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2022 百位全球顶级意见领袖最关注的十大国际热点 (一) : 中美关系_风闻

2021年12月30日，全球化智库（CCG）发布重磅年度报告**《CCG对话世界：2021/2022智库关注十大热点》**，本报告根据2021年CCG国际对话、论坛交流、圆桌访谈、图书约稿等各类与世界沟通的思想成果，从600余位参与CCG活动、对话、交流和研讨及撰稿的专家中精选出120位具有代表性的全球意见领袖对于2021年度最受国际关注及2022年值得关注的十大话题的观点，旨在为官、产、学、研各界的研究和决策者提供第一手的国际观点，也为关注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的读者带来对2021年的思考和对2022年的启示。

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不仅对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也对全球化的走向至关重要。2021年适逢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各方嘉宾在对话中重点关注的是拜登入主白宫后，中美关系在当前的定位、双边可能存在的合作领域、中美贸易战的走向以及中美关系对全球格局的影响。各方的共识是，中美当前处于既竞争又合作的状态或者“合作式竞争”中，应避免走向对抗；中美彼此之间存在的合作领域包括a气候变化和全球公共卫生等领域，并应寻求在基础设施合作等方面的合作机会，如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B3W”之间的对接。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对双方都带来了影响，因此双边应该寻求逐步削减关税，设立解决中美矛盾，强化沟通的常设性办公室，加强双边智库沟通，增加在国际热点问题上的合作等措施，以增进战略互信与关系协调。

《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在****CCG名家对话 “全球化的未来：一个更平，更深的世界？”上的发言

你只有一次机会留下第二印象，不是第一印象。中国和美国现在确实需要给彼此留下第二印象，双方都需要给彼此一个全新的第二形象…你不想被看作霸权者。没人喜欢霸凌，你知道我怎么知道的—因为没人喜欢美国。冷战后，我们认为自己是超级大国，可以去任何地方，让各国做任何事情，他们认为我们是一个霸权者，没有人喜欢霸权。当人们看到你做了努力时，人们青睐并愿意作出回应。我们需要那么做，中国也需要那么做，这样我们都能够给彼此留下第二印象。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创始院长、“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T. Allison Jr.）在CCG名家对话**“新时期的中美新竞合”**上的发言

我认为“修昔底德”式的竞争往往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这是疯狂的，对中美都是如此。所以现在的出路就是我们找到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办法。我们应该尽己所能去寻找，学习宋辽的“竞争伙伴”关系，从冷战中吸取教训，从美苏竞争中学习，我们应该尽可能多地学习过去的经验教训，在所有的可能中寻找出路。如果我们一方攻击另一方，双方都会被摧毁，这是一种自杀行为。我把这比作不可分离的连体双胞胎，当有双胞胎有一方冲动行事时，它能毁灭双胞胎中的另一方，但同时也毁掉了自己。这就是核武器的例子，也是当今中美关系的现实。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在CCG名家对话“中美软实力与竞合未来”**上的发言

我认为我们应该把中美关系看成是“合作式竞争”（Cooperative Rivalry）。中美之间会有竞争，有一个传统类型的竞争领域。但当涉及到生态问题时，例如气候问题或是疫情，我们必须能够实现生态上的相互依赖，这是全球化的一种形式，是一种必要的合作。软实力并不是零和的，软实力可以是正向的，双方可以同时受益，虽然不是总是，但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和中国找到可以合作的领域是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在其他国家眼中会更有吸引力。大多数国家不希望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在这种程度上，当我们看到合作，特别是在全球公共产品的生产上，你可以想象增强中国的软实力同时也在增强美国的软实力。

布鲁金斯学会名誉主席约翰**·桑顿（John L. Thornton）在CCG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特别线上论坛“中美智库对话-全球挑战下的新竞合：中美关系去向何方？”**上的发言

