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坦桑的外交活动_风闻

作者：何英 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历任驻印度尼西亚总领事、公使衔总领事，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驻蒙古大使，外交部西亚非洲司司长，驻坦桑尼亚大使兼驻乌干达大使，外交部副部长等职。

1961年12月，我正在广东休养。周总理的秘书突然从北京打电话告诉我，中坦已建交，总理想派我去担当大使，问我身体行不行？我表示稍事休养后，身体已大致复原，没有什么大问题。由于时间紧迫，我匆忙收拾行装，赶回北京为赴任作准备。1962年1月，外交部决定派李钧同志为参赞带几个同志去建馆。行前，陈毅外长接见了李钧和我，对使馆工作作了明确指示。

△ 1965年2月，毛泽东主席在北京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

由于当时与我国建交的非洲国家不多，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很重视已同我建交国家的作用与影响，指示积极支持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发展我国与非洲其他国家的关系。我们的方针是，不仅努力争取和那些独立后未同台湾当局建立关系的国家建交，对那些独立后已同台湾当局建立关系的国家也不放弃做工作，影响它们改而同我国建交；在坚持反对“两个中国”的前提下，对建交的具体方式和程序采取较灵活的态度，充分谅解某些非洲国家的处境。

我到任后，除致力于加强和发展中坦两国关系外，还积极设法与坦周边国家的领导人及高级官员接触，特别是在这些国家宣布独立前多做工作，促其在独立后同我国发展关系。

在近五年的任期内，先后经我与之谈判建交的有乌干达、肯尼亚、布隆迪和赞比亚等国。同这些国家的建交谈判，有的较顺利，有的则稍费周折，有的还颇为有趣。虽然事隔20多年，至今仍记忆犹新。

布隆迪

布隆迪1962年7月独立时，国内内定我为政府代表参加其独立庆典，并授权我相机与布方谈建交问题。布执政党虽愿与我国发展友好关系，但在同我国建交问题上的内部意见尚不一致。庆典前，新华社分社记者高梁同志曾于7月和9月两次去布了解情况。台湾当局也先后两次派“外交次长”杨西昆等人到布活动。

在外来势力的压力下，布隆迪当局也邀请了台湾当局派代表参加庆典，但据说有可能只把我视为正式代表对待。按照国内指示，我和周南同志于9月24日赴布参加庆典，同时也做了万一出现“两个中国”的对策准备。我们于25日到达布隆迪首都布琼布拉时，受到了布政府官员的欢迎。

△ 远眺布隆迪

第二天，机场和大会会场均悬挂我国旗，未见台湾旗；庆典委员会发的名单中也仅有我而无台湾的代表，布隆迪议长及庆典委员会主席等均向我解释，台湾代表将只被当作一般旅行者接待。

但自26日沈琦（台驻刚果（利）“大使”）随刚果（利）总统卡萨武布到后，情况骤然起了变化。27日晨，我发现会场上挂有台湾旗，当即向布方交涉。布隆迪议长表示将通知政府立即降下台湾旗并查办悬旗人，布隆迪外交大臣则表示此事棘手难办。在当日中午外交大臣向国王引见各国代表时，我们发现台湾代表沈琦亦在场，于是我再次向外交大臣交涉，但对方不予理睬。为避免任何形式的“两个中国”出现，我在表示遗憾并作了有关说明后当即退场，未再参加其它庆祝活动。

当晚，布隆迪议长向我转达国王的意见，说布方了解我不能继续参加庆典活动的困难，也希望我能理解他们的难处，请我放心，他们只打算同中国建交而不会同台湾“建交”。国王还建议由议长陪我到基泰加行宫暂住一两天，待庆典结束后再同我商谈两国关系问题。

我考虑在此情况下继续留在当地在政治上对我国不利，遂向议长表明我不能继续在布隆迪停留，并感谢国王和他的盛意，重申我国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表示只要他们不同台湾发展关系，我愿随时到布琼布拉同他们商谈两国建交问题。

28日晨，我会见了布隆迪国王、首相、议长、外交大臣，他们再次就邀台湾代表一事作了解释，望我谅解并在庆典后再来布商谈两国关系。我向报界发表声明后当即离布返坦。

从那以后，每当布隆迪国王、首相、议长、外交大臣等来坦访问时，我都主动与之接触，以期增进友谊和相互了解，分社记者高梁和我又几度往访。1963年12月20日我应邀到布隆迪访问，21日就同首相达成建交协议并签署了建交公报，不久我国便在布隆迪首都设立大使馆并派出大使。但由于新老殖民主义在布的势力较大，以及其它种种原因，1965年1月29日，布隆迪首相照会我驻布使馆，提出暂时中止两国外交关系，直到1971年10月13日两国才复交。说来也巧，中布建交是我奉命出面商谈的，中断后复交又是我经手谈判的，因为那时恰逢我在外交部亚非司任司长。

乌干达

乌干达独立前为英国的“保护国”，1962年7月9日宣布独立后仍留在英联邦内。当时，乌干达自治政府既邀请我国派代表参加其独立庆典，也邀请了台湾代表。我国通知乌干达政府，表示接受邀请，并将派我为政府代表参加庆典，同时阐明了我国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

