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官场沉浮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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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给后人留下了不少精神财富，也留下了不少争议和警示，他起伏跌宕波澜壮阔的人生，令人感悟和思考。

　　宋真宗天禧五年十一月十三日（1021年12月18日），王安石出生于江南西路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市），字介甫，号半山。他出身于官宦世家，祖父王用之，曾任卫尉寺丞，六品以上，掌管器械文物、总武库、武器、守宫三署；父亲王益，曾在福建、江西、四川、广东等地做州县官，官至尚书都官员外郎。起码是“官三代”的他，自幼聪颖，勤奋好学，饱读诗书，挥笔成文。在随父亲四处宦游的日子里，他接触到了社会的现实，目睹了民间的疾苦，这为他后来驰骋官场、纵横文坛、头顶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等多种桂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没有像一些官二代游手好闲、斗鸡玩狗。16岁时，他在随父进京时以文会友，结识了曾巩，曾巩将他的文章推荐给欧阳修，欧阳修大加赞赏。5年后，21岁的他便考中进士，被授予淮南节度判官，从此进入了他梦想大展宏图但却坎坷不平布满荆棘的官场。在淮南任满后，他主动放弃了京试入馆阁的机会，到浙江鄞县担任了知县。4年里，他在这个最接近老百姓的岗位上，兴修水利、扩办学校，造福一方。“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在任满回临川故里途经杭州时所作的七言绝句《登飞来峰》，借登高望远，不仅抒发了他兴奋愉悦的心情，更表达了远大的政治抱负，为后来的变法埋下了伏笔。

　　在任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时，他仍然是勤政爱民，政绩显著。宰相文彦博和欧阳修唯才是举，先后向皇帝竭力推荐越级提拔，但都被王安石以祖母年高等借口婉言推辞。欧阳修不甘心，又以王安石必须以俸禄养家为由，任命他为群牧司判官。由此可见，欧阳修对王安石是多么器重，多么推崇。可是随着王安石的变法，欧阳修却站到了王安石的对立面，包括司马光等鼎鼎大名的人物。

　　嘉佑三年（1058年），王安石卸任常州知州后，早春二月，他又任提点江东刑狱，也就是省级司法主管，不仅监察司法公正，还兼管廉政监察。10月，回京任三司度支判官。在这个总领全国财赋的单位，他挥洒出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以自己多年当地方官的亲身经历，尖锐地指出了国家积弱积贫、经济困窘、社会风气败坏、国防安全堪忧的现实，系统地提出了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革除积弊、扭转积贫积弱局面、改革取士、重视人才等变法主张，并以尧、舜、商、周、秦、汉、晋等多种事例及言论，企望引起仁宗皇帝的警觉，但没想到，曾废除以范仲淹、欧阳修为首的“庆历新政”的仁宗皇帝，并未采纳王安石的变法主张。

　　仁宗是宋朝的第四位皇帝，在位42年，是宋朝皇帝中执政时间最长的。他虽没有宋太祖的雄才大略，也没有宋徽宗的多才多艺，但他却是宋朝十八帝中一位以“仁”著称的皇帝。在他执政期间，对臣民仁慈厚爱，使百姓休养生息，知人善用，名臣辈出，群星灿烂，国家安定太平，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被誉为“仁宗盛治”。所有这些，也都是王安石后来呈给神宗皇帝《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中所认可的。仁宗去世后，朝野上下举国哀痛，无不哭号。《宋史》曾记载道：“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驾崩的讣告送到辽国后，“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就连辽国辽道宗皇帝耶律洪基也紧紧抓住宋朝使者的手嚎啕痛哭：“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我要给他建一个衣冠冢，寄托哀思。”仁宗皇帝之所以未采纳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我想，一是他满足于自己治理的国泰民安的局面。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弊端，但即使有些弊端，也不足以到大动干戈的时候；二是他的性格。变法必将触动一些人的利益，一向宽厚仁慈的他，不忍心下手。