2050年的世界人口将达到约100亿人，20多亿人来自非常贫穷的国家。难道大家认为，如果富国主要是争论甚至是相互争斗，而世界上其余绝大多数国家仍然陷于贫穷、营养不良、成为气候变化的受害者、成为移民和疾病及贫穷的来源，世界会变得更好吗？或者还是最富有的强国有责任共同合作，带领世界走向一个更安全、更繁荣、更和谐的地方更好？不管是什么原因，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美国和中国，肯定有较大的来领导世界的责任。… 因此，当我们谈论竞争和合作时，我可以理解国家之间的这两种想法。但我无法理解对抗。对抗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甚至不应该考虑这个概念。这个世界是无法承担对抗的。世界上的主要国家究竟应把时间用来争论或互相对抗，还是应把时间用来试图让世界变得更好？在我看来，答案是非常明显的。而我们越早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越有权利要求我们的领导人把这件共同发展的大事做好，就像50年前尼克松、毛泽东和基辛格他们做的那样。

**CCG顾问、财政部前副部长朱光耀在CCG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特别线上论坛“中美智库对话-全球挑战下的新竞合：中美关系去向何方？”**上的发言

中美两国今天的所处的情况及相互间的关系已经与50年前大有不同，其中很关键的不同在于，中美间的经济联系现在非常紧密。两国不仅每年有超过5000亿美元的贸易额，而且在投资和全球治理协调等领域也紧密相连。但是，我们也面临着新的挑战，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国内舆论都出现了民粹主义和其他一些不同的声音。因此，当下我们真的需要两国首脑的有力领导。我们必须遵循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的除夕通话精神。我们应该扩大我们的共同点，使我们的合作得到更广泛的扩展。两国社会，包括学术和人文交流必须得到真正的加强，以巩固我们的人民基础。中美也应加深相互了解与合作。

兰德公司主席罗伯特·霍马茨（Robert D. Hormats）在CCG、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RSIS）和兰德公司联合举办的“合作性竞争是否可能”线上圆桌会议上的发言

当美国与中国打交道时，我们其实是在与一个非常古老的文明，拥有3000到4000年的文明打交道。我们必须了解中国的社会。我们必须理解中国的公众舆论，理解中国确实有悠久的历史。要明白这段历史反映在中国人看待世界和政府的方式上。

新加坡外交部巡回大使、新加坡国立大学国际法学中心主席许通美（Tommy Koh）在CCG、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RSIS）和兰德公司联合举办的“合作性竞争是否可能”线上圆桌会议上的发言

世界是足够大的，大到足以容纳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和正在崛起的中国。如果华盛顿和北京的理性能够占上风。那么冲突是可以避免的，而竞争也不会倾覆。然而，如果不能保证情况如此继续的话，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冲突仍然是可能的。

前美国驻华大使**、基辛格中美研究中心创始主任芮效俭（J. Stapleton Roy）在CCG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特别线上论坛****“中美智库对话-全球挑战下的新竞合：中美关系去向何方？”**上的发言

我认为基辛格博士50年前对北京的访问非常值得纪念。因为它说明，当国家利益能够通过合作得到满足时，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就无法阻挡这种合作。制度的差异，已经成为美国思考中国的一个大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确实影响了合作，但不应该在符合国家利益的时候阻止合作。尼克松和基辛格是在中国文化大革命还未结束，两国间政治体系差别巨大时与中国恢复关系的。但当时，美国为了合力对抗来自苏联的威胁，把中美间的体制差异放在一边，选择了合作。因此，如果说当今世界对于中美作为大国有什么责任要求的话，从基辛格访华中我们就能得出，中国和美国的责任就是有必要进行合作。我们不应该让政治体系差异阻碍这种合作。所以我认为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访问。从历史上看，它为中美合作创造巨大共同利益提供了可能性。而这些共同利益，在我看来，有必要继续维持且推进提升。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戴维·兰普顿（David M. Lampton）在CCG名家对话“展望‘一带一路’与‘重建美好未来’倡议: 竞争还是合作？”上的发言

