聊了很多‘怎么样做到1美元包邮，向全世界卖鼠标还不亏本’，当时1美元兑人民币是8.25，8.25元往全球卖鼠标，包邮，还不亏钱，讨论到最后，就变成怎么去晋江买拆机的东西。我听完，‘噢，还可以这样做’，但并不是感到新奇，更多是感到悲哀。我们可以做很好的东西，为什么要做那么差的东西？所以后来就没有跟这些圈子的人再打过什么交道。我们用最好的parts（组件），把工艺和各种细节都做好，好的品质，好的创新，好的营销，最后是好的消费者价值。我觉得这样才是可持续发展，才是‘弘扬中国制造之美’。”

我在宁波做智能升降桌的乐歌股份，听董事长项乐宏讲出口型中国制造企业的出路。原来是代工模式，做好产品，送到码头，国际买家派船接运，按离岸价交易。“一件产品卖100美元，很稳定。但随着成本不断上升，必须从代工模式转型到品牌运营模式，即用自主品牌在国外实现销售，直接进入零售端，基于用户导向进行产品定义和研发。这样的好处是可以卖300美元，挑战是要介入价值链全流程，如海外仓储、物流、营销等等。中国制造的出路就是‘如何实现从出口贴牌价的100美元到品牌零售价的300美元的飞跃’。”

把这些故事归纳起来，我发现令我快乐的就是创造，对更好的价值的创造，以及在各种流俗中坚持那一份对美好的追求。

如果没有创造，如果不致力于增量的创造，那么内卷、内斗就会来临，而且还振振有词。

迈向“改变世界的创造”

2021年12月30日，商汤科技成功上市，董事长兼CEO徐立在致辞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每个时代的企业都承载着各自不同的希望和责任。一代代中国企业家精神的传承，共同催生了过去四十多年气势磅礴的景象，更将我们的命题从生存、追赶推向了发展和开创。一位同事曾在孩子的成年礼上写了这么一封信，‘当我们奋斗至此，不再为温饱而苦恼的时候，留给你们的，就只剩下去改变世界了，哪怕只是那么一点点’。”

新一代的中国创业者，已经把“改变世界”的愿景写在自己的路上。

秉持“坚持原创，让人工智能引领人类进步”的使命，商汤最先做了很多没有人定义的事情：第一个将AI视觉算法准确率做到超过人；第一个在千万级别人口城市中实现地铁刷脸无感支付；第一个开发出获得欧盟医疗器械CE认证的AI软件；第一个推出人工智能小学、初中、高中全套教材……

12月12日，在2021凤凰网财经峰会上，我和徐立刚好邻座，有些交流。那天他演讲的主题是“人类的突破”。他说科学研究有四大范式：演绎，归纳，用工具做演绎（计算机模拟），用工具做归纳（大数据科学），后两种范式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现代版的演绎和归纳。

“但有意思的是，人类真正的突破，既不是归纳也不是演绎，而是另外一种，是靠天才的猜想，靠不可预测的脑洞发生的。例如爱因斯坦小时候做梦梦到自己骑在光上，牛顿被苹果砸到，这都是不可预测的，所以不会被称之为范式，因为范式一般都是可预测的。”

现在大家经常议论“卡脖子”的问题。中国科协主席万钢2020年10月在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组织的一次座谈会上说，“今天我们很多所谓的‘卡脖子’技术其实也是‘卡脑子’，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

基础研究是创新驱动的关键，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开关，而基础研究的突破，需要的不仅是“十年磨一剑”的精神，更是好奇心、想象力、批判性思维，它们才是创造力的真正来源。

延伸一步思考，卡脖子往往是受制于外在的力量，是“外卡”，而只要我们的脑子、眼睛不被自己给限制住，不自己卡自己，不“内卡”“互卡”，总是能靠着逐渐强大起来的生命力、循环力，冲破“外卡”。

创造力来自哪里？

2021年12月24日，在清华大学，召开了“钱颖一教授专著《大学的改革》（五卷本）出版座谈会”。钱颖一是著名经济学家，曾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多年。

钱颖一有一个关于创造力的假说：

创造力=知识×好奇心和想象力

他说，这个公式告诉我们，知识越多，未必创造力越大。知识通常是随着受教育时间的增多而增多，但随着受教育越多，好奇心和想象力很有可能递减。这是因为知识体系都是有框架、有假定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往往会挑战这些假定，突破现有框架，这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正确，所以会遭到批评，而这在客观上就容易产生压制好奇心和想象力的效果。

