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位全球顶级意见领袖最关注的十大国际热点 (六) : 全球化与不平等_风闻

2021年12月30日，全球化智库（CCG）发布重磅年度报告**《CCG对话世界：2021/2022智库关注十大热点》**，本报告根据2021年CCG国际对话、论坛交流、圆桌访谈、图书约稿等各类与世界沟通的思想成果，从600余位参与CCG活动、对话、交流和研讨及撰稿的专家中精选出120位具有代表性的全球意见领袖对于2021年度最受国际关注及2022年值得关注的十大话题的观点，旨在为官、产、学、研各界的研究和决策者提供第一手的国际观点，也为关注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的读者带来对2021年的思考和对2022年的启示。

全球化与不平等

随着新冠病毒新变种的出现，2021年的世界仍未恢复跨境人员流动，全球供应链被扰乱，地缘政治摩擦加剧，民粹主义力量方兴未艾，加深了人们对全球化的焦虑。全球化的一个负面结果是导致了不平等的加剧，改变这一状况需要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嘉宾们认为，全球化正在重塑过程中，但全球化的趋势不会改变。2008年前全球化达到了高峰，但因为各国制度多元化与统一的全球化形成矛盾，形成了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导致各国国内不满全球化的声音出现。为此，新的国际秩序应该更加人道、平等和包容，需要全方位改革，特别是在分配制度上进行改革，例如建立全球统一最低税率，创建新的跨国沟通规则和机制。

《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在****CCG名家对话“全球化的未来：一个更平，更深的世界？”上的发言

这个世界是快速的，融合的，深度的，开放的。我们来看看这四个词。当我说世界很快的时候，我的意思是在变化的速度上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技术变革的速度越来越快，随着芯片和通讯技术的进步，世界发展得很快。现在的世界不仅仅是平的，它是融合的。我们不只是相互联系，我们还相互依存。一艘船被困在苏伊士运河，里面有我在等的东西。在北京的辉耀也受到了影响。我们不仅仅联系在一起，我们融合在一起了。我们也被气候融合在一起。世界变得越来越深刻。深刻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词。因为我们现在所做的，是在各处放置监测设备。多年来，几千年来，世界一直在对我们说话，我们只是听不见。

《金融时报》副主编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在CCG名家对话“世界经济复苏时期的中国角色”**上的发言

在全球化体系中，经济和政治逻辑之间产生了一个永恒的矛盾，经济体系是全球性的，但并非一国体系，但植根于一国。政治体系则非全球性，而是国家性的，其职责也是国家的。在民主国家，人民的选举赋予了政府治理国家的职责。在这种情况下，保持政府间的国际合作需要建立全球秩序、全球治理和全球规则——在贸易、金融领域，和应对气候变化或其他问题建立这样的秩序、治理和规则。

CCG理事长王辉耀在CCG名家对话**“世界经济复苏时期的中国角色”**上的发言

我认为全球化正在进行。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我们越是纠缠在一起，就越不能自拔。我们现在对抗的越多，我们就越不能建立信任。情况似乎正在变得更加复杂。在过去的100年里，全球化现在或许已经达到了它的顶峰，但是它也带来了非常糟糕的情况。例如，美国富人顶尖1%的人口拥有的财富可能相当于近一半美国大众拥有的财富总和。财富分配不均，中国可能成为替罪羊。跨国公司在全球运营，全球化确实利润丰厚，但它不一定真正有利于总部国或者东道国。全球治理正落后于全球实践。我赞同拜登提出来的统一最低税的全球实践，还有处理数字税的问题，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调整，这大家都可以参与、公平分享跨国公司全球运营的成果，而不是中国承担所有的责任。这样政客们就不会提出那些头头是道的预言来引发民粹主义的泛滥。当然，中国从全球化中受益了。但问题是我们应该有一个更加平等更具包容性的增长。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安格斯**·迪顿（SirAngus S. Deaton）在CCG名家对话****“21世纪的反思：全球化发展中的不平等问题”**上的发言

应该谨慎区分不同的不平等。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工资不平等，想到前1%的人，会想到收入不平等。然后，我认为也是愈发重要的，美国一些政客，比如伊丽莎白·沃伦，更关注财富不平等而不是收入不平等，就像你说的，疫情期间，美国的财富不平等相较于欧洲更为显著，比如，美国股市看涨，大部分是由于大型科技公司在美国，正是它们疫情期间的巨大成功，推动了股市上涨。但在我们的书中，也写到了尊重的不平等，这在美国似乎是伴随教育出现的，因为受教育程度低的人被落在了后面，没有在政治上被代表，当今国际关系的主要推手在国内，这也恰恰是马丁·沃尔夫说的，民主是地区性的，但全球化是全球性的。今天全球化受到的最大威胁来自国内，而不是国家间，我们认为，如果你不尊重这种分离，或者抛弃支持民粹主义解决措施的人，那才是对全球化真正的威胁。如果特朗普再执政十年，全球化最终还有多少影响力就不得而知了。