在某种程度上，中美关系正处于自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华以来最难以预料的时刻。对于这种史无前例的状况来说，没有人能自称专家。这是一个我们从来没有面对过的情况。因此，借用邓小平的一句话，我认为中美双方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我认为我们正在进行一种循序渐进的尝试，以了解我们如何能够在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中处理这种关系。此刻的处境与40年前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自然是中国经济实力的迅猛发展以及其在塑造区域经济结构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能力，军事力量的对比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我想习主席和拜登总统已经达成共识，当前我们首要规避的是“灾难性的错误”。

美国前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Susan A. Thornton）在CCG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线上特对话**“后疫情时代的中美关系与全球治理”**上的发言

我认为，美国对华态度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转变，从特朗普时期对华的狭隘和敌视态度转为更具建设性的对华态度还需要一定时间。这只是政治心理学和媒体叙事方式导致的。所以你会发现污名化问题是需要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解决。 特朗普关于中国的叙述有助于在某种程度上激发国内对拜登计划某些部分的政治支持，当存在政党更迭时，竞选期间候选人都会对中国表示强硬。对华强硬态度我们可以在美国历任总统像里根、克林顿和布什身上都能找到影子，奥巴马可能没有那么明显，但看到美国总统上任后第一年总会对中美关系有所调整，所以拜登已经在这方面做了6个月。他有很多想法，也非常了解中美关系。在看到他与普京的会面以及与习近平主席见面的迫切希望。我觉得他认为自己是美国中美关系中的领导者，并希望推动这种关系良性发展。这要花更多的时间，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举行了几次会议，但这还远远不够。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ASPI）副总裁、前美国TPP谈判代表、前美国贸易副代表温迪•卡特勒（Wendy Cutler）在CCG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特别线上对话“风云变幻国际局势下的多边贸易体制”**上的发言

如果美国和中国能够找到一种方式逐步骤取消双方加征的进口产品有关关税，将会对全球多边贸易体系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哪怕这仅限于在医疗产品贸易，一部分环保产品，或只是对等地取消一些关税，我认为这都会是世贸组织向前发展的一剂真正的强心针。我们都知道这其中的历史，实话实说，这些关税对两个国家都没有帮助，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在彼此的进口之间设置了如此大量的贸易壁垒，也破坏了世贸组织的相关性和可信性。 

CCG联席主席、亚洲协会香港中心主席陈启宗（Ronnie C. Chan）在CCG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特别线上论坛**“中美智库对话-全球挑战下的新竞合：中美关系去向何方？”**上的发言

我们必须有一个基于规则的社会，但当你有一个国家大到可以自己制定“我制裁你”的法律，那还是基于规则吗？当一个国家大到可以完全拒绝规则的时候，却仍然给人一种我就是规则，我就是正义的感觉，但现实是，查看历史，美国破坏的国际规则可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在过去的200年里，世界看到了亚洲的衰落，也看到了西方的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无可争议的世界领袖，它做了很多好事。但另一方面，虽然它做了很多好事，但如果不保持自律，而保持自己复杂的优越感，那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如果崛起了，就会认为（中国）扰乱国际体系。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中国商务和经济学高级顾问兼主管甘思德（Scott Kennedy）在CCG第六届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特别线上论坛上的发言

现在，人们愈加认识到，地球的存续依赖于全球合作，但是这一点还没有成为坚定的信仰。当逼不得已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做出其他选择。是双赢、竞争还是生存？在保护中美关系良性发展必要性的动机上，我们并没有达成一致。这也是我为什么担忧，中美各自的小小试探可能会累积成对彼此更大的挑战。智库需要研究如何才能阻止中美关系继续滑坡，以免世界

更加分裂。

CCG理事长王辉耀在CCG第六届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线上特别开幕对话“智库在公共外交中作用与交流”上的发言