　　王安石真正实现变法的梦想，是神宗即位后。面对宋朝官僚机构臃肿、财政亏空、辽和西夏不断的骚扰、百姓赋税徭役的加重等内忧外患，神宗励精图治，力图“思除历世之弊，务振非常之功”。但这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助手，神宗久慕王安石的大名，看过他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也了解他的政治抱负和才能，于是，登基几个月后，即起用以服母丧和有病为由拒绝入朝的王安石为江宁知府。期间，王安石作出了至今传诵的词篇《桂枝香·金陵怀古》，通过回顾六朝误国的历史教训，隐喻了他对北宋社会现实的不满，透露出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又是几个月后，神宗又提拔他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对王安石的器重，曾引起在朝老臣的不满。但神宗力排众议，又委以他参政知事的重任，并主持制定和推行新法的专门机构。王安石不负帝望，即上书《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全面阐释了大宋王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并指出眼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辽、西夏不断侵扰等等诸多领域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认为神宗“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期望神宗有所作为、有所建树、振兴国家。“金炉香尽漏声残，剪剪轻风阵阵寒。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杆。”他的这首政治抒情诗《春夜》，充分表达了他得到神宗赏识、看到政治的春天已经来临、欲将大展宏图、夜不能寐的激动心情。

　　宋神宗

　　熙宁三年（1070年），职务与宰相相当的王安石怀揣多年的改革梦，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改革浪潮，影响之大、之广，拥护变法与反对变法的两派展开的激烈的论辩及斗争，可谓前所未有。变法历时16年，客观地说，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改变了国家积贫积弱的局势，加强了国防力量，彻底打败了西夏，扭转了西北边防长期以来屡战屡败的被动局面，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减轻了百姓负担，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尤其是国家财政有了显著的改善，神宗刚即位时，“百年之积，惟存空簿”，而变法后，国家的腰包鼓得“数十百巨万”，“可以支二十年之用”。

　　然而，变法也并非十全十美，部分举措的不合时宜和实际执行中的不良运作，也使百姓的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如青苗法，强制农民借贷，利息偏高，农民负担依然沉重；募役法，不愿服差役的民户可按贫富等级交纳一定数量的钱，但对贫困者却是沉重的负担；农田水利法，兴修水利的数量逐渐成为官员政绩考核的标准，一些地方政府强制百姓修建水利，也加重了人民的负担等等。这其中，虽说有的是在执行中走了样，被歪嘴和尚念歪了经，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这与王安石的一些失误也是密不可分的。他想让宋朝一口吃个胖子，却忽视了它的消化能力，积贫积弱的局面与他的宏图大略产生了较大的落差。他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官，但绝不是一个浑浑噩噩的昏官，也不是一个碌碌无为的庸官。

　　在早年他写的《游褒禅山记》一文中，他中感悟到了“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险远”，要想看到“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就必须具有不畏艰险，意志坚定，勇往直前，勇攀高峰的精神，同时还要具备足够的实力和可凭借的外部条件；他也明知变法“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却在实际操作中按捺不住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冲动，加之用人不当，一些贪腐官员扭曲政策，执行不力，忽视了“足够的实力和可凭借的外部条件”，从而损害了社会各阶级和各阶层的利益，引起了以韩琦、富弼、欧阳修、司马光、韩维、文彦博、欧阳修、苏轼、苏辙等高官为首的反对派的强烈反对。高官们纷纷控诉王安石变法的十大过失，上疏神宗停止青苗法。在一片反对声中，王安石竭力反驳，无丝毫妥协退让。 

　　王安石真迹《致通判比部尺牍》

　　神宗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想听取大家的意见。王安石劝说无效，以生病为由，接着又提出辞官归隐，以此要挟神宗。神宗当然不想让王安石归隐，只好将反对派多名高官或贬或免。司马光也三次给王安石写信，一一列举实施新法的弊端，要求废弃新法，恢复旧制。可被多位大臣称为“拗相公”的王安石，仍执拗不听，固执己见，在回信中不仅对司马光的指责逐一反驳，并且对士大夫阶层因循守旧的思想给以了严厉的批评，表明了自己坚持变法不容动摇的决心。我想，司马光肯定窝了一肚子的火。当神宗欲擢升他任枢密副使时，他趁机提出废止新法，可神宗没有答应。司马光遂以“不通财务”“不习军旅”为由，连上五封札子，意志坚定地拒绝了提升，自请离京15载，不问政事，潜心编撰中国最大的长达294卷近4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宝库作出了非常珍贵的卓越的贡献。