耶鲁大学历史学家韩森（Valerie Hansen）在CCG名家对话**“千年前的世界：全球化如何改变人类社会”上的发言**

在公元1000年时，在全球化伊始之际，全球化的力量要弱得多。而且对于全球化的制约，像是运输的风险，贸易的成本也要高得多，因此基本上没有太多陆路贸易。航运成本非常高，驼队也有迷路的风险，驼队成员在也有被抢劫杀害的风险，所有这些制约在过去都比在现在强得多。我认为随着我们继续进步，我们需要考虑未来要设置什么样的制约， 以及机构来平衡全球化的影响。这次疫情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全球化进程上的一个制约，我们用了超过一年的时间来认真的思考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以及我们未来前进的方向。对此我认为也许一个未来学家而不是历史学家能给一个更好的答案。

美利坚大学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跨国挑战与治理中心主席安明傅**（Amitav Acharya）为CCG图书《共识还是冲突****？****–**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供稿

分析人士和决策者考虑的不应是“全球化的终结”，而是全球化正在发生什么改变，全球化出现了哪些新的表现形式，以及如何让全球化进程在应对新冠疫情等挑战时变得更加公正、人道、包容和有效。在重塑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绝不能以西方的思想、规范和制度为标杆。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问题上，许多人先入为主地认为关于治理、发展、安全和公正的“良好”规范和有效机制均由西方国家首创，于是它们就自然地被认为要优于非西方国家的“低劣”思想和不健全的治理机制。

CCG联席主席、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何亚非为CCG图书**《共识还是冲突****？****–**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供稿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早在2014年就总结出了影响美国全球政治和经济走向的最大变数，他称之为“政治衰败（political decay）”。近年来，由于美国内部强大精英集团的操纵，政治衰败变得更为严重。美国的政治混乱和政治失序根源于贫富差距扩大导致的不平等，这与全球化不无联系，但更与美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息息相关。

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美国前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Susan A. Thornton）在CCG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线上特对话**“后疫情时代的中美关系与全球治理”**上的发言

实际上，1990年代是全球化的十年，我们可能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达到了全球化的顶峰。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更新过全球化的机构，我们也从来没有真正坐下来，从根本上思考过全球化如何改变国际话语和国家共同运作的方式，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做到这一点。现在我们在这个国际体系中发展了，中国不断提到联合国宪章，但联合国宪章并不足以继续在全球化的世界中为我们服务。我们必须创新这些跨国跨境现象的规则和机构。中美的系统相互难以兼容，所以我们要如何建立这种规则和体系？在我看来，我们从来没有真正进行过这种对话。现在中国说美国制定了所有这些规则，所以不接受，而美国则说中国正试图抛弃所有的规则，并将其系统强加给所有人。如果你想想我们是如何建立现有的国际秩序的，就会发现现在双方的这种沟通方式都是无效的。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软实力”提出者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在CCG名家对话****“中美软实力与竞合未来”**上的发言

全球化的影响之一就是对国内社会的部分群体产生了挑战，这激起了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情绪。每当破坏性的社会变化发生时，都会看到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的参与。从很多国家的例子中可以看出，民族主义对国内的人民很有吸引力，但由于它将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区分开来，并扮演敌对角色，所以它对其他国家没有吸引力。这对美国是一个问题，对中国来说也是个问题。例如，中国的“战狼”外交在中国很受欢迎，因为这是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回应，在其他国家接受度却不高。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高级研究员玛丽·拉夫利（Mary Lovely）在CCG第六届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特别线上论坛上发言

什么使世界各国脱离全球化？首先，对于国内再分配的需求。最近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同富裕”理念，拜登总统讲“重建更美好世界”。许多人认为并没有享受到过去几十年全球化创造的巨额财富。其次是快速科技发展和激烈社会变化带来的不安。人们想要主导这些变化获得更多这方面的安全感，希望它能够按照自己主导的方式发展。 

CCG秘书长苗绿作为2021二十国集团T20联席主席在T20****意大利启动视频会议上的发言

我们如何才能真正推动全球化2.0或3.0的发展？G20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应该发挥更多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实现了跨国流动，加剧了国家内部的不平等，所谓的企业税收洼地导致分配体系不平衡，让很多发达国家中低收入群体感到没有从全球化中获益，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民粹主义的崛起。如果G7能就全球最低企业税率达成共识，对G20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启发。G20智库也应开展对全球最低企业税率可能对投资、贸易、税收、预算等方面产生的影响进行全面评估。如各方达成一致，实行15%的全球最低企业税率，那么世界上的税收洼地将不复存在，有利于推动包容性的全球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