我相信，随着中国的开放，脱钩不能够真正的存在。中国建立了21个自贸区，海南是其中最大的。金融领域保持完全开放。但是拜登政府仍然在谈论中国的技术、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中国现在和美国公司相比，申请了更多的专利。全球最大的专利申请量来自于中国。中国企业和全球其他公司一样，对知识产权保护问题非常重视。所以我认为事情可以被解决，并且中国目前想进入到曾经由美国主导的以TPP，现在是CPTPP这个更高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中去。知识产权、国有企业改革、环境保护标准、数据流通、劳动者权益等方面，中国并不惧怕改变并且愿意积极参与，也包括WTO改革。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杜大伟（David Dollar）在CCG第六届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特别线上论坛上的发言

许多全球性议题都需要美国和中国合作应对，其他许多国家的参与也非常重要，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形成了共识。在这个时代，中型国家正在发挥重要的作用，例如，正是这样一些国家让TPP得以落地。因此，我们不要再局限于中美“两国集团”的构想。但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国家，如果双方不能合作的话就很难想象全球发展能够有效推进。两国更有可能通过多边方式而不是双边方式合作。导致中美两国双边关系恶化的因素有很多，而且我认为未来几年这种情况不会改变。但在加强各种国际性机构上，中美双方仍存在共同利益。 

美国对华关系委员会**（CFR）高级研究员爱德华·奥登（Edward Alden）在CCG****第六届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特别线上论坛上的发言**

贸易方面，美国对华战略见木不见林，过于关注细节而缺乏宏观战略。长期以来，美国希望通过贸易刺激中国进行经济甚至政治改革，从而使中国加入并且捍卫国际贸易体系及其规则。特朗普政府摒弃了这一系列积极议程，转而通过双边关系中的压力，例如高关税，试图迫使中国做出改变，但结果对于两国来说都不利。拜登政府基本继承了特朗普时期的关税政策，但同时也做出改变，不再认为光靠美国就可以改变中国的行为。如今，拜登政府放弃利用双边接触改变中国，开始追求塑造一个对美国及其合作伙伴盟友有利的全球环境。

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区董事长斯蒂芬**·罗奇（Stephen S. Roach）在CCG名家对话“变化中的中美关系：国际影响与未来发展”**上的发言

我有一个建议是两个国家建立一个常设办公室。这将是一个由来自中国和美国的大量高级专业人士组成的办公室。他们将在一个中立国家的办公室里共同工作，比如瑞士，他们全职工作，处理中美关系的所有方面，从贸易和关税问题到技术问题，到健康、气候、网络问题，他们为政策联合数据库制定联合建议。他们还管理两国之间因他们签署的协议而产生的争端。

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George H. W. Bush Foundation for U.S.-China Relations）首席执行官兼总裁方大为（DavidJ.Firestein）在CCG名家对话****“中美交流50年-半个世纪的回顾与展望”**上的发言

我认为美国和中国作为在阿富汗拥有重大利益的参与者需要走到一起，真正互相交谈。了解各方的想法和对情况的评估。各个国家打算如何与阿富汗打交道，我认为可以做很多事情来交换意见。任何时候当全球性的危机或全球挑战来临时，中美两个国家都必须坐在谈判桌，美国和中国是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两个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成员，目前在全球经济和政治发展方面的主要全球参与者。阿富汗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坐下来谈谈双方对那里发生的事情有什么看法是有益的。

美国卡特中心**（Carter Center）首席执行官佩吉·亚历山大（Paige Alexander）在CCG名家对话****“卡特总统与中美建交-中美关系的回顾与展望”**上的发言

中国现在有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我们希望，当阿富汗的局势稳定到可以接受外国直接援助和其他投资时，你们可以将喀布尔纳入 “一带一路”。目前来说，美中合作的关键是在联合国保持意见一致。我们的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中国的外交部长在8月有过两次电话通话。第一次通话讨论了在阿富汗的美国和中国公民如何和平撤离，第二次通话是关于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合作，向塔利班施压，以允许想要离开的当地的阿富汗人可以持续撤离，并允许人道主义援助的流入和停止支持国际恐怖主义。北京也促进了美国和塔利班之间的初步对话，中国可以继续发挥这一作用，因为在华盛顿还需要一些时间来决定是否承认塔利班政府。因此，是的，我确实相信美国和中国可以在阿富汗合作，但细节决定成败。