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纯依靠经济政策或市场化方式难以应对社会老龄化挑战_风闻

发达国家早在30多年前就已经普遍呈现社会老龄化趋势，我们国家则是最近五、六年对此引起了比较广泛的重视。尽管老龄化在我们国家出现比较晚，但目前为止，西方国家应对老龄化的经验或政策，并没有多少让我们从中可以借鉴的东西。

我们国家社会老龄化的具体国情，似乎也比西方国家还要复杂些，体现为：

一、儒家主流传统文化与西方主流宗教文化很不同

杨振宁先生在一次媒体访谈中说到，他之所以选择回到祖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大意是我们中国人对于老人的态度或观念，跟西方人有很大的不同。尽管倒也不是说西方人普遍不敬老，但青年人与老年人之间，彼此对相互关系的理解不一样。首代海外华人，很难真正成为一个美国人。

二、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短时间内还很难消除

我国工业化已进入升级转型的时期，城市化进程已经在放缓，生活在乡村的大量人口与居住在城市的大量的新市民之间，一衣带水，血浓于水。多年以来的中国式春运，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社会现象，这里面很大一部分的人口流动是探亲，或回乡。

我国建立国家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时间还很短，城镇及乡村居民养老保障制度统筹办理就更晚。养老基金对老年人退休或达到一定年龄后支付的待遇标准在不同地区的不同城市，同一地区的城市和乡村，以及不同地区的乡村与乡村之间，差别都很大。

尽管国家正加快推进实现全国城镇养老保险的统筹，但就目前基金积累来源受限情况下，全国养老基金规模的增长速度恐怕越来越赶不上退休金支出增加的速度。

三、近些年国家已出台了不少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建设养老机构的政策，收效甚微

养老事业产业化是否行得通？大量事实表明，很可能就像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保障事业一样，答案恐怕早已经很明了。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与养老问题，不只具有经济属性，甚至可以说经济属性只在其次，更主要是属于社会性难题。

老龄事业的起点，在于全面、深入、仔细地调查研究我国城乡老龄人口生活的具体实际情况，在此基础上，设身处地地科学、认真地思考老年人最为看重的物质以及精神需要是什么，为什么？可以有针对性性地提供的公共服务、个性化服务有哪些，如何才能做得到等等。

老年人的生活需要与青年人一样，也有多层次、多样化的特点。发展社区养老，首先要清楚社区绝非仅仅是一个物理的概念，社区不等于村庄，也不是城市里的居民小区。社区是社会学概念，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频繁互动的共生性人际关系。

老年人生理最主要的是体质、思维以及行为能力持续不断或突发性衰减。

现代西医学越发达，人类所面临的的疾病种类反而越来越多越复杂，功能性疾病或器质性疾病，或兼有功能性与器质性征的疾病，就连专业的医学科学工作者都难以完全应付得来，满足加强老年病预防和早期干预，构建失能老人照护体系，依靠民间资本力量很大程度行不通。

促进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将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构建“预防、治疗、照护”三位一体的老年健康服务模式，优化城乡养老服务供给，加强为老服务专业人才培养，关键在从当前我国人口结构及人力资源结构优化配置的角度，从养老基金归集和支出支付如何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台措施，组织起必要的人力支持和物力支撑。

而对于高龄或失能老人，最最需要的不是每年增加一点退休金，而是切实、及时、到位的一些生活上的帮助、扶助、照护及陪伴。老龄事业必然是非营利性质的社会公共服务性业务，但又不可能是慈善，只能作为重大的民心、民生工程去对待。

依靠经济政策或市场化方式，社会主义中国难以应对社会老龄化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