在应试教育制度下，情况会更糟，当学生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好成绩，教师教书的目标是传授标准答案，那么教育越投入，教师和学生越努力，好奇心和想象力就被扼杀得越系统化、彻底化，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减少程度就越大。

钱颖一对“钱学森之问”有一个简单的回答——“不是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而是我们的学校在增加学生知识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减少了创造力必要的其他元素，就是好奇心和想象力”。这对大学教育改革有重要的含义，即大学除了教授学生知识外，还要创造一种环境，尽力保护和鼓励学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创造力的产生不仅仅是培养问题，更是环境是否宽松的问题。”

钱颖一经常举出四个人的例子，说明创造性心智模式的特征，分别是爱因斯坦和他的“简洁思维”，乔布斯和他的“不同思维”，马斯克和他的“反直觉思维”，《从0到1》作者彼得·蒂尔和他的“逆向思维”。

他说：“心智模式虽然在学校很难讲授，但学生自己可以在感悟中塑造。同好奇心和想象力类似，改变心智模式和思维方式需要我们的大学尽力创造条件，培育出一种宽松、宽容的环境和氛围，让学生自己‘悟’出来，让人才自己‘冒’出来。”

1921年，爱因斯坦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后第一次访问美国。在波士顿，一个记者问他“声音的速度是多少”。他拒绝回答。他说你可以在任何一本物理学教科书上找到答案，没有必要记住。随后他说：“大学教育的价值，不在于学习很多事实，而在于训练大脑会思考。”(The value of a college education is not the learning of many facts but the training of the mind to think.)

钱颖一还提出了一个关于创造性思维的公式：

创造性思维=知识x好奇心和想象力x价值取向

所谓价值取向，有短期功利主义、长期功利主义、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三种。“我们的现实情况是，具备第一类动机的人很多（为了发论文、申请专利、公司上市），具备第二类动机的人也有（填补空白、争国内一流、创世界一流），但具备第三类动机的人就寥寥无几了。”

而对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是由于一种内在动力，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回报和社会的奖赏，是为了追求真理、改变世界、让人更幸福。这种内在价值是一种心态，一种永不满足于现状的渴望，一种发自内心、不可抑制的激情。

从价值取向角度回答“钱学森之问”，钱颖一的答案是，我们的价值取向出了问题，不仅是学校，而且整个社会都太急功近利、太功利。

关于快乐的寄语

2022年已经来临。如果这一年更多人的创造力能更好地释放出来，我相信中国经济不仅能稳住，而且能取得重要的进步。

我们太需要让创造力的火花喷发出来了。没有创造力，高质量发展只是空中楼阁。

最后回到“快乐”二字。

我在十几年前在《南风窗》写过一篇《跨越快乐鸿沟》的文章，当时梳理了各种学派对幸福快乐的定义。

例如，边沁和穆勒开辟的功利主义学说提出用“效用”（utility）衡量幸福或满足的程度。

所谓utility，是指事物的这样一种性能，“即给利害当事人带来利益（benefit）、好处（advantage）、快乐（pleasure）、益处（good）或幸福（happiness）的性能，或免除利害当事人的苦楚（mischief）、痛苦（pain）、灾难（evil）或不幸（unhappiness）的性能。”

在他们看来，凡能增加快乐减少痛苦的便是好的，就是善；反之，便是坏的，就是恶。边沁的思想影响至远，卡尔·马克思在他17岁中学毕业时，就决定要选择“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并认为“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

如果人们的所作所为，更多是通过创造，带给他人“利益、好处、快乐、益处或幸福”，整个社会将更加和谐和美好。否则，每个人都会被不良的、带有伤害性的情绪所笼罩。

泰戈尔在《吉檀迦利》中这样描绘他希望进入的“自由的天国”——

“在那里，心是无畏的，头也抬得高昂，

在那里，知识是自由的，

在那里，世界还没有被狭小的家国的墙隔成片段，

在那里，话是从真理的深处说出，

在那里，不懈的努力向着‘完美’伸臂，

在那里，理智的清泉没有沉没在积习的荒漠之中，

在那里，心灵是受你的指引，走向那不断放宽的思想与行为……”

现实不可能如此完美。但只要去创造，总会快乐一点，美好一点。

再次恭祝大家，2022年快乐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