　　天时地利人和，是成功的重要因素。变法的逐渐流产，就是失去了这些重要因素。熙宁七年（1074年）春的旱灾，使大批饥民离乡背井流离失所。群臣纷纷将此与变法联系起来，以新法侵夺民利太甚，上天示警的“天变”为借口，上书给神宗，又一次掀起对变法的抨击。反对变法的大臣郑侠绘画出图文并茂的《流民图》，以告急文件递交神宗，并上疏指出新法的弊端，力谏罢免王安石的宰相，并言道：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司马光也不怠慢，又上《应诏言朝廷阙失状》。接着，神宗的祖母曹太皇太后和母亲高太后向神宗哭诉“王安石乱天下”。这一连串针对王安石的诉状，加上原来众高官对变法的反对，王安石不承认错误，仍然坚持己见，执拗地向所有反对者反击，包括把矛头对准曹太皇太后和高太后的家族。已对变法产生怀疑的神宗，看到王安石如此强硬的态度，更是忧心忡忡。王安石也看出了神宗的左右为难，于是，向神宗打了辞职报告。神宗批准了他的辞职，改任他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

　　王安石虽然离去了，但接替他宰相位置的，是他极力推举的同年进士韩绛，另一任参知政事的，是他的得力助手吕惠卿。如此看来，这只是左右为难的神宗的权宜之计，王安石的新法推行还将继续。

　　王安石罢相不久，老天果然下雨了，印证了郑侠的预言。不知神宗和王安石作何感想。今天看来，下雨和预言是一种巧合，但无论是巧合还是预言的准确，郑侠早已被贬谪到了蛮荒的岭南。

　　翌年，“春风又绿江南岸”，王安石官复宰相原职，但神宗对变法的支持力度已大不如前，甚至产生了动摇，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变法步履维艰，很难继续推行。不久，王安石长子病故，心力交瘁的王安石辞去宰相，从此隐居江宁。他呕心沥血的法令也逐渐被废止。

　　神宗去世后，年仅九岁的哲宗继位，垂帘听政的高太皇太后起用司马光为宰相。据《宋史》记载：“（司马光）居洛阳十五载，天下以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号为司马相公，妇人孺子，亦知其为君实（司马光的字）。”当司马光从洛阳来到京城吊唁神宗时，京城卫士一见到司马光，都把他认定为司马相公施礼。所到之处，百姓们纷纷请求他不要回洛阳，留下来做宰相，辅佐天子，救活百姓。可见让司马光任宰相的呼声有多高。

　　不亚于王安石执拗的司马光，多年前就对新法可以说是入骨的反对，甚至说“冰炭不能容器”。如今一上任，便召回了当年因反对变法而遭贬谪的范纯仁、苏轼、苏辙等官员，并召回吕公著、文彦博等老臣，大刀阔斧地开始废除新法。几个月后，元祐元年四月初六（1086年5月21日），为变法竭尽全力的王安石，耗尽最后的心血。九月初一（1086年10月11日），一代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也紧随王安石其后，因病而逝。不知二人在另一个世界是否继续争斗。虽然争斗多年，但他们都是出于公心，都是为了国家利益，只是他们（包括所有反对新法的官员）的政治理想的不同，对国家利益的理念理解的不同。他们对对方的人格、学问、文采，都是非常敬重和佩服的。

　　司马光（1019年-1086年）

　　是也？非也？后世对王安石变法的评论从来没有停止。中国传统的史学评论基本持否定态度，认为变法不仅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而且也引起了激烈的“党争”，导致了北宋的灭亡。但也有不同的看法。北宋著名诗人黄庭坚云：“余尝熟观其（王安石）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近代梁启超先生评论王安石及其新法的《王荆公》，则用社会主义学说类比王安石的新法措施，把王安石称为社会主义学说的先行者，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了案。梁启超的观点，得到了多人认可，成为20世纪前半叶的主流观点。毛泽东在1915年6月给学长萧子升的信中提到：“（王安石）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这个评价，我认为是比较中肯、客观、公正的。任何时候的改革，都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尊重科学，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国富民强为准则，否则，则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除了变法，王安石还是宋代文坛文学成就突出的重量级人物。他有力推动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扫除了风靡一时的浮华文风。作为唐宋八大家的一员，他留下了《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文集》等著作；留下了《游褒禅山记》、“春风又绿江南岸”等名篇佳句和论点鲜明、结构严谨、逻辑严密，简洁峻切、短小精悍、说服力强的精华文章；也留下了练意深沉、委婉含蓄、修辞工整、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的“王荆公体”。他的作品文如其人，注重社会现实，关注民间疾苦，揭露社会矛盾，为推动变法和完成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并巩固其成果，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总之，王安石给后人留下了不少精神财富，也留下了不少争议和警示，他起伏跌宕波澜壮阔的人生，令人感悟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