嗣后，在得悉乌干达当局无法改变其邀请台湾代表出席庆典的决定时，我们吸取了出席布隆迪独立庆典的经验，决定不派代表参加其独立庆典，而改派我驻坦桑使馆李钧参赞持陈毅外长致奥博特总理的电文去坎帕拉会见他本人，当面阐明我国不能派代表出席庆典的原因和坚决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并对其处境表示谅解。奥博特总理听后作了解释，希望我在庆典后到乌商谈两国关系问题。

△ 乌干达首都坎帕拉街景

10月16日,我应邀前往坎帕拉，18日同乌方签署并发表了两国正式建交联合公报。有趣的是，还是那个台湾代表沈琦，在多次活动想同乌干达建交的努力失败后，于16日我抵坎帕拉的当天灰溜溜地离去。而在我完成任务离乌返坦之后，台驻卢旺达“临时代办”丁懋时又到乌干达活动，力图进行破坏。

中乌建交后，国内旋即决定派李钧同志到乌干达建馆，并任命我兼任驻乌干达大使，于是我就经常往返于坦乌之间，直到1964年5月陈志方同志接任驻乌干达大使。

肯尼亚

肯尼亚是东非一个较重要的国家，1963年12月12日宣布独立之前为英国殖民地。肯尼亚经济上比乌干达发达，首都内罗毕是东非的交通枢纽，当时的领导人肯雅塔又是非洲老一辈的民族独立运动领导人，在非洲有较大的影响，因此，我国对发展同肯尼亚的关系相当重视。

肯尼亚独立之前，我曾数度往访，多次会见其主要领导人。他们来坦桑尼亚访问时，我或去他们下榻处，或请他们到使馆做客，因此我同肯雅塔等人的关系较好，特别是肯雅塔这个人很重感情，表示肯尼亚独立后不仅要同中国建交，而且要帮助中国同别的国家建交。

△ 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街景

中肯建交问题，实际上在肯尼亚独立之前就谈妥了。1963年12月12日肯尼亚宣布独立时，我国派陈毅副总理兼外长为政府代表参加独立庆典，14日双方就发表了建交联合公报，不久我国便派王雨田为驻肯尼亚大使。可惜的是，中肯关系后来经历了一些曲折，1970年以后两国关系才逐渐改善，1974年9月始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

赞比亚

赞比亚独立前原名北罗得西亚，为英国的“保护国，1964年1月实行内部自治，10月24日宣布独立。在其独立之前，我国同自治政府和执政的联合民族独立党一直保持着较好的关系，自治政府半数以上的部长曾访华。

自治政府总理卡翁达也对我国比较友好，赞比亚独立前他经常去坦桑尼亚，毎次我几乎都要和他见面。1964年6月他邀我去访问，他和四位主要部长一起接见并同我会谈，还主动安排我会见了10位部长。他和其他一些主要领导人多次向我表示，他们只承认一个中国，不承认台湾；只邀请我国派代表参加独立庆典，不邀请台湾；独立后将同我国建交。

△ 赞比亚首都卢萨卡

台湾的“外交次长”杨西昆在独立庆典前曾去访问游说，要求邀请台湾派人出席庆典，卡翁达总理虽然接见了他，但拒绝了杨的要求。同年10月24日，我作为我国政府代表出席了赞独立庆典；25日，卡翁达总统宣布同中国建交；29日，我与赞比亚外长卡普韦普韦以交换信件方式确认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埃塞俄比亚

关于同埃塞俄比亚的接触问题。由于我同肯尼亚的领导人肯雅塔的关系较好，他曾一再向我表示要帮我们发展同埃塞俄比亚的关系，并对我讲，他同塞拉西皇帝的交情较深，如果我想去见老皇帝，他可以写信给老皇帝，老皇帝一定会接见我。

为了让我有更多机会与埃塞俄比亚驻肯尼亚的总领事接触，肯尼亚的一位朋友特意安排带我和埃塞俄比亚总领事到他家乡去旅行。他是肯尼亚的卢奥族人，按照该部族的习俗，他们要用一种经过发酵的牛血款待客人，以示尊敬。

△ 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街景

牛血是用一根管子插入牛的血管里放出来的，盛在缸子里，存放一段时间发酵后，颜色是红黑白，就像脓血一样，其味道可想而知，但据说是一种极富营养的饮料。埃总领事说他们埃塞俄比亚有这种东西，他也常喝，这次他就不喝了，让远方来的贵客多喝些。肯尼亚朋友端起碗来一饮而尽。如果不喝，就是对主人不敬。因而，我端起碗来，鼓起勇气喝了半碗。也许正如俗话说的“虚不受补”吧，当天晚上我就闹起肚子来。

我在坦桑期间，除了为发展我国与坦桑的双边关系及与坦桑周边国家的关系而努力外，还奉命在非洲举行的几次重要国际会议期间，和一些同志在会外同与会国的一些领导人进行了接触和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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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世界博览》 

作者 | 何英

图片 | 源自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